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个人英雄主义】ge ren ying xiong zhu yi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好出风头、逞能干。不肯虚心向广大群众学习，企图在革命事业中把自己造成"英雄"，为了满足这种欲望，甚至损害革命和集体利益。　　　　　　　　　　　　　　　　　——《现代汉语词典》 　　 　　 　　 1909年，储安平出生在宜兴乡间。 　　 问及他的老友，大都有一个印象："孤儿，幼时很苦"，并不像他自己后来在斗他的大会上所交待的"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小就过着剥削的生活，一向轻视劳动人民"。其实这两说都有道理。在19世纪中叶，储家或许可称作大富：在宜兴那种地方，他的祖父拥有上千亩土地。这老人有三个儿子，储安平的父亲行二，分家时得了300多亩田。这位先生开头可能相当热衷功名，曾北上做过一任不大不小的京官，后来不知为什么，官做不下去，人也做不下去了。他开始花天酒地打发日子。储安平出生仅数月母亲即过世，抚养他的是祖母。当父亲续弦，旋即又出走去花天酒地时，少年储安平面对着的，只有那位带着一个小女儿，并怀着一腔幽怨的继母了。 　　 "祖母过世以后，不知她们母女吃什么，我单独吃饭，一块腐乳吃三四天。过年过节给一点肉酱，也是一吃几天。"储安平对他妻子这样回忆过。 　　他很小就离开家了，高中是靠伯父的资助在南京读书的。就在他17～19岁的这段时间，功课之余，开始化名写小说。他的作品在《申报》上连载，拿到200多元稿酬。用这笔钱，储安平只身到上海，报考光华大学。他的小说后来集成一册出版了，名为《说谎集》。这本出自少年人之手的小说集今天在北京图书馆被归为"蓝参"，即只有持有身分证明的读者方可阅读的一类书。 　　 　　曾祥盛注：储安平的第一册小说集名为：《说谎者》。这里恐怕是戴晴的一点小失误。因为我这里有这部集子，名字来源于其中一篇的篇名。 　　他在光华读的是新闻系，从1928年到1932年。这段时间，正是新月派的一批博学、散淡、且极具自由与浪漫气质的教授们集于上海，并活跃于课堂上与课堂下的时候。当然，按照新编《辞海》1980年版，新月派是"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共产党，反对革命，为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服务；在文字上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储安平当时对此肯定无所察觉，他甚至很不像个新月派，因为他一点不具诗人气质，而且对此也颇自知。在他数十万字的遗文中，没有一首诗。而这是每个中国文人，包括没有仗可打的将帅们，全部随大流顺手弄弄的玩意儿。胡适与徐志摩等人对他最大的影响是对欧美文明的倾心，特别是那种以实证为根基的明晰的思维与精确的行动。 　　 　　曾祥盛注：戴晴说他的“数十万字的遗文中，没有一首诗”，不确。我知道有一首，名《自语》。但说他“一点不具诗人气质，而且对此也颇自知”却是不错的。趁便录下他仅存的这首不长的诗：“自语　　说我和她没干系，／原不过像两片落叶，／今天偶尔吹在一起，／谁保得明朝不要分离；／犯着去打听人家的细底？／但你说奇不，她到东或到西，／像太阳的昏暗月亮的缺，／总是那般使我，／比自己的事更关切，更留意。／说：这是自己的愿，不是勉强，／帮她的忙，为她提只箱；／或者问一问天会不会下雨，／路上有没有风浪。／但要是她真的说出了这话：／“谢谢您，用不着先生－－－／这样关切，这样忙，”／怕我又会像挨近了绝崖般，／一万分的失神，／一万分的慌张。　　　　废历二十年元旦作于北平西郊”（原载《新月》第３卷第８期） 　　 　　　　留学成了他日夜索怀于心的梦——其热切程度恐怕不在今天数以十万计星夜排队等着取"托福"表格的青年之下。或许缘于凄凉的童年生活的阴影，他渴望出人头地，而不留学则绝无出头的一日——以后我们会看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他的这一判断是多么背时，多么贻害于己。他不是衣食无虞的阔少，想留学，要靠自己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攒钱。这愿望，直到他娶妻生子之后才实现——这是后话。 　　　　在大学里，他没有停止写作，但投稿的方向，已经由申报转向大公报。青春骚动期过去之后，他即不再写小说。大学尚未毕业，他关注的热点已转向政局。21岁，他为新月书店编了一本政论小书：《中国问题与各家论见》。薄薄的一册，约十多万字，收入 　　胡愈之、陈独秀、罗隆基、汪精卫、王造时、梁漱溟等20多位学界名流各执一词的政论，他自己则坦然为之作序并书写扉页题辞。 　　　　拿到这份资料时，笔者的惊诧是可想而知的——不在书法，储安平字写得如何从来不曾被人提起过。当然看见这几个字很难让你不想起今日北京大学学生虫子爬出般的大字报。今天，35岁还被称为"青年作家"，60岁还属"中青年学者"，何为韶光、何为英年，恐怕常常出现在梦里而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作为中吧！娇儿已经绕膝，习惯了的还是"接受"、"领会"和一切小字辈的唯唯。题辞作序是德高望重者的事，当然当官职大到老先生们在他进门时也卞得不站起来笑着点头等候握手者也有，但在这般年纪而有如此气势与号召力的，在中国恐怕只有靠他令尊坐着的那把交椅了。今日大学生，就算已经不是21岁，而22、23、24岁，若想赚点零花钱，对不起，在校园里摆摊卖茶叶蛋吧。 　　 　　　　请看这位30年代学子的口气： 　　 　　　　“编这本小书的用意，在乎使每一个人，能从这一集子里，知道目下中国一般人他们所主张的是什么，他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并且，政府当局能否满足一般国民所要求的，能否尊重一般国民所主张的？……一般小百姓在哑着喉咙喊取消一党专政，少数在野元 　　老或政客在通电主张国事公诸国人，若干在朝要人也说"我们赞成取消一党专政"，"我们正在取消一党专政"，然而言论不自由如故，集会不自由如故，民众运动之被压迫也如故……一国家民气的盛衰、外交政策、治国政纲等等在有形无形中，全见到政府的生存根据。这集子的编印，正给国民对政府的功效检督张本，同时也给政权当道以俯察民意的一份参考。” 　　 　　　　这篇序写于10月，11月就出版了——这种速度今天在中国恐怕也只有"在朝要人"可享有——而徐志摩的遇难恰在那年11月。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徐志摩去世后，新月派由热衷政治的罗隆基接手，"致使它原有的文学艺术意味，几乎全为政治气氛所笼罩所淹没"。由此推测，这本书应是在罗隆基的主持下出版的了。我们在后边将会看到，对于出版他的第一本书的这位"盟主"，储安平并未视为终生恩师——虽然他们的名字自1957年就被绑到一起，直到今天。 　　　　毕业之后，储安平养病一年。以他经济之窘迫与求学心之迫切，这似乎有点费解，但也足见幼时营养缺乏之结果。储安平一生都不曾有过健康充沛的体质。他个子长大，或许因为用得太过，总是处于"透支"状态。以他撰写《英国采风录》为例，这本10万字的书，居然完成于"自长沙失守至桂林沦陷这几个月近乎逃难的生活之中"。他不安于作难民，"将整天的精力，花费在日常的饮食琐事之上。""在那种混乱、困顿、几乎无所依归的生活中，有时竟不能不做一点较为正常的工作，维持一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的纪律。"这样的用语是很奇特的，可见工作于他绝不是徐志摩式的"想飞"，也不是达尔文式的着迷，而是一种近乎严苛的约束。这很可能来自他少时乡居生活的清苦刻板，也许是对英国式的公道hairplav）和直道（justice）的崇信，坚信"有能力有抱负的人，不须气短，只要在正道上努力奋斗，不怕不能成功"。取这种人生姿态，真使他吃够了苦头。他没有了正常的情感生活，也失去了人世间纯朴的亲情之爱，这在后面还要说到。 　　　　在职业无着的养病期间，他居然娶了一位美貌的富家少女。Lusy——储安平一生都这样称呼她，即使在他们离异之后。她是低他两班的同学，对优美的文字与情调抱着一种只有那年龄和那种时代的女孩才有的倾心之爱。初交时，他给她写情书，投书申报时的本事和情绪又焕发了，对这些元由问世的妙文，她的妹妹们的评语是："跟这样的人做朋友，看看信也是幸福的。"在看到她手中他的照片时，她们则惊呼：阿姊，梅兰芳送你照片呀！ 　　　　他很快有了职业，在南京为《中央日报》编副刊。很难想象一个既无权势背景、又非国民党党员的穷学生能谋到这份差事。考查储安平一生之所为，他应归作苦干型而非钻营型。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当时的中央日报在文化界太没面子，急需找人撑场，而文化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但凡有别的办法，是不肯到这种地方来的。作为第二代新月派才子，储安平的资格还说得过去，加之他又急于谋职……总之，他上任了，而且颇为得意。因为一般大学毕业生只能拿到60～80元一个月，他则拿到120元。25岁的他，租了一所花园洋房，院子里能打高尔夫球，客厅可招待七八对跳舞。他开始结交权贵，请他们吃饭、陪他们打牌——他实际上很讨厌打牌，而且根本不会打，一夜就输掉一二百，而交给太太的菜金，却是每个角子都要计较的。编副刊的同时，他还在南京戏剧学校任课，往来于曹禹、夏衍、马彦祥等左倾人士中间。 　　 　　　　这时，已经很难想象，不过二年前，他还随着一批热血青年，准备北上投奔马占山，参加东北抗日！