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家国梦
争论实录
chain4141，镝非，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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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4141 加贴：知道问题出哪里了！亲爱的啵一个！
Netor网同纪念(http://cn.netor.com) 镝非你有一句话，说出了你和偶本质的不同 你说石达开从无易帜之心（偶说有过），另外又说就好比一日为叛也是叛徒（偶不觉得）。 原来如此，哇哈哈，太高兴了。我说呢，明明你我都在维护石达开，居然争得面红耳赤。 我们喜欢的不是一个人，虽然名字都叫石达开。也！这是关键。 你喜欢他的部分，或者说你认为他进行的让你热衷的行为，是偶不以为然的部分。同样的，偶喜欢他的部分，或者说偶认为他拥有的让偶敬仰的品质，恰好是你坚决排斥的部分。 因此偶在搜罗证据表扬他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批评，不予采信。 而你在维护他的时候，偶怎么老觉得不对味。（觉得象歪曲的说，真这么想。） 汗！这闹的。不过大水是大水，龙王庙是龙王庙，该冲还是得冲，厚厚。 这里论坛好像系统真的有点毛病，除了屏蔽字，有时候贴了刷不出来，导致偶有炸版嫌疑，有时候明明有的又不见了，（暗香的贴怎么不见了？），导致偶有些无法适从。有的贴没贴上，偶放自家一处下水道了，不是故意违犯规矩（不在别人论坛打广告）嗯，主要因为偶是很能灌水的说，这样罢，下次发不出来偶贴亭子去，只要你们不嫌弃偶水大就成，就怕影响亭子的严肃气氛。（偶特别不喜欢严肃，555,尤其是老严肃） 石达开原本不是偶目前关注重点（精力原因），主要是在考察李秀成这个人的时候，在想他跟了石达开不少日子，肯定受过他影响，其接受的思想带了石达开的痕迹。譬如建议改革里面有复古制等等，这些应该是和石达开一个心思的，所以需要涉览一下，对比二人异同。有部分看法就端过来了。关于猫猫说的遥封事件，偶的回文发在亭子里了，保留意见。 警告猫猫，再污蔑偶想当然，踩你猫尾巴！你都分不清玩笑和史论，真不是一点没默契。如果正经文章，偶会标题原创的说，否则就都是灌水，想哪里说哪里，捕风捉影胡思乱想，等有眉目了思路清晰才会整理成正文。 （注意偶在你亭子的签名当） 这是头脑风暴法，集思广益，千锤百炼，巨爽无比！强烈推荐！ 镝非 加贴：我想有些问题你可能误会了 Netor网同纪念(http://cn.netor.com) 你好像有一个误会，即以为他人是因为不能接受你的结论，才对你所持的事实有所质疑的， 而事实上这根本是两回事。 比如，关于翼王易帜的问题，我不同意你关于翼王曾经易帜，及主观上想易帜的说法，你便认为这是因为我觉得说翼王易帜是在批评他。而事实上，这和批评与否根本无关，我否认翼王想易帜是从史实本身得出的结论，而不是因为对易帜有什么不满。同样，我坚持翼王至少到1860年为止仍在形式上延续太平天国的宗教政策，也并不是因为反对你说翼王对洪秀全心里那个上帝认同度并不高。我不是因为先认同了或者否定了你的结论或评价才去认同或否定你的论据的。 又比如短房兄认为翼王曾在丁巳七年到戊午八年中间一个时期被封为“军师”，你便认为这是短房兄否认洪秀全并不信赖外姓重臣的观点，而事实上，短房兄从来都没否认过这样的意见。然而同意了洪秀全不信赖翼王的观点，并不表示就可以默认所有用以证明此观点的论据，反之，反对这样的论据，也不表示就是否认最后的结论。 对于一个历史事实如何认定，与它是否支持或者反对了某个结论或评价应该是无关的，更加不应该先确定维护谁或表扬谁的立场再去寻找证据。恕我直言，兄台有时候似乎有从观点出发去搜罗取舍论据，或诠释史实的倾向，在太平安国国号，忠王自述的某些内容的解读，对更名庆远的看法问题中都有此倾向，而在对翼王随从和诗的解释中这一倾向尤为明显。