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清代，近代史及边缘文化文章目录

作者：愚人- 提交日期：2003-10-23 10:40:00 　　 　　个人对黄仁宇先生著作的看法--谈谈历史决定论和“大历史” 　　　　我觉得黄先生的书里，以《万历十五年》写得最好，见微知著，从那一个平凡的一年分析了几个对明朝影响最巨的人物，以此理解明王朝衰败的原因。 　　　　 　　　　黄先生的观点是新颖的，所使用的方法是西方的分析历史，侧重在经济和政治结构分析社会，分析历史，这和他受教于李约瑟，受李约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的方法和大陆传统历史研究的方法不同，自然引起了刚刚打开国门的大陆学界和莘莘学子的震动和得到了不小的喝彩。 　　　　 　　　　我觉得黄先生的其他的书，如《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水平差了很多，他喋喋不休地谈他的所谓“大历史”，惟恐大家忘了他的提出的历史研究的新概念。到了暮年，他还在新语丝上一再兜售他的观点，这时候他的文章已经出现了混乱不清的现象，例如他在一篇回忆母亲的文章里，提到了抗战时期及以后的内战时期的兵荒马乱，初很遗憾地说因为战乱，没有尽好孝道，其后天各一方，阔别几三十年，回来仅看见了母亲一杯黄土。本来回忆母亲，多写点母亲对自己的抚育，对儿女的慈爱，这样的写法才使人感动，可他却话锋一转，又转到他的“大历史”上面去了，结果通篇文章不知道他老先生到底在回忆母亲还是谈“大历史”，：） 　　　　 　　　　他的“大历史”深深地浸染着历史决定论观点。什么是历史决定论？可能对历史哲学不知道的人不熟悉，我简单介绍一下。 　　　　 　　　　所谓历史决定论，简单地说，就是认为历史是有规律的，历史的发展是循着一条看不见的道路，在一只无形的手的操纵下前进。决定论的提法，来自于十九世纪初法国数学物理学家拉普拉斯的一个命题，这个命题说，假设宇宙间存在着一个无所不知的，全能的“智灵”，因为他是全知的智灵，因此他知道宇宙间每一个粒子之每一位置，每一现在的速度，每一动量，又因为他是智灵，所以他能把所有上述资料收集汇总并用牛顿力学方程组演算，结果他能根据现在诸粒子的资料倒退过去某时刻他们的资料，也能前推任意时刻诸粒子的资料，结果，宇宙里现在的资料决定了任意未来某个时刻的资料，这就是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或者称机械的决定论。 　　　　 　　　　拉普拉斯的决定论容易把争论者错误地引导到智灵本身存不存在的问题的辩论里，其实不是这样的，拉普拉斯只是想说明，有一个控制宇宙和人类命运（如果把人简单地视着物质的一种结构）的“规律”（就是拉普拉斯之妖），它决定了宇宙和人类历史的未来！ 　　　　 　　　　拉普拉斯的决定论一经提出，就引起了西方哲学界的大波澜，这无疑地对西方当时盛行的人本主义、自由主义哲学思潮一记当头棒喝：人的命远早就被若干时间以前，甚至出生以前决定了，还谈什么个人奋斗？更使人沮丧的是，如果严格地推演下去，连人的此刻头脑里在想些啥都被以前若干时间的状态所决定！那还谈什么思想？什么天才？这当然被很多哲学家所不能接受，于是他们提出了“自由意志”说，妄图修正拉普拉斯的观点，就是说，其他的事物发展是有规律的，但人的思想、意志是没有规律控制的，是能够自由思索的。但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只能反复强调人的伟大，人的心灵之不受拘束，于是，人本主义，自由主义又划了一圈，跑回到他们所战斗的对象--基督教教义所主张的人是上帝唯一的宠儿上面去了，又乞求于信仰，这本是他们诅咒的东西。 　　　　 　　　　翻过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家们利用当代物理学的新发现否定拉普拉斯的决定论，说是机械的，事实上，宇宙的描述是不能用牛顿论的机械主义方程式描述的。但仍然不能揭开这样的疙瘩：到底存不存在一个宇宙规律控制万物、人生？虽然这个规律（假如有！）一般不能被拉普拉斯的力学方程式描述。 　　　　 　　　　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萨特是这样来强调“自由意志”的合理性，他反证道：如果人知道自己某项计划的命运，则他能够自己先修改他的计划，使得命运的预言破产，于是命运不存在。