他们在北平被劝阻，并且就地入学了。所以，在储安平的学历中，还应有段燕大的学习生活。 　　 　　 　　　　但他一心向往的，还是留学。为了攒足这笔钱，他锱铢必较，Lusy大为光火，成了 　　夫妻间出现裂痕的原因之一。 　　 　　 　　　　机会终于来了。1935年，柏林奥运会开幕。说起来真够可怜——中国那时穷得连记 　　者都派不出。储安平捉住这个机会，提出不必拨专款，只须让他无偿搭乘奥运会专列即 　　可完成报道。他那时已有了自己的一小笔钱，还由把积蓄全部花到家乡的善卷洞、张公 　　洞的伯父出面，为他申请到江苏省的2000元官费——这就是在1957年屡屡被提到的"和 　　国民党张道藩交往甚密，托张说项，得到教育厅补助"的那笔钱。奥运会一结束，他就 　　去了英国，考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系，从学于著名的费边社员拉斯基教授。 　　 　　　　正是从那时起，费边社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储安平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费边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用古罗马统帅费边缓进待机的办法实 　　现社会公有。储安平27岁投师拉斯基门下，以一般标准衡量，恐怕只能增进知识，未必 　　能动摇立身的观念。但看储氏后来的所思所为，确实堪称为费边民主社会主义理想在中 　　国实现"而奋斗终身"。他没有组党，参加党派的时间非常后；在政界，无论当权的是 　　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几乎没有人把他看作是重要的党派成员。他热烈地主张并为之鼓吹 　　的，是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用《辞海》的话说，是"既反对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专政，又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可以想象，这种反对，无论从1928到 　　1948，还是1949到1968——这正是储安平从19岁到57岁的40年间——总是令当权者（特 　　别当这当权者又颇具专制倾向时）恼火的，所以第三条路线的代表人物几乎从国共双方 　　所编的史书中消失了。他们的为后人所识，只为他们的个人身分：哲学家、律师、记者 　　等等，而他们的政治主张简直就如一茎小海草，完全淹没在中国农民意识的大洋之中。 　　 　　　　1938年，储安平归国，在英国耽了不足4年。这期间，他担任中央日报驻欧洲记者， 　　只具名义，不支薪水，但发回来的稿，发表后所得稿酬，则由中央日报兑成英镑汇去。 　　可能因为学业太重，也可能顾忌派驻记者的身分，储安平没有打工。开源之路既绝，只 　　有节流一法。据他自己描述："在爱丁堡时，虽不敢自谓中国最穷苦的留学生，但至少 　　可以列入第一等的穷留学生名单中。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每月食宿零用，仅费4镑， 　　合当时国币约为65元左右，而庚款留学生的费用是每月24磅。"他如何节衣缩食呢—— 　　"那时，因脚爪之价格较猪肉为廉，日日吃猪脚爪烧白菜"，因"脚爪无甚营养价值， 　　久吃之后，健康不支，才改食干酪"。 　　 　　 　　　　Lusy第二年也去了。两个南京生的儿子，一个3岁，一个1岁，丢给了外祖母和祖母。 　　除了中央日报，他还想方设法给别家投稿，这也颇不易。直到1957年，"章罗联盟"说 　　提出，在交待与该盟的关系时，他在英国的这段东拼西凑的日子才得以披露： 　　 　　 　　 　　　　“大约在1937年春天，那时我正在伦敦读书，罗隆基担任北京晨报的社长（在宋哲元 　　时代），他托人要我给北京晨报写欧洲通讯。我是积了3年稿费才到英国读书的。我在 　　英国读书的时候很苦，所以愿意写些稿子，得些稿费来支持自己的读书。当时我给北京 　　晨报写了四五篇通讯，但是始终没有收到罗隆基的复信，也没收到一分稿费。在当时我 　　那样困苦的情况下，罗先生这样做人，是伤害了我的感情的。但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提 　　过。这是我后来同罗隆基不大来往的一个原因。” 　　 　　 　　 　　　　抗日战争爆发，储安平学业未卒，即提前回来了。当时，《大公报》曾有延聘之意， 　　储问能不能任主笔，因为那时中央日报是请他以这一资格出台的。未能遂愿，经比较他 　　还是回到中央日报，任主笔兼国际版编辑。 　　 　　 　　　　这阶段，他在事业与家庭两方面都不大愉快。中央日报主笔是要奉命写作的，这与 　　他一贯的主张抵触得厉害；而有钱有势的社长对他的妻子仍有觊觎之心，这种在当年官 　　场常常被用作进身之阶的局面，令储安平不堪忍受。他终于辞悼了这个"肥差"，经当 　　时国民党宣传部次长张道藩介绍，到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一年之后，这研究 　　员也做不下去了，因为照张的意思，若续聘，必须同时接下两份聘书，一为研究员，另 　　一份是一纸国民党特别党员（即无候补期者）的入党志愿书，他回绝了。不能说他在那 　　时对国民党就已经有了写《一场烂污》时的认识；也不能说他对官场已全面憎恶——直 　　到1948年，他与在政府中身居要职的老同学如沈昌焕等依旧有着密切的私人交谊，但他 　　不愿侧身其中。他的直觉是："没意思，还是超然一点好。" 　　 　　 　　　　就在这时，老教育家、原光华副校长廖世承出面，在湘西组建国立兰田师范学院。 　　不少光华同学都出任教席，储安平带着妻子和新生的第三、第四两个孩子也去了。 　　 　　 　　　　这时已是1941年。储安平那年32岁。 　　 　　 　　　　不知他当初在伦敦读政治系时有没有从仕的打算，就算有，在他回来3年之后，在 　　国民党官场的腐败面前恐怕已经绝了望。在兰田，他终于找到一方真正的阵地，使他的 　　见解得以以作学问的方式无拘束地发挥。他教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给学生留下最深 　　印象的，则是英国宪法。据Lusy回忆，每逢周会，教授们是要轮流演讲的，轮到安平， 　　"连走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拍多少次掌"。他在这里赢得了学生与校方两方 　　面的赏识。后来为办《观察》，不仅自己全身心投入，还力劝父亲卖了地作开办金的雷 　　柏龄，就是当年的学生。储安平务实的精神与经营的才干此时已略见端倪：在那动乱的 　　年月，而且是湘西那种地方，他居然编起一套丛书，共10册，自印自装自办发行，销路 　　还颇好。而卖书所得，他不购置田地，不存黄货，却买成成匹的布，由学生挑进挑出。 　　 　　 　　　　最不争气的依然是他的身体。虽然他已尽环境与财力的可能，吃饱吃好，依旧十分 　　羸弱。校长曾在过年时，专门送他一笔慰问金，以滋补身体。不知这是否就是1957年批 　　判时屡屡提到的"国民党伪中央宣传部汇寄的一笔医药补助费"。 　　 　　 　　　　胜利之后，学校内迁，他回到重庆。 　　 　　 　　　　1945～1946年的重庆，真是热闹非凡。如果不考虑沪宁杭、陕甘宁、晋冀鲁豫等地 　　军队的频繁调动与冲突，在重庆的这一方舞台上，真可说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各种思想体 　　系、各派政治势力的一次真正平等与平心静气的大交锋。当然这平等仅指人格与观念而 　　言。尽管这样，今后辈学人感到欣喜的是，毕竟有那么转瞬即逝的一瞬，在中国的政治 　　舞台上，不靠于弹而靠理性与才智而发言。 　　 　　 　　　　上面提到过的五名"不予改正右派"中的三名，此刻正混迹其间： 　　 　　 　　 　　　　章伯钧，1928年脱党的原中共党员、闽变的参加者、民盟与农工民主党领袖。那时， 　　他正以参政员的身分飞延安商谈国事，并作为党派代表出席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老政 　　协）。 　　 　　 　　　　罗隆基，著名英美派教授，国家社会党创始人、民盟创始人。他的政治主张显然是 　　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届时与中共合作亲密。当中共代表团愤然撤离重庆 　　时，他曾与王若飞紧紧拥抱，热情洋溢地保证："放心，一定努力干下去！" 　　 　　 　　　　和前两位比，储安平无论年龄还是资格都稍逊，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立场与做法。他 　　当时在中英文化协会任秘书，这是一份闲差，储安平却是个闲不住的人，虽然他那时候 　　刚遭婚变，正照顾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家伙。这阶段，他没有结交任何一位共产党人， 　　也没参加任何一个民主党派——与此相反的是邓初民，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时候民主 　　党派很多，我为着推动民主运动，差不多什么民主党派都参加了。"——他们一批号称 　　自由知识分子的费边社信徒，正幻想着持枪的双方能色雾心平地一道坐下来讨论中国的 　　民主政体。他和梁漱溟的友谊想来就是此时开始的。虽然梁先生是实实在在地厕身其间， 　　而安平仅仅站在一边评头品足。 　　 　　 　　　　他们办了一份名为《客观》的刊物，阐扬第三条道路，销得不错。今天回过头看， 　　这很像是他们投石问路之举。