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纪念园储安平与胡适：两代自由思想 ——精英分子书信中的历史消息
程巢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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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战八年，战胜了日本，和平却成为泡影 1946年6月5日，胡适从纽约乘船归国，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此次留美国，凡八年八个月（Sept,26,1937到June 5, 1946）。”并且颇动感情地记下他的内心独白：“别了，美国！别了，纽约！”九年前，“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他作为一个国民，服从政府征调，到美国进行民间外交，旋任驻美大使。九年前他参加庐山谈话会，1937年7月28日下庐山以后，就没有回北平去接家眷，料理全家逃难。他于9月13日经香港出国。他的夫人、儿子是由朋友接出北平的。在国家的非常时期，真算得是抛家赴国难了！ 他在大使任上以拼命精神到美国各地作巡回讲演，使美国朝野理解了中国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他因过劳而得了心脏病，所以只能乘船回国。从纽约到巴拿马约1996英里，从巴拿马到上海，共8650英里。船行一个月，于1946年7月5日抵达上海。他的归来，是上海新闻界的一桩重要新闻。此时储安平也正在上海。但他没有参加欢迎胡适的活动，他正在紧张筹备《观察》周刊的创刊，无暇他顾。 胡适去南京住了几天。7月17日的《大公报》登出消息，标题是：胡适明日由京返沪。副题为：附志其致毛泽东一电。文云： [中央社本市讯]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博士，定十八日由京来沪，偕夫人北上主持校务。 编者按：胡适博士去年八月在纽约曾有一电致毛泽东，特附志于次，以见其对国事之主张，其电云：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侯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立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为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点，今特电达，用供考虑。 胡适，八月二十四日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开幕，胡适与董必武都是中国代表团的成员。8月，鉴于国内两党内战的危险，胡适便约董必武长谈，并在谈话两天后，又在纽约用无线电发此电报。当时国民政府邀约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电报是讬王世杰（时任外交部长）转交的。我在前几年见到有的学者、作家评论胡适此举“太天真”；我倒觉得以胡适的学养和阅历，与其说是天真，不如说是开导。胡适的出发点很坦诚，就是希望中共诸公把国家人民的前途置于党派利益之上。当时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代表人民的愿望和呼声的，一致要求停止内战，恢复和平。 国共和谈，阴晴变幻无定。民盟也没有起到好作用。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30下午前往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特园（又称“民主之家”）访问民盟主席张瀾。张瀾为毛的安全担心，表示“不相信蒋介石有和平民主的诚意，是假戏”。此语正中毛的下怀。毛说：“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场戏就大有价值了。”（《毛泽东年谱》下卷18页）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世界革命。毛泽东就是要以武装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胡适劝说“爱惜中国前途”，“放弃武力”，“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在毛泽东看来就是一条机会主义路线。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判定内战是停不了的。而民盟总部的所谓“民主之家”，其实名实难符。当年所谓“民主人士”，“进步人士”，云云，有不少人是把反政府等同于“民主”的。而“民主”的理念，内涵，真谛，彼等之认识尚稍隔一间。十二年以后，民盟自食苦果，其实是有远因的。 日本投降以后，和谈，内战，内战，和谈，进行了将近一年，胡适归国。一个多月以后，储安平的《观察》周刊创刊号，于九月一日出版。 王芸生对时局前途的分析 《观察》创刊号的首栏，刊出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撰写的《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王氏是那个年代新闻界的大手笔，他在三、四十年代为《大公报》写的社论时评文字，极受读者欢迎，具有广泛的影响。第二篇重头文章则是清华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伍启元的《论当前中国经济情势》。这些内容都是知识分子读者所最关注的时代热点问题。储安平的这个设计，一开始就显出了他的聪明才智和眼光。 王芸生说：我天天关心中国的时局，尤其时时在追究中国的前途。尽目前所有的资料，以参証当前的大局，我以为中国的时局前途有三个去向。 （一）南北朝。这是中共所要做到的。在去年秋胜利到来之时，毛泽东先生应邀到重庆，国共谈判了四十多天，未曾谈得拢。其中距离最远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重划军区问题，另一个是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到最近马歇尔与司徒雷登的联合声明，使调人痛感棘手的，还是这两个问题。 这里边重划军区的计划，实际可以说是一个江淮为界的南北朝。双十纪录发表之后，毛泽东由重庆飞返延安，中共的军事行动就转趋积极了。在江南的共军，迅速撤至江北。在广大的北方，打山西的上党区，打綏包，打同浦东段，积极向山东扩张，大量向东北渗入。那时共军的高潮，大有不能取之於樽俎的，而必得之於疆场，以实力做到其所要的。綏包之败，山海关之挫，使这计划受到了一些阻挠。到今年一月停战令下，政治协商会议举行，衣裳之会，隐蔽着戎车行动。无论停战令下，或者政协协议，军事实未曾停。北方一直在打，而东北更是阴云重重，这情形一直发展到夺长春，佔滨江龙江，而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及至四平街决了战，共军连弃四平街、公主领、长春三大据点，复趋低潮，於是停战运动大起。南京的谈判，宣布了东北停战十五天，又延长停战八天。这二十三天的停战都过去了，更是大打起来。半个中国，烽火连天，无论高潮低潮，紧打慢打，一个南北朝的运动，是在有力的进行。 这是中国时局前途的一个去向。 （二）十月革命。中共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野心，因为他们的主观力量还没有这么大；但是客观的条件却在骎骎进展着。一、政治搁浅到解体。今天国民政府治下的政治，一片搁浅现象，恹恹无生气。循良的公务员待遇低薄到无以维持肚皮，相对的就是贪污公行，滔滔天下，廉洁成了难能之事。再不振作，再不有为，则弄到政治解体，实非不可能。二、经济恐慌到崩溃。这问题更深刻了。今日中国的经济，一面倒的靠洋货输入；国家的财政，又一面倒的靠通货膨胀。物价狂涨，工资奇昂，人民憔悴，工业窒息，独独发了官僚资本与买办阶级。政府天天在饮鸩吸毒，人民天天在挣扎呻吟，如此下去，则洪水到来，经济崩溃，已经不是太意外的事了。三、最后是军事。现在国民政府的声光实际是靠着中上级军官对中共还有一股敌忾之气。但，这是不很可靠的，因为抗战既经胜利，中国人打中国人，实在不能持久维持士气，尤其士兵生活之苦，拖久了，难免要生变化。士兵一声撂枪，中国的十月革命马上出现，就是国家大乱。所以无论为政府计，或为国家计，都不能再打，都不能再拖了。再打再拖，必将更加重政治经济与军事三方面的危机，最后搞成国家大乱。这可能是中国时局前途的又一个去向。 （三）政协协议之路。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协议，原是当前中国极理想而又很艺术的前进之路。一幅国是前进路线图，设计得原不甚差。不知怎的，刚刚签字的协议，墨沈未乾，便你吵我闹，弄成一文不值，一条也不曾实行。 政治协议的政府改组，因为各党派参加，是联合性的；用这个政府筹开国大，以制订宪法，然后实施宪政，举行民主大选，所以这个政府也是过渡性的。由政治协议的路线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大路，这是中国时局前途最好的一个去向。 