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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纪念园__生死之谜——储安平
文革纪念园

《储安平与“党天下”》 下

戴 晴

  五
  
  【勉强】①谓力不足心不愿强而行之也。《礼·中庸》或~而行之。《汉书·严彭
  祖传》:君以不修小礼曲意,云贵人左右之助,经意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按:
  彭祖性廉直,不事权责,此所云勉强,盖欲其曲意交结责人也。又日本语谓勤学为勉强,
  即勉力之义。日本商店称格外克己亦曰勉强,则为曲意俯就顾客之意。②犹怂恿也。
  《汉书·卫山王传》:日夜纵臾王谋反事。纵臾犹言勉强之。
  
                                   《辞海·1936年版》
  
  
    
    储安平没有再回上海,他是在北京迎接解放的。
  
  
    那时,各党派和各界人士都很活跃,民盟总部(工作委员会)3月5日就迁到北平了,
  比中共中央还早20天。不少学术性团体已纷纷转变为党派性社团,大家都准备响应共产
  党的号召,参加盼望已久的政治协商会议。
  
    
  储安平在这前后生平第一遭加入了党派,而且不入则已,一人就人了两个:九三学
  社与中国民主同盟。两边都有他尊敬的、甚至堪称往来颇为密切的老朋友,九三那边是
  许德珩许老;民盟是费孝通——今天也已是费老了。储安平当时虽然这样向袁翰青解释:
  "两边都请,不好意思,两边都参加吧。"私下里实在是很有点小小的得意的。
  
  
  看来那时民盟已不以他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对他们的唐突为意,不过后来储安
  平也很少参加这边的活动。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由于民盟人才济济,储安平在这里很难
  脱颖而出——不像九三,那里大多是一门心思作学问的夫子。1959年戴了帽子之后,这
  两个党派倒都未将他除名。这一举措,造成今日仅余5名不予改正者全部为民盟盟员这
  一现实。
  
  
  储安平搬出藏身的府学胡同,住进了当时专门招待高级民主人士的北京饭店。不久,
  周恩来亲莅该旅舍,一一看望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新老朋友。储安平不是没有经过大
  场面的人,此时却深为感动。他后来对袁翰青说:"真想不到,周先生亲自到我房里,
  而且谈得很高兴。"
  
  
  整整一批就算不能称为高贵,总可称为自由的心灵,就这样一下子被俘获了。可以
  有两种解释:一是周的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再一个就是,他们太高兴啦:在经过了长
  达一个世纪的分裂、动乱、屈辱和牺牲之后,一个和平、独立、统一、光明的局面终于
  盼来了!而且其中还包含着自己的努力乃至功劳①!这巨大的快乐,冲淡了这批民主人
  士心中的戒备、芥蒂,或许还包括他们独有的理想与判断力。满心欢喜的储安平这时显
  然忘了他对于"中共搞经济恐怕不行"的担忧,也不再顾虑他断言过的"自由的有无"。
  新政协就要开会啦!民主联合政府就要组建啦!新中国就要成立啦!
  
    
  
  ①这一想法或许可以与一位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最后提着枪进城的老共产党员干部
  (他可能不怎么识字,身上却有七八处枪伤)的说法相对照。对于民主人士,他的评断
  是:"他们的功劳如一根毫毛,把他们拨去也如一根毫毛!"
  
  
  
  政协新闻界的代表共有14名,胡乔木打头,储安平名列其中。其实在这之前,他就
  已经结识了"乔木同志"。乔木对储安平的评价及任用意向,无论在50年代还是80年代,
  都高于储的那批非共产党文化人老友——虽然据称他们已相识多年、共同受到英美教育,
  甚至都具有自由主义色彩。这些人当然也有赏识他和愿意用他的时候,但当需要揭他、
  贬他、踩他,乃至在30年之后还不肯公开回忆他的时候,是很拉得下脸来的。恰如1953
  年,当梁漱溟与毛泽东在会上发生争执时,喊叫着不许梁再讲的,并不是共产党员,而
  是民主党派的朋友。
  
  
  当时《观察》被封已有10个月。胡乔木、胡绳等在此期间曾就复刊事请示周恩来。
  周的意见十分明确:"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复刊!"这一连串的举措,储安平想来是知
  道的。因为在7月间平沪两地交通恢复之后,他曾有信给林元,极为高兴地告诉他:
  "经中央批准,《观察》要复刊了!"读者此时可以看出,他已不再坚持完全民办、不
  受党派制约的原则,正在从思路到语言一步步适应新的社会风习。
  
  
  到了1949年11月,也就是第一次政协会议闭幕、中央人民政府刚刚选出这一重大时
  刻,《观察》在被查禁11个月之后正式复刊。
  
  与原刊相比,封面上朴拙的"观察"二字未变——储安平竟然没有想到请毛主席、
  周总理,哪怕九三的许老、民盟的沈老题个辞;首页的撰稿人身分介绍未变,刊标也还
  在,只是没有了周遭的英文THEOBSERVER 与 INDEPENDENTNON PARTY,虽然表明了不屑沾
  洋的气概,从形式美角度看,却秃秃的没了样子。加花饰的首页刊也还在,不过去掉了
  "储安平主编"几个字,虽然依旧由他主编。
  
  
  最为有趣的是,复刊上来第一篇就是《我们的自我批评、工作任务和编辑方针》。
  这可不像储氏风格,不知这位新接受任命的主编当时是正吃了一点批评还是有什么人劝
  他顶好取这种姿态开场。他让步了,费边社信徒历来讲究妥协(COMPROMISE),这又很
  像他的风格。至于标题的措辞,虽然储安平一生对文辞美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但这种
  简直能把读者吓退的用语,也只有在这一时刻才用得出。另一个不能不提醒读者注意的
  变化是,这类天经地义应由主笔写的文章,署名却是"本刊同人"。这里看不出储安平
  对他三年前提出的"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项基本原则有什么修正,在这复刊词
  里,他的自责是不大着边际的——这或许正反映了他此时认识上的不着边际:
  
  
  
  “我们的内心是空洞的、徬徨的,我们有理想,但这个理想是抽象的、笼统的、没有
  具体内容的;我们有热情,但这股热情是虚浮的、飘荡的、没有一定寄托的。
  
  我们一片赤心地爱着我们的祖国,热情地希望我们国家变好,但由于没有得到正确
  教育,我们在思想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阶段。因为不了解中共
  的政策和情况,并没有靠拢共产党……
  
  ”
  
  这篇文章是否出自储安平之手,有些地方很值得怀疑。比如文中有"蒋介石这个法
  西斯大流氓"、"舔美帝的屁股"种种用语,似不像储氏之所为。如果真是他写的,也
  只能用诸如"入乡随俗"、"上什么山唱什么歌"等等俚语来开脱了。而对于这种陋习,
  如果连储安平一类的人都不加以抵制而混迹其间,致使18年后优美精致的汉语弄到只剩
  下"火烧"、"油炸"、"踏上千万只脚",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下面的一段话,给人的感觉是,不但出自他的手笔,还出自他的内心:
  
  
  
   “我们还愿在此进一步告诉所有国内国外的人们:今天的中国人民,是全心全意地拥
  护中共和毛主席的,这种拥护完全是自发的,出于真情的。在过去,我们的国家,在国
  际社会中,受尽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污辱,但是今天,我们这四亿七千九百万中
  国人在中共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终于站起来了。在国内,由于长时期的反动封建统治,我
  们的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已经腐败溃烂到了极点,到处是恶势力,
  到处是不合理。若干爱国之士,左思右索,东撞西摸,总找不到国家的出路,总找不到
  国家的生机。但是现在,由于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一切旧的、腐烂的、黑暗的,
  都将全部加以拔除,使新的、健康的、光明的,洒遍在中国的大地之上。这真像是一次
  奇迹,但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接下来的是我们在文章首页上引的那段话:
  
  
  
   “毛主席及许多中共领袖先生的阔大深厚、人民解放军的严明坚强、中共同志的刻苦
  耐劳,使中国人民倾心折服、一致景从。帝国主义还想在中国觅术什么"民主个人主义
  者",一方面暴露了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未死,一方面也说明他们没有真正了解今日中
  国的实际情形。”
  
  
  
  考察储安平的一生,除非万不得已,他是不大会作违心的捧场之语的。从上文可以
  看出的是,他,以及相当一批类似的先生们,在换上中山装的同时,差不多也换了一个
  头脑,一副心肠。有趣的比照是,中山装并不是中共的创造,蒋总裁和党团系的人都着
  中山装。储安平们为什么不在彼时而到此时才换装呢?
  
  
   不管怎么说,这确实是储安平与中共合作得最好的一段时间。从那时起到8年后的
  "向党猖狂进攻",再到17年后的"自绝于党和人民",景况已大不同。是他变了对方
  未变,还是对方变了他未变——这两个相反的命题都可以翻作当代政治用语:前者是
  "阶级敌人贼心不死,将矛头指向我们一贯正确的党";后者是"在不断深化的革命形
  势下,顽固分子拒绝改造"。可见在储安平的下半生所处的这个风云变幻的伟大时代,
  对人的估评多么具有服务于形势的随意性。
  
  
  在这篇复刊词里,储安平特别强调了工作方式的改变:
  
  
  
  “我们将充分建立集体主义的工作态度。各种编辑工作将在集体讨论的方式下进行,
  对于文章的内容彼此能有交换意见的机会,使编辑工作不致流入自流。”
  
  
  
  取这样的工作方式,真是难为他了。储安平一贯的作风是大权独揽,刊物事无巨细,
  一概一抓到底。据林元回忆,"直到搬到四川北路(那是《观察》的鼎盛期,发行量已
  到25000份,外加一套《观察丛书》)编辑还只他一个人,我是惟一的助手。"储安平
  亲自定题、阅稿、复信、改定,直到终校。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连每周五清晨将版送
  往机场(周六全国同时见报),也是他亲自去。林元还记得他们二人深夜从印刷厂出来,
  到附近的西餐馆吃宵夜的情景:每人一客西餐,外加一只煎蛋——连只是一只而不是两
  只这种事,也由储安平亲自定。很难想象复刊后的集体主义工作方式是出于他自己的选
  择,因为思想产品本无"集体"可言,这点安平知道得比谁都清楚。有什么主编就有什
  么刊物,主编的思想、趣味乃至习性,就是他那本刊物的思想、趣味、习性,本不言自
  明。强调集体,实际上是抹掉主编的主体性的一种堂皇的托辞,但若厚道一点,也不妨
  看作风气使然。不过话说回来,刊物办到今天,上面那番话也"可以休矣"!因为今日
  有幸与读者见面的任何铅字印刷品,全可铁定地认为是集体作品。虽然党曾一再教导
  "文责自负",且几乎每个作者交稿时都把这一条绝望地强调再强调,稿子最终总难免
  被"集体"一番。比如诸位现在正读着的这篇文章,就必定是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在位置
  上的人"彼此交换意见"之后"集体"决定的结果。
  
  
  复刊之后,果然面目一新。
  
  
  首先作者队伍变了。试比较原《观察》第10期(1946.11.2)与复刊后的第10期
  (1950.3.6)的作者:
  
  
  
  原《观察》
  
   复刊后
  戴世光 清华大学教授
  
   吴景超 清华大学教授
  陈友松 北京大学教授
  
   瞿宁武 南开大学研究生
  韩培德 武汉大学教授
  
   陈治文 南开大学
  萧公权 前燕京大学教授
  
  许诚 不详
  戴文赛 燕京大学教授
  
   费孝通  清华大学教授
  陈瘦竹 国立戏专理论
  
   郢瑞、白磬 不详
  
  
  编剧组主任田欣 南开大学学生
   肖玉之  东北银行工作人员
   李有文 大学讲师
   陈醒民 华大政治所所员
   黄开枬 同济大学学生
  
  
  
  再看文章内容:复刊后的《观察》频频刊出诸如《向党干部的学习高潮看齐》、
  《山西忻县专区干部学校教导工作的初步经验》、《劳动先锋马星祥谈50年大生产》、
  《挖出我的思想根源》等文章。党内理论家胡绳开始给《观察》供稿。他的文章既有老
  《观察》的风采又具新《观察》的精神:《孙中山从美国走到苏联》。郭沫若的诗作也
  第一次出现在《观察》杂志上——《我向你高呼万岁》:
  
  
  
   “斯大林元帅,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70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
  
  
  ...........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胁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
  不朽的马克思和你同在,你和马克思一样永远不朽了!
  
