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职业化 　　（1947年3月8日《观察》第二卷第二期） 　　吴世昌 　　要毁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最有效的办法是使他腐化。使他腐化的方法也颇简单，在精神方面是时常对他恭维吹嘘。对人则用“伟大”、“聪明”、“能干”、“贤明”、甚至“圣哲”、“英睿”这类不怕丧失自己身份的字样；对团体则用“伟大”、“坚强”、“完美”、“进步”，乃至“为国为民”、“为世界人类造福”一类不怕肉麻的字样。在物质方面是使他不劳而获，或比别人少劳而多获，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他受催眠而其本来面目，真相信自己伟大聪明，因而作威作福，保有并扩张既得利益，成为小团体或大团体中的特殊份子。许多大户人家的不肖子孙老师这样宠出来的。许多本来有希望的团体发展到某一程度即腐化消灭，也都是被更大的团体“宠”坏的。 　　岂仅是个人或团体,有时候整个民族都可以用恭维和特权这两套法宝来把他腐化而渐趋消灭。有一个恰好的例子，也正发生在我们这个有数千年精神文明的中国。试想三百多年前满人初入关时，是怎样的年青茁壮而富于生命力的民族！在乾嘉时代，满洲统治阶级的文治武功，都还是第一流的。即在文艺方面，纳兰性德的词比号称宗匠的朱彝尊高明得多。但是两百多年的“圣文神开”“懿德庄淑”和“皇粮”，把一个年青有为的民族腐化得只会提着鸟笼吊嗓子，到今天连祖宗的姓也不要了，除了极少数才智之士，一般满人都已否认自己是满族！ 　　其实这不过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中国历史上差不多每一朝都是如此。开国之君照例是奋发有为的，传一代或二代常常会产生了“惠帝”——一个低能儿的体面称呼，至于旁支更不必说：汉景帝也算是不坏的，但我们读读《景十三王传》，简直令人怀疑有些王是人类还是兽类。这此历史上的悲剧，我们不必替古人掉泪，可悲的是杜牧所谓“后人不暇自哀，而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推翻满清的国民党，在当年是何等抱负，何等精神！即在北伐时代，也是朝气蓬勃，人民望之如大旱之望云霓，真有“南征则北怨，曰：‘奚为后我？’”的感想。可是短短二十年的执政，中间还夹着一大半随时应该警惕的外患时期，竟会腐化到今日的局面，这岂仅是国民党的不幸？真令人怀疑到中国这民族有没有复兴的能力。看来前人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只说对了底下的一半。 　　中国的一般老百姓觉得，国民党虽然是一个革命的党，但在北伐完成以后，和中国以前的换朝代并没有大区别。因为既称一个正党的革命，则最行重要的是“革”过去政府的政策之“命”。此点国民党并未做到。她虽然有一套很好的主义，允许人民很多权利，却似乎准备藏诸名山，到今天也并未实施。不要说今日，即在抗战以前，人民的实际生活并未比清末好多少。这正如同刘帮虽然答应人民除秦苛法，只有约法三章，而实际上刘帮本人并未履行诺言。“肉刑”一直到文帝时才废止，“挟书之令”一直到武帝时才废止。倒是过去换朝代的特点，“征服者的姿态”，却充分做到了，北伐军一到北京，立刻改为北“平”，从此借铁路之名：“平沪”、“平汉”、“平绥”、——若不是东北人反对，也有了“平辽”，四通八达，一律都平了。其次是换国旗，改国歌，严正朔（胡适之先生在战前曾说：政府几年来似乎只以全力禁止人民用阴历），大兴土木，制礼作乐。而最重要的是国民党员成为人民中的特殊阶级，心人民的膏血来养党，我想不出这与前清的“皇粮”有什么不同。 　　八年抗战使国民党的政府十分艰苦，战后问题关绪纷繁，也算是个“忧患”之局。所以逼了半年，还逼出了一个差强人意的政治协商会议。但有些人回收复区一看，敌伪物资山积，美不胜“收”，人民颂扬胜利，浑身舒服，于是再来一次征服者的姿态，先把伪币压到二百分之一，叫人民知道法币的“价值”。然后五月还都，普天同庆。政协决议撇在脑后了。凌夷至于今日的局面，其故虽然多端，而党的职业化，却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中国的党（或团）的职业化，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取得政权。