而事实上，如果一定要把某个论据往某个观点上靠的话，总是可以解释得通的。 PS 水贴下次请贴到留言簿，论坛虽然不禁止，但会不定期清理。 chain4141 加贴：偶一个都没舍，一直没说过哪个史料不可采信 Netor网同纪念(http://cn.netor.com) 就譬如猫的那论文里面提的两个史料，偶只是不同意他的那个结论。但不否定他的史料，不用伪造或者谬传去作为史料评估结果，都给了4个援证史料，表明偶看法的来由，表明有另外的可能，他的结论不是唯一答案。换句话说，不否定他的论据，只驳论证。 另外，个人习惯一般也都是从最不利处开始考究，也就是和偶观点激烈冲突的史料开始考察，本着采信的态度考察，然后给出可以圆说的解释，也就是具一定可能性和合理性的解释。无可解释的，就毫不犹豫修正观点。维护观点的时候，只是对史料的来由和意义给另外的解释，基本不用对史料不采信这样的办法，所以你说偶先建立观点，然后对史料取舍，是不符合实际的。 留言簿如果可以用，早用了啦。 “如果一定要把某个论据往某个观点上靠的话，总是可以解释得通的。”真是这样的话，你何以对一些史料不解释，却用不采信解决呢？ 这是偶最困惑的地方。 镝非 加贴：信史信史，何以立信？ Netor网同纪念(http://cn.netor.com) 治史如断案，要拿出确凿实据，确认证据的真实性且确保推理的严密严谨性，而不是说，反正不能确证是假的，只要解释得通就先信了再说----这正是治史与写小说的区别。近代史料浩如烟海，本来就鱼龙混杂，太平天国历史相关史料背景犹未复杂，更要求治史者加强甄别，而不是凡有利于观点者就一律采信。这方面，短房兄前面推荐的王庆成先生的书是很好的参考书籍，翼王坪也收有林华国先生的《关于史事考证中如何鉴别和使用史料的一些浅见》一文，对一些基本原则做了有益的阐述，我在这里就不赘言了。 “和偶观点激烈冲突的史料开始考察，本着采信的态度考察，然后给出可以圆说的解释，也就是具一定可能性和合理性的解释。无可解释的，就毫不犹豫修正观点。”---- 这已经是典型的先验主义了。 chain4141 加贴：偶的史观及其它 Netor网同纪念(http://cn.netor.com) 或许有些史观的区别，会导致交流障碍，这里说说对历史的认识，不供推广或者批判。个人世界观决定，不受体系干扰，这里仅仅是概要表述。 第一， 所有发生的都是历史。 凡呈过去时的都是历史，包括写上面那行字这事情，那也是个人的一个历史片断。鉴于概念上的时间点——瞬间——可以无穷小，产生割裂点的同时即刻随时间推移，历史和现实也就没有绝对分割界线，它是过去的现实。 第二， 历史是客观存在，拥有唯一的轨迹。 1. 历史无法假设，过去无法改变，由于无法否定“它发生过、存在过”的事实，因此历史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2. 鉴于时间的不可逆，空间的固定，暂时没有迹象表明，有并行的历史。在空间和时间里有着唯一的运行轨迹。 3. 历史轨迹即过去的真相，真相是唯一的，历史又是真相的一部分，因此历史真相同样是唯一的。 第三， 历史无法还原。 1. 历史本身不具有还原目的和能力，还原历史是人的主观愿望，也是主观判断在发挥作用。由于理性之局限，人的主观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所以通过有限的认识去还原完全的历史是不可能的，只能说尽量靠近真相——第一层意思是勾勒出真相的大概轮廓；第二个意思是获得部分真相的认知。 2. 历史的真实性是绝对的，历史被认识的正确性是相对的。真实的历史，或者叫史实，或者叫历史真相，它们是绝对的存在。然而历史是客观的，认识是主观的，对于史实的认识难免会有偏差，所以历史认识（历史知识）的真实性是相对的。 3. 还原历史凭籍的是历史遗留信息，而过去式和进行式，将来式之间的信息，永不可能是齐全的，也无法全面交互，否则就产生了全知全能的上帝。所以人只能认识部分历史，无法完全地还原。谁在这个问题上反对，就是在自诩上帝。 第四， 被认识的历史，是功利的产物。 首先，借以认识历史的资源就是功利、功能的产物。