  
  不朽的恩格斯和你同在,你和恩格斯一样永远不朽了!
  
  
  不朽的列宁和你同在,你和列宁一样永远地不朽了!
  
  
   ............”
  
   一部分老撰稿人依然活跃在复刊后的版面上,当然文章已不同以往。吴大琨教授提
  出,《怎样把我们的经济学提高到毛泽东阶段》。在吴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应该说,
  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及后来的调整等等都还没有发生,作者本人当然
  一时无法对"经济学的毛泽东阶段"作一界定。从行文看,他所指的似乎是中国的经济
  学者应该达到的政治思想高度和实际上的不足:
  
  
  
  “我们中国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在过去乃至在今天是不是已经完全了解了并掌握
  了毛泽东思想并把我们学习的水平提高到这个阶段呢?能够肯定地对这问题作"是"的
  回答的朋友们,应当是更少的。”
  
  
  
  这一论断,从文章上看,不是建立在对毛泽东经济学(如果有的话)的研究上,而
  是建立在对毛泽东本人政治素质的判断上。当然,这一判断,用今天的观点看,是过于
  天真烂漫了:
  
  
  
  “毛泽东主席是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国的现实革命条件,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或
  者狭隘经验主义的方法来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全国的马列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必须努力地把我们的学习水平提高到毛泽东阶段的理由。”
  
  
  
  费孝通教授圆熟的风格在复刊后的《观察》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在《知识分子与
  政治学习》一文中,他是这样论述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的:"封建社会中的知识
  分子脱离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结合在生产中"。但,"在意识上他们倾
  向于个人主义,他们赖以生产的本领是知识,是脑力劳动,有类于小生产的手艺工人"。
  由于这种"白领阶级""缺乏集体主义",虽然"基本上是被雇佣者,既然不易有集体
  力量来保障他们的职业,就只有顺从和谄媚雇主来免除失业的威胁",虽属劳动阶级,
  但往往"出卖了阶级利益而向雇主投降,在实际政治运动中,反而站在剥削阶级的阵营
  里"。并且由于"受了个人主义的毒",而"观念上不能彻底,不能有远见"……
  
  
  可悲的是,这不是惟一的一篇,《什么叫搞通了思想》、《不改造就落后》、《从
  往上爬到大家互助》、《进步的包袱》……作为原《观察》最早的和最经常的撰稿人,
  费教授显然还在勉力支持他的老友主持的刊物。卖力尽管卖力,但立世立言是不是有点
  过于疲软了?迎合的笑容是不是有点过于甜腻了?这不禁让人想起龚自珍的一句诗:文
  格渐卑庸福近。
  
  
  漫画此时也变了风格,虽然漫画主笔依然是方成。在一幅画中,读者可注意到马、
  列二人及党的干部向前伸出的方向绝对一致的手指及走在闭着嘴的工人与张着嘴的干部
  前后的那巨人的脚印。从画上看,这穿皮鞋的人是从后边超到前边去了,且个头极大,
  谁呢?不会是导师幽灵吧?幽灵连影子都没有,怎么会有脚印?
  
  
  旧日《观察》的风采也不是一点都没有,如在第8期上推出的一则"献刊购债",
  就颇具储安平式的机巧:由《观察》献出200个"3月定户","把收到的刊费去购买公
  债,读者先生一方面帮助本社多购,一方面自己又订阅了刊物,公私两利"。这一计划
  后来兑现了七八成,可见《观察》那时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的,但这已明显属于小打小
  闹了。
  
  
  复刊后办了13期,不得不收刊了,当然用的不是这个字眼。登在最后一期上的,是
  一篇短短的"改组声明"(1950年5月16日):
  
  
  《观察》社同人为使自己的工作对于读者和人民有更多的、更有系统的贡献,决定
  将本刊加以彻底的改组。《观察》出版至本期止,即告结束。此后本社同人将加入新组
  织的《新观察》半月刊工作。《新观察》半月刊是一种综合性的国内时事刊物,由新华
  书店出版。其内容如下……
  
  
   这一行动35年后用《新观察》"自述"的口气说起来,已另是一番风采,在这自述
  中,储安平与原《观察》已不见一点痕迹:
  
  
  
  “1950年7月,我诞生了。一位历史学家和儿位有经验的编辑,为我塑造了最初的形
  象……我生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我本身也在不停的变革之中。仅仅半年时间,历史学家
  走了,来了一位新闻记者;不久,新闻记者又走了。这时候,一位女记者和一位女画家
  又将我的形象改造了一番,我成为一本时事、政治、通讯报告和文学、艺术、生活的综
  合半月刊——"恬淡清新、囹文并茂,上下古今、无所不谈"①
   ……”
  
  
    ①这四句话出自乔木。
  
  
  
   文中所提到的历史学家是黎澍,用他自己的话说:
  
  
  1950年以后,我就开始成为党中央宣传机关的工作人员,到1960年调出为止,我所
  作的工作只有一件,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1950年5月1日创刊的《新观察》当然属于黎耐的这一工作期之内。据林元回忆,当
  时政府待《观察》的老职工颇厚,全部按干部待遇,具体工作安排在新闻、出版系统,
  北京上海随便选。林元选择北上加入《新观察》。他清楚记得,黎淘曾通过储安平频频
  催他尽快成行。想来这时两位主编可能正在共同努力筹备新刊。
  
  
  但《新观察》的办刊方针与工作方式,恐怕既不是储安平、也不是黎澍所能定的。
  待林元到了北京,已经是黎澍要通过他一次次请储安平到社里来的局面了。储来得很勉
  强,到后来则根本不露面了。从他的爱刊如命外加上刚愎自用,到此时闭起眼睛、硬起
  心肠不再作任何他想,不知要咽下多大的痛苦。这时已到1950年底。
  
  
  他显然是带着与这位编过《文萃》的中共地下党员的深深隔膜离开的。他不知道。
  而且他永远不会知道黎澍的见解了。
  
  
  "将近半百年历史的《申报》办下去有什么不好?非要改成《解放日报》;《观察》
  也非要换个名字收编,气量之狭小,无以复加。"
  
  
  储安平随后即被任命为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他当时或许有重打鼓另开张再干它
  一番事业的心愿,因为不少人都记得他曾经提过的各色各样的建议。他甚至亲自蹲在总
  店的门市,打算过问书籍上架等事宜——这都是后来人们怀着对他的怜悯而当作笑话谈
  起的,可见当时就不曾被认真看待。他的努力像是碰在一块巨大的软泥墙上,全部吸收
  进去而无任何反响。
  
  
  1952年,他被改任为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在这一任上,他未见有什么特别
  的作为。34年后,一位他当年不曾觐面的部属,湖南岳麓书店总编辑钟叔河再版了他的
  《英国采风录》(距初版已有40年)。钟叔河怀着一丝难于察党的伤感写道:
  
  
  
  “谨以新刊本书作为对这位抗战期间在湖南从事过教育工作和新闻工作,在50年代又
  担任过新中国出版局长的前辈知识分子的纪念。愿他安息。”
  
  
  
  据说为出这本书,钟叔河还特地征求也曾在英国当记者,并且跟储安平还很可以谈
  谈的老友萧乾的意见。萧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储把英国说得那么好,根本不符合实
  际情况,再版无疑将再一次误导青年。听了这番意见,钟叔河还是决定出。不幸的是这
  本前发行局长的书只印到3000册(聊可告慰的是今天中国的好书大多是这种命运),连
  他的前妻、他的子女和学生们都没有见到,足见几十年了,中国的发行工作依旧令人莫
  名其妙。
  
  
  到了1953年,"上边"曾对前边讲过的收编行为有了一点反省,有意成立"新观察
  社",由储安平任社长,戈扬任总编辑。不料这一方案立即遭到具体工作人员的反对,
  其中以与他共事最久的林元最为激烈。他们是不是出于政治考虑,不愿呆在非党人士的
  "麾下"?要么就是储安平那种自己不要命连带别人也一同不要命的干法让人受不了?
  再就是他的不知怀柔,用今天的术语说是不懂"感情投资"着实伤了一批人的心。其实
  储安平并不是没有感情,只是没有悟到这也可以当作"本"来赚取利润而已。作过《观
  察》南京通讯员的冯覃燕至今记得1949年他结婚时,突然接到一封北平来信的情景。那
  是正在流亡的储先生写来的,真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的消息。他抱歉说无法来参加婚礼
  了,只好简单地写封信祝贺。"50年代初,也就是储安平在发行局长任上的时候,冯罩
  燕到北京求职,"储先生到车站接我,那时每位局长配备一部三轮车,车夫兼勤务员。
  接到之后,储先生让我坐车先回他家,自己说了一声还有事,就步行走了。"
  
  
  1954年,他开始以全国人大代表、《新观察》特派记者身分赴新疆采访。此行看来
  并非出于乔木单独的决定,而是与安平本人充分商议的结果。读过《观察》的人都知道,
  储安平对新疆和新疆问题有着特殊的兴趣。他曾在伊犁骚乱前后长篇连载一位不知名的
  投稿者的长篇目击报道,又不顾别人的反对,出版《观察》新疆专号。他一定渴望亲眼
  看看新疆,特别当这片广袤与憛悍的土地和平解放之后。
  
  
  他去了,精神十足——储安平在有事可做的时候总是精神十足。《新观察》总编辑
  戈扬清楚记得每每在寒冷的清晨送他上飞机的情景。为这次采访,专门给他配了一部车
  和一名助手,储安平对此相当满意。他的报道一篇篇发回来,在《新观察》、也在《人
  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连载,接着还出了单行本。然而,除了"乔木同志感到很
  满意"之外,这批费时费力不小的通讯几乎没有任何反响。人们当时就没太注意,到今
  天差不多已经忘干净了。这情形不知储安平本人有没有感到。他只是一味忙着,把孩子
  们丢下无人照料。
  