他并未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押上，钱由老板出，他们只管 　　编。 　　 　　 　　　　1946年初，储安平下了决心。他将刊物的中文名字稍稍动了一下，变《客观》为 　　《观察》，突出了主动精神，英文刊名《OBSERVER》则未变。《观察》着手筹备是在1946年 　　春天，向各种倾向，主要是自由的中间派学人公开征股。检索一下《观察》的股东名单， 　　并不见巨富者。这些人是匀出生活费来辟一处自己说话的地方的。他们的生活其实并无 　　保障，但他们觉得还是得说话。 　　 　　 　　　　1946年9月1日，《观察》在上海开张。储安平的"出道"，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曾祥盛注：变《客观》为 　　《观察》，其中的原因应该很多。储安平在《辛勤、忍耐、向前》一文中有较详尽的阐述：“在三十四年冬天，我们有几个朋友曾在重庆编过一个周刊－－－－《客观》。”“从精神上，我们未尝不可以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有许多朋友至今或者未能明了为什么我们骤然放下《客观》。另立《观察》。”最主要的一条是：“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按现在的说法，这里边涉及一个所有权和自主经营的问题。从经济收益上讲，储安平的《观察》后来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利润。1947年9月22日致胡适的信中有这样一段：“我们最近开了股东大会，去年一年，盈余2.33亿万。办刊物本来照例是赔本的，本赔完，就关门大吉。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会赚钱，而且赚了这许多。1000万的本钱，在一年内赚了20倍。”当然我算不出这2.33亿万是个怎样的多法。只知道可以为他高兴一阵。 　　 　　 　　 四 　　 　　　“《观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曾经起过很大毒害的一个最反动的刊物，储安平－－－《观察》曾是一个人民革命最狡猾、最毒辣、最凶恶的敌人。” 　　　　　－－－摘自《光明日报》第三届总编辑1957年对本文男主人公（第四届总编辑）的批判 　　 　　　　1948年11月24日。 　　那天，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完成。黄伯韬兵团遭全歼,黄本人被击毙,解放军总部正向在宿县西南黄维兵团的将军、军官与士兵喊话； 　　那天，翁文灏内阁正如热锅上的蚂蚁,两天后的解散已在预料之中.孙科继任行政院长; 　　那天,《观察》社内乱作一团，就在前一天，一家夜报以“观察封门”为标题发表了内政部的“永久停刊的勒令”。社内同人都知道这最后时刻，终于到了。主编储安平此时不在观察社。不仅此刻，他已经有一段日子没有在社里露面了。但他最密切的助手林元与雷柏龄都知道他还在上海，并没有随着一批批左翼文化人避到香港。他们经常接到他打来的业务指示电话，今天从这里，明天从那里。只有他找他们，他们找不着他２４日那天，他们知道他不会找电话回过来了，因为他为编辑事务，已潜入北平，而这座文化名城随即被解放军匝匝围住。 　　　　那天，是《观察》发行五卷十八期的日子。从1946年创刊起，在２年零３个月的时间里，《观察》已经发行了113期，印数从400份上升到10万零500份------在那种动乱的日子里，可真算得上一个奇迹。他们深知刚才提到过的那家夜报不会谎报军情，因为早在半年前，《观察》已处在一月一查的黄牌警示下。用今天的标准看，当年的中央政府对言论的控制是相当稀松的，具体到《观察》，虽然几乎每期都发出不利于国府的激烈言论，但真正惹乱子的，却是一篇接一篇要么远的中央社之先，要么与中央社唱反调的“观察特约记者”的前线通讯：“昌淮失守鲁局鸟瞰”，“徐汇战局的变幻”，“热河之战”，“陇东之战” ......这批特约军事记者是谁，他们怎么会有本领搞到这又快又准的军事情报的？他们当中有没有共产党？储安平又是怎么和他们联系上的？随着储安平的离世，或许已成为千古之谜。确切留在世间的，只有当时的最高军事统帅蒋委员长的一句话：“娘希匹，报上都登了，还找什么仗？！” 　　24日那天，编辑部一片忙乱。为了作者和读者的安全，再加上读者的经济利益不可受损，《观察》的员工们一面焚烧往来信件与名册，一面电告本埠的分销户直接到印刷所支提取刊物。同时，提前将外埠的分销户和直接订户的刊物付邮。笔者曾反复调查，当时有没有中共地下党员暗中领导这事？员工们那里有没有“共产主义觉悟”？和读者诸君常听到的故事相反，当时没有人号召、没人约束，却没有一个离开岗位。用今天的标准看，这批人可算傻到了家：老板不在，没有人会为他们加工钱，闹不好还会把命送掉；能够解释他们的行为的只有一点----职业道德，一种中国报人的传统、一种自新闻出版业出现以来就一代代延续下来的敬业精神。直到1987年，湖北省社科院主办的《青年论坛》被勒令停刊时，年轻的社长和编辑们的所作所为，差不多就是他们前辈同人的翻版－－－虽然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世间曾有过一种叫做《观察》的刊物。 　　　　下午四时，林元、雷柏龄等人正忙着打最后一包《观察》，以交火车运南京，三名公差闯入，自称受警察局、社会局、警备司令部派遣，执行“勒令永久停刊”命令。勒令全文如下： 　　 　　　　“查观察周刊，言论态度，一贯反对政府，同情共匪，曾经本部予以警告处分。乃查该刊近竟变本加厉，继续攻击政府，讥评国军，为匪宣传，扰乱人心，实已违反动员戡乱政策，应依照总动员法第二十二条及出版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予以永久停刊处分。相应电请查照办理，饬缴原领登记证送部注销” 　　 　　　　联想到《观察》后来被批判为“蒋介石集团的帮凶、反共反苏急先锋”，与此勒令对照一下，实在是很滑稽的。 　　　　雷柏龄签字收文，然后请求允许出一期休刊号，以便对社会、对读者有个交代------《青年论坛》也曾经作过这样的请求；另一家也是1987年被封的《湖北画报》干脆问都不问说这样干了。一口气读下去，好不悲壮。 　　警备司令部的特务笑了：“休刊号，别做梦了。现在是追究编者和南京那个特约军事记者的问题。原稿呢？账簿呢？拿出来！” 　　在这里要对今天的读者作一个交待的是，《观察》的署名办法，与今天是大不相同的。今天我们熟悉的是，消息与通讯的记者个个署名、署真名，若是位置与字号署得不够意思，还要计较一番。但事关重大的代表一张报纸倾向的专论与言论，只署“本报评论员”，某些享有特权、专门在各报发表言论的班子，则署一些一望而知是编出来的梁效、罗思鼎之类化名；若言论的作者觉得奉命之作违心得厉害，有时也临时凑个“姜伯铭”（讲不明）之类，只有极特殊的情况才有在大块、重头的政论文前署真名，如《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这是有着特别道理的，后边还要谈到。 　　《观察》恰恰相反。对于专论，它在发刊词里就已有言明： 　　 　　“本刊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刊载不署真实姓名的任何论文” 　　 　　只看下边这几篇署名政论文-----它们是《观察》中最常见的-----不是颇有一点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味道么： 　　 　　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张东荪 　　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吴世昌 　　论官吏的民权 楼邦彦 　　论政府大捕学生赵超构 　　政治力量能稳定物价严仁庚 　　评最近官方抢救经济危机的办法 施复亮 　　箭在弦上的币制改革笪移今 　　政府利刃，指向观察储安平 　　 　　至于记者， 　　 　　“《观察》特约记者的姓名，‘储先生是素来不告诉任何人的。所以我们即使在社服务多时的同人，对于《观察》在南京、北京、天津、西安、汉口、成都、昆明、迪化、兰州等地的特约记者，究竟是些什么人，都弄不清楚。为了工作上的机密，我们也从来不问储先生。”（林元 语） 　　 　　但官方是一定要找到这个泄密的家伙的，案子后来的发展于是很像一部惊险小说了；特务们在观察社布下了个“口袋”，把凡是去联络工作的人都捕了进去，大约一百多人。在北平，储安平也不得不躲起来，一会儿在楼邦彦家，一会儿在费青家。他所指定的北京联络点-----《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被包围，照老规矩也作了“口袋”，联络人徐盈被软禁。北平的特务还不放心，因为依照户籍册，城里共有三个徐盈，于是那两处也布下网。碰巧第二个徐盈有一个身材高大如储安平的朋友造访，马上抓起来，还动了刑.....总之，险象叠起，不必虚构，即可进入惊险小说。这案又拖了四个月，上海的林元、雷伯龄被打入真正的大牢，从提篮桥解到南京，直到“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那天.至于那位重犯"南京军事特约记者"则在林、雷二位的拼死保护下待机会溜出上海。他连夜逃到香港直到上海解放才回来。在“晴朗的天空下”，他笑嘻嘻地向林元道谢。并送他一把保险剃须刀。“另一把是送给小周的！”他笑着，拍着口袋。“哪个小周？”林元问他。“周恩来呀！”他说。 　　遗憾的是，这段故事，《观察》社的人一直没机会讲。