以上三个去向，毫不踌躇的，我们希望能够走上政治协议的路线。现在内战正打得如火如荼，加速度的向“国家大乱”疾趋。怎样避免大崩溃，大糜烂，而走上和平统一民主进步之路？我以为其中还有几个症结应该注意： 第一、国民政府先要力事清潔有效。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做到清潔有效，一切施政无例外的变质，富了官僚买办，苦了民生，则纵使有足够的武力，能否永久维护其政权，是有疑问的。 第二、国民党应该深刻瞭解民主宪政的路，是需要高度的宽容与高度的智慧的。国民党肯不肯接纳一部中央政府受立法节制及地方均权的民主宪法，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关键。 第三、美苏对立的形势，对中国现局最为不利，最好是解消这形势。我们所能为力的，是在外交政策上力维均衡，而莫一面倒。 第四、最后，需要中共将来甘心做一个民主政制下的宪政的党。 中国知识分子最希望企求的“由政治协议的路线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大路”这个“中国时局前途最好的一个去向”终于没有出现。他们的梦延续了两年多，到1948年冬就彻底破灭了！ 储安平的第一篇专论 《观察》创刊两周之后，在1946年9月14日出第一卷第三期，储安平将自己写的一篇专论《失败的统治》放在首栏的位置。他开篇就写道： “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后垂二十年。二十年执政的结果：一般人民的物质生活，愈来愈艰难；一般社会的道德生活愈来愈败坏。国民党有主义，有理想，当初也是满怀热血，以救国救民为已任；志士仁人，前仆继后。何以执政二十年，反弄成今日这样一个局面：不仅党的声誉、地位、前途，日见衰落，就是国家社会，也给弄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其中症结，实堪研究。”他尖锐批评国民党“只知以加强‘政治控制’来维护其既得政权。……这几年来政治的技术大有进步，德国式的集中营和英美式的参政会，无不随时应变，应有尽有，但政治在本质上则愈来愈开倒车：贪污流行，效能低落，自由缺乏保障，民生一无改善，而政治道德则尤见江河日下。” “二十年来中国的执政者，只有在征税和壮丁两件事上才思及人民，此外人民在政治上几不复占到任何重要地位！歴观往史，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不顾人民而犹能长久维持其政权者。不顾人民苦乐的政府必然失去人心；不为人民福利打算的施政，必然不能使国家社会得到健全的发展。政治生活中本来有物理的作用：政绩败，人心怨愤；人心怨愤，政权动摇；政权动摇，执政者的控制势须加紧；压制越紧，反动更烈。如此循环，互为因果，而终必全盘倾溃，不能收拾。 “抑有进者，太重视消极的政治控制，必然同时促成道德的堕落。政治控制是以力取人而不以德服人，主使这种政策及执行这种工作的人，必为无道不德之徒，流风所至，遗害难言；这是一层。其次，在一个以力而不以德治人的社会中，有骨气的人，心难甘服，于是偏激者‘逼上梁山’，中庸者潔身自好，柔弱者頺靡消沉。国家尽失樑栋，社会无复正气。其三，在唯力是视的社会上，断无是非公平可言。我们看这几年来，国人的意见，政府置若罔闻，而美国一言半语，当局无不重为考虑，因为美国有飞机大炮和金钱；无党无派小党小派的人，喊破了喉咙也是白费，而共产党的意见，就不能相应不理，因为共产党有枪杆；甚至教授罢教，政府可以听其自生自灭，而工人罢工，有司不能不管；一切只讲强力。只讲强力的社会必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同时亦即为一个乱的社会。其四，要求政权巩固，自然不顾政局发生不必要的波澜，于是老朽之辈，虽庸碌一无成就，亦可尸位十载而不易，‘忠实’之徒，虽恶行多端，众口所诛，亦仍能安如磐山，行其所行。贤不肖不复有别，而国家取士之道尽失！” 从内容到语气，我们感到，储安平在批评执政党时，简直没有什么顾虑。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在秉笔直书他的意见时，胸臆间充溢着一股浩然之气的情景。我们今天重读前人的这些文字，也可窥见六十年前的言论自由所达到的程度。 朱东润从泰兴来 1946年7月13国共军队在泰兴激战以后，朱东润曾到泰兴一次，大概在9月中下旬他又去了一次。他本来就是泰兴人，他写了一篇《我从泰兴来》的长篇报导，登在《观察》第6期。朱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传记文学家。他当年写的这篇家乡见闻记，是现存当年关于苏北内战战场的翔实纪录，兹撮要摘录如下： 共产党在和政府底斗争里，不断地指摘政府如何地食言，如何地不顾信用，如何地滥发空头支票；他们甚至自称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政党。地方民众看到国军奉行三民主义的标语，同时再听到共产党实行三民主义的口号，这才是摸不着头脑。可是在共产党底作风里，也确实表现那令出必行的气势。最初他们提出减租的口号，地主底田租便不得不减轻；其次是倒租，於是他们便和地主计算要把民国二十九年以后所收的田租，取出不照共产党规定而浮收的部分完全倒出。这一来，地主们一概破产，走得了的便逃到江南，至少也躲到城里，走不了的只有一切遵命。好在小地主都是些自耕农，只要留得几亩地，他们总还可以勉强自给。一年以来，四乡更叫起拆屋分田的呼声。多余的房屋是地主阶级底象征，而且万一国军到达，每座房屋都会成为临时碉堡，於是便实行拆屋，除了生活绝对必需的几间以外，一概要在限期以内，自动拆卸，这样你还可以保留一部分的木料和砖瓦，倘或逾期不拆，那就由他们代为执行，一切都没收了。分田更是一件重要的定策。本来泰兴人多地少，耕地面积太少的农民，久已无力维持极低的生活水准，更谈不上供应地主和债主的剥削。现在分田了，除去流亡的地主和农民以外，按人口均摊，听说在较优的村庄里，每人分得二亩，其次的也分得一亩五六分。 这个当然算不上什么土地政策，因为他们底一切计划，都是只就一县着手，必然地还是多寡不均，而且因为人口孳生底结果，短期以后，必然还需要一个重待分配，才能保持小范围以内的平衡。可是共产党管不了这许多，一切只求眼前的痛快。分田以外，还有分店，这是一个在外间很少听到的名辞，但是在新四军支配的几个镇市里，已经切实执行了。分店底办法，是把店主底资本、存货和生财家具，由店员平均分配，大家一走了事。这个当然是一种极幼稚的行为。商人被打倒了，新的分配机构没有成立，那时谁来担负这营运的责任，一般的民生岂不是更加痛苦？在共产党底发祥地，商人照旧存在，偏偏在这民生凋疲的苏北，实现这个闻所所未闻的分店理论，这是为的什么？可是他们正在提倡打倒知识阶级，而泰兴的共产党基本干部，知识最高的多半只是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因此不免倒行逆施，做出这些原始社会的行为。 从军队底数字上，从训练和装备上看来，新四军是无法和国军比较的。在阵地战遭遇战方面，他们不是国军底对手；他们擅长的是游击战，因此国军始终驻在几个据点上，可是这个作战方式，是经过几次严重的教训，才算学会，轻易不能放弃的。除了直接作战以外，共产党对於对方，凭着他们亲交的手段，常时构成最大的威胁。本来新四军底最大部分是穷苦的农民，而对方底最大部分，何尝不也是穷苦的农民？贫农和贫农底中间，最容易造成情感底共鸣，一待情感共鸣而后，那还打什么仗呢？去年九月间新四军消灭伪军，就是用的这种战略。那时伪军师长蔡鑫元把十九师底部队，完全收到城里，聚集了三个月以上的粮草，在泰兴城里巷头巷脑筑了无数的碉堡；他准备和新四军决战，但是他也确实认定新四军无从破城。在新四军进攻城郊的时候，伪军长官有些正在开怀打牌，认为这个不成问题，城头城下稀疏历落的枪炮声，衬着竹牌的声音，更加来得清越。可是新四军有新四军底策略：大部的军队留在后面，拚命地嚷着：“杀啊，杀啊，冲啊，冲啊”，近城边的却是大队大队的乡下老太婆，她们喊着城上守御的军队“乖乖肉格家去吧！我们是为着躲公粮才当兵的，不是来替蔡鑫元拚命打仗的啊！跟妈妈家去吧！新四军不杀你们，他们是来杀蔡鑫元的啊！”真的，伪军的兵士，只是些躲避公粮的贫农；经不起这一阵阵的威胁和叫唤，他们终於把枪枝放下，不打仗了：他们一个个地回家，只剩得蔡鑫元和他底僚属偿还人生底血债。唐人说：“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还乡。”从前都以为这是诗人底幻想。现在晓得确实是有这个境界的。 朱先生的纪实，还有不少精采的内容，限于篇幅，只好割捨。以上所记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战例，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就像文化大革命。驱使老太婆瓦解敌军的手段，在今后中外的战史上绝不可能再有了。由此可以看出，中共的革命，为了他崇高的目的，是不惜采用任何手段的。我们重温历史，如能悟出这一点，就更能知道十一年后的“引蛇出洞”的“阳谋”，是自在情理之中的事了。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择手段”却对人心有腐蚀作用。它导致的全民心理的顽症，却是一百年也治不愈的民族痼疾。 储安平致胡适的第一封信 《观察》在创刊之前，胡适已经回国，但创刊号封面下端所列68位撰稿人（自第7期增至70人）中没有胡适，这在储安平是有深远考虑的。