  
  (储安平的次子从上海来投奔他。吃饭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桌上多了一个孩子:“这小孩是谁?”他问。“是望德呀!”大家齐声答。当父亲的这才恍然大悟。)
  
  就在这一片匆忙之中,1956年来到了。
  
  
  和1976年一样,1956年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一年。就在这一年,私有制在中国被
  消灭;至今还使人捉摸不透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来了。
  
  
  
   六
  
   【谋】mou①计策、计谋。《书·大禹谟》:"弗询之谋勿庸。"《三国演义》:
  "某与吕布同乡,知其勇而无谋"……图谋、营求。《左传·宣公十四年》:"贪必谋
  人,谋人,人亦谋己。"谋略:计谋策略。《三国志·吴志·陆逊评传》:"予既奇逊
  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
  
   
                  ——《辞海·1935年版》
  
  
  
  在1957年春天的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分别会见各界人。在与新闻、出版界
  人谈话的时候,他老人家突然转向光明日报的代表,问道:是不是共产党员?那次出席
  谈话的是总编辑常芝青,他站起来,说:是,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说:共产党替民主党
  派办报,这不好吧!此时是3月10日。
  
  
  
    ①李维汉有一段委婉而精彩的论述解释为什么谋略会伴随毛泽东一生(起码是1927
  年或1935年之后的一生):
  
  毛泽东同志一生几十年都是在战争和斗争中度过的,对于战争,他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政治上同反动派斗争(此处的"反动派",或许应包括不同
  阶段的、本营垒内的政治对手,如张国焘、王明等。——笔者),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和
  策略同样非常英明,可以说运用自如、得心应手。这些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对他脑子
  不能不发生影响。
  
    考虑到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的同时还是伟大的谋略家这一事实,很难断言他那时究竟
  是确实不知道光明日报由谁人主编,还是明知故问。因为,第一,光明日报向来就不曾
  由非共产党人士编过,后离任的前两届主编胡愈之与邵宗汉,都是身分不详而不是从未
  公开的CP;第二,早在9个月前,在他《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后,中宣部就已经在紧锣
  密鼓地活动着,在光明日报物色总编辑。在这个讲话里,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一年后的局
  面:
  
    
  
  
  
    “现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其中有些人对我们还有很多意见……形式上没有反
  对派,所有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实际上,这些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就是
  反对派,在外交、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共产
  党和民主党派关系要改善。我们要让民主党派人士,谈出自己的意见。只要说得有理,
  不管谁说的,我们都接受。”
  
    
    要说话,总得有块地盘(大众传播媒介)。那时还没有《世界经济导报》,也没有
  《现代人报》,不知谁首先想到了光明日报①,而且是非共产党员办的光明日报,于是
  开始物色主角。本来,第四届总编辑的第一人选是徐铸成。当时,这位倔脾气的老报人
  正经历着他那份缘抗日而创刊的文汇报的第三次停刊:第一次是在1939年,被日伪停掉
  的;第二次是1946年,国民党停的,这在前一节已经说到;第三次停在柯庆施手里,时
  间是1955年,公诸于世的名义是"自动"。
  
    
    
    ①后来,又想到何不让文汇报复刊?于是文汇报1956年10月复刊。这两份报纸。在
  1957年春均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夏天以后,则作为资产阶级方向的代表,受到首当其冲
  的批判。
  
  
    
    1956年夏,徐铸成正带着他文汇报的原班人马,北上首都,在与柳提、叶圣陶(这
  两位是当时的教育部长)和谐的合作中,轻轻松松地编着一张周二报纸《教师报》,姚
  凑找到他。
  
  
    "喂,心情怎么样?"这位当年的宣传部副部长问。
  
  
    "很好,很惬意。你瞧,住在乡下,有一部小车,没事就到处玩玩。"
  
  
    "嘿,昧心之论!你这人一辈子办报,现在一周两张的专业报纸,你过得了瘾、安
  得了心?"
  
  
    "的确安心。既然说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文汇报停就停吧。现在教师报对我
  不错,就安心在这里做了。"
  
  
    姚臻不再与他打迂回,单刀直入解释形势:光明日报决定完全交给民主派,章伯钧
  仍任社长,常芝青撤离,中央的意思叫他接任总编辑。面对这足够诚恳的交底,徐铸成
  也以实言相告:
  
  
    "做事总要有一个班底,不能一人唱独脚戏。现在我的人马都在教师报,让我光身
  一人去上任,这台戏唱不了。"一再谢绝。
  
  
    "好,那就不勉强了。"姚臻说。
  
  
    徐铸成拒绝了,中宣部开始进行第二人选方案,这次是乔木出马,亲自登门征求储
  安平的意见。
  
  
    虽然又同龄又是小同乡,与他这位被封过三次的同行比,储安平是"嫩"多了。英
  国派头的他不认"班底"说,也不以"上无常操",或者"上下一日百战"为然,那是
  上百、上千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有政协吗?有宪法吗?他只认Fair Play。他不用拉拢
  谁,也不用提防谁,包括,比如说,常芝青。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天真,令人心恻。
  
  
    在谈话中,乔木特别提到《观察》,提到他成功地编这本刊物的时候,联系的一大
  批知识分子,希望将来主持光明日报,与这批旧朋友还要多联络,鼓励大家多写文章、
  多说话。乔木接着还特别补充说,过去工作上的助手也可以考虑邀些来帮忙。
  
  
    虽然出自Prof . Laski之门,安平毕竟是中国人。他潜在的虚荣心、他对"三顾茅庐"
  之恩德的顾念,再加上他1949年之后实质上的不得志,都决定了他的欣然受命。乔木接
  着的作法也是颇具人情味的,先安排他到青岛去度蜜月(此时正值他鳏居10年之后的第
  二次新婚):
  
  
  "把新疆的采访写完,上任的事以后再说。"乔木亲切嘱咐。
  
  
  他去了,并在海滨写作,直到秋天。1956年11月,他收到章伯钧的信,称经"各民
  主党派公推",请他出任光报总编。他于是也一本正经地复了信,表示接受。今天可以
  肯定的是,这"公推"显然不过走走形式而已——中国八大民主党派近40年历史,类似
  的形式不知走了多少——但这次,应该说,"策划"与"走"的双方,都没有丝毫恶意,
  虽然这已成的局面并不是人人都满意的——这点,储安平当时就有了察觉:
  
  
  
    “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感觉,章伯钧并不欢迎我作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时我的态度是
  很冷淡的,我和他过去太没有私人渊源,而党的推荐我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也不好
  拒绝。”
  
  
    
    读者在这里可将储与胡、章二人的亲疏作一个比较。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斗争中,
  他主要罪名之一竟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章罗联盟骨干分子"。
  
  
    1957年初,按照乔木"联络老朋友"的指示,他去了一趟上海。从他后来所作的交
  待看,一到上海,就去拜望徐铸成。
  
  
    当时,文汇报奉中宣部之命复刊已近半年,那场著名的关于电影的争论,正闹得火
  热。当时,宣传工作会议虽然还未召开,"双百"的提法已经传下来。徐铸成很兴奋,
  但也有不少疑虑。两名小同乡都不再提10年前之嫌,反复切磋这8个字的含义。此时正
  主持着一张报的徐铸成处处显得比较保守,而即将接手另一份大报的储则"冒"得多了。
  他不同意"争鸣"只限于学术界,觉得应该扩展到政治领域,鼓励大家多讲话。他断言:
  "百家争鸣是全面的,电影讨论只是一个局部。如果电影都不能谈,还谈什么百家争
  鸣?"
  
  
    读者在前面已经知道储安平办《观察》的劲头,对他在此刻所作如是说定觉毫不足奇。
  有趣的是直到30年后,在1986年一次软科学的闭幕式上,当一位开明的中共高级干部将
  此观点再度明确提出时,与会群众竟欣喜若狂,于是引出郑重的否定与又一次的再否定,
  直到今天尚未了局。
  
  
    当时,储氏新的出任已在上海传开,原光华同学决定聚会作东请他。据赵家璧回忆,
  晚饭约在7:00,大家左等右等,等到9:00这位老学友才匆匆赶到。坐定之后,没吃几
  样菜,就被一部小车接走了——其红火与煞有介事至此。
  
  
    几乎与此同时,在1957年那乍暖还寒的季节,毛泽东为说服党内接受"双百"的
  "亲莅巡说",也正在紧张运行中。在自主演说极为萎缩的中共内部①,享有巡说特权,
  并运用得极为漂亮的,只有伟大领袖一人,看来他对此也颇自知。终其一生,这法宝只
  在三次极为关键的时刻拿出来用过。这是第一次,以后的两次分别是1966年发动文化革
  命前夕和察觉了林彪班子的"不轨"之后。
  
    
  
    ①其萎缩的程度实属世界罕见:德高望重的人大副委员长与孩子们联欢时,还要拿
  着讲稿念。这情形最近略有突破,如赵紫阳总书记在十三大之后与记者的公开会见。
  
  
  
  
    先是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而且开宗明义就谈到今天谁都不大敢碰的
  "言论自由":
  
  
  
    “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让人家讲话。我可以批评他,他
  也可以批评我,这就是言论自由。有人问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如果马克思主义被
  批评得倒,也该倒,证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
  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
  
  
  
    接着和文艺界人士谈话。当时有一种风气,一篇文章的好坏,不看文章本身,只看
  "上头"对这篇东西的态度。在那次会上,大家很想摸摸主席对陈其通等四小"左"的
  态度。毛泽东的反应干脆利落:
  
  
  
    “说我说陈其通四人的文章是好的,真奇怪,我说是要放的嘛!”
  
