9837号馆文选__本馆其他太平天国相关文章总目和链接

前言 　　 　　上海自鸦片战争开埠，至太平天国时期，已初步发展成“洋货百物辐辏”的通商港口，对于定都南京（天京）的太平天国而言，夺取这个长江口的出海口，不但可以截断清廷南北漕运的命脉，更可凭借通商口岸的便利，发展与西洋各国的贸易，获取稳定的外国武器和军事物资供应源，同时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 　　在1853（清咸丰三、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春太平军刚刚占领天京时，上海的防御是相当空虚的，清苏松太道吴健彰拼凑了一些兵勇并雇佣洋船，但兵勇中有许多广东潮勇，而这些潮勇中又有相当多小刀会众，其战斗力相当低下。当时英、法等国尚未能在上海获得租界，和清廷矛盾尖锐，且慑于太平军的胜利威势，普遍持坐观成败态度，英国公使文翰就几次拒绝了吴健彰等要求“助剿”的请求，这时太平军如果决议先取苏南，再攻上海，成功机率是很大的。但洪秀全、杨秀清等过于乐观估计了形势，在定都不久就派出大量精锐“扫北”，企图一举攻克北京，消灭清廷，随即又为了解决天京守军粮食问题派兵西征，略取上游粮源，剩下的兵力有限，只能困守天京、镇江、扬州三地，无力再行东下，贻误了夺取上海最有利的战机。 　　当年9月7日，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此前及此后还曾一度夺取嘉定、青浦、宝山、南汇、川沙等县、厅，起义后不到一个月，首领刘丽川等就改用太平天国年号，派人分水、陆两路向天京天王洪秀全送奏章，表示愿意服从太平天国的领导，但两封信都未能送到。在起义前，小刀会曾派人向太平军请兵攻打苏州、常州，时在1853年4月间，此刻太平天国主持军政大计的东王杨秀清听说小刀会起义，便写了一封檄文，一方面质疑小刀会为何迟迟不按约进兵，另一方面劝说他们归附太平天国，这封信是否送达，不得而知。但自此直到1855年2月17日小刀会退出上海，太平军始终未向上海派出一兵一卒。 　　太平军与小刀会都有联合的愿望却终于未能联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小刀会方面，虽然他们尊奉太平天国年号，使用其旗帜，甚至在布告中引用太平军常用的《圣经》语言，但他们仍然自称“大明”，崇拜偶像并吸鸦片，这些都为天国教义所不容；在太平天国方面，除了主观上的问题，客观上兵力不足，清江南、江北两大营近在肘腋，也的确难以分兵远顾。镇江守将罗大纲本系天地会众，和小刀会有较深渊源，曾在仪征准备皮篷小船600只，打算顺江突破清水师封锁，支援上海城，但罗不久便被调离，此事就此搁置，太平军又浪费了一个获得上海城的良机。 　　1856年天京事变爆发，东王杨秀清以下大批太平军领袖、骨干将士不是被杀，就是出走，太平天国势力大衰，疆域日蹙，再无力东顾。直到1860年5月，太平军集中兵力，用“围魏救赵”之计大破清江南大营，并在很短时间内席卷苏南，这才再一次把夺取上海提到议事日程上。 　　自1860年6月至1862年10月，太平军曾三次进攻上海，与淮军、中外混合的洋枪队以至英法正规海、陆军进行了多次激烈战斗。现就这三次上海之役概述于下。 　　 　　 　　 　　战前准备： 　　 　　太平军方： 　　 　　6月2日，太平军李秀成部攻克苏州，建立了苏福省，苏州也成了此后各次进攻上海之役的后方基地。23日，李秀成部将陆顺德、麦冬良自昆山进克嘉定县城，这是太平军所攻克的今上海县境第一座县城，26日，退出嘉定，7月1日，攻克松江府城，斩清娄县知县卞乃渑；22日，乘胜再占嘉定，与此同时，另一支太平军赖文光部（属英王陈玉成）也攻克青浦县城，建立了进军上海的桥头堡，此前，忠王部下大将陈坤书、陈炳文攻克嘉兴府，从南面对上海形成包围之势。 　　陆顺德部是偏师，兵力不多，而赖文光部则多为新兵，战斗力更差，两部并无进攻上海的实力，而此时忠王李秀成的主力却滞留苏州长达两月之久。其按兵不动的原因，一是新占地区内有枪船、团练等大量地方武装需要剿抚；二是天王所给的一个月期限已到，英王陈玉成坚持要与忠王一起按约定西援安庆，两人争议不下，以至需要干王6月下旬专程赶来苏州协调；三是忠王在短短一月内大量收编降卒，部队规模急遽膨胀，需要一定整编、训练时间才能出战。 　　在此情况下忠王一面命令陆顺德等积极进扰，一面采取政治、外交手段，企图以谋略攻取上海。6月23日，美国传教士海雅西等三人自上海访问苏州，和忠王进行了气氛友好的会谈，旋即返沪， 6、7月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等5人也抵达苏州 。由于忠王昧于国际大势，误以为和太平天国同样信奉上帝的欧美各国也与他们一样由官员兼任传教任务，把他们当作“外国文官”，并兴奋地派人上奏天王洪秀全，报告“洋人来降”，并请求曾在香港居住多年、和洋人有过交往的干王前来苏州“和教洋人”；天京方面对“洋人来降”同样十分兴奋，不但下诏嘉奖了忠王，还特意一并褒奖了洋人。8月2日，专程再次赶到苏州的干王会晤了第二次来访的艾约瑟等，由于干王曾在香港、上海居住，和几位传教士熟识，会谈气氛较为融洽。 　　几位传教士面见忠王时曾递交了英文名片，这更加深了不识外文的忠王的误解，以为他们是“来投芳版”的政府官员，遂产生了利用和他们同样信奉上帝、此前又把咸丰皇帝赶出北京城的“洋官”为内应，和平进驻上海城的意图。自6月至8月，忠王、干王多次托传教士带信给各国公使，希望它们支持、至少不干涉太平军进驻上海，由于在此期间从上海前来苏州等地做军火和其它生意的外国人络绎不绝，其中颇有随口对太平军表示赞赏的，这更让忠王等觉得洋人对太平军至少没有恶意。 　　在外交努力的同时他们也积极联络其它内应。据忠王自己7月6日给陆顺德信中说，上海清军中有“三千余”两广兵勇愿为内应，实际上内应者系清方下级军官、广西人余义政、郭功德等，总数不过百余人。 　　大胜之余、门户在握、洋人支持，兵勇内应，这些“有利因素”综合起来，自然让忠王和他的部下对轻取上海充满信心。 　　 　　清方： 　　 　　清方此时镇守上海的主将为署理江苏巡抚薛焕，全军不足4000，处处分防，捉襟见肘，薛焕曾请求浙江提督张玉良拨兵3000、驻扎江北的总兵曾秉忠率长龙战船30艘来援，却迟迟不到，加上兵勇中有许多是溃卒，战斗力十分虚弱，不过苏南尚有许多地方枪船、团练武装听命于清廷，统归驻节常熟的清在籍内阁学士、江南督办团练大臣庞钟璐节制，这些游杂武装骚扰太平军后方，阻断水陆运输线，劫杀零散官兵，在太平军侧翼形成了一定牵制。但无论如何，仅凭清方自己的力量，是绝对守不住上海城的。 　　与1853年不同，此时的英、法等国已在上海开辟租界，大量洋行、外侨云集，上海对于它们而言，已是势在必守的利益攸关所在，因此他们一面在北方与清廷开战，一面却在上海和清廷地方官员合作。早在5月26日，应薛焕、苏松太道吴煦、上海知县刘郇膏请求，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连衔发布通告，表示将以武力保护上海租界和县城，次日，法军200人进驻城外董家渡，英军则保卫城西和通往苏州的大路；6月初，得知苏州失守，吴煦又致书法国驻军司令孟斗班，希望法军协防嘉定、太仓、昆山等地。但英、法两国此刻还不愿放弃“中立”立场，只愿协防上海，而不愿深入攻击，于6月底赶到上海的英国全权额尔金、法国全权代表葛罗旋即下令法军300人驻扎上海县城中城隍庙，协防东门、北门，另派25人驻城外徐家汇，以保护法国人建立的徐家汇天主堂；英军900人则守卫上海西门、南门，全军1200余人，包括法国海、陆军，英国皇家陆战队和锡克雇佣兵，由英国军官卡恩尼克统一指挥，此外，黄浦江上还有英国“红隼”号炮舰、法国“香港”号兵轮和几艘炮艇巡弋。英、法两国守城期间军费均由著名富商、四明公所董事、捐纳候补道杨坊筹措。 　　英、法各国出于本国利益考虑，对太平军种种友好表示一概不予理睬，甚至连干王、忠王的信函也不许拆阅。英国驻上海领事密迪乐因拆阅忠王来函，被公使普鲁斯训斥，并最终被调离上海，显然，太平军对英、法各国政策的理解，与实际情况间有相当大的差异。 　　早在1853年，吴健彰就曾临时雇佣过外国民间战船，此刻大兵压境，薛焕、杨坊等故技重施，6月2日，苏州被太平军占领当天，由杨坊出资、美国人华尔负责招募，组织了一支全由外国人组成的“洋枪队”，全队不足300人，军官多为欧美各国在沪水手、逃兵，士兵则基本为马尼拉（即菲律宾）人，以华尔为领队，美国人白齐文、法尔思德为副领队，驻扎松江广富林。