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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与“党天下”
戴晴 一个聪明的君主,遇到如果守信就要违反自己的利益,遇到束缚他的守信的理由已不再存在之时,他便不守信......君主为了自己的不守信,总不会找不到一个合理的籍口的。----------马基维里:《帝王术》 毛主席及许多中共中央领袖先生的阔大深厚、人民解放军的严明坚强、中共同志的刻苦耐劳,使中国人民倾心折服、一致景从。 --------------本文主人公1949年手记。 一 【帽子】(mao·zi)①戴在头上保暖、防雨、遮日光或作装饰的 用品:一顿~。②比喻罪名或坏名义:不必用~压人;批评应该切合实际、有内容, 不要光扣大~。 ——《现代汉语词典》 帽子这字眼,如果不考虑它的第一个含义,在中国近现代(可能也只在中国近现代) 以来最风光的一次,要算是1978年了。那年,从春天到秋天,至少有两则关于帽子的文 字,扰动了中国(恐怕还不只中国)上百万人的心。它们是: 《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统战部上报,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 复。 《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8年9月17日。 半年之后,1980年5月8日,55万余顶右派帽子已全部摘去——它们是在1957年夏 天和以后的几个月里被陆续制作出并扣在别人头上的。如果不考虑其中一部分人已在 1959-1964年间陆续获摘,到了1980年,真正以皮肉俱全的头顶享受到大自然的空气与 阳光,并且还享受到那帽子压出的凹痕已不再被人视为种性表记的快乐的,只剩下10余 万了。 帽子已不复存在,对当初"戴帽"这一动作的必要性仍有说项。也就是说,在经过 了复查核实、推敲议论、左右上下平衡之后,终于勾出一类"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 不予改正"的人。从中央一级而言,他们是最后筛出的27名"上层爱国人士"中的5名; 如果再加上地方上的90多名,占原戴帽者的0.0189%,即不足万分之二,以此来支持 "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了"这一论断。 这中央级的五名"不予改正"者是: 章伯钧,当年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中央交通部部长、农 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罗隆基,当年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彭文应,法学家,曾留学美国威斯康辛的哥伦比亚大学,继而返国在上海法学院等 校任教,上海市民盟盟员,笔者至今也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彭先生这种没什么言论, 也算不得"要角儿"的人也被排在不予改正之列; 储安平,当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编辑; 陈仁炳,当年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他们当中,19世纪末出生的"章伯钧同志"的骨灰已于1982年深秋郑重地移葬在八 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比他年轻3岁的"罗隆基同志"虽然逝于69岁,却在他90岁冥寿时 享受到了一个由公家出面主办、且专为缅怀他一人而开的纪念会;"朴素谦和"的彭文 应是戴着帽子辞世的,那是1962年;陈仁炳目下居住在上海。 储安平呢? 据传在80年代初的一次宣传口的会议上,乔木谈到新闻工作目下有点青黄不接。他 问:为什么不能把有经验的老同志请出来当当顾问,比方说储安平先生?会场一下子静 了下来,有人递上一张纸条,乔木看过之后轻轻地"哦"了一声。 条子上写了些什么,今天只能推断而无从查考。可以确切知道的是另一段话,一段 康生在1969年就说过的话:"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没有人知道。他突然消失了,在1966年深秋的一个黑夜。住在隔壁的一 个妇人说她听见了厮打声与呼救声,但一个男人——想必是她的丈夫或兄弟——立刻向 她喝道:"就你能!谁都听不见就你听得见?!" 他消失了。或许在第二天,他曾与他学农的女儿照过一面?那是她按照几天前他所 在的九三学社的通知到机关去看他的时候。从北郊进城,她先回了一趟家——门虚掩着, 爸爸不在,家里的东西已荡然无存,只在屋子中间的一把破椅子上,扔着一个破行李卷。 她那时并不知道,这正是几天前由弟弟送到机关而为病弱的父亲自己扛回来的。满地撒 的都是花手帕,那是她小时候一条条精心攒在盒子里的。她没敢在自己"家"多停留, 一心想到机关去看爸爸。路过什刹海,她看见一部卡车,一群人围着,正把一具具从湖 里捞上来的尸首往上扔…… 他消失了,在他58岁的时候,距今己22年。 已经出版的各种辞书都没有关于他的记载,要不是1980年的那份文件,今天的青年, 哪怕是研究新闻与现代史的青年学者,都已经不大知道这个很有生气地活过一阵子的人 了。不错,他是"大右派(不予改正)",同时也是小说集《说谎集》、杂文集《英国 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和特写集《新疆纪行》等书籍的著者。他曾在南京 戏专、湖南国立师专、重庆及上海的复旦大学教过书,还主编过《中央日报》副刊、 《观察》周刊和《光明日报》。对于统治了中国20年的国民党(截至1948年)和8年的 共产党(截至1957年),他分别下过两句评语: 前者是——"一场烂污"(见附一); 后者是——"党天下(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见附二)。 他倏地消失了,没有通电、宣言,也没有给生活在与他有关与无关的人群的世间留 下只言片句。只有这两句话,带着一个读书人全部的失望与厌憎,泥巴一般地甩在历史 的记录簿上。 二 【社会主义阵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联盟。继苏联、蒙 古之后,战后在东欧和亚洲又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政策,为了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互助合作,曾经一度形成阵营。从50年代后期起;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严重分歧,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常关系,社会主义阵营便不 复存在。 ——《社会主义名词辞典》 这"不复存在"实际上是对现实情况的认可。因为并没有哪一个声明宣布它的开端, 也没有哪个决议宣告这一结束。 如果细细考察囫囵个的"阵营"如何出现一条条裂痕,首先引起注意的,当是1948 年被开除出9国共产党情报局的南斯拉夫。到了这爆裂之声不绝于耳时,已经是极不平 凡的1956年了。 第一个大动静是苏共20次代表大会和鲁莽的改革家赫鲁晓夫的那篇简直没有什么理 论性可言却极具震撼力的报告。斯大林的神坛崩塌了,人们于是开始有了自己思索的可 能性。虽然目前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正在为消除对铁托的个人崇拜而努力,但当时在 "阵营"之内,对这一行为看得最为透彻的,显然是这位游击队员出身的元帅。在他的 《普拉演讲》中,铁托谴责的不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虽然他与这个 "暴君"有过多次激烈的正面冲突①。铁托认为对人的褒贬无论如何总是第二位的。赫 鲁晓夫的最大不足之处是,把"整个事情当作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不是当作一个制度 问题"。他认为现象"是一种制度的产物",而不是"由于斯大林老了,他开始有点愚 蠢起来,犯了各种错误"。至于比较直接的根源,铁托指出的是:"官僚主义组织机构, 领导方法与一长制,还有忽视劳动群众的作用与愿望。" ①斯大林逝世后,在他书桌的抽屉底层,发现一封铁托给他的信。信中写道:"亲 爱的斯大林,请不要再派特务到南斯拉夫来暗杀我了。我已经把你派来干这件事的7个 人都抓起来了。如果你不停止,那么我将不得不派遣我的人到莫斯科去。如果我这样做 的话,我将不必再派第二个人。" 没过多久,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上街了。如果这里暂且不谈后来其他政治力量的介入 从而对这一单纯的行为所加以的利用的话——目前,对此种观点,甚至对当时的事实认 定上还有很大争议——事情可能正如原英共党员、英《工人日报》记者、匈牙利事件的 目睹者彼得·弗莱雅所说,在革命胜利了10年之后—— 大多数匈牙利人是不要资本家或地主们回来的。但是今天,他们却理所当然地厌恶 了那个贫穷、枯燥与恐怖的制度,厌恶了人家以共产主义名义送给他们的这个制度。此 一情形的全部责任应该放在共产党领袖们的肩上,特别要让拉科西、法卡斯与吉罗来负, 他们曾经答应给人以一个地上天国,而结果真正给人的却是一个与战前霍尔第海军上将 法西斯专政同样压迫、同样值得非难的警察国家。工人们受剥削、威吓和欺骗。农民们 也受剥削、威吓与欺骗。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提出一个为谁的问题,甚至于谈论政治问 题时如果不用安全的、习见的、单调的废话来加以掩饰,就有为那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 抓去的危险。这一个糜费了巨额国币来维持的机构,其目的原来是保护人民,使资本主 义不能复辟,而事实上,它却保护了少数寡头们的权力。为达此一目的,秘密警察应用 了最惊人的方法,其中包括新闻检查、思想管制、监禁、酷刑与谋杀。其所以成为悲剧 者,乃在于将如此这般的制度却说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说成为"人民民主",说成为走 向共产主义去的第一步。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承认在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 另一方面也最坚决地强调这两次事件的反革命性质: 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至在1956年10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 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 应该说,对这两方面,毛泽东的估计及预先采取的措施都远在他的欧洲同道之上。 只看建国初,即史家所谓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一直不曾停顿过的全国性 整肃: 1950年5月 共产党整风,整肃"打天下"的干部居功自傲,官僚主义与腐化堕落 10月 镇压反革命 1951年5月 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 11月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12月 三反 整肃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 1952年1月 五反 整肃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 1954年2月 揭发并制止了高、饶反党阴谋 10月 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梁思成的建筑思想,批判历史学家尚钺,改 组《文艺报》 12月 批判胡适思想 1955年2月 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 下半年 肃清国家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从这里可以看出的是,起码在那时,毛泽东与铁托的见解就是大相径庭的。毛泽东 一方面十分注意执政党党员的个人品德——他对居功自傲、觊觎高位、贪污枉法等农民 起义领袖们最常见的毛病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则绝不容许思想异端,哪怕离政治很远 很远并且非常专业化的独立思想的存在,就比如俞平伯先生之不赞成新版的一百二十回 本的《红楼梦》。 那时,没有人深究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于数亿人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 的阶段以至体制——或称制度,这在英语世界里本是一个词system——的领悟,直到二 三十年后才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出现。当时,对待人民,特别是人民之中涌动着的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倾向:对私产的珍视,对个人创造力的尊敬,对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捍卫 意识等等,采用的办法有点类似鲧的治水——堵。而眼见堵不成的时候,就发生我们下 面要讲的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