  
    当时显得最为开明的康生立刻为这句话作注:"这是他们对双百政策有怀疑。
  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正适合他们的胃口。"
  
  
    在与新闻出版界谈过话之后,又会见高等院校校长,开场第一句话即为:马列主义
  从来就是主张百家争鸣的。
  
  
    这位巡说人接着去了天津,这次是对党员干部:
  
  
    
    “对百家争鸣没有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看完全不是这样。若采取压服的
  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
  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
  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谁
  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
  
  
    三天之后,老人家又到了上海。这里有他的好学生柯庆施,而且下面这番话,就是
  在柯庆施主持的会上讲的:
  
  
  
    “同知识分子问题、科学艺术问题有密切的联系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
  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问题。关于这个方针,我们还需要在党内做许多宣传解释
  工作。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太危险了。百花齐放,放出些鬼来怎么办?关于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有人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长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吧!""我
  监督你,我还用你监督呀?你民主党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反对我,主
  张收。中央认为主张收的意见是不对的……不但在纯粹的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
  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
  
  
  
    接下去到了南京,会见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的党员干部。此时毛泽东自己也承
  认"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没有谁能否认,在这一连串的会晤中,毛泽东雄才大略、博闻强记、风趣幽默的特
  点发挥到了极致。至于与会的大多数,如果不看他们毕恭毕敬的迎送,不听他们当时报
  以的掌声,仅从他们四个月之后的作为来反观,当时多半只有跟着傻听傻乐的份。
  
  
    与这轻松融洽的气氛相对照,对人民日报的批评显得分外严厉,除了上文所引"死
  人办报"外,还有:
  
  
  
    “宣传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宣传会议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
  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
  方?……省委书记会上为什么听错了?这叫"各取所需"。最近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
  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
  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中央开了很多会议,你们参加了,不写,只是
  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们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参加会。”
  
  
  
    在这一阵紧似一阵的批评中,毛泽东提到了光明日报:
  
  
  
    “对当前政治情况的讨论,光明日报连发了几篇,都是当前重要的政治情况如"为放
  而拿",这些情况编辑部应该讨论”。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铸成觐见毛泽东时的那番景象,也就是本章开头所说的
  那次会见,这次没有储安平,但常芝青与邓拓都在场,显得特别受冷落。那次会见,徐
  铸成迟到了。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听到康生的介绍,老人家立即伸出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咸同
  志?你们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放得好!我下
  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翻翻别的报纸。”
  
  
    当时徐铸成正被上海市委"反击"得心灰意冷,听到主席的这番赞赏,"我心中翻
  起热流,感到无比温暖幸福。"
  
  
    这时康生宣布,有什么问题要主席回答的,请提出来。
  
  
    徐铸成赶紧提出他心中最大的结:"宣传双百,心中无数,抓紧一点还是松一点,
  该怎样掌握,请主席指示。"
  
  
    读者此刻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曾经考虑到的"鸣放"的高度和深度,徐铸成此时
  根本没有触及,更不必说提出诸如民众对权力机关的监督与批评等等了。他只是向党中
  央主席请教,如何更好地宣传中央的方针。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只讲了一番片面性的问题。在说到鲁迅、李希凡、王蒙等人
  都有片面性之后,突然说了一句:"我看姚文元片面性比较少。"那时姚是上海市委宣
  传部文艺处的一名干事,在座的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但这位小姚不但被特别指定到北京
  参加会议,还受到这样的当众称赞,足见毛泽东要培养自己得心应手的理论家的心愿在
  那时就埋下了。历史已经证明,姚的文字果然在后来的每个关键时刻,都起到了无可替
  代的作用。
  
  
    徐舍不得放过机会,仍旧追问:"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说,是征
  求高价的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说的不对慢慢再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他在
  这里并不敢强调严正的批评(如马寅初的"人口说")对党对国之宝贵,只问说错了能
  不能不压,而且限定了政治思想领域。
  
  
    毛主席回答道:"你的意见很对、很好。"
  
  
    徐依旧不放心,举出因电影讨论而遭围攻的实例,追问:"请问主席,这时我们应
  该怎么应付?"
  
  
    徐铸成不愧老资格报人。他的这个问题之足够咄咄逼人,不在语气,而在回答者无
  法用含混的语言大而化之。毛泽东当然不会被问住,他在几乎不能回避的时候还是避开
  了:
  
  
    "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批评及反批评的小结,这就叫正、反、
  合,这就叫辩证法嘛,你同意不同意?"面对如此玄妙、又如此高屋建领的答案,徐铸
  成还能说什么呢?他于是点头称是:"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预告了共产党的整风:"要用小小民主的方法,就是小民主
  上再加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先整共产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装腔作势,他
  们没有本钱,又要做官,不摆架子就不行。"
  
  
    毛泽东下面的一番话很难不令人感动。他诚恳地"交底",说他的思路:"我在最
  高国务会议上的谈话,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
  看了陈、马他们的文章,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因此觉得有好
  好说说的必要。"他承认共产党的拿手好戏是打仗、专政,"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
  外人士,全国性办报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研都是这样,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
  他并且嘱咐:"开会的时候,就是要党内党外的人在一起,共产党不要关起门来开会。"
  这不可能不给人以党内党外不分彼此亲如一家的印象。
  
  
    4月30日,毛泽东落下了他这场伟大的战略部署中最后的也是最浓重的一笔。
  
  
    那是"五·一"节前夕,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自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
  大家帮助党整风。他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宣战。"他
  还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并责成专人就民主人士的有职
  有权和学校党委制问题专门开会征求意见。
  
  
    这次时间地点选得可谓匠心独具:春天已经到了,第二天就要过节,伴着巨大的红
  灯笼,被告知以"阶级斗争结束"!想来也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中,毛主席才会亲切地使
  用这样的字眼——这字眼后来传到我们主人公耳中,又从他口里说出来,成了十恶不赦、
  万劫不复的罪行:
  
  
    "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五·一"节之后,再未见毛泽东出来。用今天的眼光看,颇似临战前短暂的寂静。
  
  
  
    1957年4月1日,储安平正式上任。完成这一形式的,正是对他"不好拒绝"的章伯
  钧。请看他自己的回忆:
  
  
  
    “上午9:00,章陪我去了光明日报,到了报社,各部主任都在欢迎我们。章伯钧说:
  "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增加了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停了两三分
  外,他又和别人闲聊了几句,坐了五六分钟,他就先走了。”
  
  
  
    接着当然是新任总编致辞。储安平此时抛却了1946年办《观察》时的作派,不再强
  调自由、民中、进步、理性。他开场的一番话至今光明日报的老职工都记得:
  
  
    "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们还记得,在后来的
  编辑部大会上,他也一再重申:"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以后若是有人批评储安
  平先生,你要为他撑腰。"
  
  
    他开始上班了。当时,共产党支部在光明日报的活动是地下的,组织生活总是在下
  班后进行,而且是在常芝青家。但民盟的组织生活在报社内完全公开。4月9日,储安平
  回娘家一般地参加了民盟支部的组织生活,还发表了讲话:
  
  
  
    “4月1日来时,心情很平静而从容。和大家相处如家人感觉。为什么?是否胸有成竹?
  是否有大政方针?是否拉了多少稿?是否摸了底?我却什么也没有。只准备和大家商量。
  受党的教育要表现在行动中,并需以诚意特人,向人学习。”
  
  
  
    在讲了对这张即将接手的报纸的印象之后,他又说了一番其实不该在这种场合说的
  话,后来都成了揪住他打个不停的辫子。不能说他对这种"受命于非常时刻"之凶险没
  有一点思想准备,但对凶险将来自何处显然估计错了地方:
  
  
  
    “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无困难,这是规律。民主党派多,一定要挨驾。我们要估计到
  这些国难,做得尽力,骂也不怕。
  
  
    办报就在风浪之中。是否符合事实,风浪也不怕,要登。要精神,要沉得住气。”
  
  
  
    接着,他开始一一拜望各民主党派的宣传部长和大学里的著名教授。前音属于例行
  公务,如民进的冯宾符,农工的严信民,民盟的罗隆基、萨空了,民革的王昆仑等等。
  后者当然都是一些声气相通者,包括数十年旧游:袁翰青、金克木、杨入楩、费孝通、
  钱伟长、彭子冈、王恒守等等。这些人后来当然也一个不漏地同时被激发起来,又同时
  遭到反击。就在这前后,他开始与编辑部的同人交谈——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他"见
  了94位同志,其中26位是个别谈的"。虽然这在后来也成了罪行:"施展卑鄙伎俩,企
  图从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这个环节上来拉拢、收买青年,篡夺党的领导,为他的反党反社
  会主义活动准备着后备力量。"不过,这种干劲,在光报创始至今的十多位总编辑中是
  绝无仅有的——当然,这也有说道,"反革命热情高涨"云云。汉语的遣词与思维逻辑
  到了这个分上,真该是"无声胜有声"了。
  
  
    当时,常芝青还未撤出,作为原任,储安平对他起码在表面上是很尊重的。比如第
  一次向社长章伯钧汇报工作,就是在与常及总编室主任高天充分商量并取得一致意见之
  后。但此时他一定感到当初勇气十足的单枪匹马上任是有些唐突了。这感觉可能来自两
  个方面,一是在毛主席共产党这种宏大的气势面前,他的班子有点力不从心,用他自己
  的话说——这也是他后来最大的罪状之一——"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党)鼓励大家鸣放,
  而光明日报在鸣放的报道上落在后面",费孝通当时是这样描述他的:"很起劲,把光
  明日报看成他办的企业。"
  
  
    他开始拉人。首先盯住的当然是大公报,他就商于常芝青,能否在保证光明日报领
  导层有4名共产党员的前提下,请王芸生在这要紧的时刻帮一把。然后是亲自出动拉人,
  为光报拉有学问、有能力、有影响,还要有色彩的人。最先盯上的是潘光旦与费孝通—
  —他这时肯定已经完全忘掉费先生50年代初在他的复刊的《观察》上发的那一串既无学
  问也无色彩,而且自己决不会将其选入文集的那些准垃圾,他更看重他真正的人,而不
  是作给人看的人。他向他们交待政策——"政策"是储安平之流说了算的吗?这实在滑
  稽,也实在堪怜——拉稿,责备费先生不该把《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那样的好稿给了
  人民而不给光明。他计划给费专辟一个专栏,甚至要将费调到光明日报社,已到问费一
  个月拿多少薪水的程度。
  
  
    他深感光明日报缺乏笔政人才,罗隆基向他推荐陈新桂,说这是民盟总部干部中理
  论水平比较高的一位。储进一步打问此人为人作风如何,是不是容易共事。罗隆基说:
  "这一点要说清楚,陈这个人很直爽,有话就当面说,不顾别人的面子下得了台下不了
  台。"这种特色(或称缺点)储安平绝对不在乎的,但章伯钧不同意,只得作罢。后来
  事态发展证明,陈新桂确是一名干才。他的言论与态度,仅从1957年暮春的版面上看,
  如果不是最突出,也仅次于章乃器。反击时那些常用的词对他都失去了效用,只好给他
  套上一顶无可无不可的帽子"荒谬绝伦"。
  
  
    他还曾与章伯钧多次权衡,能不能在社委会之下设个常委会,要么多设几名副社长?
  他还想成立杜委会的顾问团和编辑部顾问组……尽管时刻想着"分寸",想着各种势力
  的协调——这事实在够累人的,而我们中国人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这上面了——他的急
  切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简直到了不避嫌的程度。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他
  的这些想法,没有一个兑现,包括他带着几乎孩童般的快乐执意要发表的钱伟长夫人与
  周培源夫人推荐来的一篇小品文《公开征求拼音专家,请将左文译成拼音文字》①。储
  安平直到辞职的时候,还是单枪匹马一人。
  
    
  
    ①这篇征求译为拼音文字的小品文的标题是《施氏食狮史》:石室诗士施氏嗜狮,
  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氏适市,适十硕狮适市,是时氏视是十狮,恃十石矢
  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试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
  是十狮。食时,始识是十硕狮尸,实十硕石狮尸。是时氏始识是实事实。试释是事。
  
  
  
  
    5月7日,在向章社长作了全面汇报的基础上,他第一次在编辑部全体大会上公开他
  的改进报纸工作的几点意见。
  
  
    首先,他提出在新的政治形势下要更进一步把光明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报
  纸。
  