这支雇佣军采用西方编制，全部装备洋枪洋炮，但人数太少、纪律性太差，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上海城防薄弱的状况。 　　此外，租界外国侨民还自发组织了“万国商团”，由英、法军官协助指导训练，只负责保护租界本身。这支民兵性质的武装人员老少错杂，国籍众多，仅具有象征性的作用。 　　 　　外围战事： 　　 　　陆顺德部抵达松江后很快便与华尔的洋枪队交手，并将其击溃，华尔逃回上海后重募300余人整训，暂时失去战斗力。 　　陆顺德向忠王报捷，并提出先取宝山、再与忠王主力会攻上海的计划，忠王复书赞同，并告知上海城中内应情况，希望陆顺德予以配合。于是陆率大队于7月15日出北门，经城北生生桥而东，欲攻宝山，进至泗泾、七宝一线，遭到当地民团蒋鹤部阻击受挫，被迫撤退。 　　陆在出城时由于轻敌，未闭城门，也未侦知离城不远的黄浦江豆腐浜即驻泊着清方已革苏州知府吴云、候补州同应宝时所率船队，附近米市尚有华尔洋枪队80人，吴云等侦知城中空虚，即于当夜以洋枪队40人为前锋，水陆兵勇数百为后队，潜入松江南门偷袭，守军猝不及防，自北门退往青浦，陆顺德闻松江已失，便向泗泾撤退，途中被民团截击，受到一定损失，遂转道昆山，22日，再次攻克嘉定县城。 　　陆部在七宝等处的损失没有记载，松江城内一役，清方薛焕奏称杀死太平军千余人，当是夸大。忠王在破江南大营前在江南全军兵力不过20000，一说仅7000人，而陆顺德并非其最重要的部将，又一直率偏师前出，战事倥偬，不可能如忠王主力那样得到较多补充扩编的余裕，所部连眷属老弱应不过二、三千人，否则便不可能在七宝为民团所阻了。其以主力攻宝山，城中当多系眷属、老弱，没有什么战斗力，而且以攻城清军单薄的兵力，也断乎不可能斩获远比自己人数多得多的“千余贼”，应该说，陆顺德部在此役中所受的人员损失并不大，因此他们才能很快恢复元气再克嘉定，进屯南翔镇，并随即配合主力参加了进攻上海县城的战斗。 　　但是松江的陷落却打乱了太平军既定战役部署。由于松江失守，对宝山的进攻不得不搁置，太平军只能暂时把精力集中在对青浦、嘉定二城的守卫上。更严重的是，清方在城中意外截获了忠王致陆顺德的两封信函，从而得知城中内应之事，并因此加强了侦察和戒备，这给战役的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预后效应。 　　清方被此次意外胜利所鼓舞，吴煦立刻派参将李恒嵩自上海率兵勇至松江，偕华尔洋枪队会攻青浦。青浦守将原本是英王部将赖文光，由于英王对进攻上海态度消极，此刻已将赖部调离，守将由忠王部将周文嘉接任，周此时爵位为绫天豫，为天国六等爵中第五等级，地位很低，所率兵力当非常有限，因此一面坚守，一面飞书忠王告急。清军与洋枪队包围城池，水陆环攻，周文嘉凭城坚守不下。 　　8月1日，忠王得知青浦告急，立刻率轻骑往援，次日，在青浦城下大破清兵和洋枪队，解除了青浦城的包围，上海大震。 　　此役清方兵力，洋枪队为欧美人100，马尼拉人200，李恒嵩部兵勇，有记载为“约万人”，明显夸大，当时整个上海地区清军兵力也只有4000－5000人；太平军方面，守将周文嘉部估计连老弱只有数百人，而忠王从接获告急到抵达青浦，仅用1、2天时间，当是精锐轻骑，兵力也不会太多，考虑到此后进攻上海时连同陆顺德部也才“3000余人”，这支轻骑兵力当在3000左右，但由于全系精锐战兵，战斗力应该较强。清方所受损失，据忠王称“杀死洋兵六七百人，得洋枪2000余条，大炮10余条，洋刀300余口，舟只数百余条”，显非事实，据当时上海洋人报纸报道，洋枪队死伤三分之一，华尔身受5伤，炮船全部丧失，而清军损失未见记载。 　　薛焕听到败报后接连向清廷上奏，希望已署理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和负责浙江军事的杭州将军瑞昌派兵援助，曾国藩正在围攻安庆，推诿不至，瑞昌则奉清廷谕派张玉良援沪，但张部受阻于嘉兴城下，未能赶到。 　　洋枪队副领队白齐文、法尔思德再募西方人98名补充，于8月9日与李恒嵩合队再攻青浦，又败，此役洋枪队损失约100人，清军李恒嵩几乎被俘，退回松江城，太平军缴获大量枪炮。 　　忠王乘胜东追，8月12日，再克松江府城。 　　薛焕等紧急请求清廷调扬州李若珠部水师、淮扬镇总兵曾秉忠长龙船30艘，及瑞昌部浙江兵四、五千人赴援，清廷转饬照办，并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希望他设法兼程急进，救援上海，但曾秉忠部由于降将薛成良忽然在苏北叛变耽搁了行期，浙江兵则被嘉兴城牢牢牵制，不能前进，曾国藩更是百般推诿，不发一兵一卒。无奈之下薛焕只能乞求英、法帮忙巩固城防。 　　不过此阶段清方也有意外收获，由于提前截获了内应情报，清吏很快侦知内应兵勇的情况，并于8月10日凌晨诱捕杀死了余义政，旋即捕杀了郭功德等内应官兵100余人，而太平军方面对此并不知情；此外，8月2日，外国传教士艾约瑟等5人再访苏州时，已告知干王各国领事根本未拆阅干王等的信件，且县城和租界已由英法两国军队协助防守，干王虽表示激动和愤慨，但竟未将这一重要情报告知忠王。 　　 　　第一次上海县城攻防战经过 　　 　　8月16日，忠王弃松江城，自松江、青浦两地同时进军上海，当日攻占泗泾，并击破民团于陈家庙，杀死团首陈垣壁；次日，进抵土堡、蟠龙、虹桥、法华镇等地；与此同时，陆顺德部也自南翔、江桥进克真如，兵锋直指新闸。太平军的兵力，有称“10余万”者，显系夸大，薛焕奏称“一万数千人”系余义政供词，忠王本队只有3000余精锐，加上陆顺德部，总数当在5000左右，太平军内部有虚张军数，“以2500作10000”的惯例，则此记载当比较贴近事实。 　　清方由于几次出击及战败，县城守备兵力不足2000，仓促间以署按察使江清骥、参将唐国栋等守卫城垣，千总王子龙等守卫东、西、南三处水关，但实际战斗力极为低下，且2000人也仅是编制数目，据当时在城里的外国人观察，西门外两英里处一座号称驻兵300的清方兵营，实际仅有兵勇50名。 　　英、法方面见局势危殆，立即从外交、军事两方面着手准备。外交上，英国公使普鲁斯写了一封致忠王的公告，声称上海县城和租界已由英法防守，并将对试图接近的一切武装开火，命两艘轮船溯江送信，但没有送达；军事上，英国上校马尔奇接管了上海防务，并委派工兵军官布德等改造了各自城门的防御工事，甚至迅速翻修了南门，“乃至连中国人也不再能够辨认出来”，来自英、法军队的炮手不但占领了有利发射阵地，还接管了部分清军炮位，当太平军逼近时，各城门的守备也多由两国士兵接防。同时，在黄浦江上部署了三艘炮舰，以掩护县城侧翼。租界则由万国商团防守，并指派倪尔上校统领，由于太平军并未进攻租界，实际投入战斗的只有英、法正规军1200余人，海军炮舰三艘。 　　8月18日，忠王进驻徐家汇，立大本营于天主堂，部将蔡元隆、郜永宽进抵距县城九里的九里桥，击破清军4营，乘胜进逼西、南两门。 　　忠王误以为洋人“有约”，又有内应，是以只是在进兵前致书各国公使，希望侨民在各自门前悬挂黄旗，以免误伤，约束将士不得随意开火。但抵达西门城垣下时，却遭到英军900人的抵近射击，猝不及防，伤亡较多。太平军坚持不还击，并一再向城中喊话，终无效果，且由于当日风雨大作，城下立脚不住，遂不得不退往徐家汇、育婴堂等处；次日，一支太平军绕到东门，在天后宫竖起旗帜，却遭到英、法炮舰的轰击，被迫绕经城南，退往城西。 　　英、法军唯恐太平军利用城厢房屋为掩护开挖地道，遂于18、19两日纵火焚烧民屋街衢，甚至焚毁了天后宫，西、南两门外的民居一直焚烧了5日5夜。 　　19日，忠王再致书各国公使，仍无结果，清军却趁机令外委陈凤采、周定邦等反击，为太平军击败于罗家湾（今卢家湾）。此时青浦、松江等地太平军援军赶到，忠王下令再次攻城，自西门折向北门，立大旗于跑马场外200米处，却遭到英、法海陆军炮火猛轰，忠王乘轿指挥，面颊被弹片所伤，遂仍退回徐家汇。 　　当日，忠王致书各国领事，痛责外国人失约背信，但仍声称希望保持友好关系，次日，英国领事馆翻译富礼赐抵达徐家汇太平军营，递交了普鲁斯的公告，但并未见到忠王本人。此时忠王已知英、法军直接帮助守城，而内应也已失败，又得悉清浙江军张玉良部正围攻嘉兴，遂于24日解上海围，经松江、青浦，往援嘉兴，第一次进攻上海之役以太平军失败告终。 　　此战太平军的损失，据英国方面的记载应有百余人或数百人，由于除城外与清方两次接触外均为开火，所以城中并无伤亡，薛焕等奏称“激烈攻防，毙敌无数”是邀功夸大，普鲁斯10月15日在致英国外交大臣额尔金勋爵的报告中毫不讳言地指责这份告捷奏折“自始至终纯属虚构”。 　　 　　