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理性启示录——储安平及其《观察》周刊的当代思想价值论 　　 　　 　　 　　作者：叶锋 　　 　　单位：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3级的硕士研究生 　　 　　联系地址：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新闻与传播学院19号信箱 　　 　　邮编：310028 　　 　　内容提要：自由主义在中国沉寂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法制和新闻等领域都出现了返潮的迹象。而在半个多世纪前，储安平在上海创办的《观察》周刊就是一份显赫一时，但极具超前性的自由主义刊物，它所达到的发行量和影响力在当时出类拔萃的，它所持守的民主、自由、理性、进步的报刊立场，在今天得到了许多新闻媒体的呼应和实践，但这类明显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新闻实践在当下的中国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自由主义储安平 《观察》 新闻自由 　　 　　Having been sealed for more thanhalf a century, Liberalism now comes back ,exerting subtle influence upon the reform of China’s economy, politics, legislations, and mass media. Looking back on the history ,we find Chu` Anping, a faithful intellectual who cherished a strong liberalism dream, and the weekly periodical “Observer”, which stroke a record with its intensive influence and outstanding circulation at that time. The “Observer” stood in a position the position of democracy ,liberty, rationality and progress. These advocatcies now are partly applied and practiced by mass media now .But the question is: how far can such a liberalism-colored press advance, in China’s contemporary press management framework? 　　Key words: Liberalism Chu`Anping“Observer” freedom of press 　　 　　一、 前言 　　 　　哲学家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而历史学家说：历史有时会惊人地重复。看一下中国百多年曲折回环的现代化历程，不能不让人为历史学家这种远见卓识所折服，19世纪后半叶，泱泱大国在入侵的炮火中痛苦地开启了封闭了两千多年的厚实大门；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里，中国一度被关闭的国门又被推开，迎接全球化的滚滚洪流。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半个多世纪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倾心向往的法制、自由、宪政等民主政治的种种理念，又成为公众的舆论焦点和政府的决策议程。 　　 　　1979年以后，新闻传媒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一些经济独立、倡导理性、进步、自由、客观等立场的报刊纷纷崛起。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实践，这类实践实际上指向这样一个理论层面：新闻媒体不再纯粹是政府的工具，而是试图以客观、独立的立场进行舆论监督，主张言论和思想自由，成为民主宪政和法制的重要促进力量。 　　 　　那么，这样一种新闻实践和理论指向，在我国一百多年的当代新闻事业史中，能找到它的历史参照吗？ 　　 　　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我们找到了谜一样的“大右派”储安平，以及和他一手创办的《观察》周刊。这份1946年秋在上海创刊的时政刊物周围，曾经云集了一大批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它恪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立场，刊发了大量指点江山、锋芒逼人的政论文章，成为影响深远的自由主义运动的最权威的刊物。它的发行量最高时曾达到惊人的105000份，以至“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是《观察》的读者。”（费孝通） 　　 　　更让人感叹的是，这样一份声誉卓著的自由主义刊物，仅存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1948年底就被国民党当局以“为匪宣传、扰乱民心”的借口查封。而彼时中国的自由主义运动，也正一步步走向历史的终结。《观察》从辉煌的峰顶突然跌落，成就了自由主义的悲情绝唱。 　　 　　《观察》所持的自由主义立场和新闻理念与其说是不和时宜，不如说是超越时代的。它所做的尝试，可以看成是在政党报刊发展高峰时期的一次“非政党化”的努力。现今能看到的多数相关的专著，深受着刻板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把中国新闻思想史、新闻事业史写成了一部政治斗争史，大多对储安平本人和《观察》这样一份曾有过巨大影响的刊物，以一种十分荒唐的对待往日历史的逻辑，作了十分轻率的否定性的评价。