  
    怎么办?他提出双轨。一方面团结、组织和联系全社会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
  另一方面努力反映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和要求。他认为,"光明日报应该成为民主党派
  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进行监
  督"。布置要闻部的工作时,他要求他们多"搞人民生活(物价等)问题的报道,要主
  动去发掘,体现政治监督,代表普通百姓讲话"。或许是在与高级编辑人员谈心时,他
  曾发表过"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一类
  评述。可以认为有所指,也可以认为是一般议论,到后来都被原封揭发出来,令与会者
  个个义愤填膺。
  
  
    对他的办报方针的批判是严厉的,已没有丝毫可回护的余地:全盘否定党的领导下
  的成就,怀着重大阴谋,实践一套完整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至于双轨,那完
  全是骗人的鬼话,他要搞的当然是单轨,是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的另一条轨道。
  
  
    应该说,储安平提出的种种方针,不会是他信口开河,老实讲也没有多么了不起的
  独创性,其内核,主要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在4月里召开的第七次工作会议。在这个会
  上,李维汉明确提出,"贯彻放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后来这一精
  神衍化为让光明日报与人民日报唱对台戏。李维汉作人一生惟谨,很难想象这种字眼会
  由他首创。遍查文献,终于找到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过,这种严肃又戏谑的话,还是出
  自毛泽东。但李维汉的态度是明朗而坚决的,他坚信"对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
  监督,是一个根本性的安排。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之内,享有组织独
  立、政治自由和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不仅是党的政策要求,而且是宪法赋予的权利"。
  而且,作为一种信条——如果不说是策略的话——从理论上讲,他也并没有改过口。不
  仅在1957年4月间如此,就是到了夏、秋,乃至到了他口授自己的回忆录的80年代中,
  也是如此。不幸因为汉语的无比丰富以及多义性,上面的一段话,在不同的局面下,是
  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的。
  
  
    接手光报,储安平最拿不出办法的恰恰是他最看重的社论,对此,他曾向各民主党
  派宣传部门彻底交底:
  
  
  
    “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教条,
  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
  的社论,必须社务委员会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
  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姿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委
  会授权。在没有授权之前,只能用个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
  
  
  
    此外,对于始自延安新华日报改版,而降至1957年甚至降至今日都不惮其迂的"问
  题写作",也成了他"改进"的目标之一。对于报纸通过"搞问题"而指导工作,他并
  不是不知道,但他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况已有所不同。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提出之后,鼓励大家独立思考,对报纸指导工作的要求已经减少了。"他对
  报纸的理解是:"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对于重大问
  题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他的底气似乎太足了点:"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
  用不着!"
  
  
    那么,他此刻是不是不再认为"(共产)党是我的后台"了呢?应该说并不是。笔
  者甚至倾向于认为,自1949年至今,很少有谁的言行不认为"党是我的后台"。就比如
  读者诸君正在读着的这篇文章的写作与发表,就是"党是后台"的直接结果。问题党不
  是一个人;就算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死了的人;就算是死了的人,也总有不只一篇白
  纸黑字的文章留在世上。储安平太相信党对他作为一个囫囵个的、有思维与创造能力的
  活人来相信的程度了,更忘记有人或许还会想到他的祖父,他的师傅,还有他在国民党
  里的私人朋友。以此来对储安平的智力水准下判断是不公正的。他太着迷了,迷到犯傻
  的程度。或许并不是这样,他其实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考虑进去了。但他答应下来的既然是
  "做事"而不是"做官",就顾不得那许多了。而且,就在他主持光报的短短70天中,
  这种情绪也没打算隐瞒,几乎所有的人都记得他说的那番颇带了一点感情的话:
  
  
    “光明日报让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办,这句话说得好。但我要看看究竟怎么样,看看
  我到什么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进。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风浪,担一担斤两,我要看
  碰上多少暗礁。”
  
  
  
    共产党向全社会正式通告自己的整风,是在5月1日,即毛泽东天安门城楼座谈会的
  第二天。也正是从这一天起,被伟大领袖和中共的诚意所感动,觉得再沉默就太太太对
  不起党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包括他们之中的共产党员和共
  青团员们,开始正式鸣放。
  
  
    头几天,大家不怎么想动;或者说,还不知该怎么动;要是对中华文明的路数比较
  熟悉,就知道,这时大伙正不约而同地按照中国的老例,先看看再说。真正着急上火的,
  只有那些自以为对帮助党整风负有重责的人,如储安平、钦本立等。为发动鸣放,或者
  换句话说,为了"把报纸引向资产阶级方向",他们真是煞费苦心。储安平"最恶毒的"
  九大城市座谈会的主意,就是在这绝境中逼出来的。
  
  
    到了5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开始召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各
  部门、各省市和各高校,也都档次递降地依样召开,请大家帮助党整风。一开始,当然
  还是启发、鼓励;渐渐地,有人发言了;渐渐地,发言愈加尖锐起来;文汇报、光明日
  报等则把其中最"精彩"的送上版面。虽然后来储安平遭到众口一词的指斥,说什么
  "恶毒"他登什么。这实在有点冤枉他了。他只是追求言论自由,追求不受限制地表达
  这一原则。某些重要的反驳意见,如马寅初认为"高校就应该设党委,没有党委书记我
  这个校长没办法做"这类言论,他都照登。
  
  
    今天的读者大约只知1957年有右派却不大知道他们怎么个"右"法。择其要而述之:
  
  
    1.党委治校抑或校委会(教授)治校(黄药眠);
  
  
    2.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作风(章乃器);
  
  
    3.民主党派参加协商应有名有实(罗隆基);
  
  
    4.文教界共产党员负责人不称职①(陈铭抠);
  
  
    
    ①"不称职"说当时遍及各界,如经济界。原话为:听说一些领导财政的同志曾公
  开宣称,根据几年来的经验,总结出来这样一条规律,即是国家的财政收支如果不能平
  衡,势将导致物价上涨和物资供应的紧张状态。其实这是经济常识。连这样的常识也要
  从亲身经历里面去总结,我们的财政政策就未免过于盲目了,我们的财经工作也未免太
  儿戏了(陈振汉)。
  
  
  
    5.共产党以党代政,党不应该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黄绍竑);
  
  
     党政不分,中央是根(扬玉清);
  
  
    6.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李伯球);
  
  党员特权造成党与非党之间的墙与沟(龙云、张云川);
  
  
    7.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协制度需要改造(叶笃义);
  
  
    8.三大主义(官僚、教条、宗派)限制新闻自由(张友鸾);
  
  
    9.要求人生三大事:物质生活保障、精神的民主与自由(章伯钧);
  
  
    10.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是政治设计院(章伯钩——这话最初是
  毛泽东讲的);
  
    11.群众鸣放得越彻底,党的威信就越高,把鸣放重点放到基层去(王造时);
  
  
    12.成立平反委员会(罗隆基——她作此语的出发点是怀疑现有的党政机构自我改
  善的能力);
  
  
    13.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北京大学学生);
  
  
    14.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套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荣子正);
  
  
    15.我们对当前经济科学的意见。这是陈振汉等六位经济学教授特地聚在一起认真
  讨论之后准备上呈的,事后对他们进行的概括性批判为:"会上六人都发表了意见,污
  蔑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教条主义,国家经济工作中有很大的缺点错误却不准公
  开讨论。企图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指导国家的经济建设,说政府应该吸取资产阶级经济学
  说来制定政策,制定经济政策时应请经济学家参加设计,政策制定后应公开讨论监督。"
  (陈振汉、徐毓楠等);
  
  
    16.共产党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
  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群众不敢信任共产党,因为他们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
  若你们再不争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路,总有那么一天了。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
  不要共产党领导,大家也不会卖国(葛佩琦——这就是后来被概括的"要杀共产党"的
  那段话的原版);
  
  
    17.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定息不是剥削(章乃器);
  
  
    18.党天下: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储安平);
  
  
    ......
  
    储安平的这个发言是在6月1日作的,差不多是统战部座谈会闭幕的前夕了。储安平
  自己已交待:
  
  
  
    "解放以后,一般说来,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作
  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
  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得很久,我一直没有去,5月30日上午
  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6月1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
  处长希望我6月1日发一次言。我31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31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
  下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外出。伯钧同志说我的发言稿罗隆基看过。并无此事。"
  
  
   
    尽管储安平是一个风头很健的人,笔者依旧倾向于相信他确实直到5月31日还不想
  到会上去说话——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无话可说。但当一顶顶高帽送到头上,一声声恳
  挚的要求送进耳廓,他让步了。而他一旦决定讲,就想博个满堂彩。用后来章伯钧的评
  价,就是"现行政治上的一些人,大都只说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要汽车、干部、房子之
  类,能谈大问题的人不多"。
  
  
    在那天的会上,他不但持有照本宣读的发言稿,这槁还是打印好、估算好版面,并
  特别注有"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发言稿","希用原题、原文勿删"字样的一份交报
  馆直接发排的成稿。
  
  
    他期待的效果出现了。会上即博得一片喝彩,会下更盛传不衰。大家都记得马寅初
  当时即用手拍着椅背,连称Very good,Very good!第二天,在见报的同时,中央台全文
  广播。他以少有的亲切对孩子们说,"来,听听,这是爸爸昨天在会上的发言。"他不
  知道的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那篇给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已发下半
  个月,此时正是文中早已点明的"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
  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顶点在哪儿呢?至今未见任何权威性的文献加以说明。若将随后批判的火力的强弱
  及对人头处理的宽严作参考,高潮应是那个与治蝗虫的农药同名的"六六六"事件了,
  即6位教授在6月6日应章伯钧之邀紧急聚会,讨论鸣放形势,对照他们当时所怀有的悃
  诚,和后来对他们的解释,只能说,"足令历史带泪看"。章伯钧先介绍学校的局面,
  请大家研究民盟在运动中应该如何工作。费孝通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情绪激烈,情况
  十分严重。老师若去给学生领头,事情就闹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完了。曾昭抡认
  为形势一触即发,共产党大意不得。钱伟长特别指出学生在到处找领袖,期望着教授们
  站出来说话……他们决定这时候一定得出来,不能让共产党进退不得,要帮助真正继承
  了列宁衣钵的"毛公",要帮助共产党稳住局面。
  
  
    此时,距人民日报那篇晴空惊雷般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发表只有两天;李维汉
  那突然换了一副面孔的总结发言,也将在两天后作出。他们怎么会料到,毛泽东对"六
  六六"的理解竟是这样: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
  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
  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
  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的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
    李维汉去世
  前的一段回忆,或许可以部分解释这一局面形成的过程: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
  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
  央常委汇报。五月中旬,汇报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
  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
  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发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
  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
  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
  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
  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
  
  
  
    在这场较量中,很值得共产党骄傲的,是那段几乎每个中国人在文化革命中都背得
  滚瓜烂熟的语录——"阳谋":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
  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
  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
  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
  
    这确是事实。毛泽东的警告在
  1957年1月即已作出:
  
  
  
    “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
  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
  
  
  
    但怎么解释4月30日天安门城楼上的座谈会呢?怎么解释那几乎征服了所有文化人
  的谈笑呢?从4月30日到5月15日,只有半个月,究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者不过
  什么触动,使他一下子暴躁起来,而酿成这半个世纪都未必缓得过劲来的悲剧呢?
  