太平军失败的原因 　　 　　外国对太平军的态度是逐步变化的，当太平军刚向苏南进军时，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保护自己侨民和财产安全，但在权衡利害后，逐步发展到凭借武力阻止太平军夺取上海。太平军在苏州停滞两个月之久，无疑严重贻误了战机，当然，这和常熟、金坛等地尚未攻克，民间反抗武装甚多，后顾有忧有关。 　　太平军中自天王、忠王以下对国际事务缺乏常识，误把传教士和商人当作政府官员，从而误判形势；而稍有外事常识的干王同样犯了以主观愿望替代客观现实的错误，在尚未与“洋官”晤谈的情况下就赞同了忠王的判断，在忠王已出兵、自己也得知真相后出于对自己权威的维护，虽试图劝阻忠王进兵，却隐瞒了外国已决定帮助守城的重要事实，从而严重影响了忠王的战役判断。 　　在具体战役进程中，陆顺德麻痹大意，导致松江被少量敌军占领，不但迟滞了整个战役的进程，更导致文书被劫、内应全部丧失，使得原本依赖的两大夺城要素：洋人中立和内应配合，最终全部丧失。 　　在战斗中，太平军仍恪守冷兵器时代的套路，采用密集纵队，“秩序井然地”进入英、法洋枪洋炮射程，身为主帅的忠王甚至打着大旗，坐着醒目的大轿，亲临前敌指挥，结果遭到了惨痛的伤亡损失。 　　许多人指责忠王兵力不足，但必须看到忠王初定江南不久，原有兵力不足且需处处留守，新招纳的士兵又很难马上派上用场，且后方常熟、金坛仍未攻下，苏州城外咫尺之遥，尚有如永昌、周庄、荡口等阳奉阴违的团练武装盘踞，很难再调动更多兵力，即使调动，初次与英、法正规陆军交火的太平军也很难取得更好的战果。此外，太平军缺乏水师，江南大营失败后，清军在从仪征到江阴的千里江防上最多时不过142只战船，最少仅55艘，太平军却无力在水路争衡，如此一来，在攻打临江近海的上海时，便显得格外艰难。 　　英、法军在战斗中充分发挥了近代火器和筑垒技术的威力，并充分进行了海陆协同，在具体战术上，坚持抵近设计和精确瞄准，同时采用近代炮兵战术，以“测量法”轰击太平军隐蔽阵地，取得了较大战果，用血淋淋的事实表明了属于两个时代军队间战斗力的巨大鸿沟。 　　清军在此役中基本因人成事，乏善可陈，唯一的两处亮点，就是吴云部对松江城的奇袭，和张玉良部攻打嘉兴多少策应了上海的防御；至于华尔的洋枪队，此时尚在萌芽时期，虽和吴云部合作取得了一次奇袭的成功，但在大规模正规战中乏善可陈，仅两战就基本丧失了战斗力，以至在上海县城的战斗中只能作壁上观，有些文章说“华尔洋枪队在1860年防御上海县城时起到重要作用”，是不确的。 　　 　　二、 第二次、第三次攻打上海之役经过 　　 　　太平军夺取上海县城的努力以出乎他们本身意料的戏剧性场面受挫，但上海本身的压力并未解除。太平军虽放弃松江府城，却仍留守青浦、嘉定，保持着对上海的强大压力。清军方面则兵力单薄依旧，不得不一面继续向清廷、曾国藩和邻近清军求援，一面乞求英、法帮助。但曾国藩湘军始终在皖北稳扎稳打，仅自己把大本营移驻皖南祁门，摆出一副兼顾下游的姿态，浙江兵张玉良部攻嘉兴不克，爱莫能助，最后只有江北所遣的向奎、曾秉忠两支水陆援军到达，向奎为漕标副将，手下只有绿营兵1500，曾秉忠虽为提督衔总兵，所带兵力却仅为长龙战船30艘，因为兵单不敷分配，不但无力反攻青浦、嘉定，甚至连太平军放弃的松江城，也只能由副将陈汝霖督率一些民团，与刚刚恢复元气的华尔洋枪队会同防守。 　　刚刚在上海防御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英、法军队此时却态度消极。主观上，英、法与清朝事实上处于交战状态，就在他们协助上海清军守城的几乎同时，两国在华军队的主力却正在向清朝首都北京进攻，并在一个月后烧毁圆明园，将清帝赶到了热河，虽然此后签署了《北京条约》，但由于清廷中枢，以肃顺为首的反和议派仍占上风，是以英、法等国与清廷之间矛盾尚未完全弥合，两国政府都继续在“中立”的幌子下，保持对内战双方“走着瞧”的立场，正是出于这一立场，他们只愿防御上海县城和租界，而不肯协防上海周边城镇，更不愿出兵协助清朝夺回仍被太平军占领的地区；客观上，两国在远东兵力本就有限，主力（英军10500人、法军6300人）又不得不滞留北方，上海的陆海军兵力无力承担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无奈之下薛焕等不得不将宝押在华尔身上，允许他招募中国人为士兵，以西方人任军官，“用夷法部勒我勇，衣服器械，皆夷也”，开创了中国人习练洋操、采用西方军制的先河，但这支中外混合军最初仅700人，而且英、法等国在上海的官方人员、尤其正规军官对他们很不以为然，英国驻华舰队司令何伯甚至以华尔招募英军逃兵和违反西人中立法则为由逮捕了他，打算将他驱逐回美国，仅因华尔声称已加入中国籍才释放，显然，此时的洋枪队并不足以担当重大作战任务。 　　太平军方面此时也无力立刻发动对上海新的进攻，在上游，湘军对安庆的包围圈越来越紧，天京赖以生存的安徽粮源日益枯竭，在名义上可以指挥全军的英王陈玉成屡次要求诸王合力回援，对下游的攻势浅尝辄止；天王洪秀全则因得悉英、法联军在北京屡次打败清军而欢欣不已，萌生了再次“扫北”的念头，并紧急招回刚刚解除嘉兴之围的忠王，拟以他担此重任。 　　忠王鉴于前次孤军扫北全军覆没的教训，并不愿意北上，而打算进军江西，去接应当地起义民众。双方僵持的结果是忠王不顾天王的强令，执意率兵西征，在此前后，英王自领大军前往皖北，谋解安庆之围；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及黄文金、刘官芳等几支太平军主力则一直在皖南宁国府一带攻城夺地。1861年春，因英王久战湘军不下，在他本人的建议和干王的推动下，制订了攻武昌以解安庆之围的第二个“围魏救赵”计划，各路太平军主力在这一计划的指导下在长江两岸分兵大举西进，整个太平天国的战略重心移向长江中游，暂时不愿也无力在上海多生事端。 　　英、法等国在获得不平等条约的便利后急于将之兑现为实际利益。由于1858年英国驻华全权特使额尔金溯江上驶时得到太平军忍辱负重的友好对待，同时上海一役中，他们也感到太平天国无意与列强为敌，鉴于太平军控制了《北京条约》规定开放的部分长江港口和江面，又占领了广大的丝、茶产区，外国传教士们也成群结队前往天京，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太平天国的上帝教改造成符合他们标准的正统基督教。这都使他们觉得有必要和太平天国做进一步接触，通过谈判获得更大的利益，同时，和太平军保持接触，也是逼迫清廷做更多让步的最佳砝码。 　　出于此目的，1861年2月，何伯、巴夏礼等率舰队自上海溯江西上汉口，并在停泊天京时向太平天国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持有英国通行证的船只可自由航行长江，及太平军不得进攻上海、镇江、九江、汉口100里以内地区等，经过交涉，太平天国于4月2日颁发通令，同意在本年内不进入上海100里以内地区，这就为上海县城赢得了大半年的和平时间。 　　太平天国方面之所以会同意这些不合理要求，除了兵力不足外，主要原因是天王和许多官员囿于共同宗教信仰、尤其是看到英、法正与清朝交战，误以为可以通过与洋人结好，从而将其兵锋引向清方；此外，太平军通过1860年的胜利，军队数额成倍扩充，已远远超出了疆土扩张的速度，也希望通过对外贸易，缓解财政压力。同时，洋船的大批涌入，还可以补充太平军的装备和物资供应不足，如被围困的安庆、黄州，就由于洋船不断供应粮食、军火甚至造战船的木材得以持久维持，最后湘军不得不耗费巨资将路过洋船的货物全部买下。 　　但上海的和平注定是脆弱的、不能持久的。对于列强而言，《北京条约》所给予他们的利益，诸如内地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等，是太平天国方面所不可能应允的，当1861年底辛酉政变发生、主张遵守条约的慈禧－奕訢主政后，他们最后的担心也随之消失，尽快结束中国内战、从而及早得到条约所赋予的种种特权，成了两国政府的共识。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逐渐感到，太平天国的“上帝”和他们的上帝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也无力改变这一事实，因此在此期间，几乎所有西方传教士、包括此前对太平军颇有好感的一些人，都转而恶毒咒骂太平天国，其中甚至包括洪秀全的宗教老师罗孝全在内。