一个正常在野期间，他的经费或由支持该党的富户捐助，或向海外华侨募集，财力不甚充裕，因此也尚有奋斗和求进步的精神。一旦取得政权，虽然革命尚未成功，而利益则已成既得。或者当其未得政权之时早存一朝权在手，便把财来发之心，或许鼓励其部属，悬为努力目标，也未可知，因为这也是我们的“特别国情”，由来已久。例如曾国荃之打太平天国，则允许湘军攻入南京后可以大抢，至今“打南京”一词犹成为某地“发财”之别名。奉直战争时，奉军将领也答应士兵“打到关内吃大米”。不过那些都还是暂时的现象。只有多少年来所谓“吃党饭”这一现象，真是使国家贫穷的一大原因，使执政党腐化的一大原因，也是使党的利益永远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因此也是使政治弄不好的一大原因。 　　现代的政治离不开党，这是个无可奈何之事。如果照有的政治学者所说，政府是一个Necessary Evil,则政党似乎是Necessary Means to the Evil。不过现在世界各国的政治，不外一党制与多党制两型。前者如今日之苏联，战前的德、意，以及至今残存的西班牙之类。后者如英、美、法诸国，为老牌民主国家的典型。中国今日朝野所希望的，是英美式的民主政体。国民党之一党专政，无疑的是模仿苏联的。不过国民党政纲规定训政以后有宪政，不像苏联的长期一党专政，是仍以民主政体为目的，训政不过是一个过程。但不幸这段过程太长，甜头太多，竟使化还没有直到目的地，便腐化起来。这正是使国民党的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 　　中国近若十年来，虽然只有一个国库，却经常支持着两政府的开支。平常所谓的政府开支，当然是指自中央以至省县的薪给费用。但我们除政府之外，还有党部团部，也是自中央以至省县，层层都有的。这二者的人员合起来，规模也就不小，再加许多又像公开，又像秘密的什么“统计局”，其经费并不列入国家预算。而数目之大，恐全国无一个能“统计”。把这些合起来，大致不会小于一个经常政府机构的开支。这些党、团、局的人员，你说他们没有工作，他们是经常在办公、开会、出差的。但如问他们的工作和老百姓、和国家，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必要？恐怕没有人能回答出来。他们工作的关系和必要，是纯粹的属于党的。 　　光是吃饭当然还不够，还得升官和发财。国民党是一来就喊出“党权高于一切”这口号的。因此党员总有官做，至少有饭吃。要做官必须填入党证书。有权斯有利，升官斯发财。这也鼓励了许多青年和黄年。不想求真实学问技能，求进步，只要靠党，必有饭吃。党籍是做官的必要资格，是长期的饭票。党员团员多多益善，反正由国库开支党费，不怕没钱，有为的青年入党或入团以后，渐渐觉得工作无聊，另谋正业去了剩下来的别无他长，只好长吃党饭。这使国民党受了反淘汰作用。党权既高于一切，则自然造成“党员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现象，政治如何搞得好？不仅如此，甚至为国家造就人才，也以党为门槛。高考，是考试院（一个政府机构）主办的，但录用人员须入训练团受训，否则没有录取证书。而受训则必须入党，这使许多被迫入党的党员未必如理想的“忠实”。在另一意义上，亦即非国民党员即无做官资格。战前有一次举行的党员留学考试有英文交白卷的，也被录取留美，通知其补习英文一年再出国。此人并未补习，因此并未出国，但却做了比许多前辈留学生更大的官，这使官吏的素质在为低落，政治上如何搞得好？一个党及其党员有这许多特权，怎么会不趋于腐化？满清的“皇粮制”据说是洪承畴想出来的，我不知道“党费国库开支”“党权高于一切”这两件打击国民党的武器是谁发明的。 　　反过来讲，既有这么一大批人靠党生存，则党的利益自然比什么都重要。假使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冲突时，当然要牺牲人民。国民党之坚持要保留国大旧代表，而牺牲人民的选举权，是最好的证据。其他一切“国营”“统制”等等，几无不可视为党与人民利益冲突时的解决方案。 　　在英美式的民主国家虽然也有政党，轮流执政，但他们没有这种三百六十行以外职业，吃党饭或说团饭，因此也没有发明党费可以从国库开支这个秘诀。热心政治的人自然也从事党的活动，但他们没有和政府平行，甚至在政府之上的庞大系统。在竞选时党是要化点钱的，但无需经常维持自中央以至地方的一套机构。党的中坚是资本家，他们不是以党起家，而是以企业起家，为了企业的利益，才热心于党的活动，因此不但不能靠党弄钱，而且还得为党化钱。