譬如刚才心跳也是发生过的，但由于不用以考察个人身体状态，那么刚才这1分钟频率是多少等数据就没有价值，既不产生记录，也不遗留记录。以此观之，所有历史的人为残留信息，无论起因是否为历史服务，都是当时因个体或者群体的某种功能需要而产生，然后或主动或被动地遗留下来。因此，用以观察历史的信息资源，本身就是功利的产物。 其次，历史研究最基本的目的，即满足人的需求：好奇也罢，文化传承也罢，社会认知也罢，教育需要也罢……无一不是人的需求。既然为此类目的进一步提炼了借以认识历史的资源，取如是，舍亦然，那么也就在人为残留信息这种功利产物之上，进一步强化了功利目的。也就是说，当信息无法满足需求时，便被废弃，当信息损害需求时，便会被隐瞒。 最后，由于历史是实用的对象，或者换句话说，认识历史是有用的，因此不能把这种获得，看作和利益对立的内容。譬如以史为鉴的意义是从过去的历史中，获取经验和教训，是增加利益的机要，不是为损害利益而产生动能，所以说，历史研究也带有功利的目的。 推论是，基于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必有一些对应的历史被定为无益甚至有害，进而无法、或者难于取得认识条件。上述原因产生了历史认识的悖论，即求取历史真相以扩大利益的同时，造成为维护利益而导致了真相难以被全面认知。由此，认识历史的途径，必须依靠利益的对立面，进行认识的补充，矫正。 历史观决定方法论，下面进入方法论的思考。 第五， 历史无定论。 首先要强调，这一观点意思是，历史无法彻底还原，然而真相可以被接近。有别于历史虚无主义。要接近真相，或者获得更多真相，必须抛弃在未获取充分信息时，急于作定论的误区。 1. 对于基本事件真相的判断，有赖信息源的可靠度、广度和深度。有赖信息阐述、描述的精确度，也有赖分析、认识手段的合理性。基于同一现象，得出结论，不同人的看法不一，只能叫观点，不能当事实。 2. 同样的道理对于历史真相的判断，有史料的可靠度、广度和深度。有赖史料文字阐述、描述的精确度，也有赖对于历史分析、认识手段的合理性。基于相同史料，不同人的看法不一，只能叫观点，不能当史实。 3. 对于历史的研究，靠证实获得真相认知，不能证实的内容都属于假设。靠证伪排除不具可能性的假设，剩下的都属于可能性假设，只有当假设具有可能性，同时具备唯一性时，才能等同于做出证实。 第六， 史料不存在正面、反面的区别，只有真伪之分。 1. 由于真和伪都具有排他性，即，真的不能是假的，假的也不能是真的，没有交集，所以二者的证明价值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伪”也是事实的一种，因此证伪即是另一个意义上的证实。 2. 对于史料的研究，靠证伪和证实获得真实史料，不能证实或证伪的史料都属于置疑史料。综合置疑史料排除不可采信的史料，剩下的都属于宜采信史料，只有当宜采信具有合理性，同时具备不可证伪性时，才能等同于可采信史料。 3. 这里要说最重要的个人看法。即，史料只能和史料作比较，决定辨析结果，当有新史料发现时，不能用已有的历史认识推翻史料的真实性。除非用科技手段排除真实性，否则无法用已有的历史认识证伪。原因在于，已有的认识来源于史料信息的综合结果，这一归纳有可能因为信息不完全而产生错误，所以必须将原来获得认识的所有相关史料，和新史料重新整合，才能正确辨析手段。 4. 已被证实的史料只要新出现一个与之矛盾的史料，而后者未经证伪，前者的“真”就处于置疑状态，不为信实之真。已被证伪的史料，只要存在新的与之互援的史料，而后者未经证伪，前者之“伪”同样处于被置疑状态，不为信实之伪。 第七， 数理逻辑同样适用于人文学科。 1. 一般说来，凡能用直接证法证明的命题，一定可以用反证法来证明。直线性的历史认识方法，也就是直接获得证据证实的方法。这个方法不能应对的是矛盾史料，要防止的误区是循环论证。 2. 除了直接证实以外，大量被使用的是归纳法。归纳法的特点是需要足够多的史料作为判断基础。获得的归纳结论，只要一例反证即可推翻。因此持归纳法获得的观点，可靠度有限，随时可能遭遇新史料的冲击。