在太平天国方面，虽然天王答应了一年内不进攻上海的要求，但在他心目中，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是他理所当然的疆土，不收复仅仅是暂时的，而不可能永远弃之不顾。 　　此外，由于安庆于9月5日陷落，上游严重失利，而忠王、侍王却于年底大举进入浙江，夺取了包括杭州在内的大部分府县，夺取上海，拔掉长江下游清方最后一个钉子，从而彻底结束两线作战的窘境，成为忠王等许多太平军将领的现实考虑。 　　正因如此，在1861年下半年，双方的摩擦日益增多，112月27日，何伯提督再抵天京，提出包括允许悬挂英国旗的中国木船自由航行长江不受检查，及保证永久不进入上海、九江、汉口百里之内的新要求时，理所当然为太平天国所拒绝。 　　1862年1月1日是“保证一年不进攻上海”协议期满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太平军发布照会，严词拒绝了何伯的新要求，表示夺取上海是自己的权力，既然期限已满，太平军就无需再受协议约束。英国负责谈判的宾汉舰长当日即复书太平天国，发出战争威胁，声称太平军“将因愚蠢而获致进一步后果”，上海之战的帷幕，不可避免地被再次拉开。 　　 　　第二次上海之役进程及态势变化 　　 　　外围初战 　　1862年1月5日，宾汉以开战为威胁，再次向太平军发出不得进攻上海的警告。仅两天后，1月7日，忠王在杭州发布檄文，表示即将进攻上海，号召上海清方兵勇投诚，并警告洋人不得帮助清朝，部将刘肇钧旋即自苏州经嘉定抵达宝山、吴淞，并进占江湾镇；12日，忠王大军自泖湖进至青浦朱家角，另一支太平军自浙江乍浦溯海塘直取奉贤，围攻南桥镇，英国领事麦华佗、法国领事爱棠等当日以布告形式威胁太平军“如进攻上海，乃自陷危险”，太平军置之不理，上海之战正式打响。 　　就在这一天，由麦华佗牵头，在英国驻沪领事馆召开了有英、法驻沪外交和军方官员及吴煦参加的会议，会上初步协调了统一布防的部署，并着手实施堵塞闸桥拱洞、清除黄浦江面船只和在城外要地增筑炮台等计划；次日，清方以吴云、应保时等与英、法驻沪当局组成“中外会防局”，从制度上规定上海由“中外同为保卫”，并由会防局统一筹措经费军需，负责后勤供应。 　　此时忠王惊悉部将李文炳等与土豪永昌徐氏在苏州谋叛，急忙以“度岁”名义回苏处理，上海战役交由部将谭绍光指挥。14日，谭绍光、郜永宽及忠王次子李容发等经松江城外南下，逼南桥镇，清参将姚绍修部及私募吕宋兵200迎战被击溃，太平军占领南桥。16日，谭绍光部自南桥连克肖塘、青村、庄行，17日，占领奉贤县（今奉城镇），18日，克川沙厅城，旋分兵连克浦东头桥、新场、泰日桥、高桥、周浦等镇，逼近宝山、上海，法国军舰“高傲号”在高桥发炮轰击，“日日炮声不绝”，太平军无所畏惧，沿着堤岸继续进军，23日，攻克白莲泾，遍插旗帜于泾口，与上海县城隔江相望。 　　有记载说“薛焕在上海周围集结四五万人，然皆闻风丧胆，一触即溃”，不是事实。前已述及，此阶段清方正规军仅13600人，除去县城守军3000，外围兵力不过10000多，加上配合作战的民团和私募兵力，也绝无四、五万之多，清方记载中的“四万余”，实际指身为江苏巡抚的薛焕名下所有军队，而这些军队中相当部分并未投入上海战役。但“一触即溃”却毫不夸张，清方自己的记载说“各隘防军，遇贼辄溃走，入夜火光不绝，人无固志”，情况万分窘迫。 　　薛焕一面调集海船百余艘排列浦江西岸，架炮船上，向太平军轰击，并借来洋人轮船游弋江中，以防太平军渡江偷袭；驻扎江北的清江宁将军都兴阿适于此时派总兵鞠辉乾师船10余艘赶到，法国军舰也不断轰击宝山、吴淞外围太平军阵地，迫使围城的太平军3000余人不得不解围撤退。 　　1月30日，天寒地冻，青浦太平军踏兵越湖，绕过广富林直取松江，华尔、李恒嵩率洋枪队迎战于迎喜浜，太平军不利，退至天马山、辰山；2月5日，华尔进攻天马山、辰山，太平军合嘉兴派来援军先后迎战于广富林、塘桥、陈坊桥等地，皆不利，被迫撤回青浦。清方以此役之胜，将洋枪队命名为“常胜军”，以吴煦为督带，杨坊为会代，李恒嵩为协带，并给予华尔四品顶戴，依旧管带常胜军，并将全军扩编为4500人。 　　清方和英、法方抓住这一喘息时机紧急进行布防调整，13日，英、法领事、军官在法国领事馆会议，决定由英军防守英租界、美国侨民居住地、县城北门及附近城墙，法军防守法租界、董家渡和县城其它各门，吴淞要塞由两国海军共同守备，并在会上达成共识，将把战火延伸到上海防御圈以外，并给予华尔常胜军以实际性支持，会上同时向仍在大沽口的联军士迪佛立部求援，并制定了一俟士迪佛立部抵沪，即成立一支2700人的机动部队，包括英陆军及陆战队480、印度及锡克兵800、法国陆军及陆战队400和华尔常胜军1000，由何伯调度，何伯、士迪佛立、卜罗德和华尔统一指挥，自此，列强所一直标榜的“中立”不论在实质上还是法理上，都已不复存在了。同日，英国迈考尔司令率步兵第99团1个连及炮兵一部赶到，总兵力约150人。 　　谭绍光在收缩整顿数日后再次发动攻势，立大营于虹桥外王家寺，旋自王家寺东进江湾、大场，从西面靠近吴淞、宝山，并调青浦、嘉定两城太平军进占闸北，吉庆元、李容发等部自川沙、南汇进屯高桥，形成了对上海的合围之势，但因缺乏舰船和重炮，无法封锁黄浦江水路。 　　 　　高桥及浦东的战斗 　　 　　高桥为浦东咽喉，兵家必争之地，太平军吉庆元部立大营于此，防守甚严。14日，清松江府海防同知刘郇膏率民团潜渡浦江，偷袭高桥，被吉庆元、李容发设伏洋泾镇陈家港击破，死者千余人，刘郇膏险被擒获，乘小舟侥幸逃脱；16日，华尔乔装为打猎外侨，前往高桥侦察，太平军竟疏忽大意，不加阻止。华尔尽悉太平军布防后，随即与杨坊带精兵560人乘轮船，于21日进抵浦东天灯港口，何伯、卜罗德也率领英法联军并舰艇11艘赶到会合，太平军警觉后急忙加强布防，激烈的高桥战斗打响了。 　　太平军号称万余，实际应不下5000人，装备有西式滑膛枪数百枝，但没有野战炮，环高桥镇筑有巨垒6座，炮台50余处。24日，华尔先攻镇西南吉庆元所守某村，守军顽强抵抗，以白刃刺伤副领队白齐文左臂，但不敌常胜军炮火而败；华尔乘胜攻破村庄两处，进攻核心阵地，太平军凭垣坚守，久攻不下。此时列队镇西的英法联军遂直接投入战斗，猛攻2小时后得手。此时镇北、镇东阵地都已失陷，吉庆元本人也受伤坠马，不得不放弃高桥，向东南退却。战后双方都撤走，当地人将太平军战死者收葬于镇西北屯粮巷，至今保存，成为唯一一处太平天国将士公墓。 　　这是英法联军首次直接参与上海周边针对太平军的攻势行动，此前两天，何伯已致书英国公使普鲁斯，建议英法联军主动进攻，夺取青浦、嘉定，交给华尔接防。英方连日出动军舰，溯黄浦江而上，进行侦察和测量活动。 　　3月1日黎明，常胜军750人，英法联军1000人，乘舰船7艘，携野战炮11门，与清将李恒嵩、姜德会攻浦东奉贤肖塘镇，清曾秉忠船队也驶抵张堰阻援，守军凭垒死守，击伤华尔7处，因炮火射程不及敌方，西南炮台先陷，巷战中守军又击伤白齐文，终因火力单薄，不得不弃垒撤退。谭绍光闻浦东吃紧，急令青浦、嘉定守军猛攻泗泾、七宝等处，薛焕不得不招回华尔等部西顾松江。此役后清方赏加华尔、白齐文三品顶戴。 　　 　　王家寺战斗 　　 　　此时忠王已派常熟守将骆国忠进援王家寺，又命杭州陈炳文部自嘉善、嘉兴、海宁攻打金山。9日，陈炳文击败清曾秉忠、冯日坤部水师及广勇，攻克金山县治所洙泾镇，曾秉忠等溃退松江西门外仓城。 　　11日，英国外相罗塞尔勋爵咨请海军大臣训令何伯，要求他力保上海及其它条约商埠安全，勿令太平军占领，并以军舰保护长江英船，从而正式结束了“不干涉中国内战”的国策。 　　14日，谭绍光、陈炳文三路进击，嘉定、浏河驻军进攻宝山，陈炳文进取金山卫，谭绍光亲领大军直取松江，清方于宝山、金山卫两路主守，以常胜军和李恒嵩部在英军“佛拉默”号战舰指挥下迎击谭绍光部，双方激战于泗泾镇，结果太平军战败，转由南翔、黄渡等处进攻七宝，与清将熊兆周、郭太平交锋，互有胜负。宝山一路太平军因兵力较单，火力不足，且畏惧江面敌舰炮火，队形无法展开，战成僵持；三路中惟陈炳文一路顺利攻下金山卫，并于16日再破曾秉忠，进至松江城外12里之天马港。时青浦方面太平军进屯凤凰山，法华、虹桥、徐家汇等处都有太平军营垒，距上海均仅10余华里之遥。 　　时忠王已平息苏州叛乱萌芽，但慑于余孽未净，不敢轻动，只加派其弟李明成和女婿、素有骁勇之称的名将黄金爱带兵增援，拟分四路进兵，以黄金爱、李明成的生力军为西南路，攻泗泾、七宝；刘肇钧、陈炳文为西北路，在李明成部策应下合取松江，俟攻克后，陈炳文进攻吴淞口，刘肇钧自嘉定进屯黄渡；李容发为东南路，略取浦东各镇；谭绍光为东北路，由南翔直取上海县城，各路太平军迅速控制了东至虹桥、西至龙珠庵、南至莘庄、北至法华寺的阵地，但忠王的进攻部署计划在送达刘肇钧途中被清方截获，使清方得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部署。 　　