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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家国梦__翼王坪 - 石达开纪念堂
千秋家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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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文艺作品中的英王陈玉成排名----与翼王相关的节选

镝非

  1 汪有华《西征悲剧》
  
  动笔之前先感叹一句,对真正的好作品,我总觉得可说者寥寥。在下自愧没有金圣叹之才,评论越出色的作品越下笔乏力。
  
  英王陈玉成是建国以来一直被着力赞扬的人物,不过这些赞扬大抵是把他作为革命模范伟大领袖旗手式的人物来歌颂,要么就是为了反衬别人的不革命,仿佛他就是一面“风月宝鉴”,用他一照就可以另一切反革命现原形,而被赞誉为智谋过人的他的实际智商给人的感觉总是近乎一个傻B。(以上出自某网友语)
  
  史传尚且惨不忍睹,何况给予无产阶级革命写手们以无限发挥想象的空间的文学作品呢?在那么多的歌颂陈玉成的作品里,他有点性格象个有头脑的人的实在不多。仍然借用某网友的话说,他就像一台有有怪辟的学者在实验室里研究的超能物种,他要强大,他要漂亮,他忠诚,他要有智慧。。。。。凡是模范该有的他都有,只是忘了安给他一颗心。
  
  我认为可以称得起上上人物的陈玉成形象实在寥寥无几,而其中最出色莫过汪有华的作品《西征悲剧》。
  
  有人说陈玉成用兵自1858年底的二郎河战役后就后开始走下坡路了,这话并不公允,但英王在1860年后不再有如前的辉煌战绩确系事实。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当是清方和太平天国方在整体战略上的认识落差。湘军自“宝庆会战”结束后,便坚定不移地把安庆确立为下一个志在必得的目标,把重注下在皖北战场,就连京师的危急都不能动摇其决心。而太平天国在1860年攻破江南大营以后的战略重心已经无可挽回地东移了。因此,双方在皖北战场投入的人力物力根本在一个层次上,不是陈玉成一个人所能改变的。
  
  正因如此,这部名为《西征悲剧》的小说能够选中英王一生中向来不被看好的第二次西征为题材,能够从中发掘出人物的性格光彩,尤其难得。
  
  用一句简短的话来概括此书中的英王,那就是智仁勇兼备,尤其是大大弥补了以往文艺作品中对英王谋略表现的严重不足,从战场上的运筹帷幄到战场外的角智角力,从对全局的深谋远虑到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从对敌人的了解到为战友的考虑。。。。。。而这一切又集中体现于祁门战役前后的一段高潮情节----为了共商攻打祁门曾国藩老巢之大计,英王秘密前往战略要地羊栈岭欲与忠王会面,却因忠王已然撤兵而陷于敌方主力的重大威胁下。危急时刻英王沉着冷静,先袭三国赵云故智施空城计摆脱了近在眼前的敌人,又以临敌应变的机智和一番仁义之心不动声色地化解了对手的杀手锏----驻扎在他身后的太平军古贤隆部的叛变危机,更进而赢得古贤隆的由衷感佩,立下英王在一日绝不降清的誓言(降服古贤隆这一情节似乎借鉴了顾汶光小说《天国恨》中翼王石达开在湖口降服古贤隆的情节,但运用得非常巧妙,前因后果与上下文一气呵成,毫无生搬硬套之感) 最后又以出人意料的决断使因为他的缺阵而陷入苦战被打乱阵脚的部队摆脱敌军的追击,安然撤退。
  
  另一点值得称道的是,小说中的陈玉成不图侥幸。虽然他曾经对忠王参加安庆保卫战寄予厚望,并为争取这一可能性成为现实而不惜以身犯险,九死一生,但一旦他认清现实后,就迅速抛却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再寄希望于虚无飘渺的希望,不用侥幸的可能来自我宽慰。敢于正视残酷的现实,正是智者的表现。
  
  《西征悲剧》对太平天国后期西线军事的刻划,在我看来在同题材作品中是无出其右的,甚至是有些曲高和寡的----不同于以大众化视角切入,以大量的浅显解释施于读者面前的《英王陈玉成》,《西征悲剧》对战略战术的表现,是“半专业”的,不具备一定的历史和军事知识,是很难读懂的。但在对那段历史有一定的了解看来,这种程度的发挥实在比《英王陈玉成》那种大众化通俗化的演绎方式精彩多了,当然对人物智谋的体现也有境界层次上的差异。
  
  《西征悲剧》中的陈玉成并不总是“绝对正确”的。比如有一个情节,写在苏州某些宵小之辈为了挑拨英忠二人关系,半夜把英王骗进忠王新宠尤贞人的房间,又故意“撞破”,想引英王“回避”(就是躲起来)然后再把忠王引过来,显他心里有鬼。看到这里想,换作忠王或者翼王处在相似的环境下会怎样?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英,忠,翼任何一位,都不会如某些人所愿地躲起来,仿佛见不得人的鼠辈。假如英忠二王易位而处,我想忠王会首先稳住那个闯进来的家伙,和在确保不惊动人的前提下而设法迅速脱身,离开是非之地。其次是表面立场,恩威并用,使其不敢在事后造谣生势。至于尤九娘,不过是他人手里的工具,只要她的主人不敢乱说话,她自然也不会多嘴。总之,是在稳住局面的情况下逐渐化被动为主动,做到全身而退,不留后患。这大约就是罗尔纲说的忠王柔中带刚的性格。
  
  换了是翼王呢?很可能当场把事挑开,把当事人找来当面说个清楚,虽然冒些被搬弄是非的风险,但主动对质可见光明磊落,容易取得信任,乃至把整个诡计的荒谬性昭示于人。即使万一还不能澄清是非,那也不会继续纠缠,对方愿怎样想,听便。翼王的作风是坦坦荡荡,但只跟能讲理的人讲理。(譬如李元度劝降,洋洋洒洒写了4000多字,他的回复,只以大笔书一难字作答)
  
  然而想想二者都不是英王的作风,与无耻鼠辈虚与委蛇而不动声色,或者口若悬河地与和辨是非黑白,似乎都不是像他。
  
  结果在作者笔下,英王气得狠狠甩了那小人一个耳光,扬长而去。
  
  读到此处不禁拍案叫绝!
  
  翼王和忠王都有政治家的风范,懂得在政治中必要的转圜与周全。而英王----我绝没有说他不懂政治的意思----但他的确不算政治家,而是一个更单纯的军人。(优秀的军人是必须懂些政治的,但懂政治的军人与既是军人又是政治家是不同的)所以,他的反应也是一个军人在人格受到侮辱时的直率单纯的作风。
  
  不留一句解释扬长而去,多少有些轻率,结果也确实为小人所乘。然而我想在那一刻英王想到的是,“知我者信我”,如果忠王信得过自己,那不必解释,如果他信这些小人而不信自己,又何必稀罕这种需要解释才能维持的信赖?
  