当《观察》出到第21期（1947年1月18日）三天之后，储安平藉阴历除夕之夜，给胡适写了第一封信： 适之先生： 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份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我们在筹备的时候，曾请陈之迈先生转求先生赐予支持；之迈先生事忙，或者未获代致我们的诚意。去夏先生返国，许多朋友鼓励我晋谒先生，我始终未欲冒味从事。因为先生离国多年，这几年中，也正是中国社会上诡诈最多的一个时候。我们自己虽然抚心自问，是真正无党无派的，但先生何能相信？先生对于一个不为先生所熟知的刊物，决不会给予任何关切与支助。所以我认为假如那时冒味晋谒，徒然偾事。观察创刊迄今，忽忽半载，目下第一卷二十四期即将出完，我们曾按期寄给先生，请求指正。从过去二十几期中，先生或能得到一个大概印象：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真正居中的。过去各期内容尚有许多缺点弱点，总因我们能力有限，人力不够，力与愿违。从筹备时候算起，我已化了整整一年的心血，全力灌注在这个刊物上。在筹备时候，要集款，要找房子，要接洽撰稿人。刊物出后，买纸，核账，校阅大样，签发稿费，调度款项，都是我的事情。在最近的五个月中，我没有一天不是工作至十二小时之多。一方面稿子不够，一方面要顾到刊物的水准，一个人独力孤苦撑持，以迄于今。所幸我自己有此决心，能以长时期来经营这个刊物，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长线放远筝，三五年后或者可有一点成就。在先生的朋友中，比较暸解我亦最鼓励我的，大概要算陈衡哲先生了。我和孟真先生往还甚浅，但傅先生也给我许多指示。我希望这个刊物能得到许多前辈的支持和指教，慢慢的发展和稳固。我现在正着手计划第二卷的方针。我写这封信给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请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先生对于这个请求，自湏加以考虑，不致轻诺。但是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忘私从公，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当我在筹备本刊最艰苦的时候（去年春天，股款迄难筹足）南京方面约我几次，我都未加考虑，因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刊物出版以后，我除了我的寓处，社里，学校三处之外，任何集会不参加，任何人物不周旋，这就表示，我不以这个刊物为私人进身之阶，不以这个刊物为活动的根据。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气的人。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励，并非要先生鼓励我这个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这种精神。后辈需要得到前辈的鼓励和赞助，前辈也有鼓励赞助有希望的后辈的道义责任，因为我们共同努力者，乃是一种有关国家福利的事业。兹掬最大诚意，并坦率陈述一切，如承先生俯允，刊物幸甚。我们并想求先生为第二卷第一期写一篇文章，（二月十五日前掷下）希望是一个大题目，以便排在第一篇，用光篇幅，并为号召。如何之处，佇候赐教。专肃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敬上 一月二十一日农历大除夕 胡适生于1891年，此时刚过55周岁。储安平生于1909年，至少已满37周岁。他比胡适年轻18岁，他们属于两代人，储安平以“后学”居之，是很恰当的。由于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宗师的地位，《观察》既以“自由思想”相标榜，则胡适的列名撰稿人，就比其他任何撰稿人的列名更为重要。所以储安平的这封信写得诚恳，坦率，并且表明了自己的志趣和人格。依照胡适的为人及其待人之道，可以推想他对储安平的请求，是不会拒绝的。《观察》第1卷出满24期后，要休刊两周，到3月1日再出第2卷。果然在3月1日出版的《观察》第2卷第1期的封面上，胡适的名字已列入撰稿人名单之中。此时的撰稿人已增至74人。胡适必定是在1月末或2月期间给储安平复了信的。但文章却没有写。迄《观察》停刊，也就是在1947、1948整整两年中，胡适没有给《观察》写过一篇文章，这是什么原因？这是我近三、四年以来一直在探究的一个问题。 一九四七年的胡适（一） 胡适一生最关心的事不外学术、教育、人才，所以凡是与此相关的事，他都不殚烦地参预料理。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他一生都在写批评政治的文章。具体准确地说，是他对实际政治不感兴趣，无意从政。但政治的不良，影响到国家、社会的进步，影响到民生，他便要据理执言，所以他终其一生都在批评政府和执政党，无论蒋介石怎么尊重他，看重他。1947年初，他就任北大校长才半年，他一心一意想把北大办好，办成世界第一流大学；公余则弄他的《水经注》断案。2月18日他在家里“召集北平市妇幼保健所赞助委员会，意欲帮王伯琨女士的忙。”21日蒋介石派王世杰飞往北平，劝他考虑就任考试院长，他说“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敢就。……我不愿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他在2月里花了一些精力应付这件事。24日上午，他到协和医学院，与T·鲍恩先生和玛丽·弗格森小姐商量协和校务，因为他是协和医学院董事会的董事长。第二天他就病了，直到3月5日才出门到北大办公。 3月6日，胡适与协和医学院董事会秘书玛丽·弗格森和护士学校主任聂女士搭美国军用机南下，12点到上海。下午就召开协和医学院董事会的“提名委员会”。7日、8日又续开二次、三次提名委员会，直到预备程序完成后，才于11日开协和校董会的正式年会，开了一整天，终于选出了正、副院长。 13日，胡适去南京。下午两点才到，立即就开中央博物院理事会，接着又开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预备会。胡适此来是为参加中基会年会，商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法草案。晚8点，蒋介石邀吃饭，先约胡适小谈，仍然劝他参加政府。以后几天，陈布雷、邵力子都来劝驾。18日下午蒋介石又约胡适谈话。胡适说，现时国内独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蒋先生前几年把翁文灏、张嘉璈、蒋廷、张伯苓诸君都邀请入党，又选他们（廷除外）为中委，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误了。蒋承认那是错误。但他一定要胡适考虑国府委员的事。胡辞出时，蒋送到门口問胡太太在北平吗？胡适说：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 历来治民国史的学者都认为蒋邀胡适、陈光甫、莫柳忱、胡政之等无党派的人士任国民政府委员是虚假的，或虚设的，挂名的，其实蒋是确有诚意改革政治的。做学问不应当站在得势党的一方判定问题，应该取超党派超意识形态的纯学术立场研究事实，才够资格成为一个名实相符的学者。 下午五点，胡适访英大使Ralph Stevenson[拉尔夫·史蒂文森]。胡适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中山当日接受了共产党的组织方法，但他终不认一党专政为最后阶段，只认为过渡到宪政的一个阶段。国民党执有政权二十年，今日宣告结束训政，故是稀有的史实。 3月21日他飞回北平。29日与郑天挺（总务长）、汤用彤（文学院长）、陈雪屏（训导长）商量，由他们去电给政府，说明校长不应参加政府委员会之意。胡适自己“也去一电，给蒋公，申说此意。”4月5日，“再打一短电给蒋主席，仍由骝先（朱家骅）兄转”。4月19日，“何（思源）市长转来蒋主席电云：‘微电（五日）敬悉。此次尊重兄意，不克延致，殊为耿耿。若有两全之道，则必借重以慰群望也。国事艰虞未已，尚盼时赐尊见，……匡其不逮为幸。蒋中正卯皓府交印。’” 5月19日的《经世日报》及20日的《华北日报》报导胡适对学潮的态度，认为罢课不能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反而使学业受损失。胡适在《华北日报》的剪报上批注：“此是官报，故删去我批评政府的话。”（《日记》手稿本）5月20日，陶孟和致胡适一信： 适之吾兄： 久违，至以为念。我兄缄默久矣，识与不识，每谈及时，常深为忧虑。今早得读我兄对目前学潮谈话，谓政府动感情，诬学生有背景为不当，所见公平正确，直言无忌，不逊当年，曷胜钦佩！大家所忧虑者，可从此冰释矣。欣幸之余，专函奉告，尚祈谅察是幸。此颂 大安 弟孟和顿首五月廿日 胡适在《日记》里记：陶孟和兄来信，可见一般朋友的心绪。此信亦可见南方报纸也有发出我批评政府的话的，此则甚可喜。北方官报如《华北日报》，把我批评政府的一段删去了。