流亡上海的江浙士绅敏感地察觉到太平军增兵的压力，遂不断致书麦华佗乞援，这给了列强加强干涉的极好理由。19日，普鲁斯书面同意何伯由英法联军攻占青浦、嘉定的主张，并决定在攻克之后直接交给清方把守，并力劝清方增加华尔的兵力；21日，麦华佗又同意了吴煦等的计划，拟以18万两白银的代价雇佣英轮，在两个月内自安庆运援兵9000来沪。同时，英法军舰进入长江协防，陆军在徐家汇一带举行军事演习，并多次对太平军阵地实施侦察。4月初，士迪佛立率英军1800人自大沽抵沪增援，俄国也派兵数十人随行，上海城中联军的兵力达到近4000人。 　　4月3日，士迪佛立、卜罗德率英军1100余，法军500余，俄国兵数十人及上海会防局炮勇，共2203人，携野战炮11门，自上海县城出动，经小闸、虹桥，于下午4时抵达七宝，与华尔常胜军1000余人会合，次日凌晨，兵分数路，突袭太平军王家寺大本营，炮毁太平军营垒6座，占领王家寺、罗家港，太平军自诸翟、华漕退往南翔镇；何伯乘胜进攻龙珠庵，被太平军击伤小腿，失利；次日联军再攻龙珠庵，清军李恒嵩部也趁机自辰山攻钟贾山、佘山，另一路清军自塘桥攻凤凰山、北干山，太平军不得不放弃各处阵地，退守青浦。 　　此役清方不但摧毁了对上海县城威胁最大的太平军前进阵地，还有意外收获：2月2日，苏州人黄畹通过刘肇钧上书忠王，建议与洋人诈和，缓攻上海，先取崇明、海门、镇江等处，控制长江，然后溯江收复安庆、九江，并以封锁、行间等策略智取上海。刘肇钧时在苏州，竟忘记将此建议书上交忠王，而是携带出师，王家寺之役，刘肇钧将此信遗失，被清将熊兆周拣到，致使这一很有见地的计划尚未实施，就已成为泡影。 　　5日，谭绍光反攻泗泾，与卜罗德所率联军、常胜军共1800人激战，又不利，整个王家寺战斗，太平军死伤约600人，联军方面除何伯外，华尔、法尔思德均被击伤，洋兵伤亡70人。 　　 　　淮军的到达 　　 　　就在此时，上海清吏翘首以盼的安庆援军终于到了，但盼来的不是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湘军，而是由安徽合肥人，福建延邵建道李鸿章率领的全新勇营部队——淮军。 　　由于曾国荃一心想着直取天京的首功，不愿援沪，曾国藩不得不让幕僚李鸿章代行。李遂依湘军营制，在家乡合肥等地招募成军，号为淮军，由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吴长庆、张遇春等率领，曾氏兄弟也拨给湘军郭松林等诸营和降将程学启等，全军共计15营，战兵7500人。4月6日，李鸿章亲率2000人自安庆登上吴煦派来的英国商轮，仅2日便安抵上海，至5月3日，除湘军2营走陆路未到（于6月抵达）外，13营战兵6500人均乘外轮抵沪。 　　淮军初到上海时因系客军且成军不久，装备较差，“衣帜朴陋”，全军几乎没有洋枪洋炮。但这支从湘军中分蘖出的武装继承了湘军勤于操练的传统，给英、法官员留下较好印象，并在短时间内为其补充了一定数量洋枪，淮军将领根据战争实践，一反其它清军（太平军亦然）平均分配洋枪的惯例，而是将它们集中使用，并很快尝到了甜头。25日，清廷将薛焕调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这样李鸿章便成为上海乃至长江下游清军的主帅，淮军也由仰人鼻息的客军，变成了可以调用上海全部财源的主军。 　　 　　嘉定、青浦的易手和第二次上海战役的结束 　　 　　就在李鸿章到达上海后两天，普鲁斯函告罗塞尔勋爵，称只要英国人不想牺牲在华利益，迟早将与太平军冲突，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维持清政府，并尽快消灭太平天国，以保护英国在华商务利益。12日，他又复书何伯，支持其肃清上海周围30英里内全部太平军的主张， 　　17日，士迪佛立、卜罗德、华尔等率联军、常胜军2420人进攻七宝，太平军谭绍光、陈炳文、郜永宽、刘肇钧、李容发等各部齐至，与激战不利，损失800余人；同日，浦东南汇周浦镇也为清方夺取。 　　22日，何伯、士迪佛立和卜罗德达成协议，拟进兵攻取嘉定、青浦、南桥、柘林，松江、青浦由常胜军防守，另三处由清军接防，联军于嘉定、南桥各驻兵200以为协助，攻占之地不许单独抢劫，而应平均分配，将来成功之后，法国在上海留步兵500，英国600及炮兵半个连。此后不久，他们还在普鲁斯的建议下，开始着手改善清军的武器装备。 　　清方的第一步是夺取嘉定。按计划，清将熊兆周、周士濂部随即佯攻南翔，姜德、李恒嵩两部也先后佯攻罗店、青浦，以迷惑和牵制太平军的注意力。27日，士迪佛立、卜罗德、华尔率联军及常胜军共3884人，带野战炮30门自上海猛扑嘉定，同日，姜德攻陷罗店，李恒嵩、曾秉忠等也进逼青浦西门。但联军、常胜军却在南翔鹤查山被谭绍光等击败，这也是太平军第一次在战斗中击败成建制的联军。 　　29日，联军、常胜军在炮舰增援下再攻南翔，太平军无法抵御重炮轰炸，弃垒撤退，联军、常胜军一路追击至嘉定城下；5月1日，英军2000人、法军900人、常胜军1400人会同清军李恒嵩部攻陷嘉定，太平军损失2000余人。自嘉定至罗店间太平军所立营垒7座，在此后几天内也先后被清姜德部攻破。 　　清军、联军和常胜军破城后根据22日协议大肆劫掠，仅常胜军就独得20万元，自后这种劫掠成为定例。 　　5月6日，联军2609人、野战炮33门自上海乘船，经松江广富林直扑青浦，华尔常胜军1600人、清李恒嵩、郭太平等部7000人也往会合，8日，合围青浦，激战至12日，青浦西门城墙被洋炮轰塌十余丈，城陷，太平军被俘达800人（包括两名外国人），联军也遭到重大损失，英国炮队统领白来渣上尉战死。 　　联军随即将青浦交由常胜军接防（常胜军将总部由松江移此），13日，全军乘轮船返回松江，15日，又自松江乘轮船经叶榭、庄行进犯南桥。 　　16日，士迪佛立、何伯、卜罗德率联军2600余人，野战炮35门，华尔率常胜军2000余人开始进攻南桥，淮军程学启、刘铭传、潘鼎新等5营2500人也参与了进攻，这是淮军第一次参战。太平军顽强抵抗，炮毙卜罗德，打死打伤联军十余人，终因抵御不住猛烈炮火，不得不弃垒南退柘林。 　　18日，联军等追至柘林，太平军也有援军号称数千人自金山卫来援，却被联军用炮火逐回，20日，柘林失陷；同日，淮军程学启部袭取航头，太平军溃退新场，又为淮军刘铭传部击败，一直退入南汇城中，淮军乘胜攻城，太平军李容发部凭城坚守，清军未能得手；21日，太平军退出奉贤县城，第二次上海之役以太平军的失败而告终。 　　但清军和联军尚未及弹冠相庆，更大的压力又向他们席卷而来，这就是忠王李秀成亲自率领的大军。 　　 　　第三次上海之役进程及态势变化 　　 　　忠王亲赴前敌与清方再度转入防御 　　 　　忠王在天京闻嘉定、青浦失守，立即赶回苏州，准备亲自赴援。5月12李鸿章适派知府李庆琛率周士濂、王国安、梁安邦等部5000勇营5000余人自上海由水陆进袭太仓州，打算彻底截断上海太平军西撤之路，忠王得知，立即于14日移兵先救太仓，17日，就在南桥大战、卜罗德战死的同一天，忠王出其不意地大举袭击李庆琛于板桥，李庆琛、周士濂、王国安、梁安邦皆死，5000多清兵逃回者仅200余人。 　　此役忠王的兵力，据自己说有精兵万余人，当属可信，且战斗力和装备都较好；清方李庆琛、周士濂等部都是经过战斗锻炼、有一定作战经验的老兵，此番全军覆没，损失是很惨重的。忠王后来回忆说此役有洋兵三四千参加，当属错记，联军此时在上海总数也只有4000，但这支清兵中可能混杂有私募的洋人，也应装备了较多洋枪。太平军在此役中不但集中了两三倍于敌的兵力和火力，且忠王大军14日即到，17日才发动突袭，战前隐蔽和准备都相当成功，达成了战斗突然性。太仓之战是三次上海战役中难得的一次歼灭战，此前此后，不论太平军、联军/常胜军还是清军方面，都以夺地、击溃为满足，几乎没有一次成功围歼的战例。 　　忠王乘胜挥兵围攻嘉定、宝山，清将姜德、刘锡恩不敢出战，婴城固守以待援军；太平军陈炳文、郜永宽部也乘机反攻青浦。时青浦城内由常胜军驻守，清军李恒嵩部驻扎河西，以为城外屏障，18－22日，陈炳文、郜永宽连败李恒嵩，缴获炮船十余艘，李恒嵩不得不退往泗泾、广富林，旋奉调往援嘉定。 　　正在柘林方向向南扩张战果的联军惊悉嘉定被围，连忙停止追击，于22日兼程赶回上海。