红旗下长大的人如笔者辈，于是只知道井冈山会师，只知道延安生产，只知道打了绑腿的士兵睡在南京路上------拒腐蚀，永不沾。 　　这段故事再度与读者见面时，已换了说法。那是1957年，《光明日报》第三任总编辑在他的批判中抛出了这样一段： 　　 　　“这位主编（指储安平）在1948年8月的报告书中还说：‘在最近半年，政府好几方面的高级会议（！）[惊叹号为批判者所加，下同]几次讨论到这个问题（！），政府把这个问题看得极其严重（！）看啊！真是多么够瞧的。政府多么够有‘宽容’精神了！从工作出发947年5月开始，为了这个‘可怕’的刊物，到1948年8月以前好几方面的高级会议不止一次讨论过它，可以一直到1948年12月，一直到上海危在旦夕之前，在‘南京中枢’准备逃跑之前，又是这位主编远赴北京后才查封的。------这真是凑巧极了，也就是这样使《观察》维持了‘完整的人格’！储安平的生命庆幸保存下来了！” 　　 　　他于是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 　　 　　“《观察》到底是‘第三条道路’的文艺刊物，还是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某一核心组织的机关报，倒是很值得分析和考查一番的。” 　　 　　这实在够吓人的。幸好那时是1957而非1966，这种思路尚未全民普及，否则储安平后来就不可能有在宅中养羊之举而要坐大牢了。 　　那么，《观察》究竟是一份什么样的刊物呢？ 　　先看发刊词。虽然一个人的宣言并不能代表他的全部，但这篇储安平亲拟的卷首语就是今天读起来还能感到它的冲击力------不仅对旧营垒，还对了荼毒中国人民的旧传统旧文化。读到这里，恐怕不少读者准备着逃跑了，因为近年来向旧传统旧文化冲击的文章是那么多，又是那么大和那么空，真让人吃不消。还好储氏的文章恰恰与之相反，它是太切实了，实得如同今天的读者都有感同身受之错觉：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进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虑；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上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大的读者。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乐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也因为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需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 　　我们感到现在大多数人只知道追逐权势，追逐利欲；人人以一己为先，国家的祸福竟成为末要而少人过问。是非不明、正气不张。许多人常在一种冲动下，流露他们爱国的情绪；很少能在生活、工作、良知及人格上表现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尽他们对国家的责任。但是抗御外敌，自强图存，显非单凭感情所能济事；而建设国家、改革社会，尤需有众多的能够咬得紧牙关、站得信脚跟、挺得起胸膛的人民。环顾海内，种种现状，固使人疾首痛心，而瞻望来日，尤使人不胜疑惧忧虑。在这样一个混沌悲痛的历史中，有志之士，实应挺身而出，不顾一己的得失毁誉，尽其天良，以造福于他所属的国家。这诚然是一个充满着祸乱灾难的痛苦时代，但这也是一个大足以锻炼我们的意志和情操的时代。” 　　 　　有志之士如何挺身而出呢，从军？从商？从政？从事高尚纯粹的文艺活动？储安平选择的是一条即使用或者说特别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不但吃力不讨好，且荆棘丛生的路。俗话说就叫做“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们这个刊物的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政治都是感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对于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也就是同人共守的信约，储安平提出八个字：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充满着英国式的立宪精神。他认为： 　　 　　“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向，无可抗阻。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措施设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的最大的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同时，民主不仅限一政治生活，并应扩及经济生活；不但政治民主，必须经济民主。” 　　 　　对于自由，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叙述是很带了一点感情的，至于将自由与人格这两个概念联在一起，起码对唱惯了“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与“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当代中国人而言，是相当陌生的： 　　 　　“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使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则人民必须守法护法之不暇。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为维护人格完整所必要。政府应该使人民的身体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增加国家社会的福利，而自由即为达到此种优性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必是一个奴役的社会。我们要求人人获得各种基本的人权以维护每个人的人格，并促进国家社会的优性发展。” 　　 　　接下来的“进步”论述一般。或许“进步”本身含义太泛，不具太强的抗争特色，谁都可以高高兴兴甚至加着码接受。学校里派进控制学生思想的训导员可以称作进步；大跃进、超英赶美也可称作进步。 　　第四点，理性。应该说这点最具储氏思想特点.也许汉学家们会觉得奇怪,受英国教育的报人,居然要在“道也者，不可离之须臾”的文明古国呼唤理性。如果汉学家们除了读《易经》也读《人民日报》，碰巧还进一步作了一点社会调查，他或许还记得，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判断一件事一个人是不是大恶，常以“俺们贫下中农（是否）气炸了肺”为标准；时至今日，也常见以“**同志很不高兴”来臧否事物（这里的**同志一定得是**而不是***，如展堂同志、精卫同志，否则就不大象大家敬爱的最高决策中人了）。且看储氏的论述： 　　 　　 “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发挥人类的理性。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凭借冲动和强力来解决纠纷，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动辄用武。我们完全反对这种行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失败。我们要求政府及社会各方面能全力注意这点。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我们要求一个有是非有公道的社会，我们要求一个有是非有公道的社会,我们要求各种纠纷都能运用理性来解决。唯有这样，才能使一切得到合理的发展，才能加速一切建设的成功。” 　　 　　在1957年特别遭到批判的。是这篇发刊词的最后一段话： 　　 　　“只要无背于前面的四个基本原则。在这一个刊物上面，我们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独立发言的精神，每篇文章各由其作者负责。而在本刊发表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即为编者所同意者。” 　　 　　这样的办刊旨趣，如今是日见其少了。我们熟悉的是别样的宣言-----虽然刊物就性质而言，与观察周刊显然有颇多相似之处： 　　 　　“我们要满腔热情地讴歌各条战线正在风起云涌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由衷地赞美我们党和人民在四化建设中开创的日新月异的新局面。……成为向四化进军的航船上的一个新建的观察哨，并与早已工作的千百个兄弟观察哨一起，在浩瀚无垠的生活的海洋中，为党和人民进行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了望。……‘我为人民鼓与呼’----我们就是要为在党的指引下进行战斗的人民击鼓，我们就是要为党所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欢呼。” 　　 　　