  读了这样的情节,英王那宁折不弯的个性,那干净利落的军人作风,顿时鲜明起来。这是仅仅靠怒斥叛徒,凛然骂敌,甚至怒骂美女蛇一类“大义凛然”的情节所不能起到的效果。
  
  《西征悲剧》中的陈玉成也并不总是“尊重领袖”的。当洪秀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为怕他因为在安庆的家属遇难而不肯全力救援,强迫他深爱的人到已是危城的安庆去“稳定民心”时,他也曾不顾一切地表示反对。此时的陈玉成是有七情六欲,他不是“伟大领袖”教导下的螺丝钉,也不是能以“大局”为名在眼看着所爱的人走入危境还鼓励她“为XXXX牺牲是光荣的”的无血无泪之辈。
  
  《西征悲剧》是有想象力的,不过除了笔墨有限的“爱情”的部份以外,其他情节大多不是凭空捏造的,比如写陈玉成的外表俊美,谈吐文雅,爱读书人这些太平军将领中并不常见的特点,都是于史有据的,例如前文提到的羊栈岭脱险一节,如果对照一下史实, 忠王李秀成入羊栈岭为12月1日,退出为12月3日,曾国藩随后派兵进驻羊栈岭10里外庐村,陈玉成部则自12月5日至10日均在香铺街一带与湘军激战,而12月28日,刘官芳,古贤隆,赖文鸿分三路攻羊栈岭及桐岭。由此看间,1860年12月上旬是整个安庆保卫战期间英王与忠王二部相距最近的时期,而古贤隆在此期也必在皖南,因此,《西征悲剧》精心选择这一时机构建情节正属于是“因史发挥”,而非如当今许多历史小说那样毫不负责地信口雌黄。
  
  本来《西征悲剧》中的陈玉成是有望入“绝顶人物”列的,遗憾的是这部小说总给人种“一花独放不是春”的感觉,尤其是陈玉成对手方面如曾国藩鲍超被写得有些逊色(当然比某些抗日影片中的鬼子还是强多了)。那是一个名将辈出的年代,而且那场战争的一大特色就是没有常胜将军,无论是多么出色的名将,无论是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还是罗泽南塔齐布鲍超,都有败得惨不忍睹的时候,战争的胜负不是某一二个人,某一两场战役可以完全决定的,这也正显示了抗衡中的势均力敌,双方高级将领素质有高下的分别但无质的差异。所以陈玉成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猜中敌人的死穴并不能突出他的高明,反而让人觉得他的对手无能,胜了不值夸耀,败了却很蹊跷。于是作者只好把责任推给陈玉成的战友们或者叛徒,殊不知红花也要绿叶衬,光陈玉成一个人智谋过人,手下的人每次都需要他指点玄机,并不能有效衬托陈玉成的“高明”。相比之下,顾汶光小说《天国恨》写石达开的形象之所以特别鲜明乃至可为绝顶人物,胜就胜“对手”和“绿叶”的刻划,两个重要对手张国梁和曾国藩的智慧胆略都被以大量篇幅浓墨重彩加以渲染,尤其是曾国藩,早在金田起义以前作者就已经在铺陈他的胆识和才华了,至于石达开身边的谋士,仅张遂谋一个人就比《西征悲剧》中英王那些参谋加起来都顶用,在这样的双重衬托下效果自然好得多。
  
  此外《西征悲剧》作者本身在军事方面的造诣也限制了作品和人物的境界不能更上层楼,仍以“羊栈岭”一节为例,陈玉成回到部队后即组织了撤退,途中还不甘心,想施用“回马枪”进行反击,只因为伤亡太大才作罢。这个情节也许是为了找机会向读者介绍一个鼎鼎大名的“三十检点回马枪”,也许是为了表现陈玉成时刻留意和把握着战机,但却很不合理。“回马枪”是有计划退却中的反击,或者用于追击敌军暴露出明显弱点之时,香铺街会战规模虽然有限,但太平军被动应敌,损失很大,更重要的是,明显由于指挥者坚持错误的方针而造成大量无畏损失,对士气的打击大。敌军又没有暴露出明显弱点,此时组织再一次的会战是自寻死路。。“在失败的会战中,军队的力量受到了破坏,而精神力量受到的破坏比物质力量受到的破坏更大,在新的有利情况出现以前进行第二次会战,必将招致彻底的失败,甚至全军覆没。在军事上,这是一条公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 其实这部小说的综合水平只算一般,不尽如人意之处很多,人物脸谱化,虽然是80年代末的作品,叛徒都有反骨等特点依然突出只是主角形象可圈可点。
  
  综上所述,《西征悲剧》中的陈玉成形象,为上上人物。
  
  2 寒山《1856年11月20日》《角力》
  
  《角力》和《1856年11月20日》写陈玉成的篇幅并不长,闪烁在他身上的熠熠光茫却怎样都无法掩饰。
  
  志气
  
  古语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拿破仑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角力》中,成为罗大纲侍卫才不久的陈玉成说:“我将来一定比你还了得!”
  
  他说到了,也做到了。短短数年间,他不但成了元帅,而且是最高级别的,比当年的罗大纲还要高。当初的侍卫长,见到他时要行礼致敬。
  
  胸襟
  
  有个故事,说朱元璋当皇帝后,很怕人家提起自己潦倒的过去,于是规定了许多“雅”的或“避讳”的叫法,比如管庙叫什么,管和尚叫什么,管吃饭叫什么,力求其雅,并且避免使人联想起他的从前,后来弄出笑话来。
  
  更出名点的,可能是元曲《高祖还乡》,嘻笑之间讽刺了刘邦成帝业后在老乡面前大摆“真龙”派头的情形。
  
  这两个故事,讥讽的都是某些人有名有利之后的一些心态,这种心态,简单说就是看不开,虚荣心加自卑心理作祟。
  
  陈玉成显赫之后,并未因此自觉高贵,不屑与“凡人”为伍:《角力》中,他大方地和谭绍光当众角力,比输了,“大笑道:“比了两回,输了两回。谭绍光,你真羞煞我了!””
  
  一场游戏的胜负,固然不足为怀,但不为“面子”上的虚荣萦怀,甚至不讳言昔日“糗事”,将此种种付诸谈笑,这份大度与胸襟,即在英雄之中,亦殊难得。
  
  但寒山写陈玉成的胸襟并不止于此。
  
  情义
  
  《1856年11月20日》中,我们看到陈玉成在叔叔的人头被送到翼王帐中的时候闯进军帐,失声痛哭。对故人的情深义重,由是可见。但唯因其与陈承瑢感情深厚,则是否会因陈承瑢之死迁怒翼王?本篇中没有答案----答案可在《角力》中寻。
  
  “角力”输给了谭绍光,问他要什么彩物,谭绍光选中了他随身佩的那把匕首----注意,是随身佩带的!这是一柄“白牛角柄的匕首,金玉绮罗之中,越显得格格不入”。陈玉成闻言先是“一愣”,片刻之后才“慢慢解下来递给他”,说“光哥,你要收好”,“说时脸色竟十分凝重。”
  
  原来当日陈玉成以五百人奇袭武昌城,翼王为表嘉奖和鼓励,特以随身匕首解赠。这就是陈玉成坚持随身佩着这把外观上和自己一身冕冠王服极不相称的匕首,而且解下匕首,转赠他人时格外郑重的原因。
  
  事隔六年,翼王远征不返也已有三年,昔日初露峥嵘的小将此刻已成为太平军前敌最高军事统帅,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改变陈玉成对这把匕首的珍视----他所珍视的,在朴朴征途中常携身边的,是一段故人的情义。
  
  《1856年11月20日》写了陈玉成对陈承瑢的情义,《角力》写了陈玉成对翼王的情义,而二者对照起来,则更见陈玉成的胸襟。
  
  坦荡
  
  陈玉成解匕交给谭绍光,是重然诺,不愿食言而肥。但他没有刻意掩饰自己对这把匕首的珍爱。谭绍光应该是清楚地看到了他“忍痛割爱”的心情,才坚持不肯收下。而陈玉成,也没有惺惺作态地故作大方,他确实有点舍不得这匕首,如果可能,也不忍用这份情义去做大方。而且,他相信战友能够体谅自己的心情,所以当谭绍光第二次拒绝收下后,他也就坦然地说,“请你暂为我保管此物。它--随--我--出--生--入--死,想来也能保佑于你。待来年四克武昌之日,物归原主。我另有馈赠。”
  
  这份坦荡其实在陈玉成闯帐痛哭时就已有体现了----为了一个对自己有恩有义的人而痛哭,他自念问心无愧,不去理会旁人做何感想,正是这份坦荡使石达开认定他是个可以信赖的人,相反,“他今天要连哭也不哭,我倒要看不起他,倒要防着他了!”
  