五、廿三。 储安平谒见胡适 1947年7月初，当《观察》第2卷第19期印成后，储安平给胡适写了一封短信。文曰： 适之先生： 我定十日前后飞平，专诚晋谒先生，向先生请教。我在这封信上，先向先生恳求一事：我们诚恳地求先生为观察三卷一期写一篇文章。我们愿意得到先生的支持和鼓励。如承俯允，不胜感幸。聆教匪遥，余容面陈。即请 大安 后学 七．四 储安平“飞平”看来是如期成行了，并且胡适接见他至少不低于三次；只可惜7月中旬，时值酷暑，胡适自7月1日至19日没有记日记，难知他们交谈的详情。7月20日《日记》载：“各报登出我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此文不长，但却是中国宪政史上一通极其重要的文献，有必要录在这里让当今怀有宪政民主梦想、企望政治体制改革的有为君子重温那失诸交臂的可贵可羡复可叹的历史。文如下： 我们在今日谈宪政，谈民主，谈国共问题，谈结束训政，谈美苏对峙的两个世界，似乎都应该先认清世界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在三十年前，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在这最近三十年之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政党”的名称，性质和英、美、西欧所谓政党完全不相同。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主张虽有左右的大不同，但在党的组织纪律上是很相同的，都属于后一类。 为便利起见，我们可以把英、美、西欧式的政党叫做甲式政党，把这三十年来苏俄、意、德诸国后起的政党叫做乙式政党。 甲式政党的性质有这几点特色： （一）甲式政党的党员没有确定的人数，没有党籍可以查考。人人可以自由登记为某党党员，人人可以自由脱离本党。如英国邱吉尔从前是自由党，后来是保守党。如美国威尔逊本是民主党，后来竟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二）党员投票是无记名的、秘密的。党员言论是自由的，没有党的纪律可以约束党员的投票，也没有特务侦探可以干涉党员的言论行动。最近美国民主党的华莱士在国内国外批评本党的政策，是最明显的例子。英国工党的议员也有严重批评本党的政策的。这种行动，本党固然无法制裁，社会也往往允许，称为“独立”，称为“不党不偏。” （三）甲式政党的原则是在两个或多个政党之中争取多数党的地位。每个政党总希望成为多数党，但每个政党总得容忍并且尊重少数党的权利，因为今年的少数党也许明年要成多数党，今年在朝的多数党也许明年下野成为少数党。最后的决定是人民的选举票。在选举之前，没有一个政党可以确知全国人民的最后决定，也没有一个政党可以操纵把持全国人民的投票。例如美国一九二八年的大选举，共和党胡佛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四年之后，民主党罗斯福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这都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 （四）选举结果确定之后，在法定的日期，胜利的党从失败的党手里依法接收政权。失败的党决不敢用警察军队的力量来霸佔政权，或毁灭得胜的反对党。因为他们知道几年之后他们又可以有竞选的机会，所以他们都努力培养“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的雅量。试看英国邱吉尔在一九四五年负着何等威望，然而那年选举的结果，保守党惨败了，邱吉尔只能坦然交出政权，退居反对党领袖的地位。 以上所说的是甲式政党的组织与作风。至于乙式的政党，便完全不同了。乙式政党的性质也可以分作几点来说： （一）乙式政党是一种严密的组织，有确定的人数，有详细精密的党籍。党员入党必须经过审慎的调查察看。入党之后，党员可以受惩戒，被开除，但不能自由脱党。 （二）乙式政党的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党员没有自由，也没有秘密。乙式政党必须有严密的特务侦察机关，他们的作用不但是侦查防范党外的人，还须监视党员的言论、思想、行动。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命令，思想言论必须依照党的路线。 （三）乙式政党的目的是一党专政。未取政权之时，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取得政权；既得政权之后，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巩固政权，霸住政权。乙式政党本身是少数党，但因为组织的严密坚强，往往能利用政治的特殊权威，压服大多数人民，以少数党统治全国。 （四）乙式政党绝对不承认，也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一切反对力量，都是反动，都必须澈底肃清铲除，才可以巩固一党永久专政的权力。 以上列举甲乙两式的政党的性质，都是很浅近的政治常识，不值得政治学者的一笑。可是这些区别，正因为很浅近，所以往往为一般人所忽略，甚至於高明的学者所忽略。例如前些日子有人讨论美国与苏俄对峙的两个世界的区别。曾说：“美国给人民一张选举票，苏俄给人民一块面包。”这似乎不是公允的比较论。美国人民未尝没有面包，苏俄人民也未尝没有一张选举票，但这两个世界的根本不同，正在那两张选举票的使用方式的根本不同。苏俄因为没有反对党，故一九三六年新宪法之下的选举结果认为百分之一百，或是百分之九十九。美国因为容许反对党自由竞争，所以罗斯福最大的胜利总不过人民投票总数之百分之六十。（此指一九三六年大选的结果。一九三二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七，一九四○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四。）这百分之六十的大胜利，代表自由的政治，代表独立的思想与行动，代表容忍异党的雅量。所谓“两个世界”的划分正在这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的划分。 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那甲式的宪政政治。 近年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进行宪政，这个转变可以说是应付现实局势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纲领的必然趋势。一个握有政权的政党自动的让出一部分政权，请别的政党来参加，这是近世政治史上希有的事。所以无论党内或党外的人，似乎都应该仔细想想这种转变的意义。依我个人的看法，这个转变应该是从乙式的政党政治变到甲式的政党政治，这里面似乎应该包括党的内容与作风的根本改革，而不僅僅是几个政党分配各种选举名额或分派中央与地方的官职地位。如果训政的结束能够引起一个爱自由的、提倡独立思想的、容忍异己的政治新作风，那才可算是中国政治大革新的开始了。 这篇文章显然是四个月前（3月18日）胡适在南京与英国大使拉尔夫·史蒂文森一小时谈话主要内容的申说。当时国民党宣布结束“训政”，是自晚清以来中国宪政道路的最后一次契机。但是右翼党对内战欲罢不能（它非主导方面），而左翼党还没有具备接受宪政的见识和胸襟，致使这个契机白白地丧失了，其后半个多世纪则绝无宪政的一丝曙光，故中国的三、四代仁人志士及良善百姓不得不接受一部现实的伤心史！ 一九四七年的胡适（二） 1947年胡适已进入57岁，他的健康状况并不好，但是在7月的酷暑里他仍然忙得很。7月31日的《日记》写道：“写明天的广播词，今天天气极热，事情又多，直到晚上始能写下去，直到天明五点半才写完！（昨天已开始写了）。我看重广播，故花这许多时间去准备。”8月1日上午9点，他在北平广播电台作生平第一次在国内广播，讲题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他说轮船、火车、电报、汽车、飞机、无线电报出来以后，世界上的距离一天天缩短，地球一天天缩小，人类一天天接近，把种种自然的阻隔物都打破了，使各色各样的风俗习惯，信仰思想，都可以彼此接触，彼此了解，彼此交换，已经渐渐的造成了一种混同的世界文化。这种世界文化都是自由挑选的，这里面有一个大原则，就是“我要什么，我挑什么来，他要什么，他挑什么去。”这些都不是洋枪大炮输入或抢去的。这是世界文化的一个自然趋向。还有一个理想的趋向。这个趋向是改造世界的大方向，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现在差不多成了文明国家共同努力的目标了，总括起来共有三个： 第一，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生的幸福。 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生活的程度。 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的独立人格。 