应该说，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就是在四十年代后期，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流精神也不大吻合。现在不能确知毛泽东是否读过《观察》，但只看他在1943年对彭德怀《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一文的批评，即可知储安平的这一套是不可能对他的心思的。毛泽东批评彭“谈民主从定义出发强调反封建，而没有从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强调抗日”；他批评彭“确立言论出版自由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而没有着重为着发动人民积极性”；对于“集会结社自由”，彭也搞错了，按毛的意见，不应是“为着增进人类互相团结、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而应是争取斗争的胜利”…… 　　不过毛泽东谋略式的原则当时并不为一大批民主人士所知，也管不到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储安平仍得以大模大样地贯彻他的“四个坚持”。 　　紧接着发刊词，署名打头阵的，是大公报总主笔王芸生：《中国时局的三个方向》。今天恐怕没有人署名在报上发表“时局之我见”之类的东西了。对时局走向的讨论， 一般只在两处进行:要么由有血亲的老老少少在饭桌上瞎胡聊;要么高层人物在极机密的会上商讨。其余的人，包括在、小报编辑，学者、各级机关首长，都眼巴巴地等着，任何创新都不敢有，一件非重复性的事都不能干，生怕“精神”一旦下来，闹个满拧。 　　但王芸生那时是不会有这种顾虑的。在1946年的秋天，他将时局走向归纳为三个要点： 　　1、“南北朝”。他并且指出，这是中共要达到的； 　　2、“十月革命”。他认为中共那时未必有这么大的野心和力量。他以为此种局面的出现必是国民党军队哗变的结果； 　　3、“政协这路”。他认为要害是改组政府，举行民主大选，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大路上。他断言，这是“中国时局前景最好的一个去向”。 　　历史证明，王总主笔的估计全错了。 　　半年之后，储安平自己出来谈政局了。那时《观察》已从400份（试刊）跃为正式发行的8000份。本来按需求讲，10000分也打不住。对此，储安平心里是有数的。但他只印8000份，这是他对生意经------让市面觉得抢手。 　　这篇题为《中国的政局》的文章，1957年曾专门被提出来示众，不是在批判会，而是在大报的正版上。应该说，标题虽是“政局”，实质上是对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分析与评价，开首即讲在朝的国民党： 　　 　　“在一个民主国家，一个由民选出来的政党，为了顾全本党的前途，搞不下去时，早就漂漂亮亮的下台了，但在一个以武力争得政权的国家、一个执政党，即使在最无办法的时候，还是要挣扎维持其政权。挣扎是人情之常，就看如何挣扎。在正路上挣扎，成败另为一事，要亦不失为一种努力；若走错了路，则所有的挣扎，都成为了一种浪费和罪行。” 　　 　　 接着历陈现政权实已毕露的“穷形极相”。他认为： 　　 　　“今日的国民党成了维护既得利益阶级的机构，要希望他能顾到一般低层人民的生活，不啻缘木求鱼。我们希望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后，能在这两方面有所作为。一切社会主义的政策，其目的都在为最广大的穷苦人民造福，国民党为了要争人心。虽非所愿，亦难固拒。共产党最可怕的一点是统制思想。但共产党既以争“民主”为口号，加入联合政府后，必不致倾向统制，国共双方且均欲尽量提倡“民主”， 以博民情。今日中国一般人所追求的就是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包括意志自由），这两样东西在以国共两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中或能勉可得之。我们期望这个联合政府者在此。” 　　 　　他认为改组政府故然是一种努力，但更重要的在于改革政治：“一般人民所期待的，不是随便换几个部长，几个委员，而是改革政治的根本作风》” 　　接下来，他开始分析第一大反对党共产党。读者或许不会忽略,他这是在国统区里,对政府正在清剿的“匪”（当时蒋委员长已宣布‘五个月内打垮中共军’）加以评议。如此立论，不必说在1947年，就是在1930年代和1970年代，也属罕见： 　　 　　共产党是要获取政权的。一个政党当然要努力获取政权；争政权是一个政党的常情，政党不想争取政权才是天下大荒唐。共产党的坚主组织联合政府，只是他们的一个步骤，并非永远满足于这个联合的方式。能用政治谈判方式，插入政权阶层，徐图后举，自然最好；否则只好硬硬头皮用武力来夺取。我们在原则上是反对一个政党蓄养军队，以武力来夺取政权的；为中国的元气设想，我们也不希望共产党采取武力革命的方式。但这是就理论而言。就事论事，共产党的不肯放下枪杆，也未尝不能使人同情，因为在国民党这种政治作风下，没有枪，简直就没有发言权，甚至没有生存的保障。所以国民党主张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共产党则主张先政治民主化，然后军队国家化，各人的出发点都是由于双方的猜疑，而双方猜疑的根据则为过去种种事实。 　　 　　对于周恩来氏之“往返于南京、上海、延安之间并参加国大起草宪法”，他认为： 　　 　　老实说，宪法不宪法，共产党并无太大的兴趣。共产党真正的兴趣还是在军队和地盘两者之上。就军队论，他们显然不愿再接受过去整军协议中所规定的国共军队的比例了。就地盘论，他们有他们的价钱。他们在过去至少希望得到四个地方，这四个地方要具有三个条件：第一，要能自给自足。第二，要交通工具便利。第三，要四地能连为一气。不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地点，他们不要，那四个地方，他们不说，但是照上开出的三个条件，似乎是指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四省。然而要南京给他们这四个省，在南京看来，这不啻要南京的命了。 　　 　　下边是他对中国共产党本质的分析。这种言论对今天中国的读者而言，是相当不习惯的。不知有没有人会产生“不幸而言中”的感慨：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对于共产党的内情，我们自承所知不多，我们暂时只能根据常识来说。近几年来，外间对于中共在延安边区一带的作风，颇有好评。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内，能站得住，亦自有他们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一个政党当他在艰苦奋斗的时候，总有他一股生气和生命的力量的。 　　 　　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其广泛笼统的名词，就经济生活方面言之，共产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其间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而已。就实行社会主义而言，今日中国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并不反对，毋宁说是很期望的。今日一般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心目下，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实际上今日中国的知识阶级，除了极少数一些人外，大都已沦为“无产阶级”了。这是国民党的恩赐！知识阶级的领导重心仍然在一般教育界文化界中，然而今日中国的教育界文化界中人物，哪一个不是已经到了虽然尚未饿死而早已不能吃饱的局面！而且知识阶级，大都有理想，有理性的。除了少数自私分子外，哪一个不承认贫富的悬殊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所以共产党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原则，并不可怕。一般人怕的是他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做法。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要知道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假如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有言论自由，那还谈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同时，要实行民主政治，必得有一种公道的精神。所谓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说他好，不好的说他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就前一点论，譬如说我们这批自由分子，不讳言，这是受英美传统的自由思想影响的，但我们一样批评英美，抨击英美。