  胆识
  
  闯进翼王军帐,当众为一个“逆贼”痛哭,既显示了陈玉成是性情中人,又显示了他的“有胆”---- 不怕落讥议,落忌恨。因为这二点,翼王也禁不住赞他是“好样儿!”
  
  但话说回来,陈玉成是抱着“抬棺上阵”的心情进帐一哭的吗?小说《霜剑寒箫》写陈玉成故意违背天朝礼仪,穿着一身孝服进帐痛哭,摆出一副哭完了等着挨刀子的架式,并且挑明了对叔叔被杀一事非常不平。不仅如此,石达开邀他一同上路,他却公然回绝了。
  
  我认为,这样的描写,是把二个人,特别是把陈玉成给写低了。他抚尸痛哭,是人之常情,但帐里的人都是他的战友,而一个战士的勇敢,是应该显露给敌人看,不是给战友看的。一方面,他的做法是把私人恩怨公开化,把矛盾扩大化,对于安抚天京事变后动荡不安的人心,有百害而无一利。另一方面,他的做法如同双刃剑,既使同情他的人对翼王产生不满,又使拥戴翼王的人对他产生疑忌,国难当头,将相不和到了其中一方公开挑衅,甚至拒绝同行的地步,还谈什么团结?如果石达开见到洪秀全后也当众哭一场,深切缅怀自己的遇难亲人,籍此向众人显示自己对洪秀全的不满,这朝政还能要么?天京事变中失去亲人的何止陈玉成或石达开,只有他一个不怕死么?别的不说,在场翼殿将领中有几个没有丧亲之痛,人人出来表现一番,这局面还能收拾么?---- 有胆而无识,只顾一时意气而全然不管大局,此之谓也。
  
  《1856年11月20日》却不是。石达开问陈玉成“有何不平”时,如果陈玉成有心挑衅,大可以借机有所表示,但他“只是流泪”。从他那不带丝毫戒心和敌意的举止看,他并不认为翼王会因此对他不利----至少,不认为有很大可能。否则,即便“不怕死”,也不会没有戒心和敌意。
  
  “没有戒心”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信任。小说中陈玉成在走进军帐的时候,心思是很单纯的,他“只是流泪”,他只想见亲人最后一面,而没有针对任何人的意思,也没有防范任何人的表现。这种单纯和无备,便是对翼王为人的一种潜意识中的信任。而也正是这种单纯和无备,反过来加深了翼王对他的信任----因为一个存了害人之心的人,是不会不防备别人的。
  
  和《霜剑寒箫》中写这一故事时将帅之间各怀鬼胎,勾心斗角相比,《1856年11月20日》中的陈玉成和石达开彼此都深知着对方,境界高了不止一个层次。
  
  将相和,国乃兴,事实就是如此。这部小说中闯进军帐的陈玉成不只有胆,而且有识。
  
  知礼
  
  和《霜剑寒箫》中陈玉成故意违背天朝礼制,而且为了表示抗议公然藐视国法,不肯接旨谢恩的的意气用事不同,《1856年11月20日》中的陈玉成即使在失声痛哭之前,也没有忘记应有的礼数。“礼”,虽然是外在表现,但一旦被确立,就是一种公约,一种秩序。秩序也许有不合理之处,必要之时也可变通甚至改变,但它无疑是极重要的。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守“礼”既是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的表现。
  
  勇敢
  
  陈玉成的勇敢,小说中没有正面涉及,却在他面对至亲流下男儿泪时,笔锋一转,写到“众人都知道他平日极倔强,今年丹阳一战受重伤,血流如注,当时旁人都怕他死了,他却不以为意”,凭这一句简短的“众人”之思,已不难想象陈玉成作战时过人的英勇。
  
  智谋
  
  英王提出玩角力游戏,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另有深意的。这层深意,连阅历远多,成府颇深的李秀成都没能全然识透,直到他说到“待来年四克武昌之日,物归原主。我另有馈赠”时,突然步向忠王,请其为之见证,这才点破了要害。
  
  借“角力”作题目,以情动之,以势趋之,让忠王当众同意二次西征“围魏救赵”的计划,不能轻易反悔,这是英王的深思熟虑。但这就像打仗一样,在双方角力过程中能否将局面引向自己意中的方向,却要看统帅的智谋,包括战术上的灵活跟随机应变。
  
  谭绍光看中的彩物竟然是翼王赠送的匕首,这是出乎陈玉成意料之外,有点促不及防的。但他随即机智地抓住这个话头,谈起西征往事,令众人听得热血沸腾,就连不全听得懂的呤俐见到他那不能自已的神色,也“暗想,他一定在说一次了不起的胜利”。很显然,陈玉成是要借当日的种种惨烈与辉煌鼓舞起众人再造辉煌的斗志,也许他察觉到了人们在温柔乡里渐渐滋生的贪图安逸,畏惧打硬仗的心理,想借此激发人们战斗的豪情。。。。。。总之,他巧妙地就题发挥,水到渠成地引导出了适于提出“四克武昌”一事的气氛和时机,不能不说是过人的机智。
  
  《1856年11月20日》和《角力》中的陈玉成,有志气,有胸襟,知自重,行事坦荡,重情重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当是上上人物。惜乎作者吝惜于一点笔墨,井不肯多写几笔英王在战场上的大智大勇,否则,必是绝顶人物无疑。
  
  5 顾汶光《天国恨》《知遇》
  
  顾文洸先生笔下的陈玉成,是一个孩子。一个聪明,机灵,倔强,勇敢,重情重义,又不失天真,单纯,甚至调皮的孩子。很少有作品描写英王的早期生涯时,把他写成一个这样的孩子----绝大多数作品,不是用他的幼稚来衬托李秀成的成熟,就是迫不及待地让他品尝爱情的果实,又或者把他写得似乎比太平诸王还要老成。顾先生没有,他写的只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隐隐的光华令人对它的未来产生无穷想象,但是不是现在。
  
  《天国恨》里陈玉成出场时十岁,他仅有的“英雄事迹”就是为了配制救过自己性命的瑶民使用的弩么而去捅马蜂窝,收集马蜂毒液,结果害自己被蜇得晕了过去。
  
  这一情节的含义,原著已经明白地揭示:“这样的折磨,钢铁般汉子都难以忍受,这个才十岁的孩子却忍受住了,这是何等顽强坚韧的性格啊!”
  
