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著作：太平天国史、天国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太平杂说等

第三节 传统势力的对抗 　　 　　一、曾国藩的领导 　　 　　曾国藩(一八一一至一八七二)，为湖南湘乡人，长洪秀全三岁，同系来自耕读之家。在早年功名途上，他较洪秀全顺利，二十八岁中进士，成翰林，三十四岁官礼部侍郎。平生究心义理与经世致用之学，是一位道统名教的拥护者。他亦不满时政，殷望有所改革。乡人友好中和他抱同感的大有其人，均以事变难免为虑。道光、咸丰之际，湖南、广西乱作，举人江忠源为绥靖地方，首起楚勇，助官军平新宁事变。一八五二年，邀击太平军于湘、桂之交，继之力保长沙省城。湘乡诸生罗泽南踵行其事，别立湘勇。一八五三年一月，太平军北入湖北，有燎原之势，清廷正式授曾国藩以帮同湖南巡抚团练，搜查土匪之任，以补正规军的不足。他因母丧正在籍守制，不欲任事，和他交 　　　　 --108-- 　　 　　称莫逆的郭嵩焘说以乘时自效，澄清天下，兼保桑梓。他亦鉴于武昌不守，关系甚大，始赴长沙筹划。 　　 　　到长沙的第二日，提出他对团练的主张，谓团练应由地方绅耆董理，搜查土匪应由巡抚派兵剿捕。太平军凶焰已炽，湖南兵力单薄，不足守御，决在省城成立大团，招募壮健朴实的乡勇，认真操练。官军之不堪任战，有目共睹，必须改弦更张，而以练兵为要。易言之，他要编组一支新军，与太平军对抗。咸丰批示，要他“悉心办理，以资防剿”，原则上无异认可。是后他给友人信中，屡有“驰驱中原”，“荡平贼氛”，“荡涤群丑，扫荡廓清”之言，可见他一开始即抱负不凡。 　　 　　新军不仅须针对绿营之弊，亦须兼取敌人之长，成为确能战斗的部队。绿营的最大弱点，为营伍习气与调遣成法，太平军之善战在于团结坚固。曾国藩认定“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应可血战一二次，渐新民之耳目”。他的新军通称湘军，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人员：先求志同道合，质直而有血性、忠义而晓军事的儒生为将。他说“带勇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也就是有信仰，肯牺牲。然后“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以“朴实而少心窍”的乡农为尚，不取浮华之辈，摈斥滑弁游卒及市井无赖。 　　 　　二、编制：十人或十二人为一队，什长一人；八队为一哨，哨官一人；四哨为一营，统于营官，每营官兵五百人(初为三百六十人)，合数营，或数十营置一统领。成军之初，大帅选统领，统领拣营官，营官拣哨宫，哨官拣什长，什长挑勇丁。全军自上而下，非亲族故旧，即同乡同里，“将帅相能，兵将相习”，“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视其父兄”。 　　 　　三、训练：兵勇必须“苦心精练”，阵法技击固要逐日操习，精神纪律同样注意，他所编的“莫逃走”、“要齐心”、“操武艺”歌词，虽为劝告乡民自卫，亦可施之营伍。同时更要爱民，每隔五天集合教导， 　　　　 --109-- 　　 　　反覆开说，干言百语，但令勿扰百姓。“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并使其相激相劘，忠义奋发，一德一心，“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 　　 　　四、待遇：饷银不裕，不足以养将弁之廉、作兵勇之气。新军勇丁每人月银四两二钱(后增为四两五钱)，较绿营提高一倍有余。饷源最初来自捐输及藩库，其后则以百货厘金为主，①次为盐厘。 　　 　　如以杨秀清、萧朝贵的《奉天讨胡檄》代表太平军的主义，曾国藩的《讨粤匪檄》，②可说明湘军的立场。太平军是为开创王朝而战，为实现一种理想而战，曾国藩是为卫护道统名教而战，为传统文化而战。勤王之义，虽在名教之内，但他不过分强调，对太平天国种族思想，亦避开不提，此有其难言之隐。 　　 　　檄文的第一段，痛斥太平军的残暴，以地域观念打动长江流域之人，并煽动身陷太平军者，以分化所谓“新兄弟”(在长江各省新加入者)与“老兄弟”。