同时，苏联或延安有好的地方，我们一样称颂他们的好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见共产党批评史大林或苏联，从来没有看到左派的报纸批评毛泽东或延安，难道史大林和毛泽东都圣中之圣，竟无可以批评之处？难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都圆满得一无可以评论的地方？就后一点说，我们虽非共产党党员，但一样尊重共产党的党员，只要他确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义，忠于他的党，忠于他的思想，忠于他的工作，忠于他的事业，我们都在心底里对他尊敬。但是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和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他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他获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溟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劢先生的脱离民盟，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端作风有关。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讲到民主党派，特别是不带一点虚饰地评介列位或名人、或同道时，其率直与百无禁忌，即使今天不大知就里的晚辈读者读起来，怕也会不禁莞尔： 　　 　　在中国，散布于国共以外的自由思想分子，为数极多，不过他们较为散漫，甚少严密的组织。其中组织较大的就是民盟。我们现在先就民盟作一个大概的论述。我们可以拿两句话来批评民盟，即“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民盟是一个很勉强集合而成的政团，民盟里的人物，各有各的教育背景，各有各的政治看法，各有各的历史环境，他们只是在一个相同的情绪下集合起来的，就是“反对国民党”，这是他们唯一连系的心理中心。民盟到底是一种政党的做法，还是一种运动的做法呢？就过去情形观之，似属于后者而非属于前者。民盟的历史已有数年，而其出头则为前年的政协时期。不过在过去，一般人似乎有一种印象，即政府来借重他们时，有了“民盟”；不来借重他们时，就没有“民盟”了。所以有“和谈”，民盟就大大热闹，没有“和谈”，民盟就冷冷清清的无事可做；这情形至少在过去是如此。照近来的趋势看，他们似已企图改向政党的做法一途发展。中国社会上的封建味道本来还很重，民盟的领导人物还大都是前一代的老辈。我们若将民盟的领导人物分析一下，就可知道这个政团是非常脆弱的。我们不能不承认：象张表方（澜）、沈衡山（钧儒）等几位老先生，实在都是过去的人物了。民盟领导人物中实际治政经验最丰富的当推黄任之（炎培）先生。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黄先生也是过去的人物了。张君励先生（现已脱离民盟）在政治生活方面，他是一个宪政学者，一个最好的政论家，然而他只是一个论政的人物，而不是一个从政的人物，他至多只宜于任国会议员，而不宜于掌行政责任; 张东荪先生也不适宜从事实际的政治生活，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他在政治方面最能贡献的还是在思想及言论方面。若以现代的标准言之，严格说来，在今日民盟的领导人物中，适宜于实际政治生活者，恐怕只有罗努生（隆基）先生一人。罗氏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笔都来，有煽动力，有活动力，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可惜罗氏的最大弱点是德不济才。从各方面分析，民盟实是一个貌合神离的团体，而所以能勉强集合起来，完全是由于实际的政治环境逼成的。但单靠对国民党的一种不满情绪来维系一个政团，这显然是一种极其脆弱的结合。照我个人的观察，民盟诸君子，可以共患难，不一定能共富贵。这句话或许说得太率直，我们将来再看吧。 　　 　　至于现在一般人都说民盟太左，成为了共产党的尾巴。关于这种批评，我认为无甚价值。凡是进步的政治集团，当然是比较左的；世界大势如此。成为了共产党尾巴一点，纯然是恶意的侮蔑。要知实际政治不能完全摆脱权术，从战略上说，民盟和共产党互为呼应，实为必然，两者的目的都要削弱国民党。在这个前提下，两者当然要并行连系的。假如一定要说如此就是民盟被共产党利用，则我们也未尝不可说，民盟也利用了共产党。故此事不足奇，亦不足为民盟之病。只要国民党一日保持其政权上的优势，民盟与中共可能继续维持其连系的步调。但是一旦国民党在政权上已不占优势时，在那个时候，中共与民盟恐将分途而未必再能互相呼应了。 　　 　　这里不得不提到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大谜：为什么曾屈辱地顶着“尾巴”之称的民盟，会在１９５７年（反右）乃至１９８７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成了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因为即使只用共产党一家的标准来衡量，也绝不能说他们的态度是最坏的，比如史良前主席之所为。可能有的一种解释是，他们的组织太大也太活跃了一点，而这一状况，在不同的历史时刻是具不同的价值的。 　　 　　在文章的最后，他谈到自身。对于中国的自由思想分子，即几十年来不断被人提起，且颇为卑视地与美帝扯在一起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作了他独有的分析与估判： 　　 　　在今日中国的自由分子，一方面，除了民盟、民社党这些组织外，就是散布在各大学及文化界的自由思想分子了。这批自由思想分子，数量很大，质亦不弱，但是很散漫，从无足以重视的组织。这批人所拥有的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非表面的力量；只是一种道德权威的力量，而非政治权力的力量；只是一种限于思想影响和言论影响的力量，而非一种政治行动的力量。 　　 　　自由思想分子能否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他认为： 　　 　　自由思想分子的彼此相通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自由思想分子的长处是背脊骨硬，交情可以拉得长；其短处则为胸度狭窄，个人主义。因为“相轻”及“自傲”在中作祟，所以在自由思想分子中很难产生领导人物；政治活动是必须有组织和纪律的，但是因为自由分子的相通大都是道义的，不是权力的，所以很不容易发挥组织的力量。这些是自由分子根本上的弱点。 　　 　　联想到1958年这批“自由思想分子”竞相表态，竞相揭发的场面，储安平是不是想到了差不多十年前自己的这段议论。他还认为： 　　 　　今日中国极其需要自由分子的抬头，但事实上自由分子的抬头非常困难，这与国民党二十年来的统制有关。国民党二十年的统制对于自由思想分子的抬头的限制，是三方面的。１．政治方面的限制。这点大家都明白，不必再解释。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本保障，人身自由没有保障，其它自由自然都谈不到。２．经济方面的限制。政治活动必须有充裕的时间和财力。八年抗战，把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弄得个个生活不安，精神和智慧完全消耗在柴米油盐这些琐事上，以致大大削弱了他们在政治方面所能发挥的积极力量。３．在思想散布方面的限制。二十年来党化教育的结果，使青年都未能得到合理的教育。党化教育的目的原是要大家信奉三民主义，做国民党的孝子顺孙，不料国民党自己不争气，越搞越不象样，弄到青年大都厌恶国民党。厌恶国民党不要紧，党化教育给青年的并不是一种理性教育，青年在理性方面未能得到应有的教化，于是感情的部分因不满现实而日益泛滥。自由思想是重理性的，必须在理性上有修养，始能接受自由主义的熏陶。情感泛滥的结果是趋于极点，不是极点的右就是极点的左。但现实环境逼得青年左，于是青年越来越不易保持其冷静的头脑而对各事作沉着的思想。在国民党，可谓自食其果，而在自由主义的传播上，也同受其害。同时，党化教育的做法是收罗奴才，放任浪才，杀害人才。我称那只知享乐百事不管的青年为浪才。浪才越多，对于自由主义的传播也是一种限制。自由主义是取讲是非的，那些浪才什么都不管，哪还管什么是非呢？ 　　 　　至于这一特殊成份对中国的命运所起的作用，储安平给出的是书生气十足的结论，也是１９５７年受到抨击最多之处： 　　 　　若从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则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因为大家怕共产党，怕他们那一套杀人放火的暴行；无论这种畏惧是不是出于一种误会，总之大家在畏惧共产党。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国民党的腐化已是众目昭彰，有口皆碑，无论三民主义这块招牌如何，总之人民对于国民党已难维持希望的信心。