他说，在最近三十年中，科学的领导地位，已经渐渐地从欧洲转到美国了，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是世界公有的，只要有人努力，总可以有成绩，所以新起来的国家如日本，如苏联，如印度，如中国，有一分的努力就可以有一分的科学成绩，我希望我们在世界文化上有这种成分。 关于第二个目标，他说，美国英国号称资本主义的国家，但他们都有级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前四年的英国所得税，每年收入在一万磅的人，要抽百分之八十，而每年收入在二百五十磅以下的人，只抽百分之三的所得税。同年美国所得税率，单身人（没有结婚）每年收入一千元的，只抽一百零七元；每年收入一百万元的，要抽八十九万九千五百元，等于百分之九十的所得税。这样的经济制度，一方面并不废除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一方面节制资本，征收级进的所得税，供给全国的用度，同时还可以缩短贫富的距离。此外，如保障劳工组织，规定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用国家收入来救济失业者，这都是“社会化”的立法。我们中国本来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我们更应该朝这个方面多多的努力，才可以在世界文化上占一个地位。 最后，世界文化还有第三个共同的理想目标，就是民主的政治制度。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的趋向，那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体专制的潮流，在我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就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自由大潮流，大方向。 俄国的大革命，在经济方面要争取劳农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可是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一个人的专制。三十年的苦斗，人民所得到的经济利益，还远不如民主国家从自由企业与社会立法得来的经济利益那末多。这是很可惋惜的。 我们纵观这三十年的世界历史，只看见那些模仿这种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制度一个一个的都被打倒了，都毁灭了。今日的世界，无论是在老文明的欧洲，或是在新起的亚洲，都还是朝着争民主，争自由的大方向走。印度的独立，中国的结束一党训政，都是明显的例子。 所以我毫不迟疑的说：世界文化的第三个理想目标是争取民主，争取更多更合理的民主。 有些人看见现在世界上有两个大集团的对立，“两个世界”的明朗化，就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祸不久即将来临了。将来胜败不知如何，我们不要押错了宝，将来后悔无及！ 这是很可怜的败北主义！所谓“两个世界”的对垒，其实不过是那个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集团，自己害怕自己气馁的表现。这个集团至今不敢和世界上别的国家自由交通，这就是害怕的铁证！这就是气馁。我们认清了世界文化的方向，尽可以不必担忧，尽可以放大胆子，放开脚步，努力建立我们自己的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我们要解放我们自己，我们要自由，我们要造成自由独立的国民人格，只有民主的政治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 两天后，北平的《华北日报》登出了这个讲话的文字稿。这个广播讲话的内容，旨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希望中国认清形势，“迎接全球化的挑战”。这是在56年前中国的一位思想家，以前瞻性的眼光，为国家民族发出的一个呼吁。可惜内战，腐败，接着是唯“老大哥”马首是瞻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闭关锁国，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反右，文革，发展世界革命，援助亚、非、拉，把全世界都变红，等等，等等，把机遇、时间都白白丧失了！直到20世纪末，另一位学者、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才重新发出“迎接全球化挑战”的呼吁。前一个人说，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世界文化的趋向，我们没有采纳，以致后一个人在五十多年后又放声疾呼：民主是全球化的潮流！ 储安平与胡适之间 储安平在7月4日致胡适的信里是说“10日前后飞平”。他编完了《观察》第2卷第21期之后，在“编辑后记”里说：“当本期出版时，编者已在北平。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期由吴世昌先生代编”，21期是7月19日出版，24期应于8月9日出版，根据这些迹象推测，储安平大概自7月中旬至8月初期间在北平。他回上海以后，于8月12日给胡适写信说： 适之先生： 在平数谒，恭聆教益，深为感幸。先生对《观察》的鼓励和指示，尤使我们增加不少勇气，我们愿以全力持久经营此刊。 先生允为《观察》三卷一期写文一篇，大大增加《观察》的光辉，拟乞至迟于八月十八日掷下，俾得如期付梓。面求法书，如承便中一挥，尤感。 专肃 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八．十二 从信的内容看，胡适接见储安平不止一次。谈话中既有“鼓励”，也有“指示”——当然是建议。只可惜一生笔头特勤的胡适，这期间却在《日记》里没有留下纪录，我们难以知道这两代自由主义者当时谈话的具体内容。半个多世界以后，我只能从研究的角度来悬揣某些可能的迹象。从《观察》奉行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和独立超然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来看，胡适是会取支持的态度的。但是在具体的观点或价值评判上，恐怕就差异悬殊，见仁见智了。先说储安平的第一篇政论《失败的统治》。国民党的腐败不能遏止，是抗战后期才发生的。从北伐到“七、七”事变的十年间，是它的上升期，对外争回了不少利权（民国史学术界称“革命外交期”），对内的建设有不可抹煞的成绩。储文概说二十年统治完全失败，胡适不见得赞同。从《观察》创刊到终刊，储安平的政论文字，凡批评政府多取激烈态度，而胡适在批评政府时多注意分寸。对学潮，储安平全盘肯定，完全支持，尤其激烈地批评政府，所有《观察》刊登的报导学潮的新闻和储安平撰写的评论学潮的文章，都有助长之势。胡适对学潮则表示理解之同情，承认政治腐败是导因之一，但不赞成动辄罢课，多取平息的态度。历史翻过了那一页之后，我们今天若以理性、冷静的态度回过头来反思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学潮，只有二十年代前夕的“五·四”运动是纯粹自发的，健康的和正义的。那次学潮之所以出了人才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是因为他们闹赢了就转入继续读书，没有以闹学潮为职业。而二十年代以后的学潮，凡不是自发的，被在野党利用作政治斗争的手段和工具的，都不很健康，养成了一代人乖张、戾虐的破坏性性格。实际上他们是为虎作伥。其领袖人物往往以鼓动学潮为职业，自己没有好好读书，大多终身一事无成，只是做了一趟历史的过客而已。 胡适1947年4月11日的日记里没有记这一天应事接物的任何内容，只是抄了两段英文： “A man that could look no way but downwards and with a muck rake in his land.”Pilgrim’s Progress p.4,II “Man with the muck rake are often indispensable to the well being of society, but only if they know when to stop raking the muck.”Theodore Roosevelt, Speech, Laying the Corner stone,Office Bodg.of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pril 14,1906.译成中文是： 一个眼睛只会向下看、手里拿着粪叉子（揭发丑闻）的人。（《天路历程》第2卷第4页。） 手里拿着粪叉子（揭发丑闻）的人对社会是必不可少的，是有益的，但是他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掘粪。（T·罗斯福的演说《奠基》，众议院办公大楼。1906年4月14日。） 所谓“拿着粪叉子”，“掘粪”，云云，是二十世纪初，美国各地的新闻记者和社会人士发起的整治黑社会，暴露黑幕，揭发丑闻的民间运动。因为新闻自由，政治透明，记者们有权把各地的黑幕、丑闻调查得水落石出，无可逃隐，故依法打击邪恶，极有成效。