这种逻辑，“不顾及当时的历史事实和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的赤诚之心，而一味地以党派的立场，以是否同一个将要夺取政权的政党所持的理论一致为基本的判断尺度，只要有利于夺取政权的即给予高度评价，反之即斥之为反动、倒退、不现实等等。”而且这类评价依然仅仅把新闻媒介看成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而不是从它自身本该有的特点、性质和发展规律出发，因而是十分片面的。 　　 　　在相似的历史再一次光顾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观察》周刊和主编储安平本人，其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都有待我们的重新认识。 　　 　　二、《观察》被认为是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旗帜性刊物。自由主义可以看成是推动西方历史演进和社会变革的主要思想力量之一，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作为强国富民之策被引入中国的。 　　 　　1946年9月，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的时候，正是自由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的高峰期。 　　 　　在西方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史上，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一起被认为是推动历史演进和社会变革的主要思想力量。而自由主义更是与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因而最引人注目，也备受争议。 　　 　　严格地讲，自由主义的哲学发端可以上溯到古希腊被称为"智者派"的怀疑论哲学家那里。当时那些自由意志者中，就有了人是普遍平等、国家是基于契约所产生的、法的唯一目的在于保障个人的安全不受侵犯等观念。这些观念和思考，通过雅典的城邦制度得到了充分实践，成为了人类追寻和建立民主政体和自由天国的意志渊源。而到了罗马时代，更是出现了塔西陀（Tacitus）、李维（Livy）、西塞罗（Cicero）等一批维护罗马法自由精神的历史学家。 　　 　　中世纪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使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民主政体不复存在，但作为其核心观念的个人主义却溶入到基督教的宽容精神里得到了延续、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鼓吹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使自由主义的精神得以复活。 　　 　　16世纪初，由马丁 路德发难，后来席卷整个西欧的宗教改革运动，滋长了独立思考、宗教宽容的信念；1543年，波兰人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揭开了科学革命的大幕，人类理性的力量、怀疑和思想的自由，讲究实效的功利主义等成为新的价值观；而接踵而至的工业革命的浪潮，使科学家与哲学家合谋颠覆了教权与王权的统治，为中产阶级的诞生开辟了空间，重生的自由主义得以大大发展，并成为英国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 　　 　　辉格党人洛克在其《政府论》一书中，对英国的“光荣革命”这一巨大的自由主义成果作了理论的总结。自由主义在17世纪末期，开始了其理论发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政治革新运动，自由主义的影响后经由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而遍及欧美。“19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在其历史进程中，达到了顶峰，它促使欧洲的绝大多数国家产生了成文法和议会，扩大了选举权，并在宪法上明文规定要保障人身自由。”19世纪是自由主义发展的鼎盛时代。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自由主义出现了变形与分化，以边沁、穆勒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取代了古典自由主义而取得主流地位。前者盛行于欧美这些宪政已经确立的国家中，主张通过国家的干预，在维护个人自由的同时，求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自由主义的内涵是十分丰富而歧异的，有不少的调整变化，但有其不变的基本内核，“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建立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华民族的在猝不及防中遭遇到了空前的文明挑战和民族危机。从那时起，中国社会在激烈的动荡和深刻的反省中就已经埋伏着一种普遍的社会期待心理；另一方面，开眼看世界的思想界的先驱开始把目光投向西方资本主义诸强国。 　　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真正开创者要数严复。1872年从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后，严复被派往英国留学。英国是自由主义的策源地，他在那里接触到大量的自由主义著作。1895年——1898年，严复分别从社会价值、政治制度、立法和经济政策等各个方面阐述了西方（确切地说是英国）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开始将其引入中国。20世纪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之后，大力宣传介绍自由主义，成为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重要一支。