在这种两趋极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取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 　　 　　在结尾处，储安平表现出只有他才具有的一种郁悒中的顽强——他并不乐观，储安平天生就不是那种憨敦快乐的人。但他不沮丧，不放弃努力，怀着一种不是出于利害而是出于认知与领悟的使命感，将辗转挣扎、苦苦撑持视为当然。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品性，差不多终其一生。该文的这一结尾，则几成谶语： 　　 　　中国在最近的几年之内，一般情景还是很黯淡的；说得远一点，则我们这一代，大概也已注定了是一个“牺牲自己，为后代造福”的时代。然而我们可以牺牲自己，而不可以不为后代造福。今日中国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大都在苦闷地忧虑着国家的前途，但他们实不该止于消极的焦愁忧虑。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 　　 　　２周以后，在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２日的一期上，梁漱溟以他那独有的即使有９９％同意也要把那１％弄个一清二楚的脾气，写来了不同意见。《观察》历来极吝于版面，除头条文章的首页用５号字通栏排出，第二页与第二条即改为两栏，到了第三、四条，已变为新５号字三栏，至于不署名记者写的通讯，一概为６号字七栏——因为连续阅读这种排得密密麻麻的文字，笔者本人三日之内即患了爆发火眼兼偏头痛。梁漱溟对主编针锋相对之意见“尊作拜读，其中大半可以同意，但尊见与事实不符者亦不少。尊作有涉及漱溟之一句话，也要在此声明否认……”储安平居然用老５号字加框通排。这种殊荣，就《观察》而言，是绝无仅有的。而对于无数来自读者的颂扬文字，仅偶然挑选其中含有建设性意见的，用７号字登在刊尾。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风格。 　　 　　《观察》初创时，储安平曾对笪移今（他是该刊最大的股东，一人即认４８股，林元２６股，徐盈１９股，马寅初、梁实秋、钱钟书、杨绛等都是２股，储安平本人仅１股）说过：“办刊物若想成功，紧要关头要站得起来。”这条行事准则，与今天的“紧要关头要稳得住劲”显然相悖。联想到储安平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仅７０天就做不下去了，或许可以理解为，当头上飘着的旗帜变了，他在准则上无丝毫权变的特点，显得多么书生气。而在当年，他对此确是信守不渝的。 　　 　　最突出的一件事是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４日，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查封《文汇》、《新民》、《联合》三报一案。查封的罪名完全是政治性的： 　　 　　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着令于明日起停刊，毋得违误，此令。 　　 　　这三家报纸与《观察》有什么关系么？用储安平本人的话来说，“其中一份不常看”，至于另外两份： 　　 　　坦白的说，我对于文汇、新民两报的作风，有许多地方是不敢苟同的。不敢苟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两家报纸的编辑态度不够庄重，言论态度不够严肃。我很少在文汇报上读到真正有份量的文字。 　　 　　这样的报，由它封掉好了，与《观察》何干？但储安平信守“站起来”的原则，他出来呼不平了： 　　 　　查封报馆，而且一封三家，这本来是一种希特勒式的作风，报载中国现在正由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主席领导我们步入民主之路，大概若非走投无路，绝不致走此一着。我们站在同业的立场，不能不向被封的文汇、新民、联全三报同人，表示我们最大的同情。 　　 　　这样明白的表态，在当时报界已属罕见，储安平仍觉不足，为了信守他的“原则”，竟然犯了直到今天报界还认为是决不可为之的大忌——除非上方宝剑在手（或在颈）——把坪击的矛头指向同行，并且是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大公报》。先翻学潮报道的老账： 　　 　　在这次学潮中，大公报所表现的态度，实在不孚众望……５月２０日南京发生了这样壮烈的惨案，这样震动全国而有了强烈政治意义的新闻，大公报还不肯编在第二版要闻中，这是什么编辑态度？同时，象南京５•２０惨案这样一个严重的新闻，大公报竟用“首都一不幸事件”这样一个轻描淡写的标题。这是什么编辑技术？至于说到评论，该报５月２１日的短评论南京惨案说：“不幸执行禁令者在方法上未能充分体会在上者爱护青年的本心，率至演出惨剧……”全国青年听着：你们同意大公报的话，承认今日在上者还有一点爱护你们这批青年的意思吗？你们承认，当有人用木棍铁棍在你们头上劈打下来，这就是爱护你们的表现吗？在５月１９日的社评中，大公报视学生的请愿为暴力的革命，５月２２日的社评中，认为“学生近来的行动”“太天真幼稚”了，认为“青年人太简单了”，认为学生在请愿中“充分表现其行动的儿戏性”，并且甚至认为今日之学潮，直为“小孩玩火”。我读大公报前后几十年，实从来没有看到大公报有过这样违反民心的评论。当然我不能在这儿指出，这次大公报在学潮中所表现的言论，如此灰色，不能领导当前的潮流，也许与王芸生先生的适有北行有关。假如王先生在上海，在他的主持下，我相信大公报在学潮中所表现的言论决不至摇摆怯弱到如此程度。不过这次大公报在上海及南京两地的采访同人，都甚忠实、热忱、前进，此可由他们的报道中见之。他们的努力，多少替大公报挽回一部分读者的感情。 　　 　　看到这里，今天的读者，特别是30岁以下的读者和的报界中人也许会问，储先生是不是得过三报的什么好处，欠着人家的情哪。至于跟大公报，没准有点过节，这下子可逮着了机会。 　　 　　至于大公报对于这次三报被封所表现的态度，我们也不能不出一言。在5月25日大公报第四版上，只以三号字的标题，平平淡淡地刊出文汇等三报奉命停刊的消息。大公报的编辑先生大概对于电影明星及歌唱明星都是非常发生兴趣的，凡是外国一个电影明星有了一点什么新闻，大公报照例要加上花边登出来。在大公报编辑标准中，大概象一个城市中同一天封了三家报纸这样一个消息，其重要性还不如一个电影明星的私人轶事。大公报对于文汇等三报的被封，始终未发一言，以示同情。5月25日是星期，该报例刊“星期论文”，为什么不写一篇短评呢? 25日不写短评，为什么26日不写一篇社评呢?今日为28日，文汇等三报已被封4日，大公报对此始终不置一辞。且不说别的，至少站在同业的立场上，也应当写点文字，向当局抗议一下。大公报所以默无一言，是认为文汇等三报应该被封呢，还是吓得不敢说话呢? 还是幸灾乐祸坐视不救呢?上述三因，必居其一。我觉得大公报这次的措置，显然失态，至可遗憾。 　　 　　最后我不得不声明一、二。我和《联合晚报》里的同人，一个都不认识，甚至连他们的姓名我都不知道。《新民晚报》的高级负责人中，有二、三位是我的朋友，可是彼此皆忙，虽然同在一地，我和他们已有整整8个月未见过面。《文汇报》里边，仅和总主笔徐铸成先生前后见过四次面，都是寒暄。我曾有事写过两封信给徐先生，但是徐先生为人傲慢，吝赐一复(这里指的是1946年《观察》初刊时，储安平以主编身份向包括卞之琳、吴世昌、李青纯、宗白华、胡适、马寅初、曹禺、梁实秋、傅斯年、钱歌川、杨绛等在内的58名学界精英发信，请求应允作《观察》的特聘撰稿人，无论本期有稿与否，都将其名字印在封面上。为避免精英们因怕麻烦而不复信，储安平将“同意担当”的回信预先打好，回信信封也写好并贴足了邮资，精英若同意，只签上名字即可。发出的信只有徐铸成一人未复。照上文看，储安平可能又追发了一封，依旧未复。1988年，笔者就此节直接请教徐铸成先生。这位年届八旬的前辈报人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我那时可是有点左倾幼稚病，认为他搞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帮国民党的忙，最后终会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就没有回他的信。当时就是那么一种逻辑。后来三报被封，大公报落井下石，只有2个人站出来说话，一是《密勒氏评论报》的John Powell，一是《观察》的储安平。”)。独独《大公报》里面，我的朋友最多。单说在大公报编辑部服务的，就有6位先生是本刊的撰稿人。但是我们今日所检讨的问题，不是任何涉及私人恩怨的问题。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这就是我们今日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 　　 　　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已的凶吉安危了。 　　 　　类似这样的话，“今日之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寄托在我们肩上”云云，对当前办刊人而言恐怕是很遥远的了。文人们最习惯的是做喉舌，若做得不够安份，最常听到训词是：中央还没定下的事，要你多嘴! 　　 　　储安平却是很多嘴的，而且不以轻挠个把县长或者司局长为然。他要么不出言，言既出，就是要害。比如军人从政。中国历来的逻辑，哪里有老子打了天下而让别人去坐的道理?!