当时这个运动称作“扒粪运动”或“掘粪运动”。胡适在1947年4月完全抄录英文原文在《日记》中，显然是有他的用意的。但迄今这一则英文的内容尚未引起思想界学术界和胡适研究界的专家们的注意，我此次藉撰文之便，来替胡适把他当年对国内局势的态度表露出来。他于1946年夏归国以后，眼见内战难以遏止。经过八年对外战争的政府，已经是一种疲惫、千疮百孔的局面；又加以内战、学潮、贪污成风、经济凋蔽、民生艰困；而几个在野党正欲拖垮这个令人人不满的政府。但是，结束“训政，召开“国大”，毕竟是历史走向宪政的一个进步。如果连这一点进步都轻率地摒弃了，则历史绝无再能进步的基础。如此时参预摧毁这个政府的运动，则无异于为虎作伥。须知螳螂捕蝉，焉知黄雀在后。这种综合的考虑，便是胡适四十年代后期发言和批评政府的原则立场。故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掘粪”。胡适的这个立场，我们可以更往前回溯历史，在“九·一八”以后的国难时期找到印证。1933年冬，胡适为“闽变”写的《福建的大变局》一文说： 十一月二十日，福州忽然有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出现，通过了一种“人民权利宣言，”并且一致议决了建立一个“人民革命政府”。……新政府委员十一人，主席是李济琛，委员中有陈铭枢、蒋光鼐、蔡建楷、戴戟、陈友仁诸人，他们的宣言和通电要点是（一）否认南京政府，（二）打倒国民党系统，（三）建立生产人民政权……这种运动的领袖至今好像还没有宣布什么特别政党的组织。…… 我们对于闽事，就现有不充分的材料看来，……这一回的闽变只是一群“同床异梦”的军人政客，用骤然的手段，临时凑合成的一个反国民党的革命局面。我们检查十一月廿日到场的“人民代表”名单，其中至少有十分之一是我们平时认识知道的人。我们觉得他们这回的举动是深可惋惜的。“取消党治”何尝不是一个很动听的名词？“保障人权”又何尝不是我们平日主张的？但我们要记得：六七月间冯玉祥、方振武所揭起的“抗日救国”，那岂不是更能号召人心的旗子？何以那样时麾的旗子不能得到全国的响应呢？岂不是一般人的心里总觉得，在这个时候，无论打什么好听的旗号来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国家的嫌疑？危害国家是不会得着大多数人的同情的。…… 今日之事，正与察哈尔事件相同，多数有心人常感觉许多事实不能令人满意，他们总不免有一个同样的感想：必须先要保存这个国家，别的事等到将来再说！这个政府已够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这个国家够破碎了，不可叫他他更破碎。“人权”固然应该保障，但不可掮着“人权”的招牌来做危害国家的行动。“取消党治”固然好听，但不可在这个危急的时期借这种口号来发动内战。今日最足以妨害国家的生存的，莫过于内战，最足以完全毁坏国家在世界上残留的一点点地位的，莫过于内战。无论什么金字招牌，都不能解除内战的大罪恶！（《独立评论》七九号） 我们重温真历史（这五十多年的假历史太多了！），才能为理性提供有价值的参照系，知道每一个历史关口错在哪里？误在何处？最要紧的是须辨请“标榜的正义”与“实质的正义”两种区分。在“红色的三十年代”，不知道有多少热血的知识青年因“标榜的正义”而贸然误入歧途，只有极个别的后觉者到了晚年才发现那种“正义”是实质的“非正义”，才凭着良知而勇敢地说：“我们当年都是帮凶！” 通观整个《观察》时期储安平的全部政治评论，均构成一个悖论：一方面，他明知那个最有势力的在野党“绝对没有自由”，另一方面他力促那个有自由而尚嫌其不充分、不理想的政府速朽速败速亡。他可以自由批评总统、行政院长及执政党的各方各面，几乎无所限制，不受阻挠。这本身就是晚清、民初、北洋政府及北伐以来，民主在言论、新闻自由方面逐步走向制度化的实证。他在批评苏联和美国的时候，由于民族主义的心理障碍，使他不能清醒地判断当时极其严重的局势，竟然说出“美国和苏联，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大家都想牺牲他人替自己打算，使中国成为他们的附庸”那样失诸理性、昧于事实的话。美国前驻苏驻法大使蒲立特，本来是当年最清醒、最有远见的外交家，他却在《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中质问“蒲氏是否意欲把中国沦为美国的附庸”？而在对待蒲氏访华报告上，胡适的评价却要客观、允当、高明得多： 我觉得蒲立德的《访华观感》写得很好，也很公平。他对中国最近廿年来历史的演变看得十分清楚，批评得很公道。我想就是让最公正的中国人自己来写，也不过如此而已。我个人对他的看法是完全赞同的。 蒲立德认为中国是应该帮助的，也是值得帮助的，他这种态度是极严正的。（《援助与自助》，《中央周刊》第二卷第二期，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南京出版） 蒲立特《访华报告》的基本内容是揭露苏联的对华阴谋和在东北肆意危害中国国家的所作所为，并为美国设计出一个援华的合理而可行的方案。储安平却因为极端痛恨现存的政府及民族主义的情绪，竟与胡适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其实是在舆论上帮了反政府阵线的大忙。 在《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一文中，储安平说：“今日中国全盘的政治问题，不仅仅是党争问题；不是党争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中国的政治问题。”他认为党争“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一项。”这个看法显然是对局势一个极大的误判。盖党争止，则内战停，内战停止，则国家转入温和的改革和建设，其他问题则在有利的环境下逐渐得到改进、改善直至逐项解决。连战败国德国、日本都能在没有国内暴力争斗的情况下走向经济复苏和发展，五强之一的战胜国中国在和平环境里反不如德、日之进展吗？内政在惩治腐败上，号称“傅大炮”的自由主义无党派人士傅斯年，先后将孔祥熙、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轰下台，不就是正气得以伸张的进步因素吗？储文的主旨在于反对美国在华驻军，其次亦基本上不赞成其参预“调解”。1946年11月，雅尔达密约公布后，中国自由主义及无党派人士在傅斯年领衔下曾自发地掀起了一个抗议苏联的运动。反政府力量则置国家民族权利与尊严于不顾，不择手段地策划了一个反美浪潮，以转移全国视线。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储安平，其发言适与之同其调，而称其心，这种由第三种力量送上门的“帮忙”，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意外收获。储文还说：“假如美国在此时间，欲使中国为其尾巴，成其工具，是直乘人之危，非尽友邦之道。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美国人横冲直撞，任意殴打学生，调戏妇女，碾死行人，简直目无‘中国’”。这些话都不无偏颇及誇大之嫌。 正因为储安平自己对美国是全面反感的，所以他在《观察》第1卷第2期就登出关于中美农业合作的新闻。这篇新闻是由徐盈以“本刊特约记者”的名义撰写的，冠以“（本刊特约北平通信）”字样标出新闻来源。而副标题则是：十年来屋顶花园式的农业试验全盘失败/不顾现实的农业政策徒然浪费国家公帑。从这个标题看，一开始就是对这个合作持批评态度的。当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到上海时，“代表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者已经迎头送上请勿走‘农业中国，工业美国’的複辙”的告诫。这简直是违背常识的挑衅。美国的农业与工业是并驾齐驱地发展的，人家怎么会利用你来专搞农业、自己只偏重工业发展呢？这个代表团等于是一个政府级的“和平队”，来帮助一个满目疮疤的国家恢复和建设农业，你却怀疑人家的动机。徐盈写道：“在北平，我从他们对于四个问题的回答上，证明了赫契生团长如果不是有意逃避现实，那就是满脑子充满了技术，不配作一个政治性集团的领导者”。赫契生是世界知名的育种专家，当时为加州大学副校长兼农学院长，本来就是一位技术专家，从他“对政治没有兴趣”的回答中恰恰反证了这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团体。徐盈最后写道：“赫契生还举了一个很滑稽的例子，‘东北的高梁由于农业试验场没有了，害虫药剂缺乏，今年收获要减少百分之十。’我跟着追问道：‘东北各铁路线两旁不准种高梁与长粮食，又要减少百分之几十，是不是比前者还多？’”这不是因为反政府力量不顾民生和国家的元气，利用铁路两旁的高作物的隐蔽而破坏铁路才不得不有的规定吗？ 十年后徐盈被打成右派，值得我们同情。但他们自己也是很早就开始左的。人心一左便乖张。中国后来的极左超过苏联和东欧各国，左得格外出奇，达到登峰造极，其实也是综合因素造成的，譬如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就一直在跟自己的命运作对。像中美农业合作这样纯粹的建设性项目，竟然也不乏中国人跟它作对。