  凡是想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人,少有不着力表现英雄人物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的“顽强坚忍”的性格的,但正因为这类描写太多太滥,而情节又往往极公式化,真正能够十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反而是极少数,《天国恨》便是其中之一----少年陈玉成的顽强坚韧,是在他的天真调皮中显露出来的,不惊天不动地,却格外生动鲜明。
  
  时至今日,少时读过的许许多多革命英雄的励志故事早已忘到九霄云外,而十岁的少年“以惊人的毅力咬牙挺着,一动不动地接马蜂毒液”“待马蜂飞散,丕成的脸肿得不象人样了。满身、满脸都是暗红色的包块,连眼睛也睁不开。他勉强爬下树,踉跄几下,昏倒在地”的情形,却如打了烙印一般在我心中无法忘却----有一天,他走上战场,也是这样同样的坚忍吧,就算是晕倒,也是在战胜敌人之后。
  
  其实《天国恨》中的陈玉成表现出的不仅仅是顽强坚忍,还有几个很重要的优点----大胆,有心,追根究底,敢想敢做。
  
  遭到野兽突然攻击而处于生死关头的时候,就算是成年人也少有不被吓得浑身发软的,这个十岁的孩子却不仅没有手足无措,而能听从叔叔的指点去一次又一次地尝试靠自己的力量摆脱危险,而在刚从鬼门关前回来,惊魂未定时,他怔怔地望着射中山猪的弩箭,心里想的是它为什么这样厉害?---- 这是他的有心之处。有的杰出人物是在特殊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也有的是和平凡人一起成长的,而杰出人物高于平凡人物的原因之一,往往就在于“有心”。在相同的经历中,每次都比别人多用心留意些什么,多学到些什么,日积月累之后,差距便显现出来。成长于军旅中的陈玉成比起许许多多战友,并没有特殊的学习环境,如果说他的英勇是与生具来的个性,那么在才华谋略上的过人之处则不能不说是小处着眼,日积月累的结果。至于追根究底和敢想敢做,也都是成功的成长和实践所需要的重要品质,这里就不多说了。
  
  《天国恨》第一卷中陈玉成毕竟年龄太小,顾先生没有刻意给他安排太重的戏份,而在顾先生的另一篇短篇小说《知遇》中(今天看来很可能是从未发表的《天国恨》第二卷中抽变出来的情节改写而成),我又见到了顾先生笔下的那个孩子。
  
  当李秀成因为“私看妖书”而被东王下令处斩,刑场之上眼看就要人头落地的时候两匹快马惊尘溅泥,飞驰而来。读到这里,已对来人身份有了预感:来者不是石达开就是陈玉成。
  
  果然,是陈玉成和李秀成的另一位同乡好友陆顺德赶来传达“翼王五千岁有令,请大人暂缓行刑。”
  
  远在永安州城十二里外的石达开,虽然牵念着李秀成的安危,但他与敌军头目达成的购买粮盐的秘密交易就在今日,事关数万兄弟姐妹的温饱,推迟交易前不得不稍作必要安排,幸好陈玉成和陆顺德飞骑先行一步,拖延了行刑的时间,才使他得以及时赶到,阻止了行刑。
  
  第一次看这个情节,只觉得陈玉成为朋友不辞辛劳,很讲义气。再看时,却又品味出不少东西。
  
  李秀成毕竟只是一个小小的两司马,又并不隶属于石达开部下,石达开虽然因为他在永安攻城战中的展露头脚而对他产生注意,但那注意的也只是他在战场上的表现。远在十几里外的翼王五千岁再怎么说也不可能对区区一个两司马的在日常生活中的平地波澜了若指掌,那石达开是怎么得到消息的呢?作者没有明确交代,但从后面的情节看,陈玉成和陆顺德是和李秀成同属秦日纲部的,他俩怎么会带着翼王的命令赶来救李秀成呢?这样一想,就不难猜测,是陈玉成和陆顺德报的信了!
  
  陈玉成也许并不知道翼王在行刑这一点还担负着异常重大的秘密使命,但对监斩官而言,“服从命令是不必说的,但两道截然相反的命令,就使他无所适从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根据发令者的地位轻重决定取舍。翼王比东王整整少了四千岁,何况天王又有西,南,北翼诸王均归东王节制的旨谕”,何况在秦日纲在请示如何处置李秀成时已经把他过去的表现报告给东王了,这些他却不可能不知道。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肯放弃一丝希望,只要有一分可能性,就要用一百分的努力去争取,他和陆顺德就是为了这“一分可能”风尘朴朴地赶去报信,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在这里,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为朋友不辞辛劳的少年,更是一个绝不轻言放弃的少年!
  
  翼王跟前的传令官很多,为什么要让辛苦赶来的陈玉成和陆顺德马不停蹄再赶回去呢?答案应该很简单:别人去,是任务,这两个人,会尽一切努力。。。。。。
  
  以后,我看了更多描写少年陈玉成的文学作品,对于《知遇》中的陈玉成感触更深了----他不仅仅有对朋友的一腔肝胆热忱,更有思考,有谋略。不像某些作品中的他,动辄就想去找东王论理,诸如“大不了点我天灯”一类看似不怕死其实有勇无谋,《知遇》中的陈玉成是懂得用脑子的。找东王求情,是谁都能想到的终南捷径,陈玉成并不会怕触怒东王,即使要他用自己的性命换好友的性命,想来他也不会皱眉。但触怒了东王,就能救得了李秀成吗?好友处在生死关头,他并没有头脑发热,而是想到向尚不知道此时,一向以爱惜部下著称,又对李秀成印象不错的翼王求援。这样做,看起来是舍近求远,事实证明却是最有效的办法。不经意的几笔,就写出陈玉成不仅有勇,更兼有谋。此外,我最讨厌某些小说中的陈玉成和李秀成自我感觉良好,打从定都天京前就开始以过人的优越感动辄对天国军政发表些和他们身份不相称的议论,或者到处抱打不平,仿佛所有的天条法纪都对他们失效,而且这种不安份守己还被写成为美德----如果太平天国上下都像他们那么不安分,国法军纪就没法要了。( 换做某些作品,说不定会写陈玉成直接跑去法场,煽动群众为李秀成求情,向监斩官施加压力,然后石达开在这个时候赶到,不仅救了李秀成,还赦了陈玉成搅闹法场的罪,从此声名大躁。。。。。。)《知遇》中的陈玉成虽然担心好友,但他所做的一切都在法理范围以内,说的一切话也都有分寸,并没有处处突出自己的与众不同,当秦日纲问他翼王派他来以前有没有请示过天王东王时,他也老老实实回答“大塘至永安十二里,翼王殿下方才得到消息,哪有时间奏准万岁和九千岁”,而不是先假船编通谎话,再靠着不知哪来的幸运蒙混过关。古有五常,“仁义礼智信”,自来写陈玉成者,仁,义,信大都具备,而“智”与“礼”则向来欠缺。《知遇》写陈玉成,热血少年并不忘守礼自重,一赞!
  
  故事到此并未结束,永安突围之后,石达开去看望李秀成,惊悉监禁中的李秀成被管事者忘在水窦,没有带来。当石达开说出自己的担心“我惋惜的,是他有满腹经纶,万一为清妖所用,日后正不知会增我多少磨难”时,“丕成擦去泪,响亮地说:“如守成不死,一定会追踪寻来的。他要是投了清妖,任殿下砍掉我的脑袋!””
  
  真是“一诺从来许生杀”啊!这个时候用脑袋保李秀成会回来,在旁人眼里可能是白痴的行为,就象秦日纲当场反驳的,“哪怕他返乡作个山农,也比回来送死强。须知,东王并没有免去他的死罪哩”。这一次,陈玉成在为好友辩护时,真是热血上涌了一回。他毕竟对人情世故少些了解。候石达开最担心的并不是李秀成因为贪生怕死而不敢回来,而是怕李秀成受不了被自己战友遗弃的委屈。以一般人而言,即使是不怕死的英雄好汉,在这种情形下也未必会回来(窃以为,写到这个地步才算体现出了小说的主题“知遇”,超越陈李挚交的部份才谈得上“知”与“受知”,否则只能算是爱护提拔,谈不上“知遇”)----这一层,年少单纯的陈玉成在信誓旦旦愿意交出性命做保时,并没有想到,以他的年龄,阅历,就算和李秀成交情再好,也实在不太可能想得这么深。但谁也不会因此苟责陈玉成,反而只会觉得他那一腔肝胆可敬可爱。
  