问题是，假如真有命运，你有什么本事事先知道？所以我觉得萨特先生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难题。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耗散结构和混沌理论的提出，有人试图用非线形宏系统混沌发生（比如“蝴蝶效应”）的不可预知性否定万有决定论，但论证不是很清楚的。 　　　　 　　　　一般说来，现代宇宙论学者，物理学者，还有许多哲学家相信宇宙是有某种规律的，但不是处处可用的（如果宇宙一点没有规律，那我们自然科学工作者喝西北风去吧，：）），特别是，人文科学，艺术几乎没有多少规律*不是绝对没有！）。 　　　　 　　　　论及历史，现代大多数西方历史学家不认为历史有规律，历史仅仅是各种偶然因素的聚合，或者是佛学里的因缘遇合而已。认为历史有规律可循的观点就是历史决定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就是一种决定论，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都视着经济形式下发展的产物，按照这样的观点，马克思指出了西方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必然规律。马克思没有谈亚洲历史是否遵从他这个规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理论家们把他的由经济形态划分历史的观点用到中国历史上，这就是我们在大陆早年学政治，学历史的东西。 　　　　 　　　　黄仁宇先生肯定不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但黄先生则从另外的角度把历史按照他所谓的规律上套，这便是他反复叫读者莫要忘记的“大历史”。所谓大历史，不过把历史上存在的一定时期里，其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拿来和西方现代的政治经济组织形式比较，凡接近者，便被黄先生叫好，凡离得远的，黄先生则踏削之。黄先生的分析里最得意之点在，在他提出的经济的数量化程度。黄先生的观点隐含了中国历史最终将演进到资本主义社会去，黄先生没有指出，到底资本主义制度后面还有没有更先进的制度？但黄先生理论之厉害就在于，他表面上不谈社会的分期和归位，这就避免了政治上的纠缠。 　　　　 　　　　这样，我们看到，黄先生的“大历史”本质上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是一回事，即他们都肯定了人类历史是有规律的，越来越先进的。所不同者，只在马克思主义强调了未来是共产主义社会，而黄的大历史则仅把中国历史终止于西方资本主义形态而已，从这样的角度看黄的大历史，其想象力比马克思历史唯物观还是差了一截。 　　　　 　　　　问题就在，黄的历史史料证实方面是不充足的，有些也不能怪他，事实是中国历史文献里本来就缺乏必要的“数量化”资料，或者不准确，需要后人做大量的考据工作去厘清，而黄显然这方面的专长不够。况且有些资料根本就付之阕如，或者干脆没有，越久远越缺乏，所以黄先生论述明末的《万历十五年》比较得手应心，因为明史资料是现存国史资料最丰富的，要把他的方法往秦汉或先秦套，就比较麻烦了，于是我们就看见黄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里论述汉朝故事中，有点插浑打科，什么“小娘子”都上来了，：） 　　　　 　　　　我自然是不欣赏大历史的。 　　 　　作者：赵丰年　回复日期：2003-10-23　20:27:18 　　　　所谓大历史，应该叫宏观历史(macroscopic history)，或者从宏观的角度研究历史。这象宏观经济研究不注重某个富翁商人的发家奋斗，而是从统计数字、制度行政上找到经济发展规律一样。宏观历史也是试图从大局着眼，注意力集中在各种文化、地理、环境和统计数字对历史事件的影响。在描述历史时注重事件发生的更注重因果关系，试图对历史现象的高度总结概括。 　　　　 　　　　中国古人也未必不会宏观历史的研究方法，很多中国史书都高度概括总结，其简明扼要、令人惊叹。但是中国古人没有将宏观历史做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提出来。