综合地看，有这么一个特点：只要是对政府稍微有利的，即使是与国家人民的福利完全一致，他们也要破坏、捣乱。党争的狂热就是能够违背他们的初衷：为人民！ 以上所举事实、观点及所涉价值评判，胡适肯定是不会赞同的。这或许就是胡适与《观察》的一点距离？ 一九四七年的胡适（三） 8月1日这一天胡适辛苦得很，前一夜他写广播词直到天明五点半，九点前又赶到电台向国内广播。当天魏德迈特使团到北平，约他去谈话。他下午赴约，四点半先与政治顾问斯普洛斯谈。五点十分同魏德迈将军谈到七点二十分。他是当时世界知识最丰富，最了解国内局势，见解最透辟的中国舆论界领袖人物，在全世界的知名度又极高，故美国朝野均极重视他的意见。斯普洛斯精通中国话，曾到康桥看过胡适。另一位特使团成员马克·沃克负责公共关系（属巴尔的摩太阳报），曾与胡适同在休·杨博士家吃过饭，他们夫妇都曾听过胡适的讲演，故他们一到北平就特别要找胡适谈。这次谈话的内容，胡适对报界守口如瓶。 二战结束以后，全世界人民的和平乐观情绪，很快就笼罩了“不安全”的阴影，普遍感到苏联的威胁迫在眼前。苏联在中国东北的行为，在大连、旅顺的行为，处处都是回到沙俄的侵略政策。胡适在8月里又写了一篇政治评论：《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因为他在北平电台广播以后，引起了不少批评抗议，其中左派当然是不会息事宁人的。胡适说： 我很欢迎这些批评，因为他们给我一个解释说明的机会。 我并不否认我“偏袒”那个自由民主的潮流，这是我的基本立场，我从来不讳饰，更不否认。这个基本立场，也许值得申述一遍。 第一，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与言论出版的自由是社会改革与文化进步的基本条件。自从四百多年前马丁路得发动宗教革新以来，争取各种自由的运动渐渐成功，打开了一个学术革新、思想多元发展、社会革新、政治改造的新鲜世界。如果没有思想信仰言论出版的自由，天文物理化学生物进化的新理论当然都不会见天日，洛克、伏尔泰、卢梭、节浮生（今译杰斐逊），以至马克斯、思格尔的政治社会新思想也当然都不会流行传播。这是世界近世史的明显事实，用不着我多说。 第二，我深信这几百年中逐渐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可以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最可以代表全民利益的。民主政治的意义，千言万语，只是政治统治须得人民的同意。这个同意权，起初只限于贵族绅士与教会领袖，后来推广到纳税的商人，后来经过长时期的推广，一切成年的男女人民都有选举权了。这样包括全体人民的政治制度，不须采用惨酷的斗争和屠杀，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做到代表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治。因为这种民主政制可以代表全民利益，所以从历史上看来，社会主义的运动只是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只是民主运动一个当然而且必然的趋势。在这六七十年之中，社会化的经济立法逐渐加多，劳工党也往往可以用和平方法执掌重要国家的政权，积极推行社会化的经济政策。这也都是明显的史实，使我明瞭民主政治确是可以扩充到包括全民利益，包括社会化的经济的政策的。 第三，我深信这几百年（特别是这一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陷，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已的文明社会。法国哲人伏尔泰说的最好：“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句话的权利。”这是多么有人情味的容忍态度！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如果一个无神论者一旦当权就要禁止一切人信神，那就同中古宗教残杀“异端”一样的不容忍了。宗教信仰如此，其他政治主张、经济理论、社会思想，也都应该如此。民主政治作用全靠这容忍反对党、尊重反对党的雅量。我们看报纸上记载英国保守党领袖邱吉尔上个月病愈后回到议会时全体一致热烈的欢迎慰问他，我们读那天工党议员同他说笑话的情形，我们不能不感觉这种有人情味的文明社会是可爱可羡的。 以上说的三点，是我“偏袒”这个民主自由大潮流的重要理由。 他这篇文章的下半篇，着重指出“那个反自由、反民主、不容忍的专制集团”的世界革命运动“只是这三十年（1917-1947）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逆流”，而“民主自由的大运动是站得住的”，是将来要“一定获胜”的。最后，他提出希望： 我们中国人在今日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趋势，我们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 这篇文章发表在8月24日出版的《独立时论》上。储安平数次谒见他很恳切地向他约稿，他“允为《观察》三卷一期写文一篇，”他绝不是轻诺寡信的人，这篇文章为什么没有交给《观察》刊登呢？三卷一期《观察》是8月30日出版，与《独立时论》仅迟一周，这都是值得我们探究的问题。 8月里他还写成《齐白石年谱》。 8月28日，胡适“早晨到南京”。这是他今年第二次南下，为中研院院士选举评议会而来。可能还向教育部、行政院商洽了“北方教授待遇”问题，报载“可望自九月份起改善，政府刻正考虑配给各教职员食米、煤、布疋等实物”。在一次茶会中又会晤了蒋介石，他提出了改善今后大学教育的十年计划的意见。这给我两个印象：一、这个政府的上层在认真做事，很重视知识分子的反映，也很能听取并采纳胡适的意见；二、胡适很乐观积极地做他所关心的事，出发点是为国家，如他为整个“北方教授待遇”，不仅仅只为北大教授待遇；不仅仅只当好北大校长，还在为全国的“大学教育十年计划”而殚精竭虑。他这种补台的建设性态度就显然不同于储安平拆台式的批评。 胡适在南方只呆了一周就北返了。9月19日，写完他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 历史上中国宪政民主的真正实施 1947年9月21日胡适的《日记》记：上午投票选举市参议员。此是我第一次参加选举。与崔书琴、张佛泉诸友去参观各区选举，共看了三个区域选举投票所，与两处职业投票所： 市教育会与市商会。此次实地观察，胜于十年读书。十二点搭车去天津。 次日天津的报纸载：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应天津公能学会之请，昨日下午二时半与张佛泉、崔书琴、谭炳训诸氏相偕来津，张伯苓校长，杜建时市长等多人到车站欢迎。胡氏等下车后，即到南开女中休息，据告记者：此来专为公能学会演讲及参加平津市民治促进会理监事联席会，并无其他任务。 这是一则可贵的历史文献，请读者朋友不要轻易放过！ 一、北大校长到天津，市长到车站欢迎，这说明什么？笔者认为这反映教育与学术的尊严，当时还有这样的社会风气。君不见：张伯苓校长的名字在杜建时市长之前，这是60岁以下的朋友们未曾见过的贯例。二、胡适参观北平市参议员选举，当天又赶到天津应公能学会之邀演讲，说明他对民主政治在地方上付诸实施的重视与兴奋。三、平津已有了产生自社会民间的“民治促进会理事会”和“监事会”。 朱学勤先生，徐友渔先生，单世联先生，谢泳先生，以及与他们年龄相当的志士仁人所梦寐以求的宪政民主，在中国不是绝对没有，而是曾经实施过。请看看当年实施的雪泥鸿爪！——胡适在公能学会的讲词节录： 来天津以前，今天早晨我与张佛泉，谭炳训诸先生去参观北平市参议员选举的五个投票区。从这里我们训练了自己，教育了自己。从这次办理选举的经过来看，当局者很想把选举办好，事前请了学校里的好多政治学家和许多别的先生们去研究，去想办法，可见办选举的人是想办好它。至少我在北平看到的是如此。 但是我们看了几个选区以后，觉得有缺点，有值得批评的地方。因为办选举的人自己没有经验，也很少看过别人选举。拿选举的法律条文做教科书，就难以解决实际困难。譬如选举时旁边有代书人，凡是不会写字的选民可以请代书人代写选票。加上旁边两个监视人，选一票至少要被三个人知道，这就不能算是秘密投票，就难免受人威胁利用。但“代书人”的办法是选举法的细则上规定的。那么根本的毛病在那里？根本毛病在于宪法。 宪法规定普选，不分性别，不分教育程度，不计财产，只要满二十岁就有选举权，这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制度，我们是迎头赶上了。但是我们选民的“能”不够，我们看见一个老太太来选举，竞选的人递给她三张片子，走到代书人面前，她不知道要选谁。另外我看到一位瞎子来投票，这太感动人了。外国记者忙着替他照相，但是他不知道选谁。有人建议他用手在候选人名单上任指一个，但他是盲人，连指的能力都没有，结果由他的小孙子在名单上随便点了一个。这是我们看见的，这是公开的，并没有人贿选。但结果是如此不合理！ 错误是在制宪时种下的，当时我们没有反对普选，是一个大错。我们只根据书本，没有勇气走出看看，为了“普选”的美名，我们没有看看全国人民的水准，没有看看他们的能力。将来发生坏的效果，我们参加制宪的人都有责任！我希望在座的人都去看看选举的实情。 我们还看了北平的职业选举，市商会和市教育会就没有“代书”的事，比区域选举的情形好得多了。 