辛亥革命以后，自由主义曾一度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潮。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自由主义运动空前活跃，其所主张的政治上效仿英美，经济上取法苏联的“第三条道路”名噪一时。 　　 　　严复深得自由主义的精髓。他曾提出，个体自由必须先于政治自由而存在，而言论自由作为政治自由的重要义项，必须体现于个体思想的充分自由，即使在政治自由无法实现的情境下，个体自由也可以通过人格操守繁荣凸显来宣示其精神价值。 　　 　　中国自由主义运动中的许多著名人物，如王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胡适、邵飘萍、张季鸾、徐铸成等，都有着办报办刊的高度热情和丰富经历。严复的这个提示，给出了十分精到的解释。事实上，“如果说严复以后中国近现代自由主义者都是其思想传人的话，那么中国自由主义者真正能坚持到底的，也就是严复关于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理想。” 　　 　　因此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运动中，曾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刊物，如《现代评论》、《新月》杂志等，而《观察》在自由精神的鼓吹和培植上，比《现代评论》和《新月》等走得更远，以至于它的诞生，“可以视为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关键时刻所做的一次最大的努力”， “它把中国广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分子充分地调动和集结起来，更把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自由主义思想的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 优秀的撰稿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宗旨，庞大的读者群，使《观察》成为显赫一时的自由主义刊物。 　　 　　《观察》的创办时间是1946年9月1日。这前后一段抗战胜利到内战开始的时间，是国内难得而又短暂的和平时期。国共两党经历了九年的战时联合后，此时开始协商国家的战后重建问题。国民党开始还政于民。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由“训政”走向“宪政”，中国的国体，政体法制都面临着新的变革契机。中国社会各各阶级各阶层都在为国家同时也在为自己作出最后的选择，他们带着不同的政见，以不同的方式走到中国政治的最前台，形成了空前的一股政治热潮。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意识形态层面，又是对自由主义的一种鼓舞。而此时国内的政治的权力结构，也为自由主义的高涨提供了机缘。自由主义运动步入了一个发展的春天。自由主义的“行动人物” 也已开始将自由主义纳入其实际操作的程序。战后以自由主义知识精英为主的民盟，已经成长为遍布全国各主要城市、拥有3000名盟员、仅次于国共两党的“第三大党”。鉴于当时暂时出现的和平气氛与力量均势，民盟成为各方面都努力争取的举足轻重的砝码。1945年秋召开的民盟一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及其纲领，更被有的研究者称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大宪章。”（许纪霖） 　　 　　另一方面，《周报》、《民主》、《文萃》等进步刊物云集上海，《文汇报》、《新民报》等中间报纸也不时为民主鼓与呼，《中央日报》、《申报》、《益世报》等则与爱国民主报刊大唱对台戏。历史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良机，让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观念人物”来一展身手，以一份自由主义的刊物来在公共传媒领域的舆论中占据制高点。《观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昂然登台的。 　　 　　《观察》作为一份自由主义刊物的特点和影响，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集结。在1946年1月6日在重庆召开的《观察》第一次发起人会议上，储安平等人把《观察》的创办和维持建立在两个基本假定上。其一就是“国内拥有极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事实证明，储安平等人的判断是相当正确的。而他更能求得像胡适，傅斯年，任隽鸿这样一些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健将的支持，而且能够团结和他年龄相仿的同时代人，因此在〈观察〉的的撰稿人队伍中，包括了胡适、马寅初、傅斯年，任隽鸿、冯友兰等早起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包括了王芸生、宗白华、费孝通、赵超构、雷海宗等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英，更有杨刚、徐盈、李纯青这样的共产党人，从职业看，大部分是当时中国第一流大学的教授。 　　 　　第二，博大高远的自由主义抱负。在《观察》的发刊词——《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中，储安平较之前辈的自由主义报人更全面系统和高水平地阐述了这本刊物所坚持和追求的自由主义的“志趣、风度和立场”，提出了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原则，并将其称为《观察》乃至整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信守的“四个基本立场”。这个立场决定了《观察》鲜明的独立、客观和超党派的姿态。储安平提出：“我们这个刊物的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或是积极的建议，其动机无不处于至城。