因此，即使有人达到了宏观历史研究的高水平，对后人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大大地妨碍此法在中国的普遍推广和后人的提高，令人遗憾。 　　　　 　　　　宏观历史是西方学者比较普遍采用的。并非马克思或者黄仁宇的发明创造。他们只不过受这种文化影响，而在应用时有自己的特色，而得出与众不同的惊人结论而已。大多数中国人毕竟受西方影响较少，才觉得耳目一新。宏观历史在西方普遍应用，和他们已经普遍掌握逻辑推理的千年以上有关。中国古人也并非不会逻辑推理。但是因为没有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提出来。这也明显地限制了逻辑推理的普遍性。 　　　　 　　　　我个人认为，宏观历史研究方法本身有明显特长，注重各种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对全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有很大的帮助。相对来讲，如果没有这个概念，那出外要经过格外的努力，研究历史容易局限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有时难免有失偏颇。如愚人兄所述，古人记载历史时丧失了重要的数据给后人(除了被各种大规模战乱洗劫外，古人恐怕也漏记了一些重要数据)，让我辈试图还原真相、总结经验教训时倍感艰苦。除了记载昂贵贵，恐怕和古人当时没有宏观历史概念，没有意识到各种重要数据能帮助后人了解对历史作用有关。比如，在很多时候，我想知道某个战争双方参加人数，武器装备，却被正史不载，作为业余爱好者，实在难以知道前因后果。 　　　　 　　　　尽管西方宏观历史是非常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黄仁宇有极力推荐，但是我不认为黄仁宙真正了解、并正确掌握了这个方法。即使是宏观历史高度概括总结，任何结论也必须建立在了解大量史实的基础上，根据必须可靠，推理必须严密。而黄仁宇在中国古代史的文章中，除了万历十五年，其它的作品糟糕的错误比比皆是，连业余爱好者都随处可见，简直惨不忍睹。其原因，是黄在明代以外的历史现象找出因果关系时，不下功夫钻研史时就随便得出结论，有时甚至主观想象， 　　　　信口开河。这并非宏观历史法的错误，而是黄仁宇的错误。 　　　　 　　　　随便举个例子，黄仁宇说中国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的分界，是在“15英寸降水线”。降水线外不能农耕经济，一定要采用游牧经济。这个降水线与长城相符，这个说法就难免有信口开河开河之嫌。首先，长城的地点是随着朝代不断变化的，难道降水线也随之变化？黄采用这么重要的结论，为什么不列出可以查证的相应历史气候变化的数据？其次，游牧地区并非不可以有农业，中国很多农业地区也多次曾经被游牧民族洗劫后称为牧场，并在五胡乱华时延续几百年。再次，在很多游牧民族地区，清代就陆续变为农耕地区了，这种变化难道“15英寸降水线”变化，还是根本没有关系，黄也忘了不费脑子解释。也和15英寸降水线无关。黄仁宇口口声声说大历史的因果关系，但是他自己随便找到的因果关系根本不对。 　　　　 　　　　真实情况是，决定农耕和游牧的不是15英寸降水线，而是长城修建程度的难易。游牧民族地区盛产马匹，使得其地区抢劫非常容易，最近在内蒙古出土的史前文物表明，早在几千年前那里就有农业生产，就要初步文明，但那里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游牧民族抢劫技术发达后，就不可能有人从事农业生产了。而中国文明只所以能够保存，是因为在不同朝代，修建了长城，抵消了游牧民族的马匹优势。黄仁宇常以大历史的口气教训人，但是如果他真的懂得宏观历史的研究方 　　　　法，就会注意到，游牧民族对文明的不断破坏严重阻碍了中国的文明发展。而且他也不会不认识到，世界上各地区游牧民族都较造地接受了文明，以前同样是游牧民族的羌族、藏族也先后接受了不同的文明，如果同样是15英寸降水区，为什么唯独蒙古高原地区游牧民族迟迟不接受文明，称为文明最大的破坏者，原因没有其它，就是因为那个地区是世界上马匹数量最多的地区，抢劫比其它任何地区都容易。其实，黄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地区游牧民族是世界文明的肿瘤，反而以歌颂的口吻来赞美变化。这不是宏观历史研究方法的错误，而是黄仁宇自己的错误。 　　　　 　　　　