  
    李维汉这样回忆在5月10日前后"向主席汇报"的情景:
  
  
  
    “……及至听到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
  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表明毛泽东同
  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
  
  
  
    怎么估计罗隆基这几句话对毛泽东的伤害也不过分。这伤害不仅仅在于诸如谁打天
  下,谁坐天下,交椅怎么摆等等要命的问题,而在于它是一个旧伤疤,伤害一直可以追
  溯到1910年末,追溯到他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①。更不可以忽略的是,这伤
  害也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加予的,张国焘、罗章龙、王明、张闻天,也许还有别的人,总
  之,一批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洋教育的人,没准都让他十分不舒服过,特别在他们还没领
  教他的手段而"放肆得很"的时候。当然,当他们在他的智慧下活动的时候,他可以称
  赞,甚至尊重他们;要是想反,他就要让他们看看,究竟谁"大",谁"小";谁真有
  学问,谁"书读得越多越蠢"。对这批衣冠楚楚,满口洋文,爱洗澡、爱吃药的秀才们
  随意嘲弄,打趴下再拎起来,拎起来再打下去,可以说是伟大领袖终生乐此不疲的游戏。
  
    
  
    ①当时周作人教授对青年毛润之很是忽视;图书馆的高级职员也因他用龙飞凤舞的
  字体书写卡片而面斥。对此,毛曾在给家乡友人的信中流露:受够了洋教授的窝囊气。
  
  
  
  
    5月上、中旬,相当一批亲随已经窥知了毛泽东的意图。党内文章一下达,高级干
  部们心里都有了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于是东施效颦,也残忍地玩弄起那些"不可一世
  的高级知识分子"来。比如人民日报依旧在发社论:《继续争鸣,结合整风》;如不但
  统战部的座谈会仍旧开,新闻界等在16日之前还新召开了会议;如几次三番催促储安平
  之流发言;甚至担心右派品种不齐,有意制造一些。请看李维汉的回忆:
  
  
  
    “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
  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
  都被划为右派。”
  
  
  
    但当时这批已知情的中共高干确实有意保护一批人,究竟是有组织的布置,还只是
  出于他们个人的友情,今天就不得而知了。今日学界盛传的是,田家英——他是毛主席
  身边的大秘书,文化革命刚刚开始就自杀了——特别着急,急得火烧火燎,一再提醒他
  30年代就相识相知的老友曾彦修,让他快快闭嘴。不过曾彦修对此予以否认。他清楚记
  得的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些"过激鸣放"把他吓坏了,比如"到人事科抢档案"、"到
  天安门示威"等等。他觉得没有办法控制局面,只好就商于田家英,问能不能把他从这
  里调开。田的回答是:"你胆子太小了,要放手发动群众,根本还没有发动起来嘛!"
  他又去找当时文化部主管出版的副部长陈克寒,陈也说:"没发动起来!真有什么事也
  没什么不得了,怕什么?!"曾彦修记得很清楚,这时确实已不是5月初而是5月底。曾
  彦修认为,或许大家把田家英类似传说中的另一次事先警告安到了他的头上,那次是对
  张闻天;时间是在两年之后的庐山会议上。那次,田家英与胡乔木苦苦劝说张闻天不要
  发言,张还是发了,从容而坦荡。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柯庆施此时心情可能相当复杂。他特别关照文汇报,凡是北京方面来的给人戴帽子
  的稿,都要事先与他通气。那位老黄牛一般只知干活、不善言词的文汇老人严宝礼的名
  字就是北京点了而由柯庆施勾掉的。这一义举,并不表明柯庆施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
  位与作用有什么与毛泽东不同的见解;如果非说有,也只在用语方面有了一点突破。他
  独到的评价是:中国知识分子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
  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
  
  
    李维汉也有要保的人,他只好耍起小技巧:
  
  
  
    “工商界座谈会开始于五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
  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
  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
  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
  
  
  
    不会有人出来保护储安平的。《这是为什么》中的一句话——在"帮助共产党整风"
  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
  党"下台"——已经规定了他此后无可更改的被批斗的地位。社论发表的当天下午一时
  半,储安平辞去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这时候,他那"经民主党派一致推举"的可爱形
  象已不复存在。史良当天即就"党天下"稿向她认为应负有责任的章怕钧兴师问罪。章
  伯钧此时对储安平的了解显然比两个月前勉强接受他的时候多了一点。他的回答是:
  
  
  
    “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捐出卢郁
  文①来,卢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
  史人物,要几百年才有定评。”
  
  
  
   ①卢郁文,民主人士,在鸣放阶段几次提醒向党提意见要实事求是,不应只讲缺点
  不讲成绩。后来据称为此接到谩骂威胁的匿名信,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笔者至今倾向于
  这是一场类似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文章发表后,倾接南京大学郭罗基信,称:“我要告诉你关于卢郁文的恐吓信,并非国会纵火案式小把戏,确有其事。直到1958或1959年才查出来.写信人名杨秉功,是我在北大历史系的同学.杨被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
  
  
  
    接着,6月9日,储安平的老朋友袁翰青等人去看他。在被问到"打算如何就党天
  下问题写检讨"的时候,储的回答是:"可以写,检讨自己对知无不言是有界限
  的这一点认识不清。如果知道,就不说了。"袁说,如果这样,你还是别检讨了。
  
  
    11日,人民日报点民盟的名:"可注意的民盟动向。"费孝通来看储。此时,本文
  男主人公的"心气儿"似乎还很足。费孝通回忆:
  
  
  
    “谈到"党天下"的发言,他拿出一叠信来,说许多人支持他的发言,表示颇有群众。
  并谈及要一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席才能当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要他再当总编辑,就得选他
  当副主席。这次不是真心要辞职。”
  
  
    笔者接触到这份文献时,很是吃了一惊。直到那时,储安平引以为恨的,不是别的,
  而是他代表不了民主党派,不能把已经开始了的事情做下去。他可能还不知道,这股
  "气儿",无论出于无知,还是信念,或是别的什么,总之,只要你是活在那个时候中
  国的这块土地上的,就得给你泄泄。
  
  
    6月上旬以后,所有储安平与之沾边的机构,开始或分别,或联合对他进行批判:
  最早的是民盟光明日报支部(6月11日),接着是社务委员会(6月15日),然后是民革
  和民盟的联合大会,再后是九三的常委会(6月21日)。
  
  
    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专门声讨右派分子。储安平此时已不能不"向人民
  投降",并以此为题作了一个4000字的发言。用今天的标准看,虽不十分诚恳,把自己
  骂得确是够惨的了。而且这检讨是他主动要求作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特别看重他
  自己的人民代表资格。但在别的会上——或者说在别的气氛或情绪下——就不是如此了。
  据他的同人对他的描述:
  
  
  
    “……不顾会上许多同志揭发的大量事实,储安平的发言都是捧着一份过去他在别的
  会上交持时准备好的书面材料,照本宣读,且只谈光明日报的具体业务,避免回答政治
  问题。”
  
  
  
    这时还是夏天,到了冬天,作为收尾,九三学社与光明日报联合举行了千人批判大
  会。那次,专门请了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水平高的孙定国同志作重点发言。在孙的发言面
  前,"储安平理屈词穷,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
  
  
    读者或许有兴趣知道一下"章罗同盟"。它属于右派分子中最高定罪,储安平被说
  成是该盟重要成员。据千家驹回忆:
  
  
  
    “毛泽东认为"右派"的猖狂进攻,以中国民主同盟与农工民主党表现最为恶劣,
  "其源盖出于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云。
  
  
    "章罗联盟"这个毛泽东钦定的罪案,其实完全是一场冤案,真可以说是千古奇冤!
  章伯钧与罗隆基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副主席,我和他们两人都很熟,与章伯钧的来往尤
  为密切。凡是对民盟内部历史稍有所知的人,谁都知道章罗两人在民盟内部极不相能,
  互相水火。
  
  
    反右斗争以知识分子为重点,罗隆基是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被划
  成右派,大家是可以理解的。至于章伯钧,他自命为"左派",在整风初期,他没有发
  表什么实质性的言论,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为了要使章伯钧上钩,特地多开了几次政协
  座谈会,一定要章伯钧发言,章伯钧就抛出了"政治设计院"的谬论,这一下就被抓住
  辫子。"章罗联盟"的名词是毛泽东定的,说他们两人结成"联盟"来"反党",要取
  而代之!这在稍知民盟内幕的人无不认为滑天下之大稽!真叫黑天冤枉!”
  
  
  
    在1978年的摘帽决定中,体现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一科学精神,只因"真
  理标准讨论"那时尚未真正渗进这一领域,故言语之间不免还有"凡是"味道:
  
  
  
    “"章罗同盟"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在向党疯狂进攻中是互相呼应的,都是企图在我
  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但没有发现二人在组织上共同策划、进行阴谋活动的事实。”
  
  
  
    反右斗争的最强音是毛泽东本人发出的。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这名曾以他
  的谋略令一批又一批中国精英人物倾倒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领袖,作了《打退资产阶级右
  派的进攻》的报告。这篇文章如今已经收在他印制精美的选集里,发往全世界。一位执
  政党的领袖,这样品评他国度之内本来就极为稀缺的知识分子,无论就时间还是就地域
  而言,都可算是一个创举。而这创举的后果,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看到了:
  
  
  
    “ ……这一百天,时间有很大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
  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
  
  
   ……
    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
  者的尾巴还长。
    ……
    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
  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
  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
  
  
    ……  
    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
  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
  
  
    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之后也是要受整的。”
  
  
  
    从夏天到秋天到冬天,心里"七上八下"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后来被划的与未被划
  的,总之在前一段有翘尾巴之嫌者,开始努力表现,以实际行动求自保。笔者在这里己
  不忍心摘录所有这些学者、教授、名流们横七竖八的相互揭发、质问、攻讦……像在一
  片巨大的、四周围满了观众的沼泽中,他们踩别人的时候,对自己的上升都怀着一丝希
  望,殊不知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一同沉没。他们的表现没能征得站在坚实地面上
  的人一援手,只给自己留下永远不可告人的悔恨。
  
  
    这是一个尸横遍野的战场。中国的文化人在这里写下他们最悲惨也是最耻辱的一页。
  
                  
                    七
  
  
    【命】梵文Jiva的意译,即"灵魂"。者那教名词。分受物质束缚的和不受物质束
  缚的(即解脱的)两种。受物质束缚的"命",又区分为动的和静的两种,前者存在于
  动物、人等有生命体中,后者存在于地、水、火、风等无生命体中。
  
                   
                  ——《宗教词典》
  
  
  