市商会用间接选举，手续繁复；市教育会用直接选举，在十个候选人当中选七位参议员，方法简便，效果也良好。 从这里我们得到两个教训：第一，选民教育程度高的，选举就办得好。第二，选民应该有限制，在宪法没有修改以前，没有办法根本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各种经验教训，改正既有的缺点，天津就可以改正北平所发生的一些可以避免的错误。候选人应该加以限制，应该要他负责。英国规定候选人须缴两百镑保证金，选票不及选民三分之一时，保证金就充公为选举经费。这办法也许太严，但我们绝不能让一个人随便去登记一下就成为候选人，我们要让他负责。候选人减少，就可以全部印在选票上，选民只要在名下画个“×”，不会写字的人总可以画“×”，“代书人”可以免除。这就改正了一个缺点。 我们要能够接受经验，改正缺点，这算是我的引论，以下谈正文。 笔者当年小学毕业，尝躬逢其盛，在汉口市街头参观过市参议员的竞选活动。我家住友益街新成里，这一片都是本乡韩惠安（韩菁青之父）先生的产业，战前属法租界，战后政府收回租界，安南巡捕早就没有了。铁路饭店的经理将他的履历抄成宣传牌，加上他觉得很风光的照片、证书之类，矗列在饭店大门两侧，像一个小型的事迹展览会。然而他没有竞选上，韩惠安竞选上了。 不几年我就成了一名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听了首长《社会发展史》的报告，全盘接受了猴子变人，劳动创造世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被劳动人民养活的思想。从此，我在整个少年、青年时代，就成了一个狂热的“红色夜郎”，偶尔回忆起汉口的市参议员竞选，就不屑以顾地觉得那是旧社会资产阶级“假民主”的一幕丑剧。无产阶级的民主才是“真民主”！ 但是，人的记忆是会随着阅历的增长而变化的。先且按下不表，我们来看看储安平笔下“假民主”的闹剧丑剧： 这次国大开会的情形很糟，糟到连国民党的党报都不得不出面指责。据我们所看到的京、沪、津各地报纸所载有关国大会场情形的记载，字里行间，大都含讽带讥，印象不好。有人认为国大有二千多人在一起开会，会场秩序不易控制，一切情形难望理想，这是第一次的民主学习，大家应将期望的尺度放宽一点。不过我们应当指出，天下的事情，不像样也有一个不像样的限度，在限度以内，大家可以原谅，超过了某种限度，便使人难于默缄。像这样一个二千多人的会议，更希望每一议事，每一发言，都按规就矩，有条有理，自然未免求之过高。但是动辄起嘘，随便喊打，亦未免失之过分。国大代表来自各地，所受教育，程度不一，我们亦不能希望每个代表的发言礼貌，都能符合水准，但报载居然有人高喊“妈他民的主”，则未免相去更远。本人目睹会场情形，一言不合，四座喊打，意气之徒，直奔讲坛，若无职员劝解，定必扭成一团，偌大一个会场，东一簇，西一簇，乱哄哄，气冲冲。尽管主席嘶哑喉咙，要求维持秩序，可是无人理会，一片喧嚣，一团乱糟，使我们这些旁听之士，除了微微一笑之外，简直无感可想。我们细加分析，造成这种不体面的情形，一部分是知识问题，一部分是修养问题，而两者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教育问题。就知识言，本人亲耳听到一个代表发言，谓“国大有修改宪法之权，如其我们这次不修改宪法，就是我们没有尽我们的责任。”此种逻辑，不知何来。修宪之案，均须三读通过，举行二读会时，有一位代表大嚷，说上次业已通过（所谓“上次”，实际上是一读会），为什么还要讨论？有人告诉他议案需经三读，始能通过，这位代表还是不服。国大代表，不远千里，进京开会，而不肯在事前稍为补充补充自己的知识，严格言之，可谓有亏职守。就修养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讲理，喜欢打的朋友何必竞选国大代表？要讲理就得听反对的意见，不愿听反对的意见的人何必竞选国大代表？民主国家的的会议代表，都应具有某种水准以上的教育素质。我们应维持这种水准，我们应提高代表的素质以符合这种水准，我们不应降低这种水准迁就代表的素质！（《国大评论》，《观察》第4卷第9期，1948年4月24日） 笔者对于史料，并未作利于自己立论的取捨，这是原原本本的节录。看得出来，储安平多看到“阴暗面”，丑恶面，胡适多看到“光明面”，进步面，并有建设、改进的意见。这就是两代自由思想者观察局势的差异。 上文说记忆会随着阅历的增长而起变化，当我增长了一点历史知识之后，就对1948年国大有了一点平和的看法，觉得那是世界宪政史上草创期难免的一幕，毕竟是它幼稚期一个短暂的过程。日本明治维新多少年了？迄上世纪末还偶尔演出那闹哄哄的一幕。但是归根结柢，它具有走向良性、转化为“正剧”的机制。五十年没有批评、没有反对意见就好吗？就先进吗？在那个机制上运作，它后来都能趋向相对合理、相对规范，相对理想，它迟早会达到工党议员欢迎邱吉尔病愈归来那样有人情味、有绅士风度的文明社会的议会氛围的可爱可羡场面！ 而一个阶级的集体专政，永世也实现不了对权力的监督和限制！ 历史作弄得我们啼笑皆非。中国人好不容易盼来的那一次宪政实验就在两年后的巨变里夭亡了！使我们再也看不到它上演“正剧”的可能。过了五十多年，农民选一介村长竟戛戛乎其难哉！ 天欤，噫嘻！ 一九四七年的胡适（四） 储安平在9月22日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信文： 适之先生： 先生南来，我没有往谒。因为我觉得先生在极短的行程中，必定十分忙碌。假如我没有要事 便不应当去浪费先生的时间。 我们最近开了股东会议。去年一年，盈余二亿三千三百余万。办刊物本来照例是赔本的，本赔完，就关门大吉。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会赚钱，而且赚这许多。一千万的本钱，在一年中赚了二十三倍。我们有几件印刷品，原是给股东，不对外公开的。但我想，先生对于办刊物素来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我检出一部分寄给先生，作为先生公余消闲材料。 这两天，南北教育界都为了先生的“十年教育”，引起许多意见。拆穿了说，还是为了先生那一句话：“第一个五年先扶助北大、清华、中大、武大、浙大。”许多读者来信希望能读到先生的十年教育计划的原文，不知先生能否公开？或者先生能就此事写一篇文章否？专此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九、廿二 前求先生的法书，尚未承赐下。 这封信如果从上海寄航空，24日可送达胡府。胡适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文，已提前寄往南京《独立时论》社了，因为9月28日《时论》出版，正式向全国公布此文。所以，储安平没有为《观察》争取到引起全国知识界关注的这篇文章的专门发表权。 胡适认为所谓“学术独立”必须具有四个条件：（一）世界学术的基本训练，中国自己应该有大学可以充分担负，不必向国外去寻求。（二）受了基本训练的人才，在国内应该有设备够用与师资良好的地方，可以继续做专门的科学研究。（三）本国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工业问题、医药与公共卫生问题、国防工业问题等等，在国内都应该有适宜的专门人才与研究机构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得解决。（四）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能和世界各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与学术进展的责任。 在这个计划里他有八点提议，最突出的是“大学”的观念的根本改换。他认为：“今后中国的大学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去发展。凡能训练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 这个《计划》发表之后，立即就引起全国教育学术界的讨论，胡适同意《观察》转载此文。10月5日，储安平收到胡适的信及写的字，立即就写了复信： 适之先生： 刚收到先生赐写的字，非常荣感，多谢多谢！先生只写了九个字，然而意义深长。我希望我们大家来栽，让我们的下一代得到收获，让整个国家来享受所能收获到的果实。 先生为《独立时论》社所写的那篇《十年教育计划》文字，当在《观察》第七期“文摘”栏转载。 专此函谢，即请 大安 后学储安平上 十，五 信中所说的第7期，是第3卷第7期，10月11日出版。写的字是： 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胡适用这句话来表达自己的信仰，也希望别人相信这句话的道理，故他一生至少有两次用这九个字为人题字。为《观察》所写是第一次。跟这个意思相通的，还有援自佛典的一个成语：功不唐捐。唐，徒也；徒，空也。捐，弃也。唐捐即虚掷。功不唐捐，就是功夫不会白白地浪费。胡适也常常希望青年人相信这个道理，做学问，做事情不要怕繁难。 上述九个字的最早出处是1936年5月22日胡适致陆侃如、冯沅君关于讨论“南戏”的一封信，信的最后说： （储）皖峰昔年曾辑《胡适文存》中语为一联云：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少说些废话，多读些好书。 我今自辑一联云：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