24日，士迪佛立和接替卜罗德的法军提督格尔森自上海出发，进援嘉定，25日，在南翔于忠王部交锋，被击败；26日，士迪佛立等冲入嘉定城，因畏惧太平军势大，遂强行焚毁全城民居，挟持清方知县李克勤和守将熊兆周弃城突围，不敢守南翔，一直退回上海城。 　　忠王夺回青浦、南翔后立即集中分散各处的兵力，28日，动员25000人分两路进攻泗泾，一路由北簳山、凤凰山正面进取，一路自方家窑由七宝、龙珠庵蹈清军侧后，29日，清军留守泗泾的姚绍修、林丛文、郭太平等部皆溃，太平军占领泗泾，旋东进占领七宝、虹桥、漕河泾一线，距上海县城仅20里，同时连营30余座，四面合围青浦县城。 　　忠王不但重视正规战斗，而且屡屡派出小队，袭扰清方补给线。21日，忠王部下就曾在南翔成功消灭了一支乘坐汽船向嘉定运送军火的英军分队，打死印度兵7人，俘虏并释放英军4人，给联军造成极大心理震撼。 　　清方在严峻形势下不得不转入防御，何伯、士迪佛立和格尔森会商后，决定由士迪佛立统一调度在沪联军海、陆军，并请清方调拨2000名清兵，由联军协助训练。同时，派华尔部自松江进援青浦，又派英国海军少校斯蒂芬率陆战队50人前往松江助守。清军方面，李鸿章亲自出马，自上海进驻新桥，并派程学启扎营虹桥，郭松林、张遇春等部出兵袭扰太平军，同时，遣参将王玉林进屯广富林，以为松江屏障。 　　29日，忠王在青浦城下大破华尔常胜军，随即又击溃广富林王玉林部，乘胜进围松江，华尔、斯蒂芬和清知府贾益谦烧毁城外民居，凭城死守，不敢出战。30日，原本自上海战场退出，前往湖州协助原属英王的黄文金部攻城的谭绍光终于攻克湖州，随即偕黄文金同返上海战场，31日，抵达松江城下。这两人都是屡立战功的名将，此番率生力军前来，太平军声威更盛。 　　但清方也并非一无所获。就在忠王在浦西连连得手之际，在浦东，他的次子李容发却和部将吴建瀛、刘玉林、方有才等不合，结果吴建瀛等趁李容发在金山卫时率部下10000余人（战兵只有1000余人）降清，拱手让出南汇县城，并击退了闻讯赶来的吉庆元部，清军乘势又攻陷了川沙，这样太平军在浦东的威胁被大大削弱了。 　　 　　青浦、松江之战 　　 　　清方见情势危急，一面由李鸿章亲督淮军加紧进兵，一面命原驻塘桥的李恒嵩部、从广富林败退的王玉林部均退往松江，分别在南门、北门外扎营，曾秉忠部水勇也自青浦前往增援，同时，英军上校蒙哥马利率英军主力进屯广富林，以为犄角之势。 　　忠王见松江城防坚固，守军较多，乃变攻城为打援，于6月2日偕黄文金、郜永宽部突袭广富林，大破英军，缴获洋枪400枝，弹药36箱。就在同一天，英国公使普鲁斯受到外相罗塞尔勋爵训令，同意英军对太平军采取攻势行为，这样，列强和太平军之间最后一层“和平中立”的薄纱也撕去了。 　　3日，太平军前锋进至漕河泾、虹桥，距上海县城仅20里，遭到淮军程学启、滕嗣武部阻击，程学启集中手中仅有的来复枪百枝齐射，将太平军击退；4日，七宝太平军前往增援，又被程学启故伎重施击败，程学启趁势夺占七宝。忠王见漕河泾一时难以攻下，随即收缩兵力，缓攻上海，专图松江、青浦二城。 　　同日，忠王占领松江城外妙严寺土山，在山上构筑炮台猛轰，并围攻四门，李鸿章大呼“松江危在旦夕”；次日忠王致书华尔劝降，华尔不应。 　　6日，300名常胜军自宁波乘轮船兼程赶到松江，在宝福洪击败郜永宽部，并摧毁妙严寺炮台。李鸿章也亲督淮军主力进至泗泾，与太平军激战。 　　忠王再次改变计划，在松江一线暂取守势，集中谭绍光、陈炳文等部精锐猛攻青浦。青浦守军多已调往松江，余下法尔思德所率常胜军一部难以支撑，告急于松江。8日，华尔与英国军官斯宾塞率领英军、常胜军及汽船两艘自松江赴援，冲入城中后自感难以取胜，遂于次日将城中房舍、船只、辎重、粮食全部焚毁，舍死突围，退回松江，太平军乘胜追击，俘虏了法尔思德，迫使常胜军不得不以大量军火将其赎回。9日，联军向松江运送枪支弹药的船只十几艘不知青浦已破，驶近城垣，被陈炳文部全部截获。 　　至此太平军已取得了上海战役的战场主动权，联军自嘉定、广富林两次失败后行动消极，几乎不愿出战，忠王后来回忆说“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则即败”，甚至清方的左宗棠说到青浦、嘉定之战，都不无讥讽地说“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 　　然而就在此时，接二连三送达忠王手中的天王诏旨，却打乱了忠王的部署。原来曾国荃所率领的湘军16000余人自安庆水陆并进，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便连克沿江要地，于5月30日进抵天京城下，令天王大为恐慌，一日三诏逼迫忠王退兵。忠王不愿功败垂成，但又无法违拗天王意见，不得不再次改变战略，企图在最短时间内速战速决攻下上海，然后尽快回援天京。 　　 　　进攻上海的失败和忠王的回师援京 　　 　　6月17日，忠王撤松江之围，号召西、南、东三面太平军共5、6万人，分12路直攻上海，一面围攻李鸿章新桥大营，一面自法华镇、徐家汇、九里桥等地进逼上海，李鸿章也悉兵分三路出战，双方在徐家汇、虹桥、新桥等地展开决战，清方松江等外围守军也纷纷回援，双方激战两昼夜，太平军因腹背受敌，不支而退，李鸿章奏称重伤陈炳文、郜永宽，擒斩3000余人，显系夸大，陈、郜二人几天后便出席了忠王在苏州举行的重要军事会议，太平军的退却，主要还是因为受到天王勒令回师的严厉督促，忠王在自感速胜无望的情况下不得不主动退却。 　　19日，淮军程学启部进攻泗泾，忠王不战而退，旋即不待清军赶到，便主动放弃广富林等多处要地，仅留少量兵力守御青浦、嘉定等地，率主力退回苏州，准备援京。 　　忠王主力进攻的同时，浦东和南线太平军也采取了攻势，但浦东太平军李容发、吉庆元部因南汇、川沙的丢失而无所作为，南线太平军曾于6月3日攻克奉贤，杀死清知县陈化鲲，但仅4日后便被降清的吴建瀛、刘玉林部攻陷。 　　此后上海战局急转直下，清军再次转入反攻，一度沉寂的英法联军也再度变得活跃起来，而太平军方面主力悉数东调，留在上海前线的黄文金等部也因浙江空虚，不得不从上海南撤以顾根本，上海外围几无太平军名将，遂给了敌方可乘之机。 　　 　　金山卫之战 　　 　　李鸿章以太平军南线力量最为薄弱，遂调潘鼎新、刘铭传等部淮军进驻奉贤，令原守奉贤的吴建瀛、刘玉林部降卒千余人进屯柘林，准备进攻金山卫。自金山卫至浙江乍浦连营数十里，并分守距柘林12里的漕泾以为犄角。 　　24日，吴建瀛、刘玉林部进攻漕泾，摧毁太平军营垒3座，连夜追击至金山卫城外，又毁卫城东北门外太平军营垒。 　　太平军凭城坚守，并招来浙江援军数千；清方也增调华尔常胜军1000人及李恒嵩、覃联升两部来援，并约定由淮军及吴、刘两部自漕泾沿海塘攻东北路，华尔、李恒嵩由张堰攻西南路，覃联升部集结奉贤，作为总预备队，由潘鼎新统一指挥。 　　7月10日，淮军自漕泾进至南沙，距金山卫仅15里，太平军出城2里，跨海塘设卡，左河右海，凭险固守，清军凫水夹攻，被太平军击退；13日，淮军增兵再攻，太平军弃卡退入城中。 　　潘鼎新初战得手，14日，投入覃联升预备队，企图扩大战果。14、15两日清军猛烈攻城，都不能得手，清将陈得胜战死；16日，华尔常胜军投入进攻，以洋炮猛轰卫城，守军抵挡不住，17日，弃城退入浙江境内。 　　 　　青浦、嘉定的陷落和上海之役的结束 　　 　　清方在南线得手后，东、南两路已无威胁，李鸿章遂把目光移向西路青浦、嘉定。 　　8月2日，李鸿章调程学启、滕嗣武等部自虹桥进抵北簳山，距青浦城10余里集结；刘士奇、郭松林部移驻塘桥以为接应，并调常胜军华尔部2600人和武装轮船“海生”号协助。派亲弟李鹤章督战，并约定程学启攻西、北门，滕嗣武攻东门，华尔攻南门。 　　7日，战斗打响，华尔指挥“海生”号用24磅、32磅大炮轰倒城垛多处，企图抢入城中，被守军击退，但城外三座要塞被程学启攻破；8日，华尔自松江增调常胜军500继续猛攻南门，仍被击退；9日深夜，华尔、程学启、滕嗣武分扑南、东、北三门，仍不能胜，太平军于拂晓出城反击也不利，10日中午，常胜军水、陆炮火轰塌南门附近城墙10余丈，常胜军、淮军蜂涌而入，守军不能复守，只得从西、北两门退出，青浦陷落。此役淮军目睹洋炮威力，大为艳羡，随后便很快组建了一支200人、10门洋炮组成的洋炮队，并逐步将淮军编制中的鸟枪队改为洋枪队。 　　忠王此刻正在积极作援京准备，分身无术，只得自昆山、苏州、嘉兴等处抽调部分兵力，令谭绍光率领反攻青浦，以保障苏福省的后路安全。 　　14、15日，谭绍光进攻青浦北门，被赶到增援的清署江南水师提督黄翼升部炮船击退；20日，谭绍光催调太仓守将蔡元隆部来援，绕过青浦，攻打北新泾，清将况文榜、熊兆周、梁安邦等屡战不利，凭营死守；23日，李鸿章调降将刘玉林往援，合兵再战，结果大败，刘玉林战死，谭绍光进占法华镇、静安寺，再次逼近到离上海县城10余里的地方。