他说，太平军所过，“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概抢掠磬尽，男女备受荼毒，而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如，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第二段痛斥太平军，破坏伦理秩序，以名教观念打动知识分子。不过他对太平天国的宗教，所知尚欠正确，他说：“中国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太平军崇外夷之教，上下皆以兄弟姊妹相称。农不能自耕，商不能自贾，田皆天王之田，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又别有所谓耶酥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 　　　　 —————————— 　　　　 ①厘金系仿照两湖会馆的提厘筹款办法，大概系就所属同乡的商货中抽收百之一。一八五三年七月，江北大营始于扬州附近仿行，以助军需，湖南大约不久亦予采用，倡之者为代曾国藩劝捐最力的郭嵩焘。第二年江苏加以推广，一八五五年，遂及于用兵各省。 　　　　 ②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发。 　　　　 --110-- 　　 　　者，又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第三段痛斥太平军毁污庙宇，以神道观念打动一般乡民。他说：“自古生有功德，殁则为神”，虽乱臣贼子，亦敬畏神祗。太平军焚烧学宫庙宇，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亦被污残，“此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最后申明，他的使命在救民卫道，救被掳船只、人民，纡君父之忧，慰孔、孟人伦之痛，报生灵之仇，雪神祗之憾，希望忠义之士，共同奋起，被胁被陷者，自拔来归。 　　　　 　　二、湘军东征 　　 　　曾国藩的新军，初以罗泽南的湘勇为基础，再加部分楚勇及新募之众，共约四千人，其后续有增加。一八五三年九月，曾国藩移驻衡州，以避长沙绿营官兵的寻衅滋闹，兼就近剿办南路土寇，并兴治水师，太平军顺江东下及回师西征以来，拥有大小船只近万，飘忽靡常，沿江州邑，不战即得，清军无船，防不胜防，追击不及，束手无策。曾国藩从郭嵩焘之议，开始置办船炮。兵勇来自湖南，工匠来自广西，炮位置自广东，大都为西洋所制。此为日后湘军夺回长江控制权，阻断太平军的水上交通，攻克两岸城池的关键所在，有关于双方胜负极大。 　　 　　一八五三年十一、十二月间，西征太平军进入湖北，安徽情形亦急，清廷连促曾国藩赴援。曾以战船尚未办齐，湘南土匪尚未肃清，须待水师能自成一队，与陆师并进夹击，否则不能草草一出。一八五四年一至二月，江忠源及湖广总督吴文镕相继败殁，太平军三占汉阳、汉口，围攻武昌，湖南震动。此时湘军水师已成，大小战船三百余只，水勇五千人，合陆师将弁兵勇夫役共一万五千人，炮五百尊，以民船百余号载米煤油盐，于二月二十五日出动。全军每月需饷八万两，由湖南、江西、广东、四川供应。初与太平军角逐于湘北，陆师败于岳州，水师溃于长沙以北的靖港，但另队则大捷于湘潭，不仅士气一振，长沙亦免于夹击。经过整编训练之后，湘军二次出击，七月，肃清湖湘。时武昌已于六月再失，十月为湘军克复，并及汉阳、汉口，这是出乎清廷意料的一大胜利。十一至十二月，再捷于鄂东田家镇、半壁山，水帅直抵九江，太平军船只损失至大。 　　　　 --111-- 　　 　　一八五五年初，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援军西来，湘军一再受挫。汉阳、汉口、武昌又复不守，武汉至天京全入太平军之手。曾国藩退往南昌，湘军首尾不能相顾，决定由湖北巡抚胡林翼及罗泽南规取武汉，日久无功。①一八五六年石达开合自粤北来的天地会党，及北王韦正，连占江西八府五十余县，南昌几乎不保。 　　 　　三、天京内变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不久，清钦差大臣向荣的追击军跟踪而至，屯扎于城东南郊，号为江南大营，兼统镇江军，屏蔽苏、常的产米区。另一军屯扎扬州城北郊，号为江北大营，屏蔽淮海的产盐区。是年(一八五三)冬，太平军退出扬州，仍据运河口的瓜州。江南大营声势颇盛，虽久攻天京无功，终为太平军肘腋之患。