这个刊物的确是一个发表政见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所感兴趣的“政治”，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 站在这样的立场上，《观察》强烈地抨击国民党腐败的政治，把其二十年的统治看成“失败的统治”，“越走越近死路”；对国内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给予高度的评价和坚定的支持；对美国和苏联等国，指出“没有一个好东西，大家都想牺牲他人，替自己打算，使中国成为他们的卫星，成为他们的附庸”。在1947年的下半年，《观察》还作为主要阵地，进行过一场“关于中国出路”的问题的大讨论，梁漱溟、张东荪、费孝通等一批知识分子，有不同的学术背景，但无什么党派的政见，以自己的学识，独立思考，坦陈已见，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对国家、社会所抱有的巨大责任。由于《观察》所持的立场，半个世纪后，被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少数可以利用的资料来源之一。” 　　 　　第三，庞大的读者群体和独立的经济地位。经济独立是知识分子追求言论独立的先决条件。新闻媒介依附某个政治集团、党派，靠津贴过日子，言论就不能独立。老《大公报》人李纯青回忆起《大公报》的独立立场时曾说：“大公报经济独立，不接受政治津贴……如果经济不能独立，向政治集团伸手要钱，它就必然要受到那个政治势力的支配，不能自由发言，言论自由是建立在经济自由之上的。”而为了恪守《文汇报》的民间独立立场，徐铸成曾两次拒绝国民党的政治投资。 　　 　　《观察》背后既没有强大的强权集团撑腰，又没有经济财团的扶持，它完全是一群怀有强烈理想主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同人刊物（“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份同人刊物”），它的资金完全由刊物同人是集股汇成。出色的稿件和良好的经营管理，使它拥有一个跨及学界、政界、工商、军界等许多行业和领域的庞大的读者群体。直接订户遍及江浙、华中等上海周围地区，还包括四川、云贵、华南、西北、华北、平津等地，还出版了台湾和西藏的航空版，最高发行量曾达到105000以上。这个数字对于一份周刊而言，是相当惊人的。据笔者所查，在中国新闻史上类似的著名刊物中，从未有别的刊物达到这一销量的。如创刊与1904年的近现代刊行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刊物《东方》杂志，先后出版45年之久，影响巨大，其销量最多时也只有五六万份；五四前后名震一时的《新青年》，整整影响了一代人，被视为思想界的旗帜，但发行量也从未超过3万份。 　　 　　庞大的读者群体使得《观察》的经济独立成为可能。1947年胡适到上海，储安平在写给他的信中透露《观察》一年来的收支经营状况：“我们最近开了股东会议，去年一年，盈余2.33余亿。办刊物本来照例是要赔本的，本赔完，就关门大吉，我们实在没有想到会赚钱，而且赚了许多，1000万的本钱，在这一年中，赚了20倍。” 　　 　　四、“显赫一时”指的是《观察》短暂的辉煌。它从高峰的猝然坠落，既引发我们的感叹，也促成理性的思考。 　　 　　如储安平自己所言：“今日中国急需自由分子的抬头，但事实上自由分子的抬头十分困难”。《观察》创刊不久全面内战迅即爆发。在这场国共两党历史性的大搏杀中，自由主义者所热衷的“第三条道路”走到了历史的终点，他们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以至痛苦地讨论起：“自由主义往何处去？”《观察》发行量飚升、声誉日隆的同时，中国的自由主义运动正渐渐走向穷途末路。 　　 　　它自身此时的命运也是如履薄冰。1948年12月24日，终于遭到遭国民党内政部查封，此时距它的创刊之日，才不过两年多一点时间。 　　 　　表面看来，《观察》的无疾而终似乎是国民党以暴力对言论进行钳制的结果。但从根本上看，作为一份旗帜鲜明的自由主义刊物，《观察》的失败的部分原因当然可以归结为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在西方，自由主义运动主要是由羽翼丰满、有强大经济基础的中产阶级来承担的，而它作为强国富民之策被引入中国之后，很大程度上只是知识分子一场凌空虚蹈的精英运动。人们在检讨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时往往将其归结为社会历史的原因。比如中国传统历史中个人自由、人民主权、法治等近代自由主义观念的薄弱；中国近现代处于分立，历史的剧变之中，种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复杂，“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中心课题，自由主义所倡的“民主”、“自由”等社会理念似乎都不是当务之急，而难以成为时代的主流；中国的教育水平低下，“民智”落后，不可能实现“自由”、“民主”的宪政等等②。一句话，前文提及的自由主义的若干基本理念，在中国都缺乏赖以实现的条件和土壤。所以自由主义“或许可以成为思潮，却不能实现自由主义的根本意义，因为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关于‘实践’的主义。” 　　 　　在新闻学的视角来看，《观察》所做的，其实是在政党报刊发展的高峰时期的一次报刊“非政党化”的努力。这是一种在当时诸多条件均不具备的情况下，所尝试的超前性的新闻实践。 　　 　　历史地看，西方近现代报业的发展，大致都经历了从政党报刊到非政党化的大众化报刊这么一个阶段，而后者又逐渐分化成所谓的“大众报刊”和“高级报刊”。在西方，自由主义真正体现于报刊实践，正是在政党报刊体系逐渐瓦解而大众化报刊崛起之时。彼时宪政民主的制度已经确立，新闻亦步入法治时代，新闻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大众化报刊脱离官方的资助，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如19世纪中叶在美国兴起的《太阳报》、《纽约时报》、《纽约先驱报》等。他们都纷纷主张独立、客观、公正、为公共服务等自由主义理念，并很快取代政党报刊成为主流。 　　 　　