这个方法的误区在于把初步归纳结论作为终结标准，由此出发而证实证伪，会导致不实。 3. 另一个经常使用的是排除法，思路大约可参考扫雷游戏。将确认为有雷者（信实部分作推理基础）标注记号，以此为参考，将相关区域九宫内非雷区判断排除完毕，再通过其它九宫界面，进行下一轮判断，也就是史料比较。挨个标完信实的部分，得到此次最终结论。这个方法依赖信实基础，基础和推理一招不稳，死无葬身之地。 4. 演绎假设，从预设观点基础出发，寻找不可证伪的途径，得到假设成立的可能性，通过反复排除冲突史料，最后得到历史轨迹。这有可能被视作先验主义，然而许多考证正是通过假设，开始了探求的第一步。譬如罗尔纲对李秀成“苦肉缓兵计”的例子。弱点在于缺乏证实史料的支持，需要足够的耐心长久搁置，等待观点被证实。 *先验与假设的区别在于，前者视观点为正确信实标准，否定与观点抵触的史料，观点轨迹恒定。轨迹类似跨栏赛跑，逾越障碍，踢翻在所不惜，赶时间第一。所产出的史论也就为应景之作。后者预设观点只是出发点，并非最后结论。这类似于扫雷的开雷阶段，先寻找非雷区立足点，不炸（不与史料矛盾）即可得进一步判断空间。而在这辨析期间，当观点与史料抵触时，观点让位，修正得到新的轨迹。 扫雷可否一个旗帜也不标，而完成所有的雷区判断呢？理论上是可以的，其基础是“证伪即是另一个意义上的证实。”实践证明也是可以的，不但是可以的，并且通过这种特殊思维训练，之后综合所有方法应用时，会大大提高扫雷的效率。此法利于获得尽可能多的历史假设，因为绕过障碍的途径可以有千百选择，真相为其中之一。它的价值在于开拓，不在于当即被证实。误区是把可能当必然，把假设当唯一。 第八， 只有错误的认识，没有错误的历史。历史认识是一种解释。 1. 历史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不是为观点服务的，尤其不是为后人的观点服务的，因此，针对某一历史真相进行辨析判断，与其把所用的史料分为正面史料和反面史料，更倾向于分为可采信的、不宜采信和不可采信三个等级。为何要保留不可采信的等级呢？——历史无定论。 2. 对于无法证伪的史料，可分为现象史料和观点史料，而不拘泥它们是以什么形式存在。同样属于语言表述，有的史料表述的是现象、行为、事件，有的表述观点。 *表述观点的史料，对于获得真相的价值，低于前者，只能用作参考。譬如甲史料说，某人日日施粥，乙史料说，此人假仁假义，后一种史料的价值只在叙述者本身的考察上可以发挥作用，哪怕再多出九十九个史料，和乙史料意见相同，若无一例事件枚举，全部可以丢在边上搁置，我否认可以把结论叫做真相，或叫做史实，那无疑是肯定众口铄金的合理性了。 在辨伪条件不成熟时，不要轻易因为史料矛盾而将一方打入地狱视之为“伪料”，因为这也等于把对立的史料推上了信实的宝座，实际上要达到信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偏不倚，将上面这些史料叠加的结果，获得的真相只能到这一步，即：“据甲记载，某人日日施粥，同时有一百人认为那属于假仁假义。”这是完整的描述，也是个人推崇的表达方式。要作的就是把信息整理完毕，将现象提交，给出个人认为的合理解释，法官让读者去做，如何定案不是律师的责任，请把历史留给未来。 第九， 关于采信问题的自设问答： 解释一下为何对没有100证伪的史料，取采信态度。这是个人反思的结果，源于一个人很难没有好恶定见，为了防止有偏取偏舍，所以姑且搞的一刀切。这其实也是方法论的问题，一步步走出来的。 史料哪里来的？自己发现的？ 回答：不是，资料书上来的，自己没那本事。 能保障书上的史料，都自己亲自考伪过么？ 回答：不能。考伪是门学问，涉及的手段、知识太多，更不说精力了。 第四问，那有什么理由使用这些个不一定来源可靠的史料？ 回答：大多数史料在被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有专家考证真伪了，相信刊印的时候他们有所选择。 能确认哪些专家证实结论是可靠的，哪些是不可靠的么？ 回答：不能挨个分清，相信提交史料的人有职业道德，譬如王庆成。 能保障书上一定没印错？ 回答：不能。