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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應天作新王 　　 　　 　　孔子在董仲舒的神學中已經因為作春秋而成為新王，孔子創造了一個新的朝代。董仲舒說： 　　 　　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樂宜親韶武。」（《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130 　　 　　孔子作春秋，是應天命，創作新王，所以董仲舒很確定的說：「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春秋繁露·三代改制》，孔子作春秋，但事實上並未立下一個新的王朝，為何董仲舒如此說？如果這不是驚天動地之說，就是一個叛變，背叛漢王朝，或者這是一個謊言，究其實這是董仲舒的神學，孔子的新王朝是實行在天上，如同在人間，是在苦難的廣大民眾的心中。 　　 　　董仲舒的說法，其來有自，是一股人心內在的需求，經過先秦儒者的努力形塑而完成於董仲舒。 　　 　　《論語》上記載：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131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生民塗炭，哀鴻遍野，人民久亂思治的渴求，形成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呼聲。儀封人說：「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論語．八佾》。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孟子·公孫丑下》），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孟子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者，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132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孔子作春秋，不僅是歷史的紀錄而已，而是要說明王者之道，而實際上以王者自況，而要著手實行王者之義，行王者之道了。 　　 　　孟子又說： 　　 　　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離婁》）133 　　 　　王者之迹息而詩亡，孔子因此繼之而作春秋，其文體是史，其事是齊桓、晉文，意義呢？孔子說自己已經取之，此微言大義，即是繼王者之迹。 　　 　　孟子又說：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134 　　 　　周公驅猛獸、兼夷狄，制禮作樂而百姓寧，實際上是行王者之事，而孔子繼之作春秋，使亂臣賊子懼，是繼周公之志業，孔子曾經從事於禮樂的制作，在論語中有記載子曰：「吾自衞反魯，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而禮樂征伐應該是天子之事，孔子說：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135 　　 　　當天下無道久矣，天子、諸侯都無能於禮樂征伐，孔子當仁不讓，撥亂而反正，一方面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一方面作《春秋》以口誅筆伐，行褒貶之事，使亂臣賊子懼，他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確實是意味深長的，雖然口誅筆伐，貶天子、退諸侯，並不是真的勞師動眾，血流成河，但孔子所行實為古代天子之事。 　　 　　根據《大戴禮記》的記載，孔子的此一態度有更進一步的敘述：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為主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主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曰：「居，吾語汝。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袵席之上還師。是故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大戴禮記·主言》）136 　　 　　在此段問答中，孔子感嘆：「今之君子，惟與大夫之言之聞也，其至於君子之道者甚希矣。」然後孔子自問：「吾主言不出而死乎？哀哉！」在曾子不斷追問之下，才剴切言之，說明實行七教、三至之道，儼然以君主自居，欲行君主之義於天下，道出君主之言而後死，才不覺得遺憾終身。孟子說：「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萬章上》換句話說，是因為沒有天子薦之，否則孟子認為德如孔子，必能擁有天下。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儒學本身有一個內在的潛存的壓力，要求孔子行王道於天下，甚至以王者自居，從內聖到外王，求其實現的強烈的驅策力。孔子說：「天生德于余，桓魋其如余何！」《論語·述而》，而周初「以德受命」是一個從周公到孔子都相信的命題，那麼到了春秋時代，難道孔子不應該為王？只有聖人才有資格成為王，荀子已經說得很清楚了，這個順乎天，應乎人的強烈的要求到了董仲舒的手中，才予以發展成熟，董仲舒說： 　　 　　春秋緣魯以言王義，殺隱、桓以為遠祖，宗定、哀以為考妣，至尊且高，至顯且明。其基壤之所加，潤澤之所被，條條無疆。……大國齊宋，離不言會；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遠夷之君，內而不外。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候之伐哀皆言我。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顯明。隱、桓、親春秋之先人也。益師卒而不日。於稷之會，言其成宋亂，以遠外也。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不以為外，以近內也。」（《春秋繁露·奉本》）137 　　 　　在這裡的記述，春秋彷彿成為一個真實的王朝，而孔子是其主導者。《春秋》的《公羊傳》也是同樣的立場： 　　 　　元年春，王正月。君之始年也。（《公羊傳·隱公元年》） 　　 　　何休注云： 　　 　　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諸侯皆稱君，所以通其義於王者，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138。 　　 　　