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从《过去的教授》一文看知识分子的精气神 　　 　　 　　 《过去的教授》这篇文章，是谢泳写的，收在“草原部落”黑马文丛中。谢泳的文章是平稳舒缓的，但在平缓的后面却隐慝着深厚的思想功底和个人风格。他从故纸堆中淘出那么多学人的倜傥丰采和悲惨命运，信手写成学术随笔，展现给我们。他主要研究的是《观察》（四十年代末，由储安平创办的、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影响极大的周刊），有一篇讲到过去的教授，读来大有感慨。发现今日所谓的大学教授、作家太不是那么回事。无论从哪方面看，今日的不少教授、作家都远赶不上他们的前辈，就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平而言，他们的前辈总有太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观察》的“撰稿人”几乎都是教授，从他们的言论可以看出，无论左右还是中间，都极有个性，都有一股“士”气。我以为，在那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就其精神状态而言，可能是一个高峰，从此以后，极少有知识分子再能像他们那样生活，那样敢说话，那样敢主持公道。 　　 　　我一直以为，教授应该是知识分子群体中最主要的力量。他们不仅具有专业知识，同时在精神品格和文化传统方面，都应是民族的楷模。很难想象，在一个教授普遍丧失了为社会的正义而呼吁的环境里，人们的精神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这道理其实极简单，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大学教授都不能主持公道，都不肯说话，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依靠呢！难道靠官员、商人、工人、农民来主持公道吗！这显然不可能。 　　 　　从《过去的教授》一文中可以看到，过去的教授是极自由的。这自由包括：一、迁徒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居住的权利），二、择业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两种选择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受任何限制。当时的教授都是极有个性和有修养的人，他们不会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才离开，而是稍感不适，即主动选择。一九二六年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教职而改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可第二年，中大文学院聘了顾颉刚来任教，鲁迅与顾素来不和，所以鲁迅选择了离开。而解放以后的教授则没有了选择的自由，这让他们倍感痛苦。顾颉刚五十年代初来到北京历史研究所，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好心情。他在日记中说：“到京八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顾颉刚年谱》在这种心态下，怎么能做什么学术研究？他所能做的只是违心地去批判他的恩师胡适（顾虽只小胡一两岁，但一直受到胡的栽培，从来以学生自居）。 　　 　　就经济地位而言，今日的教授绝不可和旧日的教授同日而语。文章中提到：梅贻琦执掌清华后规定：教授的收入为三百至四百元，最高可达五百元，同时每位教授还有一幢新住宅；讲师的工资为一百二十至两百元；助教为八十至一百四十元；一般职员三十至一百元；工人九至二十五元。我们可以发现各个级别之间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想到今天的教授，想到他们的经济地位，再想他们的精神状态，和他们的前辈完全没什么可比性，也许他们自有他们的苦楚。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 　　 　　有钱，有自由流动的便利，也就有了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过去的教授》一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西南联大时，国民党为了拉拢教授，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了就说：“扯淡，我就不入。”也没人敢把他怎样。还有一个张奚若，曾做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多次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提出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担任主席的蒋介石听得不高兴，打断了张先生的话，张盛怒之下拂袖而去。下次参政会开会时，张先生收到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给参政会秘书处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这是怎样的铮铮傲骨！换了今天的教授，政府请你参政，可能都乐的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屁颠屁颠的赶去都来不及了。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七日《大公报》“星期论文”发表了西南联大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张德昌、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的联名文章《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他们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以联名对物价问题发表意见，是因为当时“由于物价的剧烈变动，整个后方的社会经济都作畸形发展，其影响所及，甚至道德人心也有败坏的趋势”。他们认为：“此项关系重大的问题，若不及时彻底解决，待其影响已成，恶象环生，将来纵有更大的决心与加倍的努力，亦将失之过晚，追悔无及。”还是这批教授，在四十年代中期以后，经常联名发表这样的文章，畅谈自己对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由此可以联想一下当今的教授，不知本人是不是孤陋寡闻，反正没怎么瞧见教授们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只有一个吴敬琏，就中国股市发表意见，还被批得半死），是不敢还是不屑？我不知道。 　　 　　过去的教授不光是敢说话，对自己的要求也极严，其道德水准也让人肃然起敬。一九四一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当时教育部规定凡担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同仁的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呼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今天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大不相同。想到今日的有些教授为了区区一点的政府津贴，撕破面皮，打得不可开交，真让人感慨不已。就学术水平而言，今天的教授更应该愧对他们的前辈，至于“铮铮傲骨”不提也罢。 　　 　　这篇文章是前两年写的，正巧今天在南方周末上看到“院士配车多大的事”（2002年12月19日A12）摘录下来以饗读者：前些日子西部某省举行隆重的给院士配车仪式，仪式锣鼓喧天，管号齐呜，少先队员献花，记者云集。省长也亲自到现场讲话，表示这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具体体现。现在满大街都挤得塞车了，再多出几台给院士坐就弄这么大个景儿，究竟是寒碜院士呢还是寒碜自己？可惜的是，如今的院士，也不是当年的院士，那个院士代表讲话时感动得就差没热泪盈眶了。省长可敬，院士可怜，“令我不得开心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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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1/1 17:3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