可以说英美式的民主国家，热心政党者都另有正业；党是政治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故不会有“党权高于一切”，开口“党国”，闭口“党政军”一类现象。这种政治方式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但中国既要实行民主宪政，吸先采取英美式的政党活动方式与义律。 　　现在政府要还政于民了，因此做了两件善举，第一是党费不从国库开支。第二件是延揽各党派参加政府。关于第一点，自然是好现象。但是和全国教育经费数字一样大的青年团团费，却因为该团划归政府而仍由国库开支。这个团虽然也不免和党时有摩擦，但举世周知他是国民党的外卫组织，团员是预备党员。至少这个团既不能算无党无派，也不能算属于任何别的党。团从国库开支，他做些什么工作呢？据说是从事青年教育工作，果真如此，则政府必先假定，今日全国大学所教育的都不是青年而是黄年或幼年，否则必须假定今日全国大学的教授讲师一切学者都不足以胜任教育青年的工作，必须由青年团团员来代替他们。并且政府在去年即已声明党团退出学校，这个团是否在校外教育？以中国今日科学之不发达，正常教育之不够，教育经费之缺乏，而耗此巨款以养青年团团员，美其名曰“教育青年工作”，这不能不令人民怀疑这些人的谋国之忠。 　　其实说穿了谁都知道，党国一家人，不过是借此名目，改头换面以仍养党员而已。国民党对于“国库开支”这个诱惑，始终没有耶稣所谓“撒旦，退下去！”的精神。 　　至于第二点，邀请各党派参加政府，虽然是民主政治中无可奈何之事，也使老百姓不能不怀疑这些被邀请党派的利益是否与人民利益相符合。我们不能想像有些人除了党以外不能有别的正业，而其才能足以任国家和大事。然在野党的若干领袖，其学识才能均为世所共见，但如果中央地方各级政权全部开放，这大批除了党以外别无正业的“什么党党员”突然都做了官，或者自其现有职业中跳了出来升了官，是否政治就民主起来，国家就上了轨道，也不能不令人疑虑。政府目前开放政权的对象，是一些经常以党为业的人。而今日中国以党为业者，却真是全国人民中最少这少数。这此人参加政府以后，或许至多可收互相牵制，使不太胡闹之效，其他则未可逆睹。故政府今日虽口口声声说“还政于民”，而实际上则只能“分政于各党派”。这些党派在未得政权以前固然有的刻苦奋斗，有的明喊民主，暗送秋波，但一旦渗入各级政府，甚至在各省各县也挂起招牌，设起党部，吃起党饭来，第一他们从那里来这许多经费？第二，他们是否还肯尊民为主，把人民利益放在各自的党派利益之上？也大是问题。 　　因此我们为爱护已执政及将执政的党派起见，为珍惜中国目前这一点民主萌芽起见，主张任何党派的任何组织，都不可以明中暗中从政府中支用钱，也即不要再揩脂膏已尽的人民的油。一个党要生长进步，必须其党员人人有独立谋生的常识技能，有党以外的政治职业。任何党派，不论在野在朝，不应该使党成为衙门机构，成为党员的（口敢）饭地。必如此才能使人之入党，是为热心国事，而不是为哺啜而来。也只有如此，才能使一切党派健全，有能力。政府既说开放政权，应该向全国贤能开放，不应只向党派开放。党派可以参加政府，但应该是为共政治主张而参加，不是为解决党的“经济问题”而参加，更不是为“配给”该党的“党员饭碗”而参加。孙中山先生论“政党政治”说： 　　“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民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换句话说：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 　　这句话虽然是专对国民党而言（而且仿佛是针砭今日之国民党），我想今日朝野的一切党派都应该牢记这条原则。 　　 　　 　　附记：我这篇文字没有批评到共产党的情形，这并不是说中共无可批评之处，是因为还没有了解中共的“地方政府”与该党的经济情形，如果中共的党的费用也由其地方政府经费内开支，自然也在同样批评之列。我们推测起来，大致也是如此的。否则中共的党费来源，将成为一个很大的谜，关于这一点，仍希望中共能使我们这些非“解放区”人民知道其真实情形。 　　 （曾祥盛输入、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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