    60年代初的一天,梁漱溟只身踱步,踱到厂桥棉花胡同。那天天气很好,胡同里也
  打扫得干干净净。
  
    他缓步走着,用他那常年素食者几乎悄没声儿的脚步。自从1953年与毛泽东当众发
  生激烈争执以来,这位对人生抱着炽热又冷峻态度的哲人,整日价以"学习"为业,他
  画卯的地方干脆就叫"学习委员会"。
  
  
    他是去看储安平的。他们二人曾为同道——鼓吹已成陈迹的第三条道路;他曾冷眼
  看这小伙子潇洒地周旋于政界与学界之中,也见过他如何正在兴头上被兜头泼上一瓢冷
  水。如今他又去看他,这几乎小他20岁的昔日闻人已匿迹很久了。
  
  
    他来到甲12号门旁,敲门,无人应。再敲,依旧无人应。如是者四,换了任何一个
  人,此时都会转身走掉了,不巧访者恰是不达目的不肯轻易放弃努力的梁先生,于是又
  这么周而复始地敲了下去。
  
  
    门终于开了。高大、清瘦、几乎面无血色的储安平出现在门口。见到20多年的老友,
  他没有一丝热烈的表示,只说了一句:"不想见人,叫门是从来不应的。"
  
  
    客人被让进一个不算宽敞的独院,三间正房、两间厢房。令这位老北京惊讶不止的
  是,墙边拴着一只羊。
  
  
    家中静悄悄的,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书和字典摊在桌子上,不见报纸,不见杂志,
  只有一帧他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孤零零挂在墙上。他们坐下来,东拉西扯,可惜梁先
  生在1987年回答笔者的追问的时候,具体内容都不大想得起来了,只记得储安平最后送
  给他一套完整的《观察》:
  
  
    "再也没有凑得这么齐的一套了。这是我自己保存的最后的一套。"储说。
  
  
    当时,梁漱溟只感到某种"精神分享",正如看到一本好书、萌生出一个好念头要
  迫不及待地告诉心心相印的朋友一般。他没想到这或许是一种沉甸甸的托付;也没深究,
  这闭门养羊的汉子为什么对自己一生中仅有的那闪光的一瞬已不再眷恋。他收下了,想
  着"为老友代存"吧。不料到了1966年夏,在他也被深夜的敲门声惊起之后,眼见这老
  友的珍物,与他三代京官的祖上留下来的全部古玩字画,一同焚于红卫兵点起的火堆中。
  
  
    他不知道,也许就在那个、或者和那个同样躁动的深夜,储安平正挤上一路又一路
  公共汽车——或许他没有乘车,而是一路踩着新从树上飘下的落叶——来到京西青龙桥
  边,那发自冀北山下的潮白河水(京密运河),正在两堤的夹拥中汩汩淌过。
  
  
  
  
    九三学社。坐落在西四颁赏胡同,门面不大,院落深深。夜深了,还有人走出走进,
  "西纠"(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学习当年老人路,号上了他们的房子。这里现在
  是西纠的司令部。九三的老朽大都被轰走了,只留下几个人值班。
  
  
    11时,电话铃突然响起。留守的李义拿起听筒,对方是颐和园派出所:
  
  
    "有个储安平,是你们九三的吧?"
  
  
    "是,怎么回事?"
  
  
    "打算自杀哪。现在人在我们这儿,快来领回去吧!"
  
  
    当时机关正有一部车。请示了西纠之后,在一名小将的监督下,忙驱车赶往发事地。
  在派出所设备简单的小屋里,李义看见了本文男主人公,他低头坐着,上下透湿,脚边
  汪了一洼水。
  
  
    "在桥头转悠半天了,我们一直盯着他。这不,刚跳下去,就救上来了。"民警说
  着,口气淡淡的,"你死不了,那水才齐胸……够冷的。快回去吧!"
  
  
    李义几乎认不出他了,不在衣貌,而在神情,像被剥光了示众一般,流贯在这位前
  总编辑全身的,是一种绝望的畏惠与沮丧。这怎么能是人称"小大英"①的储安平呢?
  不是1946年的他,不是1957年的他,60年代初也不是这副样子呀!②
    
    
    ①一种英国香烟,又称"红锡包",对储氏神气十足之打趣。
  
    ②在这里,李义的回忆与赵家壁的回忆略有出入。赵家壁记得1959-1960年间。他
  作为上海政协学习团的一员,到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接受培养。到京后,他去看老朋
  友,其中当然包括储。归来后即在小组会上提起,组长也立即上报。第二天副院长和教
  务长即找赵谈话,让他私下多去几趟,以老友身分劝劝储,早一点出来,主动找共产党,
  请共产党为他摘帽。领受旨意,赵后来果然去了十多次,而储并不知道他是"被利用了,
  有目的去的"。据赵回忆,"那时大右派都出来了,帽子也摘了,储脾气很倔:不出,
  不找共产党,不找统战部,也不去找九三。"想来李与赵所记忆的大概是储的不同时
  期的情绪表现:李在先,赵在后,梁在更后。到了这时,储安平可能已经心如槁木。用
  他女儿的话说:整个堕落了,来往的都是什么人?牧师,送羊草的!
  
    作为"大"右派,九三给了储安平尽量好的待遇,每月100元生活费,没有惩罚性
  劳动,也没有点卯般的例行训斥。当然,他要求工作,要求过不止一次。每每听到又有
  给右派摘帽的文件下发时,也曾打探过自已被摘的可能性①。虽然次次都遭到拒绝,但
  却从未失去过外表的平静。在这期间,孙承沛曾出面联系商务印书馆,问能不能拿些书
  稿请储安平校。商务欣然应允,双方合作很融洽。储安平得到报酬后,郑重地交到九三
  总部。他认为,他已经从机关领到生活费,这笔钱不可再收①。但他很少笑,李义甚至
  想不出微笑着的储安平是一副什么样子。他给人的印象是好端架子,似乎在努力保持一
  种尊严,哪怕让人觉得疏远。至于北京话所谓的"心气儿",李义不认为这前途并不乐
  观的著名右派已经没了,因为在1961年纪念"七·一"的时候,储居然还冒出了这么一
  句:"四十周年纪念灰溜溜的,共产党没把国家搞好。"
  
    
  
    
  
    ①世间,包括他的亲属,都认为储安平在钱财上"特别抠门"。据此节看,他的
  "抠",其实是界限清楚——该拿多少拿多少,想阔气自己挣去。对于特别困难的人,
  他并非铁石心肠、坐视不救,如他的勤务员的瘰疬病的妻子,就一直无偿住在他私宅。
  在他的观念里,施舍就是施舍,不是对上帝的敬畏,也不为买来世的幸福,更不是谁对
  谁的义务,只是强者对弱者的扶助,是人类同情心的表现。
  
  
  
    "上车吧!"李义说。路上,储安平一句话也没有讲,即使当车子开进城,李义叹
  着气说:"你这是干什么呀?不该想不开嘛!"的时候。红卫兵小将也一路向他宣传党
  的政策,"每个人都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党会给出路"云云。
  
  
    回到九三学社已经1点了。院角厨房边上有间小南屋,平日没人,烧锅炉的有时住
  住,红卫兵们没看上,那时正空着。
  
  
    "就先在这儿住下吧。"李义说。
  
  
    这时管事的一位女性副处长也来了。对于此人,别人说起她来不怎么叫名字,而是
  称某某的夫人,我们在这里权且称她为A夫人。A夫人吩咐一名干部到储家去给他取衣服。
  那人去了,一进门,满满一院子红卫兵,屋里屋外抄得乱七八糟。
  
  
    "你们这么些人在这儿干什么?"那干部问。当时能以这样的口气向小将作这种内
  容的提问,俗称"吃了豹子胆"。
  
  
    "我们在等储安平,他现在在哪儿?"
  
  
    "在我们机关,他自杀了……"
  
  
    "死啦?"
  
  
    "没有,跳下去了,水太浅……"
  
  
    小将们一阵大笑。笑毕问明他的身分和来意即帮着找衬衣内裤,还有大衣。把他送
  出门,为首的一个问:"我们还等他吗?"
  
  
    "这我可不知道。谁让你们来的问他去吧。"
  
  
    他回到九三,敲敲小南屋的门,把衣物递进去。"谢谢。"储安平说。这是那夜他
  说的惟一一句话。
  
  
    他们不知道,储安平其实死过,短暂的死,如果我们把大脑的思维活动的中止称作
  "死"的话。那是在1947年春,他做胃部手术而被"施用闷药"。就在他的思维即将终
  止,亦即"死"即将来临的时候,他曾有过十分清晰的感受,并且立即用文字记录下来,
  希望"能够成为医学心理学家或普通心理学家的一份有用的材料"——他绝不会想到,
  40年后,后人会反复推敲他这篇即兴纪实,以对他的"失踪"给出一个论断:
  
  
  
    “……大约在吸到第三口或第四口时,我便开始感觉到一点一点"黑"起来。这情景
  很难描写……我的感觉是好像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仿佛走入了非洲的一个大森林(实际
  上我并无走入非洲森林的经验,此处亦是一种假借),走一步黑一步,越走越黑。
  
  
    我曾经在新闻片中看到过纳粹罪犯被施绞刑的情形。在这时,这个记忆骤然地引起
  我心理上的一种联想作用。无论是从我的思想或是从我的过去而言,我原无将我自己和
  那些纳粹要犯联想到一起的可能。这个联想的发生,虽然是由于我看过那张新闻片的关
  系,而形成这个联想的中心则为"权力"一事。无论在当时或者现在事后的分析,这种
  联想显然并不牵涉到任何道德上的问题,或者政治上的成败的问题(政治上的咸败本是
  相对的)。这个联想的中心思想,只是说,那批曾经赫赫一时有大权力的人物,这时竞
  毫无反抗的能力,其生死完全操之于他人掌中,而将在顷刻之间结束其生命。我们平时,
  凭这支千钧之笔,发挥我们的理想,陈述我们的抱负,替一切受难的人们呼吁,抨击种
  种不合理的现象,扫荡各式各类的人渣,保持有一个虽然缥缈而不可捉摸但其坚硬却胜
  过钢铁的意志,而在这时,整个的生命(包括寄托在这个生命上的智慧、意志、理想、
  权威、品格),都操之于他人,一切听人摆布,自己失去了任何表示意志的能力,甚至
  即将失去任何表示意志的机会,心里充分感觉自己的生命,一秒一秒更接近"死亡"—
  —在那种情形下,亦不能自己地发出一种对于人生的轻微的感伤!”
  
  
  
    从这里看出,储安平对于死的最大的恐惧是在不受物质束缚(即解脱的)那部分。
  他几乎压根没想到喉管折裂、颈动脉阻断,没想到断气前可怖的痉挛与抽搐。他对死的
  恐惧在于精神与意志尚存,而居然无所寄附。那么,当即使生命依旧存在却无可寄附的
  时候,这生命还可贵吗?这死还可惧吗?
  