把魯國當作春秋之王，以魯國化成天下。 　　 　　司馬遷對《春秋》給予至高的評價，他說： 　　 　　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史記·太史公自序》）139 　　 　　司馬遷以史學家的權威指出孔子所作的《春秋》是王道之大者。然而誰有那麼大的權力去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呢？除了孔子沒有別人，如此說來難到孔子不是聖王嗎？ 　　 　　王充在《論衡》中說： 　　 　　說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論衡·正說》）140 　　 　　王充認為《春秋》之中，人道、王道、都具備了。 　　 　　董仲舒進一步的指出《春秋》含有「十指」、「五始」和「三世」。董仲舒說：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略之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繫也，王化之所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強榦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為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天之瑞，一指也。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所至者，則得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強幹弱枝，大本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別嫌疑，異同類，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木生火，火為夏，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則天所欲為行矣。統此而舉之，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衍溢於四海。陰陽和調，萬物靡不得其理矣。說春秋，凡用是矣，此其法也。（《春秋繁露·十指》）141 　　 　　根據上述所言，《春秋》之十指，可以安百姓、審得失、正事本、明君臣之分、著是非、序百官、立王化之所務、達仁恩、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天所欲為行矣。 　　 　　關於「五始」，董仲舒說： 　　 　　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春秋繁露·二端》）142 　　 　　孔子的春秋之道以元之深貫串天之端、王之政、諸侯之位和境內之治，使之歸於正，此之為「五始」。 　　 　　孔子作《春秋》，其中的「三世」，董仲舒有如下的說明： 　　 　　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其見微其辭，於其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吾以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春秋繁露·楚莊王》）143 　　 　　孔子作《春秋》，分為三世，已如上述，公羊學家何休據此而有「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之說： 　　 　　於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麄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著治法式。（《公羊傳·隱公元年注》）144 　　 　　孔子以一介儒者而行天子之事，在《春秋》一書中，建立了一個紙上的王國，而這個王國為後世儒者所肯定、讚揚並予以發展，這是個精神的王國，而董仲舒認為孔子應當是王，他說：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務除天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隨天之終始，博得失之效，而考命象之為，極理以盡情性之宜，則天容遂矣。百官同望異路，一之者在主，率之者在相。（《春秋繁露·符瑞》）145 　　 　　孔子西狩獲麟，是受命之符，受命即為天子也，董仲舒說：「有非人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所以孔子作《春秋》依而改制，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 　　 　　董仲舒說：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春秋繁露·俞序》）146 　　 　　董仲舒說孔子作春秋，是往上探究天端，糾正王公的職位，是千千萬萬人民政治教化的開始，往下彰明人事的得失，舉拔賢能的人，作為後世聖人的楷模，所以孔子受命而作春秋，明改制之義，是作為後世聖人的楷模，隱含的意義即孔子是後聖之師、是王公之師，則孔子是不是王呢？董仲舒引孔子的話，讓孔子自己發言：「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所以孔子作春秋是「加乎王心焉」，亦即假託賢明君王想要天下平治的心，去論斷諸侯王公的史事，孔子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孔子作春秋以行天子之事，昭然若揭了。 　　 　　然而根據儒家的理論，孔子之聖德應當為王，而且他有受命之符，西狩獲麟；衡諸史實，除了《春秋》一書，孔子畢竟不是人世上擁有軍政大權的君王，也不是一統天下的天子，漢代的儒者就立了一個名辭，稱之為「素王」。 　　 　　素王之名，原出於《莊子》：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147 　　 　　然而漢儒繼承董仲舒之言，認為孔子之春秋是「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樂宜親韶武。」《春秋繁露·三代改制》，因此順此思潮而尊孔子為「素王」，蓋有聖人之德而無其位，但藉春秋以作新王。漢儒之說如下： 　　 　　仲尼為匹夫而稱素王。