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1893—1986年），原名张崧年，河北献县人。20年代初，曾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最早把罗素哲学引进中国的人。他与李大钊、陈独秀有较多联系，一同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建党活动，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1925年1月，在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因与一些人意见不合而退党。30年代初，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曾因参加“一二·九”运动并任游行总指挥而被捕入狱70天，后经冯玉祥将军保释出狱。抗战期间，在武汉、重庆参加救国民主运动，参与组建民主同盟，并任民盟中常委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1948年10月，因昧于时局，在储安平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因此受到严厉批判，并被民主同盟开除盟籍。50年代，由周恩来安排，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分子”。晚年任全国政协委员。逝世后，《人民日报》讣告称他为“党的老朋友”。 　　　　透过这寥寥数百字的简历，读者可以意识到张申府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以及中共党史上所处的地位与作用，他本应该是一个重要的非同寻常的先驱人物。奇怪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舞台上，这位本应耀目的历史风云人物却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他的知名度，甚至还远远赶不上他的弟弟、哲学家张岱年。十多年前，一家出版社曾出版过他的一本小册子《所思》，也流布不广，影响不大，因为那只是他30年代初的一部旧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建者之一，他藉藉无名，默默无声，大隐于闹市之中，历史仿佛在他身上失去了记忆。1979年，也就是在大地回春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期，本书的作者、研究现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的美国学者舒衡哲走进了北京西单大木仓的张申府家中，两人之间随后便有了长达五年时间、共计70多小时的有问必答的访谈，并重新“找回了一部关于记忆与失忆的语言”。 　　　　　1906年，13岁的张申府从家乡来到北京求学，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从此，他的人生道路，与许多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路大致相似，都有着许多的希望与憧憬，在经历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之后，最终成为追求民主自由科学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其间，张申府曾经历过一次个人的人生危机，原配妻子分娩后去世，为摆脱丧妻之痛，他开始大量阅读所见新书，最后发现痛苦心灵的解药，竟是英国的罗素和缜密的数学。在这一点上，倒与他的朋友梁漱溟是相通的。后者则是在父亲沉湖自尽之后，透过佛学研究获得了心灵的药方。后来，这两位年轻人都通过个人的努力追寻，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地位并获得社会的认可。尽管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同，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终生的好友。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对这两位年轻人均破格录用，先后邀请他们来北大任教。不过，张申府在访谈中承认，在革命的激流中，他只是同情者与支持者而已，最终也只能成为革命的同路人，“在这方面，我很像罗素，支持正义，但同时不偏不倚，保持逻辑头脑”。五四运动后，张申府开始用罗素的文字，提醒学生进行政治运动时，应以自我解放为目的，而不是通过政治来推动制度的改变，因为政治运动固然重要，但不能替代批判性思考；如果国家借口需要人民替它效忠，而可以禁止思想自由的话，爱国热情是一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张申府称这两种倾向都不可取，中国需要的是“新思想”，这才是打倒传统价值和愚忠的惟一力量，这种“新思想”就是人的“内心解放”，是为了自己的“去思去想”。他甚至给胡适去信，反对新文化运动提倡者的激进方式。即便是到了晚年，身处十年浩劫的灾难之中，张申府依旧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在《“实”、“话”、“中”》一文中指出：“只靠斗，解决不了问题，除非是奋斗。”今天看来，张申府毕生所倡导的，不正是前几年理论界所争议的五四运动到底是“救亡”重要，还是“启蒙”重要吗？ 　　　　1918年秋，陈独秀、李大钊和张申府联手创办了颇具影响的杂志《每周评论》。1920年10月，这三个创办者又共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基层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张申府成为这个共产党前身的最早创始人之一。1921年，他又在巴黎创立中共小组，是惟一的小组负责人。在张本人所讲述的历史版本中，共产党小组的出现，只是一小群志同道合相互熟悉的知识分子相互谈论出来的自然事物而已。诚如作者在她另一部《中国启蒙运动》中所指出的，张申府是另一个像鲁迅一样想“从别国窃得火柴，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知识分子。