  最后,石达开求天王东王将大军开拔的日期推迟三天,以待李秀成归来。他认为如果李秀成是一位自己真正想为天国求得的“国士”,他应该会回来的。从先前的忧虑,到作出这样的决定,原因很多,思考也很多,但不可否认,陈玉成对好友那种敢以性命相托的信任,增加了石达开对李秀成的信心,是推动了他作出决定的第一个导因----就象原文写到的,“不能说秦日纲的话讲的没有,石达开却更愿意相信孩子们的话。”
  
  没有成天在首领们身边转游对军国大事指指点点的优越感,没有对人对己都不负责任的桃色纠纷,顾先生笔下的陈玉成,只是一个成长中的少年,一个前途无量的少年,一块尚未完全绽放出光华的美质良材。
  
  《天国恨》和《知遇》中的陈玉成,是上下人物,不过从他身上,我们隐隐可以看到一个绝顶人物的未来。
  
  8 彭道诚《裂变--太平天国》
  
  这部以天京事变中石达开返京制止变乱到被逼出走为止的半年历史为背景的历史小说,绝大多数内容都和历史没直接关系----作者甚至连宁国是在安徽还是在江西都没弄明白。从历史角度讲,它只能归入演义作品,算不上真正的历史小说。
  
  当然这并不妨碍作者塑造出鲜明生动,栩栩如生的人物----遗憾的是,作者的才气,胸襟,想象力和驾驭文字的能力,又都远远不及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甚至比不上众口交攻的张笑天。
  
  尽管如此,书中的陈玉成形象,却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如果不考虑个别恶俗的样板戏文字的话。
  
  由于小说主角是翼王,所以陈玉成在小说中的数度出场都与翼王有关,但窃以为书中的陈玉成形象远比翼王塑造得成功,或许是因为文笔不佳的作者的藏拙而因祸得福吧,据说这位作者不久还要推出他的太平天国三部曲的最后一篇,陈玉成估计会成为主角,我对那个陈玉成形象比较担心。(实际上,陈玉成在文艺作品中当配角往往比当主角更出彩)
  
  首先,《裂变》中的陈玉成是有智慧的,而且不是小聪明,是大将风范。书中有一个情节,是石达开召集众将商议破敌之计,陈玉成成竹在胸,提出和翼王各自把想好的计谋写在手上,看看是否一样----《三国演义》是天国将士最为熟习的,想出这样的方式效法古人也算戎马倥偬中的风雅,预料之中的“英雄所见略同”更能显示将帅之间的默契,当然更突出了陈玉成的智计在一众将领中出类拔萃,因为只有他可以自信满满的和翼王“所见略同”。
  
  遗憾的是手掌摊开之后只听在下我当场一声惨叫----但见二人手里各写了一个“火”字----我说彭大爷啊,你就不能多那么一丁丁点想象力么?哪怕他俩一人写个“水”字呐!您也太。。。。。。了吧?(想不出词来形容了)
  
  不管怎么样,《裂变》中的陈玉成绝不是有勇无谋之辈,而且是大智大勇。
  
  第二,《裂变》中的陈玉成不是一个单纯得近乎白痴的革命者,书中关于他对于翼王的心理感情起伏的表现,似乎是其他作品极少涉及的。“天京事变”时他已经20岁了,该懂得些人情世故了,对于自己的亲叔叔成为间接制造了翼王府血案的主凶之一,他并不是没有为自己的处境做过一点考虑。从感情和理智两方面讲,他都承认叔叔的死是罪有应得,也真心地拥戴翼王回京主政,但与此同时,却也夹杂着少许的不安----叔叔的事情,会不会影响翼王对自己的态度呢?也许在旁人看来,这是杞人忧天,翼王连亲手参与屠杀的北王部下都不再追究,会对完全无辜又情同手足的陈玉成心怀芥蒂吗?但当局政者究竟不同于旁观者,这少许的不安,或许正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可贵的不在于他没有过任何疑虑,而在于他没有让这样的疑虑左右的自己的理智和感情。当翼王从天京逃过韦氏的追杀,来到他的军营中时,他没有婆婆妈妈地对其全家的遭遇表示无谓的同情或者义愤填膺,却以对父兄一般的关切合战场之上罕有的细腻用心安排着一切,从接待的人员到驿馆的布置直至菜肴的选择。。。。。。翼王很快就敏感地察觉到了份良苦用心及其传达着的无声的关怀,也因此而感受到了莫名的慰籍。当翼王回京主政的时候,陈玉成一面感到少许的自危,一面却又怀着至诚的拥戴,而那人之常情的疑虑,很快就冰释雪融了----他并没有因为这场巨变而变得疑神疑鬼,没有因此就失去对人性光明一面的信心。他很快就相信了翼王的宽容与真诚,并且以在前线更出色的表现去回报这种信任和倚重。在这里我看到的不是一个只知“毫不利己专门为人”的革命偶像,也不是一个没心没肺的没头脑,我看到了一个在战场上如拼命三郎般的少年勇猛背后的细腻情感以及他那没有被时间阴谋和血雨腥风玷污的对人性光明的信心。
  
  第三,在翼王决意远征的时候,陈玉成没有让个人的情感左右自己的抉择,一方面,他依然对翼王怀着如师如兄的尊敬和热爱,另一方面,又考虑到自己的去留对天国大业的举足轻重,毅然决定留下。可是,他也没有对自己的决定充满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一直不懂某些小说里陈玉成李秀成的优越感是哪里来的?当时天王要谋害的又不是他们,猜忌的也不是他们,就算留下也不致于有那么大优越感吧),以为只有自己才是顾全大局的,甚至抱怨翼王扯自己的后腿,而是充分地理解和尊重翼王的决定。小说写到这里有两句颇有样板戏色彩的对白,虽然很俗,但其立意在同类题材中实属罕见:
  
  石达开:本王远征,乃是殊途同归,共同为了太平天国。待来日,推翻清妖统治,在北京会师!
  
  陈玉成李秀成:翼王,您永远是我们的好兄长,好恩师,您的这番话,我们永远铭记在心,永生不忘!
  
  
  这样的定位,对于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三个人物的境界都提高了不止一个层次。(记忆中另外一次看到传统传媒的文艺创作中出现这样的定位是香港TVB的电视剧《太平天国》,而《裂变--太平天国》是台湾出版的,莫非只有港台的受众才能接受这样的定位?)
  
  《裂变--太平天国》中陈玉成的出场实在太少了,作者的文笔也实在大大限制了其立意的发挥,削弱了人物定位本应赋予人物的光彩。如果同样的情节,换一位水平稍高(包括文笔和知识,虽然这里评的是文学形象,可以去史千里,但虚构也有水平高低之分,如前文提到石达开和陈玉成亮的那两个火字,就实在是不怎么高明的虚构)的作者来写,其笔下的陈玉成不是绝顶人物也是上上人物。
  
  《裂变--太平天国》中的陈玉成,是上下人物。
  
  9 孙因《血染大渡河》
  
  《血染大渡河》中着重突出的英王的特点有三个:爱读书人,不渝的忠诚和对故人的情义。
  
  顾名思义,这部小说是以翼王在四川的最后几个月历程,特别是大渡河畔的最后一战为背景的。但全书中并未正面登场过的英王陈玉成,却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一个受了伤了的英王旧部,忽然出现在四川太平军的营地里,他带来的是安庆失守,英王殉国等一连串的恶耗。。。。。。
  