黄仁宇只是一个宏观历史肤浅的理解者，他把不相关的事件用因果报应随便连接起来。即使是他最好的作品“万历十五年”，虽然选取史料有特长，值得参考，不象其它作品那样存在不下功夫研究史实的问题，但其推理过程也实在难以恭维。比如他说中国历史记载弊病是泛道德化，明代的弊病是不会数字化管理，等等。他所谓数字化管理问题，恐怕是和现代欧美国家行政机构相比才得出的结论。他自己既然那么强调数字化，为什么不列举当时明代国民经济总值是多少？占世界第几位？研究明代毛病时不用统计数字，而是造成个别若干腐败混乱的例子来说明他的问题。这种研究方法象什么呢，大概象我国文革时期描写美国那样，找出一些真实的贫困黑人缺衣少食，就能得出美国是一个最腐败的社会，美国人民等待着我们解放的结论。 　　　　 　　　　在这种研究方法中，所举出的事例可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从宏观统计着眼，而是从微观找出个别事例的论证方法，是任何结论都可以得出的。最近有一个著名海外异议者曹长青写的报道中，找到几个美国华人钻社会福利的空子的真实例子，就得出结论说社会福利制度是养懒汉的制度，美国如此，欧洲有更好的社会福利，那一定就有更多的懒汉。(我在欧洲就居住多年，实在难以苟同)。当时就有人指出，西方职业记者研究报道社会福利制度，必须把不同制度下社会生产总 　　　　值、犯罪率、钻空子的人数、损失金钱等统计数字综合比较，才能得出其有那些优点缺点的结论。哪里能从几个现象就随便得出结论的？黄仁宇的明史研究，和曹长青一脉相成。他说中国人不会数字化管理，那他比较过中国古代统计数字的发达程度和同时代其它国家程度了吗？他知道中国古代采用各种统计数字远远早于世界其它吗？他列举了明代那么多问题，但是忽略明代国民总值仍然是世界第一，更不要说不会数字化管理怎么解释了。他自己不用统计数字，到说中国不会数字化管理，岂不是笑话？至於什么中国社会的泛道德化的弊病之类的结论，更是荒谬不堪，我已经令文论述，不在这里重复。 　　　　 　　　　黄的万历十五年还是有价值的。但是它的价值不是结论，而是事例能给人一定的思考。黄本人象是一个明代的记者，把一些重要的事情报道出来。但是他口气不认为自己是记者，而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神。拿着他自己只是肤浅了解宏观历史方法吓唬人。得出的很多荒谬的结论。结果造成有的国人不加分析地相信了他的结论，有的如愚人先生发了他结论的荒谬，对宏观历史法也厌恶了。这是很可惜的。 　　　　 　　　　 　　 　　 　　作者：赵丰年　回复日期：2003-10-23　23:53:33 　　　　另外关于宏观历史的研究方法，即使是中国近代历史学家也不是黄仁宇一个人在应用。比如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就明显地从宏观角度分析，找出各种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而且他运用的手法，比黄仁宇不知道高明多少。不过钱穆老先生用得不动声色，不象黄那样挂在嘴边，不厌其烦。 　　　　 　　　　黄挂在嘴边也有好处，就是能够帮助这种思维方式的普及。 　　　　 　　　　从宏观角度研究历史，也并不一定非要说历史是一个看不见的规律支配，而是找出各种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便帮助以后预测一些发展结果。比如，古人就知道，人要是饿极了，就会不择手段的找饭吃要，因此，天灾容易0容易发生抢劫和民变。宋代士大夫因此极力主张建立完善的社会赈济制度，其实就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总结经验教训。 　　　　 　　　　这些类似的历史规律的确存在，但是只能应用到某个范围。不能随便总结出玄而又玄的抽象哲学。从宏观角度研究历史，就是为了发现这些类似的规律，这不一定和西方哲学家存在主义有什么必然联系。宏观规律的研究方法方法古人一直在用，比如从饭灶的数目推算对方军队人数，决定下一次军事行动。孙子兵法有很多类似的总结。但是需要指出，一般类似规律的发现，用的都是归纳法，这些归纳是免不了不全面的。应用统计数字，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不全面归纳，提高预测历史事件的准确率，但是任何类似的方法，都有误差和例外，也有风险。 　　　　 　　　　