储安平毕生都梦想着能创办一张像《泰晤士报》那样的高级报刊，对《观察》倾尽心血，惜乎其生不逢时。《观察》诞生于密不透风的政党报刊时期。当时的国民党当局正苦心孤诣构建以南京《中央日报》为首的党报体系，对报业进行严格的控制，或是在出版发行上施加严厉限制，或者对言论和新闻报道加以种种检查，而所谓的新闻法如《出版法》只是用来为其粉饰和辩护的一纸空文而已，被王芸生斥为“袁时代的产物”。在一个民主宪政和法制保障缺位的国家，在一个政党报刊盛行，言论饱受钳制的时期，像它那样独立而激进的自由主义刊物，就必然没有生存的空间。 　　 　　《观察》的失败在于它的超前性，但很难确切说《观察》超越了时代多少年，因为假如（虽然历史是不能被假如的）它能躲得过国民党控制言论的文化专制主义，那么在共和国成立后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党报体系下，在接踵而来的那场彻底根除知识分子批评国家、监督政府勇气的“反右”运动中，以及在后来那场全国的新闻媒介完全沦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十年文革中，它能安然无恙吗？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建国后它得以复刊并更名为《新观察》，但以往的撰稿人队伍基本消失，所刊载的的文章除了歌颂新中国的内容外，剩下的即是对苏联、朝鲜和东欧国家的盲目赞颂，还有就是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文章，原有的锋芒和锐气荡然无存，完全是一种迥然不同的风格和志趣了。储安平本人建国后官至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身任人大代表，在五七年的夏天还出任七十天《光明日报》总编辑。但书生气十足的他，以一篇“党天下”的文章为自己招来弥天大祸。后来在文革不知所终，竟然“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康生），戴在他头上的右派帽子也始终未能摘去。 　　 　　五、步子越迈越大的新闻市场化改革，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终会有自己的“《华尔街日报》”和“普利策”。那是否有朝一日也会出现《纽约时报》这样的高级报刊和李普曼那样极具影响的新闻评论人？ 　　 　　其实直接地看，《观察》的悲剧所触及的是一个新闻自由的问题。西方早期一直坚持无限制的新闻自由，结果导致了新闻自由的泛滥，到20世纪40年代不得不提出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来加以修正和弥补。而中国在近代引入新闻自由观念服务于政治斗争时，就开始注意到了报刊的社会责任，但由于过分强调报刊的工具作用、社会责任，以责任抹杀了自由，不知不觉走到了新闻自由的对立面。这一取向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新闻事业，留下了长久的负面作用，甚至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说我国当下新闻媒体面临主要的问题与其说是因为自由太多而需以法律限制其滥用，毋宁说是因为自由太少且屡受侵犯而亟待法律的保障。那么在当时，像《观察》这样的天生就对新闻自由有着很高要求的自由主义刊物，就更不会有其一席之地了。 　　 　　这样一种观念的转变和体制性的松动不过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李良荣教授以为，在1979年至今的新闻改革，实现了“三次跨越”。第一次跨越取得的成就之一就是“摒弃了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性质说，重新肯定新闻事业是以刊登时事为主的面向社会大众的传播机构”。新闻媒体的角色不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或组织者，开始由“组织喉舌”向“社会喉舌”转化。新闻媒介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新闻自由，舆论监督也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职责。1994年起，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新闻评论类节目成为热门话题。在此以后，其他电视台、报纸所开设的同类节目（专栏）也都针对时弊大胆陈言，比如央视的《新闻调查》节目、《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栏、《南方周末》的“为民请愿”类报道等。同时近几年源于美国的热衷于“新闻自由”、“独立性”、“非党派、非团体立场”的新闻专业主义也日受推崇。新兴的网络媒体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获取信息和发出信息的权利。我们可以看到，在互联网上进行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是最为自由的。 　　 　　种种迹象似乎都表明自由主义的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在消退了半个世纪之后，正在慢慢地返潮。那么，这种返潮的脚步能走多远？ 　　 　　进一步思考，1992年开始的新闻改革的“第三次跨越”，使新闻媒介走向市场；1996年以来报业集团和广电集团纷纷成立，更说明媒介市场正从相对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过渡。这部分改革的大步突进，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也许不久中国不久就会诞生《华尔街日报》这样的经济大报，乃至普利策那样的报业大王。那么我们是否能迎来《纽约时报》这样既与政府保持相当距离，又能以自己的报道和评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同时又享有崇高威望的自由主义大报，甚至李普曼那样极富影响力的报刊政论作家呢？ 　　 　　媒介体制理论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代社会，媒介都无法摆脱政治的束缚，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独立、自由。