一八五六年，杨秀清乘上游军事胜利，先击破镇江城外及扬州之敌，再猛扑江南大营，向荣败死，天京解围。长江上下，太平军无往不利，皖北的捻势亦张，囊括江、淮，似为指顾间事。就在此时，天京连续发生自相残杀的内变，湘军始得喘息的机会。 　　 　　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以来，取得了宗教、军事、政治大权，跋扈专擅，视洪秀全如无物，动辄凌辱，对韦正、石达开、秦日纲更是颐指气使。韦正、秦日纲且尝受杖责，积怨已非一日。以大敌当前，隐忍未发。早在一八五五年，《贼情汇纂》的编者已经洞悉此一危机，谓杨秀清“叵测奸心，实欲虚尊洪秀全而自揽大权，独得其实，甚或意欲仿古之权奸，万一事成，则杀之自缺。又云：“杨贼与昌辉(韦正)相互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 　　 　　天京解围，上游军事得手，杨秀清野心愈炽，又诡为天父下凡，胁迫天王，由九千岁进称万岁。一八五六年九月，韦正、秦日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杀死杨秀清，天京混战经月，杨党死者二万余人，此为天京第一次内变。十月，石达开自湖北赶回南京，责韦正不当滥诛。韦正一不做二不休，准备将所有异己，一并芟除，石达开缒城而逃，此 　　　　 —————————— 　　　　 ①一八五六年四月，罗泽南战殁，李续宾代领所部。 　　　　 --112-- 　　 　　为天京第二次内变。此后韦正仍然不分皂白，屠杀不止，悬赏购拿石达开，人人自危。十一月，石达开集兵东讨，洪秀全与天京文武合诛韦正、秦日纲，此为天京第三次内变。十二月，胡林翼乘机克复武汉，底定湖北，湘军不再有返顾之忧，并有了稳固的后方，饷械委输不绝，伤病休养得所。 　　 　　石达开是太平军中杰出的军中政治人物。曾国藩屡说他“最悍”、“诡谲”，“挟诡诈以驶众，假仁义以要民”。左宗棠亦称其“狡悍著闻，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诸贼之上。而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忌也”。韦正死后，石达开掌理政务，攻守兼施，重用青年将领陈玉成和初露头角的李秀成，联结捻众，攻略皖北、鄂东，稳定了太平天国的局面。洪秀全以饱尝杨、韦之苦，不信外臣，专任他的无才无能的胞兄洪仁发、洪仁达。一八五七年六月，石达开以遭洪氏兄弟仁发仁达的疑忌，出走安庆，转赴江西，别图发展，实际上已与洪秀全脱离关系，自树一帜，此为天京第四次内变。石达开出走后，镇江不守。洪氏兄弟专恣愈甚，人心不服，各有散意，曾国藩以为年内即可攻下金陵。洪秀全的政权之得以延续，一以传闻清军对于广西籍的太平军一概不赦，惟有死里求生，抵抗到底；二以陈玉成、李秀成忠勇善战，艰苦支撑，太平军的威势为之再振；三以清廷始终心存满汉之见，对于曾国藩未能真正信任，畀以全权。 　　　　 　　四、太平军的重振 　　 　　一八五八年，清钦差大臣和春及张国梁①的江南大营复进至南京城下，对江的浦口为江北大营，天京再度被困。上游湘军李续宾亦攻下扼长江咽喉的九江，江西各城多为湘军所得。李续宾乘胜进军皖北，陈玉成、李秀成联合奋战，先破江北大营，再破湘军于皖北三河镇，李续宾全军覆没，这是太平军在颓势中的重大胜利。此后陈玉成当长江 　　　　 —————————— 　　　　 ①张国梁即原扰广西的天地会首领张嘉祥(见87页)，后归向荣，向荣败死，改隶和春。 　　　　 --113-- 　　 　　上游，保卫安庆，抵御东下的湘军，李秀成当长江下游，保卫天京，对抗江南大营。 　　 　　一八五九年，留居香港五年的天王族弟洪仁玕到了天京，立被重用，封为干王，总理机务，陈、李亦分封为英王、忠王。洪仁玕颇有新知，拟定了一套改革计划，名曰《资政新篇》，备论政教方策，世界大势，主张采用新的制度及科学技艺，“器使群材，赏罚严明”，以期振奋人心。他的建议要旨是权归于一，改革风俗，仿行西法。在所列举的具体事项中，值得注意的有设书信馆、新闻馆、医院、市镇公所、乡兵(警察)、兴办铁路、银行、工艺、矿务。除新闻馆外，天王均认为应行，但究属纸上空谈。第二年，中国第一位留学美国的容闳，①建议改善军队组织，设立陆海军学校、实业学校，厘定教育制度，建立良好政府，聘任有才能的行政顾问，开办银行，亦未能见诸事实。容闳在天京考察月余，认为洪秀全实无建设一新中国的能力。 　　 　　清军显然分为两大集团，一为长江下游和春、张国梁所统的江南大营，由绿营组成。一即上游曾国藩、胡林翼所部，以湘军为主力。