  这个人,就是书中的重要角色之一,也就是传说中和翼王相貌酷似,最后舍身代死的那个“马生”。
  
  英王的故事,是从马生的回忆里展开的。
  
  大清的秀才,做着辅佐明君,封妻荫子的美梦,一朝被自己渴望扶持的那个朝廷的军队无故夺去了全家性命,梦想幻灭,揣着复仇的渴望,他孤身来到安庆,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见到了赫赫有名的天国名将陈玉成----因为衣服上未清的血迹,被百姓误当成清妖探子,押到出行的陈玉成轿前。这时的陈玉成,正在旁若无人地看着兵书,一见眼前来了一个读书人模样的人,也不管他是不是探子,当即下了轿子,一把拉起他来说,快给我讲讲这段。。。。。。
  
  读到这里,不禁莞尔一笑:一位求学若渴,爱读书人,又明快直率的二十二岁年轻统帅的形象跃然纸上。
  
  从那以后,马生这个大清秀才,不但成了陈玉成的书手,也成了他的老师。
  
  回忆再接下去,一下子跳到了悲壮惨烈的安庆保卫战。带着浑身血迹从硝烟中退下来的英王叫住马生,让他带着自己的血书溯江西上,找到翼王,告诉向他安庆失守,天京危急,丕娃子战败了。。。。。。
  
  这段描写极煽情,但我不能忘的却是当马生上了战马,正要离去时,又忽然被英王唤住,英王“久久地凝视他,凄然地嘱咐道: “秀才,如果……善保翼王吧!” 马生看见,生平有泪不轻弹的英王,两行热泪顺腮滚落……”
  
  他是想说,“如果我有什么不测”,还是想说,“如果翼王不愿回来”,又或者是,“如果天京不守”?
  
  《血染大渡河》中的陈玉成,是明确反对翼王远征的,但在这个跌落到黑暗的深渊中,仿佛已经预感到不祥的命运的时刻,他没有把失败推罪于别人,没有任何的抱怨,反而表现出了对战友无比的理解和不变关切----这从他最后那句叮嘱和滴落的热泪可以看出。
  
  有一点,书中的人物没有去想,作者也没有挑明:英王最后“久久地凝视”马生的时候,心里究竟想了些什么?英王身边武艺高强的人多得很,为什么要派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万里迢迢地去送信呢?马生的相貌和翼王酷似,和他相处三年的英王不可能没有察觉,如果我说这时候英王已经有让马生有朝一日代翼王死的设计,那是一句话侮辱了二位英雄的人格,但说英王此时想到马生在翼王身边也许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或许并不出于情理之外。
  
  书中有关英王的回忆,至此便结束了。但英王的影子,却没有从读者眼中消失。《血染大渡河》这本书花了大量笔墨刻划翼王的义女四姑娘和英王的帐前文书马生这一对夫妻的形象,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二个人,可以说是同病相怜,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同是被残暴的清军夺去了温暖的家庭,同是孑然一身时接受别人的恩情,同是深深敬爱着自己的恩人,又都深深地被其志向品格所影响。最后,同是痛感自身的渺小,对身受的恩情除却生命以外无以为报。。。。。。在这二个人物身上,一直附著着作者真正想描摹的二位英雄的身影。就马生而言,尽管英王已经不在人世,但他以一介文弱书生千山刀水地投奔到翼王旗下,舍生忘死,忠贞不渝,给予当初仅仅想借太平军之力复仇的他如此坚定意志的毫无疑问是英王对天国事业的忠诚和对故人的情深义重。尤其是在惊闻英王殉国之后,他唯一能够选择的报答方式只有用生命去承继英王的理想,去实践英王最后的叮嘱了。这个人,是继承着另一个人的灵魂,飞越了重重关山,守护在自己最敬爱的师长和战友的身边的。
  
  《血染大渡河》中的英王,其实并不太特别,忠诚,情义,这是所有写英王的作品,或者说,所有写英雄人物的作品,几乎无所例外会涉及的品质,而且,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事迹,严格地说,仍然属于传统革命情感的路线。但是,作者借马生之身寄托的那一片丹心赤胆,是如此的灼热,即是那是这类作品中最泛滥的情感,依然使人的内心身不由己地随之燃烧。
  
  《血染大渡河》中的陈玉成,是上下人物
  
  12 香港TVB电视剧《太平天国》
  
  这部太平天国,3/4的情节离史万里,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反映了香港人的太平天国历史观和人物观。
  
  首先想说的是----英王的爱情故事。
  
  唉。一想到这我就忍不住叹气。
  
  其实也不只是英王。。。。。。在所有有关太平天国英雄的爱情故事中,比较有实在感的实在是凤毛麟角,不是革命情感,就是后宫风云,不是桃色野史,就是缠绵绯侧的N角恋情。。。。。。(似乎只有李晴在《天国兴亡录》里写的爱情称得上多姿多彩可嗟可叹,但那里面陈玉成的爱情也是一塌糊涂)
  
  。。。。。让我们从头说起,一个男孩子因为一点点误会和一个聪明俏丽的女孩子相识了,二个要强的孩子,很喜欢斗嘴,但是渐渐地,他发现自己心中有了女孩子的倩影。然而没过多久,他却亲眼目睹这个女孩子投入另一个人的怀抱,那个人却是自己视同兄长一般的挚友。男孩子激动之下想去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向女孩子证明,“我不比他差”,但是没有成功。病床上,他向女孩子表白了心意,女孩子为难地说,我不知道怎么说,可我真的不想伤害你。。。。。。病好之后,男孩子终于想通了,他当着女孩子的面把她的幸福托付给了自己好友。。。。。。
  
  实在是一个俗到极点,平常到极点的爱情故事了。不过,或许正因为平凡,才更有真实感,更容易打动人----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感情经历其实都是很平凡的。何况,“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爱上了其他的人”,这本就是爱情故事中一个永不终结结的主题。(君不见TVB以熟得成精的老练手法炮制出的一处处俗到极点的港剧一直称雄于收视和碟市两大战场) 起码,它比没完没了的多角恋情或者刑场上的婚礼更适合一位战火中成长起来的个性明快决断的农家少年,而且,没有没完没了的误会让人看着生气。
  
  TVB中陈玉成的爱情故事,至少可以让我轻轻感叹一声:啊,初恋。。。。。。
  
  女孩子是翼王的义女韩宝英,她的恋人当然就是李秀成,这段短暂的爱情故事被我当成经典港剧桥段来欣赏,悲情的主角是聚少离多的韩宝英和李秀成,陈玉成的爱情故事,让我不能忘怀了的是那个收稍。
  
  天京事变之后,翼王决定远征,而陈玉成和李秀成决定留下,宝英毅然决定跟随义父同去。临行之际,她和李秀成约定,等我和义父打下四川后再与你们重会。她是那么的平静,只在转身之际留下一个深情的回眸。。。。。。
  
  这一切都是对李秀成的。陈玉成一直在旁边无声地看着----毫无疑问,他还爱着她,只是把这份爱深藏在心里,再也不轻易表露而已。在这突然到来的分别时刻,她没有对他许下任何约定,在回眸的时候,也没有多朝他看一眼。。。。。。
  
  这一别是不是永别呢?剧中陈玉成之死被编剧推迟到了天京陷落前夕,所以当宝英从大渡河边脱险回到天京时,他还在天京。然而宝英在城下见到李秀成后,只喊了“秀成”两个字就晕倒了,当晚,她在李秀成的身边去世。不知道陈玉成又没有在她熟睡时探望过她,但,七载魂牵梦萦,他终于没能等到她哪怕再一次的回眸,也没能再见到她俏丽的笑容。从许多年前的某一天开始,他对她唯一的期望就是她能得到幸福,但是就连这点愿望,也不能实现。当他突然从李秀成口中得到宝英的死讯,从惊喜的天堂一下跌落于悲哀的地狱,那时,他想到的是什么呢? cchere numzero
  