不同的政治制度下总是建构着与之大体相应的媒介体制。媒介总是“带着它所属的社会的政治结构的形式和色彩。”①因此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实践的前景，实际上取决于我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多大程度上能衍生出自由主义的“形式和色彩。”而自由主义者一直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当下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是否已经具备了自由主义生根的土壤？ 　　 　　其一，自由主义运动在西方是以经济势力强大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费正清曾指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其原因除了缺少法制的保障外，就是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②英国的光荣革命被史家认为是自由主义的重要成果，当时正是因为英国的中产阶级力量的强大，造成了在政治格局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才可能在封建专制与激进革命之间择取一条自由主义的中道。 　　 　　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只不过是二三十年来的事情，市场经济的改革又是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一开始就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我国中产阶级虽有所发育，但远没有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菱形结构”，反倒成为贫富悬殊很大的“金字塔结构”：上等阶层的数量极少（1），中上阶层与中下阶层的数量相对不足（15.4），下层与边缘化群体则相当庞大，占到83，中产阶级从数量来看远欠发达。 　　 　　其二，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核心要求是代议民主和立宪法制。抗战胜利后民盟曾成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党，并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过实现国家宪政化和民主化的全套方案，但在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蒋介石的威权政治下全部夭折。五六十年代，台湾自由主义的重镇《自由中国》又重提宪政民主的问题，与执政党发生冲突，最后更由于反对蒋介石的三连任以及计划组党而遭到镇压而瓦解。 　　 　　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国家权力提出了新的变革要求，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需要进一步的保护，多元化利益格局的形成，需要一套能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机制。解决这些问题，走宪政之路是必然的选择。1996年，中国第一次真正提出“法治”，出现了限制国家权力的呼声，法治的提出暗含了宪政精神，开启了通往宪政的第一道门。1997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也重新提出，依法治国被确认为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原则。近一两年来，与宪法和宪政相关的举动已开始频频进入人们的视野。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远大目标，胡锦涛以党的总书记的身份发表关于宪法的重要讲话，并率政治局全体成员集体学习宪法，全国人大系统推出重要改革。新世纪初的中国，似乎又站在了宪政的门槛上。但也应看到我国在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对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行政法规的建设、限制公共权力等各项宪政议程都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客观地讲，中国目前实施宪政的基础还不充分。”（贺卫方） 　　 　　其三，洛克（John Locke ）以《政府论》对英国光荣革命作了自由主义的总结。在法国大革命带来严重的动荡和混乱之后，贡斯当（B.Constant）等人对自由主义从理论上重加反省，托克威尔（Toquiville）以个人自由为出发点，对大众民主政治可能出现的“集体暴政”进行了反思。罗尔斯（John.Rawls）在《正义论》中阐发了自由优先、偏安平等、照顾社会最小受惠着的原则，而诺齐克（Robert.Nozick）强烈拒斥这种偏重分配和平等的主张，表明了一种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的倾向。自由主义在西方之所以一面不断受到攻击和挑战发生裂变和分化，一方面又能承传几百年而不衰，显示出很强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具有独立传统的知识分子对这种理论不断的批判、更新、深化和完善。 　　 　　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重新亮相正是以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介绍为标志的，但和半个多世纪前一样，由于多数仍是停留在对自由主义学理的译介上，少有自成理论系统的本土知识分子。自由主义在中国出现复兴迹象之后更是很快遭到官方的打压和所谓“新左派”理论家的攻击，自由派在中国大陆所能利用的阵地相当有限，几个突出的自由主义者都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其四，自由主义在西方主要是以中产阶级承担的运动，但它却不局限于中产阶级自身。