江南大营号称五六万，核实不过半数，以长壕困天京，意谓大功早晚可成，“将骄兵惰，终日酣嬉，不以贼匪为意，或乐桑中之喜，或恋家室之私，或群居纵酒酣歌，或日在赌场烟馆”。每四十五日仅发一月之饷，士卒怨望，扬言“贼匪一到，我们即走”。 　　 　　忠王李秀成、干王洪仁玕，以天京久被围困，改采机动战略，以轻骑出皖南，直下浙江，拊江南大营之背，断其饷源，分其兵力。一八六0年三月，李秀成袭破杭州。和春自江南遣兵来援，李秀成放弃杭州，星夜西返，会集所有兵力，包括来自皖北的英王陈玉成，分道猛扑江南大营。经过十天激战，五月初，和春、张国梁全军尽溃，天京再度解围，是后两年，城外无清军踪迹。 　　 　　七年以来太平军的战略是上游主攻，下游主守，东线始终不曾越过丹阳，太湖流域仍为清军所有。天京二次解围后，决攻取苏、杭、上 　　　　 —————————— 　　　　 ①容闳(一八二八至一九一二)为广东香山人，幼从西人学于澳门、香港，一八五四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 　　　　 --114-- 　　 　　海，然后置办轮船，再溯江而西。五月十九日，李秀成长驱而东，张国梁、和春败死，人民争杀清军以迎。除了上海、镇江，两周之内，江南为所席卷。八月，进攻上海，未下，同时上游战事转急，太平军遂陷于两线作战。 　　　　 　　五、曾国藩总制东南 　　 　　湘军之未能乘天京内乱的有利时机，于夺回武汉之后，全力推进，不全由于力不从心，而是满人对汉人的缺乏信任。湘军初次克复武汉，某大臣反说曾国藩以匹夫倔起，从者万余，恐非国家之福，咸丰为之色变。曾的责任甚重，而权力有限，仅有一“钦差兵部右侍郎”虚衔。 　　 　　一八五七年三月，因父丧，奏请终制，颇有就此引退之意。七月，再请开缺，并沥陈历年办事艰难竭蹶情形。一为对所部官兵仅能奏保官阶，不能挑补实缺，事权不如提督、总兵。二为筹调须经地方官之手，与督抚有客主之分，难以呼应灵通。三为奉命统兵未见明旨，时有讥议，所用木印关防，时常更换，州县往往疑为伪造，号令难于取信。清廷竟准其所请。 　　 　　曾国藩家居年余，一八五八年，以石达开纠合江西太平军东进，始再被起用，先命援浙江，继命援福建。复命前往四川，最后，改援安徽，牵制上海太平军，好让和春独收克复天京之功。一八五九至一八六0年间，曾国藩与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剧战于安庆附近，历时三月，所恃的是湖北巡抚胡林翼的支援。 　　 　　江南大营二次崩溃之时，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正在安徽宿松会商全局。左宗棠说：“天意其有转机乎?江南大营将蹇兵疲，岂足讨贼？得此一番洗荡，后来者庶可以措手耳。”胡林翼认为“否极而泰，剥极而复”的时期已至，均以和春之败为庆幸。胡料定北京势必重用湘军，曾国藩必可取得“督符”、“兵符”，结果只是要他迅速东援，不免沮丧。及苏州失守，清廷环顾宇内，将帅之能，兵勇之众，以湖南为最，除仰仗湘军外，无别途可循。一八六0年六月，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又两月，实授，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均归节制。从此他可以“破格请将，放胆添兵”，湖南 　　　　 --115-- 　　 　　集团满意了，湘军名副其实的代替了绿营。 　　 　　为进兵东南，曾国藩移驻皖南祁门，留军续攻安庆，以为将来克复金陵张本。不久英法进军北京(见139页)，诏令北援，对他又是一个难题。他虽曾有此请，似非出于真诚。他对曾国茎说：“北援不必多兵，即吾与润帅(胡林翼)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奔问官守，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著，有济无济，听之而已。”又对胡林翼说：“天下有理有势，保江西、两湖三省，势也。吾辈就目前之职位，求不违乎势，而不甚悖此理。”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以巩固现疆土为第一，北援仅是一种姿态。 　　　　 --116-- 　　　　 （第三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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