（《中論·貴驗》）148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漢書·董仲舒傳》）149 　　 　　仲尼自衛返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春秋左傳序》）150 　　 　　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旄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說苑·貴德》）151 　　 　　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蒐，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弒君三十六，釆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淮南子·主術訓》）152 　　 　　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出，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論衡·超奇》）153 　　 　　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論衡·定賢》）154 　　 　　自衛返魯，刪詩書，定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風俗通義·窮通》）155 　　 　　從上述的漢代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素王」的稱號，是相當普遍的受到肯定。這是董仲舒在大漢帝國的「獨尊儒術」的大環境下，努力推動「春秋學」所獲致的成果156。 　　 　　孔子在中國文化中的卡理斯瑪（Charisma）的典範地位，於焉確立。儒家的內聖外王之道在董仲舒的奮鬥中完成，得以在漢朝取得實踐的機會，董仲舒本身也成了卡理斯瑪的人物，感召其門人在漢朝做政治實踐，和學術研究的奮鬥，屢次面臨殺身之禍的危機，董仲舒和其門人，都是凜然不懼，依直道而行。157 　　 　　以上所述就是巫師傳統和儒家的深層結構在董仲舒身上的展現，成為大漢帝國獨尊儒術的意識型態。 　　 　　但是儒家對精神王國的建立，就感到滿足了嗎？內聖外王難道不是要在現實的人間去完成嗎？難道孔子栖栖皇皇周遊列國，只是為了一個紙上王國的建立而已嗎？孔子的志業只成就一個「素王」之名，孔子在天之靈會感到滿意嗎？ 　　 　　這些問題是對儒家永恆的挑戰。 　　 　　注释： 　　 　　130 同註5，頁175。招與韶通，韶乃虞舜樂名。武：當從蘇輿校作「舞」，韶舞即韶樂與舞蹈，古代詩、樂、舞合一。 　　 　　131 見《論語·八佾》，十三經註疏本，阮元編，台北：新文豐出版社，民國66年版，頁31。 　　 　　132 見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正義》，十三經注疏本，民國66年元月初版，頁11。 　　 　　133 同註131，頁146。 　　 　　134 同註131，頁118。 　　 　　135 見何晏注，刑昺疏，《論語正義》，十三經注疏本台北：新文豐，民國66年，頁147。 　　 　　136 見高明註譯，《大戴禮今註今譯》，台北：商務，民國78年，頁1-3。高明認為：《廣雅》：「主，君也。」主言，就是君臨天下的話，也就是主宰世界，領導人群的話。王肅私定《孔子家語》，剽竊這一篇，改題為「王言」，高明認為王肅是錯誤的，應該是「主言」為是。 　　 　　137 同註5，頁255-256。 　　 　　138見公羊壽傳，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台北：新文豐，民國66年頁8。 　　 　　139 見司馬遷著《史記》，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5年6月，頁3297。 　　 　　140 見王充著《論衡》，台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民國67年，頁1187。 　　 　　141 同註5，頁136-137。 　　 　　142 同註5，頁145。 　　 　　143 同註5，頁8。 　　 　　144 同註137，頁17。 　　 　　145 同註5，頁147-148。 　　 　　146 同註5，頁149。 　　 　　147 見郭慶藩著，《莊子集釋》，台北：河洛，民國63年版，頁457，〈天道篇〉。 　　 　　148 見徐幹著，《中論》，台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民國67年版，頁188。 　　 　　149 同註1，頁2509。 　　 　　150 見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本，台北：新文豐，民國66年，頁16。這是杜預當時學術界的一種觀點，但是杜預對此說法，並不支持。然而孔穎達說：「漢魏諸儒，皆為此說。」，或許杜預本身正是憂讒畏譏，所以才危行而言遜，以避殺身之禍。 　　 　　151 見劉向著《說苑》，台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民國67年，頁132。 　　 　　152 見劉安撰，高誘注《淮南子》，台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民國67年，頁332。 　　 　　153 同註139，頁607。 　　 　　154 同註139，頁1173。 　　 　　155 見應劭著，《風俗通義》，台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民國67年，頁177。 　　 　　156 有關孔子為素王一事，參見羅夢冊著《孔子未王而王論》一書，台北：學生書局，1982年。 　　 　　157 見司馬遷著《史記．儒林列傳》，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5年版，頁3127-3129。儒家在漢朝形成了「國家宗教」的形式，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參見謝謙著，〈儒教——中國歷代王朝的國家宗教〉，收錄於《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6年，第五期。任繼愈著，〈論儒教的形成〉，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一期。李申著，《中國儒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加潤國著，《中國儒教史話》，保定﹕河北大學出版，1999。張榮明著，《權力的謊言——中國傳統的政治宗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牟鍾鑒著，〈中國宗法性傳統宗教試探〉，收錄於《世界宗教研究》，第二期，1995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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