因为不是影印件，也没条件个个看过原件，难说损失了什么。 如何确认它们是可信的史料？ 看别人考过并认可，或者亲自动手考误考伪。 对于不能分清是否为伪料的部分，能不能搁置不用？ 回答：不能，那样会有99以上的史料得搁置。关键是没条件没精力，也不是吃这碗饭的，轻易否定别人的成果是给自己找麻烦，偶门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见远处的。 为何一样是属于未被证伪的史料，对有的史料觉得可疑，有的觉得可信？ 回答：因为觉得前者不合理。 为何觉得不合理？ 回答：觉得不合常识，不合历史事实。 什么是常识，什么是历史事实？ 回答：常识是一般人都知道的知识，还有经验，情感等，或者人物的特点习惯等，具有普遍性，历史事实也就是某段时间发生过的，在目前有公度认同的事件记录。 有没有特殊的，违背常人常识的史实呢？ 回答：有。 有没有具有公度的错误历史事件描述呢？ 回答：也有。 那么也就是说，对比后觉得不合理的史料，这不合理的基础就不是100客观正确的标尺咯？ 回答：是有主观影响，而且是积累经验的影响。 那有什么理由对于有的史料想也不想就采信，对于有的史料就怀疑？ 回答：没有。 对于未经证伪的史料，采信还是猜疑？ 回答：只要使用了未经证伪的史料作为观点佐证，那么对于抵触观点的未经证伪的史料也就同样态度。凡是觉得可疑而没有证伪的，就要自己证伪。没完成证伪时，史料采信度一视同仁。如果史料发生冲突，可暂时搁置下结论。由此而勾勒出的历史相貌，只当作一个可能存在，不认为是信实，更不说是信史。 ***************************脱下长马褂，开始灌水********************************* 是人都有好恶，偶承认自己就有强烈的喜恶，另有固执的一面，认死理不认人，并且不想改变。这是凡人的自由，毕竟还没打算变成机器或者和尚尼姑之流。也正因为这一点，容许自己犯错误，也容许别人犯错误，谁脸上长着正确了？好在坚持有则改之，这是光棍的美德，至少对自己要诚实（谁敢站这里说，从来没敷衍骗人，拉出去毙了。） 事先说明，踩偶的帖子无所谓，不许踩偶人。争论偶爆喜欢，但是不要对人来，也就是说，只争观点，不要涉及动机之类的判断，那会被偶视作侮辱，同时认定对方不具备辩论素质资格。另外偶的涵养有限，听见毫无根据的批评（尤其是自上而下的态度）做不到无则嘉勉，哼哼是必然的，而且要回踩两脚，轻重不等。谁都不喜欢在推心置腹的时候被人误解，何况一再歪曲，想来镝非也有同感的。 那次强调 “不采信”，也是让你知道说偶“先验主义”时，偶的滋味。～因为偶坏～所以也要气气你，～此是真实之语～。 其实偶要知道的，也就是你观点依据的史料基础。不过发现这样激没用，你没把史料贴出来，后来还是好好讲清楚置疑的理由，好歹看见你把“龙兴”的出处贴出来了（万分感谢，啵一个～）——要看的就是那句话，不要转述，一定要引述，以便阅读人做出判断。 偶基本可以同意，你因为史料中叙述改名“龙兴”的时间错误，与石达开的题壁庆远字比照，对该史料说石达开改名“庆远”为“龙兴”一事，采取不采信态度是合理的。 另外存了一个幸灾乐祸的想法，上次关于二次西征争论时，偶同样列了孤证，举出那么多该史料叙述违背当时情况的错误（时间、地点、首领、途径），按你的采信标准，它也是无法通过检测的，可当时你就是不许偶不采信，硬说关于“三四月武昌会剿”之约是可以采信的。可见关注点不一样，对采信态度是有影响的，因人而异尺度不一，厚厚。（也没啥难为情，偶也免不了的，所以要搞一刀切，从制度上杜绝腐败，进行社会主义业余史学建设。不过二次西征翻案是大题目，没点时间拿不下来，等偶功夫做足以后再说，到时候还是得来掰。） 请一定要相信，偶在假设的时候是张嘴便给，不那么拘束的，但偶在提出看法的时候必是有根据而言，虽然可能还是有错误，但绝不是想当然胡说八道的。 最近有点不愉快……不对，不是有点不愉快，是非常不愉快！特此更正。主要是在亭子和老猫就《对一篇所谓忠王文书的辩伪》一文，提了点修改意见整的不高兴了。对于他所说，天国文书例仅称“禀”而无“禀报”一说，偶明明提了书目名称和史料给参考，死老猫依然自说自话，硬把80年代后出产的史料当几十年前书籍再版，都不去翻书印证。