  TVB毕竟是TVB,把一个俗不可耐的桥段描摹得牵动人心是它二十年来打就金字招牌的绝技之一。几个演员的表演也可圈可点,十分投入,不象CCTV《太平天国》中的那些男男女女,在一个个为爱死去活来的时候,偏偏从他们的眼神中看不到半分爱的火花,让人看到的只是一个个打扮得很漂亮的会说话会洒泪珠会摆pose的机器娃娃。
  
  如果让我选文艺作品中最打动我的陈玉成的爱情故事,我一定选TVB的《太平天国》。
  
  TVB中的陈玉成还有其他一些可爱之处
  
  ----救民水火。剧中的陈玉成很少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神色,也极少把大道理挂在嘴边。他的信念简单而又坚定,不时地显露出一点。
  
  ----心胸开阔。剧中的陈玉成和李秀成不再是邻里之交,而是不打不相识。(原来我还想,到底编剧是怎么想的,这里陈玉成居然不是从广西参军的?后来发现好像从《洪秀全演义》里就这么编了,那也就难怪了,《洪秀全演义》对那一代人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 但是当误会冰释后是他首先爽朗地向李秀成道歉陪罪。后来又曾对李秀成不服气而与之争论,但意识到自己强词夺理后当即虚心开口请教。总之,是个知错即改,心胸开阔的人。
  
  ----坦诚直率。发誓一定要获胜的某战前,对李秀成说,这仗你来指挥。李秀成还想托辞,他不待其开口便抢着说,你别再多说了,运筹帷幄你比我擅长,我只会打仗。(。。。。。。当然,剧中的英王有勇无谋。。。。。。)
  
  ----机灵敏捷。缺乏雄才大略深谋远虑,但绝不弱智,最初和李秀成暗中角力时,落下风的是李秀成。
  
  ----正直侠义。面对东王排斥异己,妄顾将士安危,听任前线缺兵短粮而置之不理的做法,他义愤填膺,当成怒斥,而后毅然拒绝挽留返回前线,不能与前敌将士同生,宁愿同死。这一节,使人不由联想到千年以前那位大唐名将南霁云的风烈来。
  
  ----骁勇善战。剧中正面表现不多,但陈玉成骁勇善战这点是很明确的。
  
  TVB中的陈玉成也许有勇无谋,但绝对有血有泪。他也曾为情所困,但不会沉溺在儿女情长中难以自拔英雄气短。他也有一些缺点,比如性格冲动,做事欠考虑,比如有一阵子竟和李秀成一起堕落成韩宝英身边的哼哈二将。但另一方面,他身上的那些优点也表现得浑然天成,不饰雕琢,没有一点矫情做作。因此,这个人物虽然并不完美,甚至并不特别出类拔萃,但不失为一位英雄,而且是一个出色的“人”。无论如何,他有着正常人的头脑,思想和感情。
  
  从TVB《太平天国》看香港人的太平天国史观,大致的定位,似乎是把洪秀全当刘备,杨秀清当曹操(???),石达开当诸葛亮,李秀成当关羽,陈玉成当张飞看待的。虽然我心目中的英王除了英勇以外决计不像《三国演义》里的张飞,但我不能否认《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不但是一个英雄,还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小说中的张飞比刘备孔明关羽都更可爱些)
  
  TVB《太平天国》中的陈玉成,是中上人物。
  
  22 张笑天《太平天国》
  
  让我先从优点说起。
  
  张笑天《太平天国》中的陈玉成,作战英勇----很多仗尽管不太明白怎么打的,总之是打赢了。他无私,不爱名不爱利不争功不抢功,听说李秀成没有封王,连自己的王爵也不要了。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立志拯救天下黎民。他有担当,因为偶然间看到了曾晚妹的女儿身,就要对她负责到底。他宁可负天王也不负曾晚妹,并不是因为他爱她(从始至终,陈玉成对任何人表示他不能负曾晚妹的理由时,都没有说过因为他只爱曾晚妹一人,而每回的理由都是不能把曾晚妹逼上绝路),而是因为他看到了不该看的,曾晚妹又是三贞九烈的脾气,如果他不娶曾晚妹她只有死路一条。就为了这么一个无心的发现,他愿意用一辈子来负责,女人遇到这样负责的男人一般来说算是幸运的。最后,他忠心,这就不需要多言了。
  
  优点到此为止,现在来谈另一面。张笑天《太平天国》刻划的太平天国主要将领中,真君子只有两个----冯云山和李秀成,伪君子却有三人----洪秀全石达开和陈玉成。
  
  剧中陈玉成一天到晚一副大公无私的架式,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就拿他拒绝天长金公主的婚事来说,他和曾晚妹的私情见不得光,编个借口也可以理解,比如说自己年龄小,不想急着成家,虽然不很有说服力,但也不是没有道理。霍去病那句“匈奴为灭,何以家为”更可以成为冠冕堂皇的理由----事实上,他也的确一直没抽出功夫和曾晚妹成亲。问题是他讲大道理不该屈心,什么“怕寒了老兄弟的心”----他还记得老兄弟啊?那么多老兄为了大局,夫妻之间都不能团圆,他明知道曾晚酶是女的还把她藏在自己身边,跟她在军营里偷情,这是念着老兄弟吗?这且不论,天长金公主刚答应替他回绝婚事,他就和曾晚妹搂搂抱抱,光天化日之下打情骂俏----他脑子里还有跟老兄弟的影子?另外,对于这一婚事,他曾经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小的能攀龙附凤,那不是祖宗有德吗?”如果这是真话,就表示他的不爱名利是假的,要不是有个曾晚妹在有苦难言,怕她寻了短见没法收拾,他早就欢天喜地地答应婚事,当成自己八辈子修来的福气了。如果这话言不由衷,那就是说来讨天王和公主欢心的----不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又是什么?“小的能攀龙附凤,那不是祖宗有德吗?”这种话,叫我重复一遍都脸红,亏他说得出口。
  
  此书中陈玉成之所以被封为指挥,并不是因为特别的战功,而是因为洪秀全要招他为驸马。他当时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无功受禄居然心安理得,还有脸冠冕堂皇地提“老兄弟”?
  
  再举一例,过去曾经救过陈玉成的胡玉蓉,因为丈夫是湘军头目,被陈玉成部抓了,就去找陈玉成求情。结果陈玉成不在,坐镇军中的人是曾晚妹。曾晚妹先是训诫胡玉蓉,说我们太平军公事公办,不能徇私,陈将军更讨厌徇私。接着听说了胡玉蓉的身份,就不管什么公事公办了,当场一口应承下来,而此后陈玉成也毫无异议----原来陈玉成讨厌的只是别人的“徇私”,公事公办也只是教训别人的大道理,一但扯到自己的私事就另当别论了。还有比这更虚伪的人吗?---- 曾晚妹坐在他军帐里,竟敢公然宣称,陈玉成能办的事我都办得了,还扬言自己放走个人最多打五十军棍----不是陈玉成一向公私不分,曾晚妹敢这么放肆吗?不由想起金庸小说中的一句词儿来:“本帮事物,向来由帮主负责,帮主夫人无权过问,何况阁下做不做得帮主夫人也还在未定。”----现成的好句子!陈玉成治军的“公私”之分,连一个江湖帮派都不及,而且部下都习惯了,他还有脸表现得比别人“更讨厌徇私”?
  
  话说回胡玉蓉的事,且不说救陈玉成的是她而不是她丈夫,就算是她丈夫,也不能成为放她丈夫的合理借口(什么“你丈夫救过太平军的将领对太平天国有功?”)。天国将士征战沙场,天国百姓输捐输粮,哪一个没有功劳?哪一个没有贡献?因此就有不按国法军纪的办事的借口,那国法军纪还能要么?
  