  
  
    “在我当时的心理上,一方面占据着由于有如上述有关"权力"一端而迸发出来的感
  想,一方面又同时联想到一切被迫即将丧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而迸发一种深沉的同情。
  我所谓"一切被迫将丧失其生命的那些人们",所指范围板广,通常最主要的部分即那
  些因犯罪而被判死刑或因政治见解不同而被处死刑的那些人们。罪犯罪犯,原都由于现
  代社会的罪恶;而由于政治上的斗争或忌妒因而被人或公开或不公开地处死,更是人类
  社会里最可哀痛的不平事情。当他们从囚房提到刑场,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之路时,没有
  人可以知道他们当时的心情究为如何,而他们自己显然也不再获有机会向他人报告他当
  时的心理。无论电刑、绞刑,或执行枪决,行刑的本身虽只是一霎那之时,而自囚房至
  刑场这一段,总是一段可怕的、不堪想象的路程。当我被闷药的药性一秒钟一秒钟地逼
  近死亡的境界时,我深深体会到那些不幸的人们的内心的悲哀。除了少数例外,没有人
  不是留恋他们自己的生命的。然而他们竟活生生地被人强制结束他们的生命。无论他们
  是否热泪盈眶,他们的悲哀终是一种绵绵无尽期的悲哀。”
  
  
  
    在1966年,当他一步步向青龙桥走去的时候,感受肯定已与此时不同。他或许已经
  不认为"哀莫大于心死",而是"哀莫大于心不死"了。
  
  
  
    “我说我当时有一种"轻微的感伤",这感伤是属于人性的感伤!……一切引起联想
  的,都是一种属于人性的联想,而非利害的联想。最明显的就是关于我的孩子。我是一
  个离婚多年的男子,可是我有很可爱的孩子。我的女孩性情柔和,知趣识礼,年龄虽小
  而已表现一种善于治家的本性,我的最小的男孩,则天资颖慧,聪明玲瑰,具有一种使
  任何人一和他接触便会喜欢他的魔力,我非常爱他们。可是这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
  他们。有关利害和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项,在当时曾经占据过我的心灵,就是关于国家
  的前途。我当时曾经确切地感到,万一我此去一闷不醒,最后使我不能"瞑目"的,实
  莫过于今日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走上轨道一点。固之我在事后感到,对于一个真正的忧国
  之士,我认为在三十四年八月至三十五年二月之间年老寿终者,实不失为一种人生大福。
  因为那时抗战终获胜利,政协亦庆成功,而为日后发生的种种纠纷与悲观,尚未显露。
  在那时死去,可谓心情宁静,无所遗憾。到现在,假如我们竟然因病身故,实有死不瞑
  目之感。”
  
  
    安平作此文时不过一个报人。到了1966年,不但连这小小报人也已不是,还背负着
  即使心灵足够粗砺,也不可能不时时感到的耻辱。这他在1957年就当众招认过:"当全
  国对我进行严厉的批判、我开始看到我自己错误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无比沉痛,感到无
  地自容。每天邮差同志送报纸信件到我门口,我自己都没有脸到门口去拿。上上星期我
  因病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都不敢讲我姓储,深恐医生怀疑我就是那个右派分子储安平。"
  这抽紧的心可以说一刻也没有舒缓过。那么,到底是什么支持着,又让他活了将近10年
  却在最后一刻终于支持不住了呢?我们今天能找到的答案只能是对国家前途尚存的期望,
  和由于预感到这人类大悲剧的即将来临而生的绝望。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还有自
  1947年以来就有的对"受物质束缚的命"之终结的坦然:
  
  
  
    “我终于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我的知觉了,就像一个小孩在哼着山歌时忽然睡了一
  样。”
  
  
  
    但他失败了,当青龙桥民警行使公务、将他从水中拽出的时候,已注定了他再得不
  到"永久的安宁",而是辱上加辱。但在那清冷的水中,他究竟还想到了什么?有没有
  类似张东苏教授在监狱里自尽前用双手拉住套在颈上的绳子一类的行为——并非智力活
  动的结果,而只是一种生物的自然反应?他又被扯回人间,当他在九三学社小南屋温暖
  干燥的角落里蜷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实际上已向"生物习性"让步?
  
  
    第二天,他交了检讨书(自杀经过及对这一错误的认识),向红卫兵和九三值班人
  员提出"能不能不回家,就住在这里",并要求把一批银行存单交社机关保管。
  
  
    前边已经说过,储安平在银钱上是十分精细、精确,乃至近乎苛刻的。他的两任妻
  子都没有管过他的钱,他的儿子因为不愿开口向他要零用钱(以免受辱),十几里路步
  行上学,以省下车钱买些少年人渴望的杂物;而在高中毕业以后,为尽早经济独立,大
  学也不肯考——这又伤了他的心,储安平的儿子居然不念大学!
  
  
    不知他当时准备交到社里的钱是个什么数,这对他是很重要的,因为可能包括《观
  察》解散时,流落到国境以外的股东们的股金(董事会决定交他保管),还有国家收购
  他一所大房子(现阜内鲁迅博物馆)的报酬。他曾去找过他的次子,请他保管,这个被
  深深伤害过的孩子一口拒绝了。至于A夫人,当然不会接受,就算她有这份侠义心肠或
  说对事物的分析能力,也不愿担这种责任:想留在这里,把机关的红卫兵司令部当作避
  风港吗……
  
  
    她如实向统战部汇报了。当时在那里主管工作的,想来既不是李维汉,也已不是徐
  冰和薛子正。回复是明确而坚决的:"储安平,大右派,保护起来,不合适。放到社会
  上经受锻炼。"A夫人将这一决定向储安平作了口头传达。
  
  
    如果在这前后发生的另一个细节不是这样而是别样,我们的故事可能要全部重写:
  储安平的小儿子刚刚来过,他给父亲送来了简单的行李。尽管苦苦的哀求转达了,这名
  年轻的音乐学院钢琴系(而非作曲系,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教师还是拒绝见他。
  
  
    这最后的打击是沉重的。或者换句话说,他此时已经受不住哪怕轻微的一击——特
  别是来自他最爱的人。
  
  
    他不能怪他们,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他只有怪自己。他对他们的爱是放在对自己
  的钟爱之下的,并且包含了大多的训导和功利——正常的男子不会这样做丈夫与父亲。
  
  
    这里当然也不包括他的第二届夫人,虽然他与她的恋爱曾闹得沸沸扬扬,以至引出
  那么多社会讥评与长者干预。但她既然是为他的名声与地位而来,自然会随着他名声地
  位的丧失而去。
  
  
    他也不能怪他的长子,他几乎没有扶养过他。这个没有受足教育就参加了志愿军的
  少年,得到的赠言是:"初中文化,参军最合适。没本事,就保卫祖国去吧!"他在
  1957年夏就登报与父亲断绝了关系,比章伯钧的儿子还要早。
  
  
    他的女儿是爱他的。这个心地淳厚的姑娘,本是储家最进步、最不带任何批判地热
  爱新中国的一个,但在父亲的问题上,她的表现最"右",就是不贴大字报、不在会上
  表态,清队的时候坚决拒绝发言。出事的前两天,她还打发丈夫把新培育出的无子西瓜
  给父亲送去……可惜储安平是个重男轻女的典型,对新生的女婴,他居然说过"弄死得
  了"一类的话。
  
  
    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已经很远很远了……
  
  
    他把行李卷卷好,面对着一张张写满了忏悔及恳请组织保护的认罪书,坐在那里发
  呆。
  
  
    A夫人的声音传了进来,"轰出去,一定得把他轰出去!"说得又清脆又利索,他
  听得很真切。
  
  
    他站起身,把行李夹在胳膊底下。
  
  
    10月的北京阳光明媚。他跨过那扇曾经那么意气风发地进进出出的小门(他曾是九
  三学社中央委员,还曾任机关报《社讯》的主编),朝那满是黄军装、红袖标与铜扣宽
  皮带的街上走去。他不知道的是,就在踽踽走出胡同的当儿,A夫人即用电话把她自己
  的这一让阶级敌人到大风大浪中去经受考验的革命行动通知了不知什么人。
  
  
    接着,发生了我们在本文最前边描述过的那一幕。也就是说,他回到了家,放下了
  行李,以后……
  
  抄他家的有两类人,分属北京4中、91中,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中或小。第一类是政
  治性扫荡:这家伙可是红太阳亲自点了名的阶级敌人;第二类显然比较看重经济问题,
  他们从另一个敌人,家住地安门的郭牧师处发现他存在他那里的存单,他们或许是这样
  想的:好家伙,自己手里还不知攥着多少呢!
  
  
    他的失踪几天之后才被发现。报上去,报上去,先是文革领导小组的暴怒:"出逃!
  查!"接着周恩来知道了。由若干名军人组成了一个调查组,整整找了近两年。虽然作
  了死亡结论,虽然银行也已同意亲属出示证明可以提取存款,但所有的老朋友都在苦苦
  追索,因为,"查无人、死无尸!"也许……也许有一天……他还顶着右派帽子哪!
  
  
    他们有许许多多话要告诉他,他们想让他知道他离去后的一切:工人对解放军的大
  规模武斗、英雄纪念碑前如雪的白花、中共新任总书记关于"党政分开,党不可过多于
  政"的郑重宣布——这不就等于说,"党天下"是要不得的吗?还有那位可能在中国历
  史上最有希望名垂千古的改革者,1988年夏,在会见埃塞俄比双总统门格斯图时,他说: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左的错误持续了20年。"他说了,
  他是这样说的。老友,老友,你听见了吗?
  
  
    但他们似乎更应该向他祝贺,他走得好,走得干净,走得是时候。伴着他离去的,
  虽然没有眼泪,没有哀乐,也没有反复推敲过的悼词,可他是挺着腰板,站着走的。他
  走的时候是个人,而不是一块招人疼、招人爱,却是想怎么揉就怎么揉的抹布。
  
  
    1967年章士钊到香港。在那里,他读到一首感怀诗,那是一名老报人写的,讲他自
  己1957年的一场梦。在这梦境里,宜兴出生的一名报人蹈海而亡,章士刽感慨道:铸成
  殆将不免矣!
    但徐铸成活着,至今沉静地坐在他上海的寓所。
  
  
    他们忘了,储安平也是宜兴人,他也主编过报纸——70天。
    或许,这飘泊无所的灵
  魂为潮白河所拒,却为大海容纳了?
  
  
  
  
    几乎与本文成文同时,储先生生前钟爱的幼子,前文曾提到的储望华---他上下就教于墨尔本大学音乐系---写了一首题为《生命之歌》的诗。也许他当时想到父亲?也许没有:
         
     那是
           生命的火花
           曾迸发于
           梦与醒的交界
           它 
           诚然是微弱的
           却照亮了
           灵魂的深谷
           犹如一颗
           划破黑夜长空的
           流星
           虽瞬即逝在
           地平线的尽端
           却永远的
           流连于
           宇宙的无限。
                   1988、10
  
   
  
  在这里,谨向储安平先生的老朋友笪移今、冯草燕、林元、袁翰青、李义、刘啸虎、
  袁影尘、梁漱溟、徐铸成等诸位先生及在查找文献过程中给以大力帮助的雍桂良、周国
  珍、徐任民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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