有些史书将此次行动称为“第四次上海之役”，事实上这次太平军投入兵力极少，目的仅限于夺回青浦，进逼上海只是战局变化中偶然发生的插曲，而非有计划的战役行动。 　　此时清军主力都出师在外，上海城中仅有3000余人，李鸿章十分紧张，急调浦东潘鼎新、刘铭传部，松江华尔常胜军回援，又命李鹤章、程学启自青浦进攻泗泾、七宝，以扰太平军后路，英国海军上校薄拉瑟和后来称为常胜军领队的戈登也率部助战。27日，双方在七宝、北新泾、虹桥一带激战，太平军不利，退往吴淞江北岸，被清军黄翼升水师截击，伤亡惨重，北岸要垒7座都被摧毁；28日，谭绍光再发动进攻，复被淮军刘铭传部在法国炮队配合下击败于野鸡墩，29日，谭绍光放弃南翔，退回嘉定，自此再无力进逼上海县城。 　　9月，太平军在淀山湖西的据点石人庙、芦墟、尤家庄也先后陷落。20日，华尔在浙江慈溪被太平军击毙，白齐文继任常胜军领队。 　　此时太平军在上海周边仅剩嘉定一城，联军再次跃跃欲试。10月21日、22日，英军1800、法军400在士迪佛立、何伯、前来接替何伯的英国海军提督固伯和法国军官伏恭率领下，与白齐文常胜军1500、上海会防局炮勇1000余及清军李鹤章、况文榜等部分批开往嘉定城外，24日开始进攻。联军、常胜军攻打东、南二门，清军攻打西、北二门，太平军凭城死守，并向太仓求援，但援军被阻于城外，南门城墙又被联军炮火轰毁十余丈，不能复守，守军遂开西门冲出。此役太平军伤亡约1000余人，守将田邦哲率100余人投降。 　　谭绍光闻讯急忙约合浙江陈炳文部自昆山反攻，北路自安亭、方泰攻南翔，南路自蟠龙进屯四江口，谋攻黄渡，至11月4日，太平军各部进至三江口、四江口、白鹤港、张堰一线。此役太平军自苏州调集了炮船100余只、民船1000余只，5日，在三江口、四江口环筑营垒5座，并搭建浮桥，围困了守御其中的清军刘士奇、郑国魁等部水、陆军。6日，淮军程学启率部来援，太平军仍坚持不退；7日，清黄翼升部水师自青浦来援，被太平军水师击败，这也是太平军水师在上海之役中唯一的一次胜仗；8日，李鸿章派李鹤章增援程学启，与郭松林等分三路进攻四江口，被太平军击退；此后双方互有胜负。李鸿章见久攻不下，随即调集浦东、南翔各处清军和常胜军1000余人继续增援，12、13日，亲自出马督战，与太平军会战于黄渡。 　　太平军夹吴淞江列阵，谭绍光率偏师列于江北，陈炳文和嘉兴守将邓光明等率主力列于江南，13日，李鸿章三路进攻南岸太平军，太平军奋勇迎战，击伤清将程学启胸部，但清军势大，太平军支持不住，被迫解四江口之围退往北岸，谭绍光督兵再战，仍无法取胜，只得退往昆山。 　　此役李鸿章奏称斩杀太平军2300多人，杀死陈炳文和谭绍光之子，显系夸大，陈炳文并未战死，而谭绍光本人只有20余岁，自然也不可能有可以带兵打仗的亲子。但自此太平军兵锋，再未进入上海境内，上海之役彻底拉下了帷幕。 　　 　　 　　 　　太平军失败的原因 　　 　　如果说第一次上海之役攻防双方都准备不足的话，第二、三次上海之役双方都做了较充分的准备，在这场双方都志在必得的战役中（这两次战役前后衔接，可以被合并看待），太平军未能达成战役目的，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 　　外事方面，如果说第一次战役时列强政府和军方对太平军和中国内战的态度还有犹豫、分歧的话，此时则因已通过武力从清方得到大量利益，用武力帮助清朝迅速控制全国局面，从而尽早兑现这些利益，成了他们几乎一边倒的共识；原本希望太平军的胜利可以便利传教工作的西方传教士也在和太平军的频繁接触中发现，洪秀全的上帝和基督教的上帝已完全不是一回事，从而迅速由同情太平军转为恶毒诅咒太平军，这一切的变化，使得在1862年时，除了极少数民间人士、冒险家和投机商以外，绝大多数在华外国人都站在了清朝一方。 　　政治上，这一阶段太平军内部矛盾开始尖锐，洪氏家族和忠王等外姓将领之间、忠王和英王之间，忠王麾下各路将领之间分歧明显，而这些分歧往往都是由于各方囿于自己地盘和集团的利益所造成，而天王对这些矛盾和分歧不但不加以协调排解，反倒试图利用甚至认为制造矛盾，以达到“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消除部下谋反隐患的目的，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在这两次战役中我们明显发现，一旦忠王因故不能亲临前线，代替指挥的谭绍光就无法协调各路人马，因为不论官职还是威望，陈炳文、黄文金、郜永宽等都和他差不多。甚至，就在第二次战役即将发动前夕，天王竟采用封官许愿等办法，企图将忠王麾下一支劲旅、原属翼王石达开的“扶朝天军”挖走，最后导致这支部队被分割为两部，主将童容海远走皖南，而吉庆元等留在忠王部下，高桥、川沙、南汇之战太平军屡次失利，原因固然很多，但扶朝天军的分裂导致浦东方向太平军兵力严重削弱，当是原因之一。 　　反观清方，在这一阶段指挥协调明显加强，中外会防局的成立和联军、常胜军、清军各部的统一指挥，使得清军在布防、调度、后勤保障方面有章可循，而且不论清军、联军还是洋枪队，在此阶段都曾发生人事更迭，但由于处置得当，未对战局造成消极影响。 　　战略战术方面，太平军较诸第一次战役有了显著提高，法国海军在吴淞口与太平军吉庆元部接触时已经发现，太平军训练有素，不论攻防都井井有条，甚至在处于不利情况下还能带着战死同伴的尸体从容撤退，战术素养有了很大进步；在战法上，注意正面进攻和侧翼包抄相结合，并尝试了截断敌军补给线的游击战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尤其在忠王亲临前线的一段时间里，太平军表现非常突出，能够根据战场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战役部署和决心，上海方向无进展就改打青浦、松江，松江一时攻不下就变攻城为打援，成功实施了几次歼灭战，并打败了包括联军、常胜军在内的敌手，导致联军在忠王未走前一直不敢再积极介入战事，也使忠王本人得到了外国敌人们的由衷钦佩。后来称为常胜军领队的戈登在给母亲的信中也曾直言，忠王是真正的将军。 　　但无可否认的是，太平军在战略战术上仍存在许多问题，如情报工作欠佳，对地方侦察活动缺乏警惕和防范，屡次导致被敌方突袭大本营得手；各方向协调不够，浦东方向进展积极时浦西按兵不动，浦西大举进攻时浦东又力不从心，从而使得清方可以专注于一个方向；在某些时候或某些战场方向用人欠妥：如李容发，虽然勇敢，却只有16岁，明显不适合担当浦东方向的大任，而谭绍光、陈炳文、黄文金、郜永宽等名将都集中在浦西青浦、嘉定、松江一个方向，致使这一方向内多头领导相互扯皮，其它方向又缺乏得力将领。此外，忠王奉诏回师固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大可留下谭绍光等1、2名得力将领主持大局，结果主要将领都随忠王西撤，或自行退回防地，导致清方乘虚大举反扑。 　　清方在这一阶段战略战术也有明显进步，主要体现在清军战斗力的提高，可以独立遂行主要方向作战行动，训练水平、战术能力和各部之间的协调配合都明显提高，尤其是淮军抵沪和李鸿章开始接任上海清军主将后行动积极，能迅速判明太平军意图并果断应对，李鸿章本人也敢于在关键时刻几次亲临前线督战，可以说，清军在这两次战役、尤其第三次战役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没有因联军的一度畏战而导致整个战役的不可收拾；联军方面，此次由于北方战事结束，可以投入更多兵力，且因为列强改变了单纯防御的国策，允许联军在一定范围内采取攻势，使得联军得以在更广阔的地域和更大的自由度内采取军事行动，在第二次战役的防御和反击过程中取得了极好的战果；但第三次战役中，联军在接连遭遇重创后消极畏战，竟收缩上海不敢出动，严重影响了清方的战斗成绩；常胜军在第一次战役中还是个作用不大的配角，但此时已成为很有战斗力的部队，“洋军官带中国兵”的模式成为后来几支中外混合军的典型范例，而中国人练洋操的成果，也启发了后来清方的思考和仿效。 　　武器装备方面，双方的差距也相当明显。 　　比起第一次战役，太平军装备显著改善，第二次战役中，法军发现浦东李容发部至少有几百支西式滑膛枪，而第三次战役时忠王麾下数万人竟有1/3配备各种西式枪械，大多是老式滑膛枪。