这之前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开启了“民智”，在欧洲普遍民众中培植出新的价值观：相信理性、提倡怀疑和思想自由、反对盲从权威等。这种价值观和基督教义互相给养，使得提倡个人自由、平等的自由主义能够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不囿于一场知识分子的精英运动。 　　 　　应该说，自由主义从来都是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和价值体系，它绝不限于“个体自由”、“公民权利”、“宪政法制”等几条抽象原则，而是对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有自己的态度和应有的发言权，广大的社会民众不应该与它无缘，中国的自由主义若要不再成为知识精英的凌空虚蹈。就必须要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呼应，而这有赖于教育的普及和公共理性的提高，在我国要做到这一点显然还有待时日。 　　 　　六、结语 　　 　　因此，虽然在沉寂了半个多世纪之后，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出现了可喜的返潮迹象，但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由于缺乏成熟的成长的条件，它的前景并不乐观。 　　 　　在新闻传媒领域，那类带有自由主义“形式和色彩”的新闻实践也远非主流。而且事实上，随着近几年随着经济形势的疲软，失业下岗、法轮功、工矿事故等社会问题的增多，以及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有增无减等几种情形的同时出现，政府对传媒的控制总体来看是趋紧的。例如1999年开始的报刊业整顿，中宣部的目的就是削弱非官方媒体的力量。2000年1月，以舆论监督著称的《南方周末》，因其“严重偏离主旋律”，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接着在2001年6月，《南方周末》编辑部被迫进行了大换组。 　　 　　报业市场的繁荣，不是意味着报刊的自由。崇尚独立、理性、民主等自由主义理念的媒体，虽然在受众中有着良好的声誉和市场，但在整个媒介体制中，却处于不断的受压制和边缘化的状态。 　　 　　但是“中国经过了一百、多年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最具普遍性的价值”。④拥有中国人自己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那样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以独立的言论和报道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同时又享有崇高威望的自由主义报刊，曾经是王韬、张季鸾、储安平等几代新闻人倾心向往的梦想，有理由相信这个梦想也会被崇尚自由、理性、进步的新闻人承传下去，直到它实现的那一天。 　　 　　主要参考文献 　　 　　（1）《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谢泳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 　　（2）《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谢泳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 　　（3）《储安平文集》，张新颖编，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4）《十字街头与塔》，胡伟希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5）《论表达自由》，甄树青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6）《中国文化的展望》殷海光著，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7）《观念的选择——20世纪中国哲学与思想透析》，胡伟希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8）《自由的言说》徐友渔著，长春出版社1999年。 　　（9）《问题与主义》秦晖著，长春出版社1999年。 　　（10）《书斋里的革命》朱学勤著，长春出版社1999年。 　　（11）《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何清涟著，漓江出版社2001年。 　　（12）《智者的尊严》许记霖著，学林出版社1991年。 　　（13）第四种权力》，咎爱忠著，民族出版社1999年。 　　（14）《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方汉奇、张之华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15）《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张育仁著，云南人民出版社。 　　（16）《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胡太春著，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 　　（17）《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徐耀魁主编，新华出版社1998年。

原文2004-6-19 发表于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浏览：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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