这样的治史态度就没救了。 鸭子死了嘴还硬着，还会有几分犟头倔脑的可爱（好多哥们这样滴），遭遇表面的礼貌实质的轻视，偶是无法容忍的。自己功夫不做足，反来捏说偶随便，好像真理在握的样子教育后进青年，简直岂有此理了。想起来就火大，务必要踩一脚猫尾巴——没遇见过这么热爱棺材的，拉也不回头，撒丫子就奔去了。 怪偶没眼遇人不淑，好心当作驴肝肺。鉴于老猫的《对一篇所谓忠王文书的辩伪》始终不尊重辨伪规则，偶是懒得和他说了，心想还商榷个头，自我审视需要自觉，偶总不能掐人脖子叫去看书。不过那文章里有的说法会误导观众，想了想还是得写点。是对是错自行判断，这里只提供论据和个人观点。（辨伪第一步是尽量接触一手史料，这是起码的准备，诸君当记基本原则，牢牢在心里多念几遍，要置疑偶也没问题，保证中规中矩，接受全面监督，拿文书影印或者照片啥的证据来砸就行了，偶肯定是见猎心喜。） *****************************穿戴整齐，表情严肃********************************** 看了《对一篇所谓忠王文书的辩伪》的翼王坪版本，关于“山而肃”的评论是没有了，不过对于“禀报”的置疑依然执着。其实文书注“禀报”并非逾规，查太平天国前期文书制度，下级致书“禀”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便须称“禀报”，（具文翼王石达开致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致翼王石达开），太平天国后期文书制度按《钦定敬避字样》附录后的《天朝爵职称谓》也有规定，其文为：“以上是列爵，‘禀’称‘禀报’。” 可见文书制度定的规矩里面，就有对应文书称“禀报”的条规，项目执行不得力反是违制的问题了。 另外，太平天国文书具“禀报”的实例，曾举《稀见清世史料与考释》一书，目次“李世贤部闽南活动文书两件”，文云：“小弟黄廷水、义德、宋北斗、巢哥富同跪禀报利王千岁千千岁殿下”。案：此文书史料被发现时间，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编辑和考释的入书出版时间为1997年，这里不得不再次重申，它是新史料，不是旧书再版。如果认为该件文书属于伪件，论者须另外为文辨伪，不能用上个世纪早期的说法判定几十年后发现的史料真伪。 综上所述，该文中“事实上禀报是俗语，天国文书例仅称‘禀’而无‘禀报’”一说”，从一开始就错了。第一，这“禀报”非俗语，本就是太平天国文书制度中，一项曾经定制使用的上行文书格式。第二，表述内容也不是事实，明明有例，就不能说无例。 文章中的第二辨伪依据，是该信末的年月日数字写作简体的问题，说：“文末所书年月日均作小写，而天国制度，此类数字均大写，‘辛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当作‘辛酉拾壹年伍月拾伍日’。”并举以《李秀成致赖文光谆谕》的文书作对比，说信末注“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伍月拾柒日”。这一段辨伪也是没有根据的。 辨伪的时候，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不可以伪造杜撰。《李秀成致赖文光谆谕》存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东方部，手头也有一份照片，转采自萧一山《太平天国书翰》。信封所注时间，为“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五月十七日”，而且信封年上“拾壹”是并上文年号的印刷字，都不是手写内容，信末所注看不清。但按信封来看，月和日已均作小写汉字，说信末注“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伍月拾柒日”为映证论点而去刻意改变对照文书的文字，是没有学术道德的，希望是笔误。 