但这些洋枪多数是缴获和走私所得，型号杂乱，质量低劣，许多枪根本不堪使用或打不准，且由于弹药来源匮乏，实际作战中并不敢多放，影响了战斗效果，部队中仍装备抬枪、火绳枪等旧式枪械，这些采用火绳发火的武器射速慢、瞄准困难，而且一遇雨天就不能使用，此外，多数太平军只有刀矛等冷兵器； 　　包括《剑桥中国史》在内的许多记载都说，上海之战中联军和常胜军配备了“后膛来复枪”甚至“连珠枪”，不确，英、法两军装备后膛来复枪都是在1866年，而第一种实用的连珠枪“斯潘赛连珠枪”直到上海之役结束后的1862年12月31日才第一次装备美军，成为欧洲各国军队装备则要更晚得多，显然他们都不可能在上海之役中被使用。上海之役，联军和常胜军使用的制式步枪为英国.577英寸恩菲尔德1853/步枪和法国M1859式11MM步枪，都是雷汞发火的前膛来复枪，由于有膛线，精度和射程有了相当保证，当时西方弹道学家试验表明，在200步距离处射击，滑膛枪所费子弹相当于来复枪的2倍，300步处为5倍，400步处至少l0倍。超过400步射击距离，滑膛枪已完全失效，而来复枪在800码处还可射击较大的目标；在1000码处，弹丸还有足够的末端能量，可穿透4英寸厚的软质松木板。因此，有人说，与当时的其它轻武器或冷兵器相比，每个握有来复枪的士兵等于拥有一门可达同样有效射程和最大威力的火炮，加上雷汞发火可以在阴雨天射击，单兵火力上联军和常胜军占据压倒优势，而他们的训练水平、单兵素养和火力组织能力又让这一优势得到更大的发挥。清军、尤其淮军仍处在和太平军同等水平的冷热混编、热兵器中土洋混编阶段，但由于编制固定，后勤统一，实际效果好于太平军，且由于身处上海商埠便利，加上列强大力支持，洋枪供应源源不断，即使损失也易补充，火力提高很快。淮军刚到时洋枪还很少，但第三次战役时已有足够洋枪将全军所有鸟枪替换。 　　双方在炮的差距上更大。 　　太平军的火炮主要是自造土炮，由于采用泥模铸造，气孔较多，加上冶铁技术落后，铁的杂质多，炮身容易炸裂，不得不加厚管壁和加上铁箍，导致火炮笨重；此外不懂得尺寸比例和弹道学远离，全凭经验出发，又没有完善的瞄准装置和实用的炮架、炮车，导致火炮准确性差、使用转移不便；太平军中也有少量“洋庄”即西方铸造的熟铁老式滑膛炮，这些炮采用新式炮架和瞄准装置，携带方便，且炮身较为耐用，但太平军自己不能制造，一旦损失无法补充，影响了使用效果；太平军在战役中也缴获使用了极少量西方野战炮，由于相同的原因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联军和常胜军全部使用西洋野战炮，英军、常胜军主要配备6磅、9磅、12磅、24磅和32磅前膛野战炮，并使用爆破弹、实心弹、霰弹等多种炮弹和适合不同射程的发射药；法军还装备了当时最先进、被称为“小四寸”的1858式四英寸后装线膛野战炮，这些洋炮的大量使用改变了战场格局，此前清军对于太平军凭借城墙坚垒为依托、使用望楼为耳目的防御体系束手无策，如今洋炮却可以轻易将这一切夷为平地，高桥、青浦、嘉定诸战，清方都是依靠联军或常胜军用炮火摧毁太平军阵地才取胜的。 　　清军在上海之役中仍以装备旧式中国炮和“洋装”为主，即使淮军也只在最后阶段装备了10门左右西式野战炮，但由于多数战斗中他们能得到联军、常胜军或会防局炮队支援，所以同样可以在火力上轻易压倒太平军。 　　容易被忽略的是，太平军的火药问题很多。由于物资匮乏，太平军使用的火药只能使用以城砖和草木灰熬制的土硝，琉璜则因来源困难含量更少，这样的火药燃烧性能尚可而推力不足，用作枪炮发射药则射程、穿透力都大打折扣，不论是土枪土炮还是洋枪洋炮都不例外，这就使得即使装备完全相同的太平军和清军遭遇，清军也能轻易地在太平军射程外用火力杀伤他们。 　　水师的差距则更加致命。清方的优势水师控制了制江权，保障了上海城的侧翼，西洋舰船上的重炮又给予沿江太平军以极大的杀伤。在第二、第三次战役中，联军、常胜军大量使用浅水炮舰和武装轮船，在水网密布的上海地区取得了极大便利，一方面，浅水炮舰的炮火可以延伸到陆军火力不及的纵深和侧翼，另一方面，轮船或小艇可以运输少量突击队和火炮运动到太平军腹地抢占要害；此外，由于拥有轮船之便，清方即使出现部署错误，也能很快弥补错误，用轮船将兵力迅速运送到缺口地区，在第二、第三战役的许多关键时刻，正是由于轮船将清方援兵及时运到，使得太平军功败垂成。 　　此外太平军编制落后，缺乏智囊和幕僚也使得将领们难以集思广益，避免失误；和第一次战役相同，第二、三次战役中再次出现“黄畹事件”等令人遗憾的疏忽，使得原本希望不大的胜利变得更加渺茫。 　　我们必须承认，在第二、三战役阶段太平军胜利概率不大，但也并非没有获胜可能：西方对清朝的支持是建立在假定清方胜券在握、且己方可以用较小代价在较短时间内帮助清方获胜，从而迅速获得条约规定的侵略特权前提上的，如果太平军能在军事上取得明显转折，或给予联军以不堪承受的重大打击，就有可能令其由干涉再度转为观望，在上海之役同时进行的宁波之役就是明例：一开始联军也试图干涉太平军的进攻，但在太平军取得绝对胜势后采取了默认既成事实的现实主义态度。应该说，不论是采纳黄畹“先剪枝叶”的计划，还是像第三战役前阶段忠王的战法，都可能达致上述对太平军有利的效果，并最终解决上海问题，但黄畹计划胎死腹中，而忠王又在最关键时刻被迫援京，导致整个战局的最终不可收拾。 　　 　　三、 上海之役的影响 　　 　　上海之役对各方都有很大影响。 　　太平天国方面，由于始终不能夺下上海，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始终无法打破，江、浙基地也一直处于不安定的状况。天王和忠王战略思想的严重分歧和天王乱封诸王的弊政，导致江浙太平军缺乏统一指挥、各自为战的局面越来越严重，直至覆灭。 　　忠王从此役中汲取了较多经验教训。在战术上，他开始尝试改变传统的密集队形，采用低姿匍匐、土工作业等接敌动作，和集火攻击、弹幕遮断等新战法，并在随后的天京保卫战中使用，取得了一定效果；在战略上，他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应对洋人的坚船利炮，此后曾向天王提出“让城别走”，希望转移到内地，以避开水上舰船的威胁，自己在苏州尝试制造西式炮架，并用西洋炮架运载中式土炮，还尽可能地搜集洋枪洋炮和制备各种西洋弹药，直到最后被俘，他还不忘提醒自己的敌人曾国藩，要“防鬼反为先”，并详细介绍了自己抵御洋兵的心得。 　　然而清方从此役中获益更大。上海之役的险胜使得淮军站稳了脚跟，成为太平军东线最大的威胁，此后他们在常胜军的配合下逐步蚕食了太平军在苏南的基地，从而加速了太平天国的覆亡。 　　由于洋枪洋炮威力惊人，“洋操”行之有效，上海战役结束后仅4天，清廷就谕令选派军官学习西洋兵法，并认真学习洋人制造枪炮技术，“以为自强之计”；切身感受到洋炮威力的李鸿章走得更远，战后不久，他就先后把淮军中的抬枪队、刀矛队统统改编为洋枪队，使得淮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完全装备火器的步兵，并大量搜罗洋炮，扩编洋炮队，还雇用英国人马格里在松江设厂制造枪炮弹药。在第三次上海之役关键时刻联军的怯懦又让李鸿章等感到不能完全依赖洋人，从而产生了学习洋人军事技术和经验以自强，最终与洋人并雄的思想，这也是后来轰轰烈烈“洋务运动”的先河。 　　上海之役暴露了太平军火力不足、尤其射程不够的弱点，此后的苏南各役中，常胜军、淮军先在太平军射程外用精确炮火摧毁其工事、然后再用步枪火力扩张战果，成了教科书般经典的战法，由于装备的差距，太平军对这种战法束手无策，导致苏南各地纷纷失守。 　　上海之役是西方由中立不干涉，转向帮助清廷消灭太平军的转折点，自此后列强与清廷由最初的相互猜疑甚至斗争，转向了合作为主的阶段。上海战役最后有惊无险地结束也重新鼓起了联军的干涉勇气，就在忠王西撤后不久，英法正规军即大举出动，帮助清军进攻浙江腹地。但第三次战役中联军遭受的惨重伤亡也让列强心有余悸，始终不敢完全接受此前何伯提出的直接帮助清军消灭全部太平军的计划，在上海之役进行的同时及此后不久，联军在浙江绍兴等地又接连遭到重大损失，遂基本中止了直接军事行动，转而以军事顾问、武器弹药等援助清军，并积极扶植常胜军等中外混合武装，这种带有“代理人战争”性质的政策成为此后相当长阶段里列强对华的标准政策，这种政策与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产生的“兵为将有”的督抚势力相结合，为下一个世纪里中国军阀割据混战局面的出现，埋下了明显的伏笔。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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