在欧洲的三年期间，他为这个年轻的共产主义团体吸收到不少日后影响中国命运的男女同志。张申府觉得自己在欧洲中国共产党人中的地位，犹如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在中国的地位一样，而陈独秀在给张申府的信中，也认为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可以谈”。 　　　　不过，由于他的自负倨傲，目中无人，旅欧支部所领导的少年中国共产党却投票将他驱逐出党，这是1923年2月发生在法国的事情。两年之后，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历史的一幕又再次重演，由于张申府傲视一切的工作作风和反对党的统一战线的立场，使他难以合群，便退出了共产党。自此，他不得不又一次独自上路，另辟蹊径，并永远只能成为党的一个同路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张申府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缺乏作为革命代言人的理论准备。此后的30年，他撰写了大量的启蒙文章来开启民智。不过，在此后的关于创建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公开记录中，张申府便销声匿迹，在近80年的党史初始的宣传中，此人永远不再被人重新提起。公之于众的历史版本里，是一个以毛泽东（出席一大的13名代表之一）为主而没有张申府这个人活动的故事版本；而毛泽东当年对北大这些知识分子的骄傲自大是十分不满的，这一点在斯诺的《西行漫记》里记述得很清楚。 　　　　在访谈中，张申府这样评价自己：一生中从未正式完成过学业，总是从一班跳到另一班；及到后来，又从一个哲学科目跳到另一个哲学科目，从一个女人跳到另一个女人，从一个政治活动跳到另一个政治活动。他坦言自己平生有三好，即好名，好书，好女人，但一生中也为这三好付出了不少代价。1948年10月23日，也就是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取得势如破竹般的节节胜利之时，张申府却昧于时局，大唱反调，在储安平主办的第5卷第9期《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导致结束他个人政治生命的《呼吁和平》，公开承认蒋介石政府的“宪政”，拥护其“戡乱政策”，诬蔑人民解放军为“匪”。11月15日，在香港的民盟总部第四次扩大会议以“张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为由，开除了曾是创始人的张申府的盟籍。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靠”。十天后，已进入东北解放区的张申府的夫人、著名政治活动家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出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刘清扬1920年在法国巴黎追随张申府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此时，她鄙弃她的同居配偶和爱人，坚定地与人民站在一起，服从性地重复着《人民日报》所加诸张申府身上的罪名：叛徒、人民敌人和为虎作伥，并宣布与张申府从此仳离，一刀两断。 　　　　到了1949年建国以后，张申府便被全面封杀，不准出面，不准说话，不准写作，他只能在孤寂冷清中度过余生。十年前的1992年，国内出版过一本近40万字的《民盟史话》，其中对张申府也还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根本不提他在民盟所起的作用。对此，张申府本人则将这一切都归于建党初期，他在历史上与毛泽东所结下的个人恩怨。那是1917年底，李大钊经章士钊之荐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到任后李大钊曾组织一些学生到图书馆“勤工俭学”，当时张申府已留校做助教，因课程不多，就到图书馆的登录室帮李大钊做些事，也兼过代主任的职务，而毛泽东此时恰在登录室勤工俭学。张申府说：“那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解放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因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写一叠图书卡片。”对此，新近出版的《宋云彬日记》中也记述了这一点，新中国第一任新闻出版署署长胡愈之这样形容说：“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经历，他与毛泽东在北大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有他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其不知这思想实一沉重包袱，不将此包袱丢掉，未有不流于反革命者。”直到1979年获得平反之后，张申府才成为修正党史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也是中共创始之初伟人们如何重新排列定位的关键人物。 　　　　这部书的作者舒衡哲，曾作为首批美国留学生在北大中文系学习，并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有多种著述问世，国内十多年前曾出版过她的一部《中国的启蒙运动》一书。这部访谈录编排方式很有意思，不是传统形式上的传记文学，也不是循序下延式的人生访谈，而是将时空打乱，以迂回曲折、前后照应的方式来应证传主的坎坷经历，让读者自己去体味去判断书中人物的生命轨迹，有哪些是真实的、扭曲的或者是令人置疑的。“说实话的时间不多了”，这是张申府在第一次与作者见面时所说的一句话，也是这部英文原版的书名。今天看来，这句话应该成为一句忠于真实历史的人生箴言。否则的话，正如书中所提示的，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是很容易被歪曲和误读的。 　　　　（《张申府访谈录》，[美]舒衡哲著，[美]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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