《观察》于是刊文，介绍“黄埔将领中出任省主席的第一人”、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兼任吉林省主席的梁华盛，直指他如何在“一介武夫，不懂政治”的谦词下，“将一省视为自己裹中之物，将民众视为沐浴恩泽的子民”，说他“除了享乐方面尚且在行(如买汽车、修温水游泳池)”之外，经济、文化等均放胆瞎指挥。文章最后呼吁：假如中国不能进步到民选省主席，至少希望中央不要再把军人放在行政官的位子上。 　　 　　这不过属于小气候政治。对于经济问题，正当政府发布“黄金紧急措施方案”，想将日前高价抛出的黄金平价买进时，马寅初又跳了出来。他不会不记得他被监禁的两年和软禁的两年，但这位在台上直斥财政部长孔祥熙，并为四大家族算出17亿家产的教育家、经济学家，又公开出来就最要害的问题唱对台戏，告诫普通百姓：“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而《观察》也原文照登。马寅初疾呼：“黄金倘使真集中在政府手里也就算了，倘使一转、二转，转到私人手里，又何必?现在中国的情形，黄金已经集中在几个人手中了(当时政府已穷得无外汇供科学家出国参加会议、无外汇供学生出国留学，但宋子文的三位小姐全在美国养大，大学已届毕业，尚不会讲中文。)，多数人手里的少量黄金不必再送给他们。”“现在交出黄金美钞，就换军火进口；军火进口不要紧，还要杀人。如果爱国，就不要拿出来。他给你的法币，不是他拿出来的，而是机器轧、轧、轧印出来的。你拿黄金美钞换法币，傻瓜!为了自己为了国家，都不要拿出来。如果另有好的政府上了台，而这个政府又真正能为大多数小百姓造福，那时再拿出来也不算晚。” 　　 　　我们今天已经没有马老了。其实，1958年之后，就已经不再有他了——虽然他顽强地活过了百岁，只为让讨嫌他的人多点不舒服。对于今天政府出台的各种金融措施，小百姓只有发呆的份。或者说，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口袋不够鼓，也只有认瘪的份。今天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肯出来为大众解释一下低工资与高等级福利的奥秘，没有谁愿意象马寅初一样不去当财政次长而告诉大家为什么会有黑白灰三种外币市场，为什么会有国库券、外币兑换券，为什么金价会奇高(卖出)又奇低(买进)。当然，就算有了秘室里的、甚至讲坛上的马寅初，也没有《观察》了。 　　 　　考察一下《观察》的封面，实在是很有趣的。它非常简陋——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封面，更不必说五套色或者七套色的封面女郎——《观察》用不着靠她们招徕。它的封面本身就是目录面，作为刊物支柱的48名撰稿人的名字。期期保留。在封面的中上方，是一枚以掷铁饼者为图形的刊微，四周书以英文THE OBSERVER (观察) INDEPENDENT NON PARTY(独立的、非党派的)，在首页头条文章的上端，再次打出带纹饰的刊名，标出该期撰稿人的学术身份和“储安平主编”五个2号字。这一形式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复刊，当然届时已有若干改变——这是后话。 　　 　　储安平办刊的招式层出不穷，但有几条是信守的，曰“一要人抬刊物，比如这48位特聘精英；二要刊物抬人，比如漫画家方成，就是在《观察》的提携下从无名青年一步变为专栏画家的”；曰“我要办得人们以在本刊上发文为荣”。为此，他对文章把关甚严。一次，马寅初转来他的一名身为立法委员的学生的稿。储安平自己觉得不大行，为慎重起见，又拿去问金融专家笪移今，笪也觉得差了点。储安平把稿退了。为此，马老发了不小的脾气，连连骂道：“看不起我，把我的撰稿人从封面上拿下来好了!”当然最后稿也未用、名也未拿。 　　 　　1947年3月，一场剧坛上的争论，在《观察》上摆开。先是李健吾的一部戏《女人与和平》在辣斐上演之后，被许多人恭维，很热闹了一下，接着曰木写文章批评。这批评，用剧作者的话说，“把洪深先生和许多好心好意的朋友都骂在里面了……是我要他们那样做的。根据是什么?不是作品。我告诉朋友们说，辣斐冷了许久，为重新争取营业、冲破难关起见，希望随便写几个字在报上凑凑热闹。”应该说，这招认是很诚恳的，但楼适夷的反驳纯正而犀利： 　　 　　……朋友们所以捧场的原因，只不过想多骗几个观众，给辣斐热热场子，并不是作品本身有什么了不起。一个作者不借作品本身来争取观众，而必须借助于庸劣的商业广告已经太可怜了，而更可怜的是那许多捧场的朋友——他们的时间、精力，他们对于读者与观众的信用和责任。我亲遇到过一位写过捧场文字的朋友，自述其被拉而不得不应酬的苦衷，而那本戏的本身，他是看不到一半就溜走了的。这种小心得不敢得罪一个朋友而大胆得罪千万读者和观众的“圈内”人，我想今后是应该考虑考虑了。……今天的话剧所以搅得那么悲惨，那种死拉观众的营业路线是应该负责任的。象李先生之流的话剧运动者，眼睛死死盯望着上座的场子，完全放弃艺术路线，纯正的、艺术的、优美的作品不敢搬上舞台，而明星和噱头又搞不过姚水娟和大世界，进步与落后的双方观众都拉不住，这就是话剧剧院闹得如此冰冷的真原因。即使《女人与和平》赚了钱，辣斐还清了债，然而纯正的、承受了进步传统的新话剧又何在呢? 　　 　　在1957年对储的批判中，屡屡提到他的“反共面目”、“坚决反共”的行为。这就很难解释上面的一组剧评文章了。因为，按一般观点，李健吾是属于自由派中间分子，而楼适夷不但是立场鲜明的左派，还是中共地下党员。 　　 　　储安平当时的共党朋友不算少：徐盈、杨刚、顾颉刚等，当然身居要职的国民党朋友也很多：沈昌焕、李惟果……。笪移今是储安平最密切的伙伴了。在他逃亡期间，还是最后几期的主持人。但笪从未向储谈过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储是否知道，哪怕仅仅猜到了?二人之间从未挑明过。那么，储安平编《观察》时与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关系呢? 　　1948年11月，《观察》发表了一篇张申府的文章《呼吁和平》。那时《评战犯求和》虽然尚未发表，但“歼敌30万”的辽沈战役已经打完，“歼敌55万”的淮海战役已在布置之中。毛泽东那著名的“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的论断不日即将作出，而蒋介石的引退与“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正被认为是一项阴谋。“和平”已成为“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需要的东西”。 　　 　　这一切，想来无论储安平还是张申府可能知道的都不甚确切；或者说，这一切都是后人的评价，当时是不可能有如此明晰的思路的。总之，《呼吁和平》上了48年11月那一期的头条： 　　 　　今日呼吁和平，有百是而无一非。一个国家绝无可以百年内乱或百年勘乱的道理。与其将来全国人死去一半再言和，何如今日趁早作和平计，替国家保留一点元气，使人民得喘一口气?兵犹火也，佳兵不祥。不论什么方面，如果不管眼前人民的切身遭受，而只求一个不尽可知、不必可靠的将来，那不过是一种不仁也未必智的冒险。 　　 　　这可真是不折不扣地替蒋介石帮忙。文章一出现，共产党员施复亮立刻通过笪移今找到储安平，请他到红棉酒家吃工作餐。据笪移今回忆，储安平平静地听完施复亮的意见，什么都没有说，只在下一期的头条，登了施的一篇从经济管理方面抨击当局的文章。《观察》从此再不言和平，尽管当时类似的呼声(或曰见解)在知识分子群中是相当普遍的。 　　 　　说到这里，对《观察》的介绍还不及什一。读者或许可以隐隐感到，刊物办到这个份上，有志于此者是很难不上瘾的。这似乎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储安平没有在解放前夕随大批进步文化人避祸香港的道理。因为他当时的确足够进步，处境也足够危险，而且香港方面也确实派了著名的老资格共产党员刘清扬到处找他。笔者开初倾向于认为储安平的城府过深，他不打算与任何党派交往过密，更不愿欠谁的情，以保持自身最宝贵的独立。现在看来这可能是过虑了。他只是简单地舍不得他的刊物，如此而已。既然有好几万理解你，支持你，渴望听到你的声音的人在连买米都需东拼西凑的时候还买你的刊物，岂有忍心抛下他们一走了之之理?他坚持着，直到本章开头讲的那“查封”事件发生。 　　 　　这是他生命的峰巅，此后他再也未能比这攀得更高。对此，他自己可能根本没有感觉，甚至至死都不这样认为。这是无法争辩的问题，因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为世人所瞩目的人的沉浮线，通常总是由后人而并非当世人所能绘出。当世人是看不到那只有后人才能指出的冷峻的现实的：他已失了优势——能在中国这块土块上随意发宏论——却还存着劲头：办一份人人瞩目的精英刊物，无论局面怎么恶劣。他当时显然认为不会有比那时更恶劣的局面了：通讯断绝、交通断绝，米价已在一周内涨了十多倍。 　　 　　这是颇带几分傻气的。其实，这种傻气，若缀以堂堂皇皇的收尾，哪怕只如阿Ｑ般带着几分滑稽的凄凉的收尾，倒也罢了。最要命的是什么都没了：感受没了、激情没了、热辣辣的快乐与活泼泼的仇恨也没了。没了倾心相爱、没了暴跳如雷，连临死前的嘶叫也没了……你被闷住了，被平庸、被废话、被种种不知包藏着什么的腻歪，而且完全在不知不觉中。 　　 　　辉煌从此不要再想。只剩下聊胜于无的追求。不过，还应该有追求(或曰蹦□)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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