翻找了太平天国文书制度的资料，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关于“年、月、日”均须使用繁体大写的专项制度规则，或是孤陋寡闻，不知此说出处何来。如果这是综合观察归纳的结果，笔者也作了一些调查，供读者参阅。（以下枚举均根据影印史料和文物照片摘录书例。） 太平天国后期制度，大多出自干王洪仁玕手笔，如有新文书制度，他应该是第一经手人，且是履行最严格的人。查《干王洪仁玕致英国翻译官富礼赐书》，手书信末年月日书写为：“辛酉拾壹年七月初七日”，月、日位置的数字均没有使用繁体大写汉字。 又查《英王陈玉成致遵王赖文光等书》手书，信末为：“壬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年、月、日数字均为小写汉字。 《忠王李秀成发给呤利路凭》，日期等写为：“癸开十三年十月” （有照可查的李秀成的相关文书，几乎所有手书的月份和日期数字，均为小写汉字。） 《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劝四民投诚归顺谆谕》没有写月和日，年份写为：“辛酉十一年” 类似的还有《侍王李世贤劝浙江太平子民各知效顺谆谕》省略了具体日子，之前为：“辛酉拾壹年十一月”，月份也是小写汉字。 高位王爵如此，身份低微者如太平天国东阳县卒长汪文明，他过手的文书凭据信函等物，繁体简体无一定格。简体小写数字最多，有的年上繁体大写，月份简体小写，甚至年份上的数字，一字繁一字简这样的混写也有。身份比较高者，听王陈炳文1862年过手的此类文书字据倒是一律用繁体年号，可是否就是遵制的行为呢？也不一定是。 因为查听王陈炳文的文物照片发现，这些年号位置的“壬戌拾贰年”，均为刻版或刻印导致，非手书执笔录入，那也即是说，未必是他主观上遵行的结果。《忠王李秀成谕尚海松江军民》末尾：“辛酉拾壹年十一月廿八日”也是同样情况，年份为印刷字，故而是数字为繁体大写的汉字，月和日为手书填入，数字均为简体汉字。 那么是否可以说，半成品文书，由于版刻印刷由于发行量大，就一定执行严格，遵制使用繁体呢？同样变迁不一。 以邓光明相关文件为例，查邓光明发出凭票字据，许多版刻只印刷到“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下面位置留空，需要自行填写。当时他为“太平天国殿前又副掌率”，年号处留空都没填。等得封爵“归王”后，其凭据年号年份为版印刻，这次不用他自己写了，但这刻版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又造就了一整批年份均为简体数字小写汉字的史料。 脱离文物照片，怎么会知道是邓光明（或其书手）写的，还是印刷错误的结果呢？要搞清楚，必须要查手书。好在手书史料也有，查《太平天国殿前又副掌率邓光明发给子民汪实年完银串票》，文中写了：“癸开拾三年”，很遗憾，是个混写的案例。从这里可以得到初步结论，从邓光明的一贯表现来看，所谓年月日数字均作繁体大写的文书制度，至少从他身上是找不到一点履行印证了，一纸空文罢了。（藐视权威，不当回事情。有前途！据说后来转世当了香港电影明星，改名叫邓光荣了。） 换个思路考察，原本数字用汉字大写，适用在与钱银相关文书字据，订立后以免数字被更改——票据数字作伪太容易。繁体大写数字的制度，在银行也是曾经大范围施行的，存储人民币填写时一律用大写汉字，后来才被逐渐废弃。目前在城市银行，业务处理智能化数字化后，填票更必须填写阿拉伯字母，便于系统识别。 由此可以从汉字使用习惯入手考虑，操办和银两事务相关的事务者经常使用大写数字，应该是对繁体大写最无抵触习惯者，遗留的票据凭证信函类文物史料也证明了，过去这些文书基本都用繁体写数字（也有特殊行业符号），太平天国文书也不例外。可另查此类太平天国文物史料，发现经手操办这些事务的太平天国官员，在写银钱数据时，数字固然采用繁体大写汉字，然而年号位置的手书，也依然出现简体汉字数字，并且全简、繁简混写都有。而且文书涉及对象，遍布各个行业。