  说到国法军纪,记得TVB《太平天国》里,陈玉成为了向韩宝英证明自己的本事,私自潜入武昌敌营,想去刺杀敌军统帅,回来以后差点挨了翼王的军棍。因为他伤得不轻,众人又以“临阵折将不利大局”为由一再替他求情,才勉强将这一过先行记下,暂不处罚。香港人拍历史虽然随便,但这样的原则处理得并不随便,编剧也好,剧中人物也好,并没有“惯坏”陈玉成,没有把他的一切行为都理所当然地合理化,他平常在特殊,国法军纪面前没有特殊。他自己,也丝毫没有因为差点挨罚而有半点不平。“玉不琢,不成器”,再好的美质良材被惯溺了也只能变成贾宝玉。
  
  而张笑天《太平天国》中的陈玉成就属于被惯坏的那种。平常摆出一副遵纪守法的模范姿态,其实比谁都不拿法纪当回事。诸如知道曾晚妹是女子后利用自己是童子军首领的地位把她藏在营里,为了私事一再偷入禁宫与天长金公主幽会,私自做东请人喝酒,私自和敌军主帅曾国藩会面,纵容曾晚妹私放敌军头目,给曾晚妹代替自己处置天国军政的权力,天京事变时,私经请示和批准,私自离开部队和防地(擅离洵地)去和石益阳见面 。。。。。。以上种种,大都是死罪。就因为他陈玉成认识洪宣娇苏三娘这些“大人物”,他就这么特殊吗?而这种从来不把国法军纪当回事的人,居然可以成天一副道貌岸然的模范样,完全不懂得心虚和惭愧,还有比这更虚伪的人吗?
  
  说完了虚伪再说不智,此剧中对陈玉成的文韬武略表现寥寥,倒是用四个女人反衬出他的“不智”。第一个,药铺老板的女儿胡玉蓉。在长沙时,陈玉成自告奋勇化妆成小沙弥进城执行任务,这就已经是大大不智--他满口广西口音,开口能不露馅吗?索性从派他去的石达开到接见他的清方一众将帅都是白痴,总算没被抓住,但接着,躲进胡玉蓉家里就吓傻了。对如何渡过眼前的困境干瞪眼没辄,巴巴地指着胡玉蓉替他想一条又一条的计策。再往后,听说太平军走了,想都不想拔腿就要走,结果被小姑娘一句“说走就走,走得了吗?”问得目瞪口呆。临别的时候,也不想想能不能实现就跟人保证一年之内回来,“他日厚报,给你家挂功劳匾”,空头支票一开不只一张,害人家苦苦等了一年又一年,不知蹉跎了多少青春。万一遇上个死脑筋的,不是害耽误了人家一辈子的幸福吗?第二个,曾晚妹,替人家包扎了伤口,还装没看见,以为能够混过去,曾晚妹可比象他这么迟钝。军营里面也不管有没有人听见就叫唤“我哪知道曾晚生是女的”,还是人家小姑娘提醒他别那么大声。到了后来,保奏无功无劳的苗霈林为王,还赏其王娘N人,弄得军中怨声载道,最后,连曾晚妹都看出苗霈林不怀好意,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家恭维你为盖世英雄你就不顾东南西北了”,他却被虚弱心迷住了眼睛。(为了一个新的前途而冒险和单纯因为虚荣心而放松警惕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第三个,天长金公主,他编的那两条拒婚的理由,被人家公主当场驳得说不出话。第四个,傅善祥。听说翼王方面近来战事不利的居然幸灾乐祸----于私来说,石达开就算有一万个对不起太平天国,对他陈玉成还是有恩的,一再地提拔举荐,信赖重用,天京事变后明里暗里不止一次地维护他这个陈承容之侄。。。。。于公而言,且不说石达开打的还是太平天国的旗号,尊的还是天京政权为正朔,心里还是向着太平天国,就算他真的另立旗帜,自成一国,归根到底也还是反清的同志,是同一战线的盟友。他对牵制一名清兵,天京政权就少一个敌人,这么浅显的道理连小学生都算得明白,他身为太平天国前敌最高指挥官,就这么点心胸,这么点见识?---- 反而傅善祥在谈到翼王的境况时忧心忡忡,她和石达开没有任何私交,好像连话都没说过一句,她的忧心当然是从大局着想,也意味着太平天国并非没有人懂得反清盟友的损失也是太平天国的损失这么简单的道理,只不过陈玉成不懂而已。
  
  除了被死个女人衬托得无地自容以外,还有其他的,苗沛霖就不说了,去寿州还可以勉强解释,保奏这种小人为王就是有眼无珠了,写信约曾国藩见面,断言“借他一个脑袋他也不敢来”,结果人家真来了----对于一个交手多年,而且眼下正是正面敌人的敌方主帅都不能做到“知彼”,尤其是自以为是地低估,真不知道他这主帅是怎么当的? 当然还有,跟几个姑娘的关系不清不楚让人误会,胡玉蓉和天长金公主因为他而一生受单相思之苦,不能说和他的暧昧表现无关。多情不是坏事,留情----哪怕是一丝一毫,也该想想负不负得起责任。
  
  虽然陈玉成常常被几个女人的事弄得头晕眼花,而且在大事上见地平庸(他不拿主意还好,越拿主意事越糟),但说他完全没有头脑,也不是。 在内部矛盾方面,他就极有心机。从天京事变时,就主张利用石益阳来影响翼王。李秀成要为封干王的事劝阻天王,也是他从中阻拦,主张利用洪宣娇和傅善祥两个女人办事。为了显示自己不“擅专”,他不仅向天王汇报得极勤,给李秀成写更频繁到了“一天三个信使”的地步----他有多少大事,用得着一天写三回信给李秀成?作秀也未免太过火了。
  
  张笑天《太平天国》中的陈玉成不仁,虐待俘虏,学曾剃头搞什么“站笼”,不义,桂林城下的死人堆中,光顾着找曾晚生,根本不管身边战友的死活,无礼,操练之时公然下令要扒女扮男装的曾晚妹的衣服,被封王时,听说李秀成没封王就说自己也不当了----他可以推辞爵位,也可以奏荐李秀成,但李秀成没封我也不当了这种逻辑近乎胡闹,国家名器,出于铨选,不是私相授受,更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的儿戏!不智,前文已述甚多,失信,对胡玉蓉轻许诺言而无法实现。
  
  这个陈玉成仁义礼智信无一能全,还敢充一副大公无私的正人君子模样,实为张笑天《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将领中的头号伪君子。
  
  看在他还有开头那几条好处上,姑且不把他归入下等。
  
  张笑天《太平天国》中的陈玉成,是中下人物。
  
  23 许指严《石达开日记》
  
  能把陈玉成写成下乘人物的实在罕见,想来想去想的出来的也就是这本《石达开日记》吧。
  
  书名《石达开日记》,其实和石达开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开头八字“太平天国龙飞八年”不但胡编了一个年号,还把石达开离开天京的时间弄错了一年,全文洋洋洒洒如何胡说八道也就不问可知了。
  
  
  它是一个叫做许指严的常州文人为了还酒债而利用石达开的名气假托其名而作,孰料刊印之后居然畅销,多次再版,谬种流传,长达数十载之久,印数之多,据说在近代出版史上也是排得上号,乃致有“近代中国三大伪书之一”之称。
  
  既然是伪书,我也就不需要多议了,万恶淫为首,就凭陈玉成当着翼王的面就不假掩饰地他的义女色眯眯地不怀好意这一条,列他个下下就不冤枉。
  
  《石达开日记》中的陈玉成是下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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