摘录部分如下（以下案例月份、日期均用了简体小写汉字，故略）： 《太平天国后营军帅褚给石门县地保徐宏转致司马倪鹤堂谕》：“癸开十三年” 《太平天国谨天义熊万荃发给子民汪汝飞完银事票》：“壬戌拾二年” 《太平天国窱（上为“竹”头）天义锺发给桐乡安民宋源顺地丁执照》：“癸开十三年” 《太平天国石门县监军发给渔户沈奇年渔课执照》：“辛酉十一年” 《太平天国忠应朝将队隆天安张发给商船费客零税票》：“癸开十三年” 《太平天国尚虞县右二军前营前旅帅杜发给花户杜作良亩捐墨书收执》：“辛酉十一年” 要说明的是，这些不是全部个案，因为手里掌握的资料是文物照片，有的模糊看不清楚。为了严谨，哪怕按字距可以肯定年份数字部分是小写的，也没摘出举例。另外，月和日上用小写的史料数目更多，用繁体数字反而少，简直举不过来了。 由此看来，不用繁体数字书写年月日的现象，遍布太平军各个领域。并且与将领官员身份高低、职务、经办对象行业、文书类别也无必然相关。考察结果，无法证明年月日均须繁体的制度（是否存在都表示怀疑）的执行是得力的，因此用“尾署年月日数字为繁体大写汉字”这个结论也无法作为证伪依据，用于太平天国文书史料辨伪。事实上也正因为这一条件从来没有成为过辨伪依据，上面的文物才得以作为太平天国史料而被录入史料书籍。如果想使用这条标准，论述者得把上述所有文物的辨伪工作重新进行一遍，全部推翻才行。 有的时候，文物考察的辨伪需要使用某个论点依据，作为考辨标尺，但往往标尺会被后发现的史料推翻，这是屡见不鲜的。譬如罗尔纲先生在进行一件文物考察工作时，以太平天国壁画不入人物入画的特点，加以鉴定，证实了那一壁画属于太平天国文物。然而画中没有人物可以作为一个太平天国文物鉴定考证的证实条件之一，有人物入画却不能作为辨伪条件。好比金华太平天国侍王府壁画，《春季捕鱼图》中，就有渔夫入画了。另外，绍兴探花台门太平天国壁画里，《水战图》中也大量出现了绘制人物。“人物不入画”的特点在太平天国壁画的辨伪问题上，就不能概而采用了。 史料辨伪和证实鉴定，是比考释更为复杂严谨的工作，累死人的事情。希望有志于此项者，要报着入“我不入地狱，谁不入地狱”的精神去做，不要泛泛为文而图登天，善莫大焉。 陶短房 加贴：史观的形成也好，改变也好，都是日积月累之功 Netor网同纪念(http://cn.netor.com) 而不是看了半年出版排印的部分真伪难辨的资料，凭着自己的头脑臆测而来的——或者如您所说的“猜闷”，对于一篇史料，一眼之后便能大体说出真伪的判断，其实都是建立在十几年、几十年阅读成百上千份真伪史料的基础上的，所以，恕我不客气地直言一声，您还谈不上什么“史观”，因为您对历史史料的掌握也好，对历史事件的熟悉也好，都是建立在较短时间的阅读和积累程度上的，在这样基础上形成的所谓“史观”，只能是建立在松软沙层上的高楼大厦，看似堂皇，实则不堪推敲。 至于“史料无真伪”，估计任何一位认真的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都无法苟同，史料当然有真伪，历史的真相永远只有一个，当然，由于我们认识的不足，或者各种条件的匮乏，往往导致我们对具体某个史料真伪的暂时、甚至永远无法辨析，但决不能因此就说，史料的真伪是不需要辨析的，因为反正时间已经过去了，如果这样认为，那么，历史学、文献学都可以取消了，大家猜闷就是了，反正真的是真的，假的也是真的。 至于您最后针对个人的言论，您自己去反省罢——如果您还有勇气反省的话——，历史也好，学问也好，都是扎扎实实的功夫，抄不得半点近路的。 希望这些逆耳之言您能听得进，如果您听不进，我上面这些话，就算和翼王坪的朋友们共勉。 陶短房 5月9日 北京 陶短房 加贴：那份所谓致朱兴隆的禀报，不看来源，第一句抬头便有两三处破绽： Netor网同纪念(http://cn.netor.com) 第一，那三个人如果是王爵，因为利王已经是除了列王外最低的一级王了，所以不可能“禀报”，至少也是同级而资历略浅么； 第二，就是禀报了，禀报在天国文书中是不连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