清代考证学发达，大概可以说是微观历史法。微观历史也和宏观历史的关系，是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有些象战争中战术和战略的关系一样，缺一不可。我以为，中国近代的历史研究，注重微观历史过多，宏观历史较太少。从这点看，黄仁宇虽然不是一个高明的宏观历史专家，但是他的存在对于我国历史研究弥补这个缺陷，还是有启发作用的。 　　 　　作者：D将来　回复日期：2003-10-24　00:49:58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前言上好像注明是黄仁宇先生给《中国时报》写得系列，硬伤有不少，其中关于先秦部分，曾有网友子乔写过万言文指出过。其他部分的硬伤也不少，这不难挑。不过我以为，以中国历史之长，把握起来很不容易，所以写通史很不容易。而黄只是明代史的专家，在写通史性质的文章时，有些硬伤也似乎必然，况且这也不是专业文章，而是普及意义的东西。还是别太挑剔了。 　　　　我也对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不太欣赏，或许是我太愚钝，我实在没看出什么新东西来。当然，黄仁宇先生提出“大历史观”的缘由，是针对西方史界把历史研究如其他科学一样，越分越细，黄先生认为这不能在宏观上解决问题，因而发愤立论，但好像在内容上比较单薄，比较缺乏哲学的支撑（如愚人-兄所论及），更惨的是，他想“造反”的就是他所受的历史教育的流派（费正清一系的哈佛流派），但又缺乏强有力的论述。这或许也是他在美国事业失败的原因（这可看他的自传《黄河青山》）。唉，人生真是不易呀！ 　　 　　作者：D将来　回复日期：2003-10-25　10:16:28 　　　　赵丰年兄: 　　　　至于黄仁宇先生的以数字化管理为根本的观点，我也不赞同。实际他的论述无非还是从亚当斯密以来强调市场化社会管理体系的诸理论为基础的，其结论也大致就是如愚人-兄所言的“隐含了中国历史最终将演进到资本主义社会去”。至于马克思主义一派（非仅指我国的，包括西方的）实际也是系出亚当斯密等之门，分野在于在批判中更进一步，提出了新模式。我以为黄仁宇的问题在于，实际上“以数字化管理”只是“市场化社会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市场化要求数字化，而非相反。所以黄的逻辑似乎是颠倒了。 　　　　 　　　　但是，您对黄仁宇先生的指责，如“他自己既然那么强调数字化，为什么不列举当时明代国民经济总值是多少？占世界第几位？研究明代毛病时不用统计数字，而是造成个别若干腐败混乱的例子来说明他的问题。”，这我不能同意。在黄仁宇的《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以及《放宽历史的视界》的几章中，黄是采用、分析和辩驳了大量的明代的原始统计数字，并做了一些与西方对比的工作，显然黄仁宇绝非空言立论，这您只要看一看他的书就可明了（我想大概您是仅看了黄的《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通俗或半通俗的书，才会有此印象。若如此，在没有了解黄的全部著作下，就一两部通俗著作来否定黄的专业治学态度和学术水平，显然是很不公平的）。 　　 　　 　　作者：D将来　回复日期：2003-10-25　11:22:13 　　　　 　　　　再顺便提一下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此书是在讲演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当然也算是一本通俗普及的书，所以其中也有不少失之过于简略，甚至是错误的地方。以宋代为例： 　　　　钱宾四说“中书则为丞相，地位独重。门下尚书两省长官不再预闻政府之最高命令。” 　　　　——宋代沿唐制，名义上是以三省长官为丞相，但前后也有很大不同。宋代在元丰改制前，在皇城内设“中书门下”为宰相的办公之所，即“政事堂”。丞相虽然也加“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等名，但实际关键要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又改简称为同平章事），这才是真丞相。元丰改制后，三省名义上恢复，但实际比唐的还要打大折扣。如“尚書左丞”“中書侍郎”、“門下侍郎”等后来实际还是大致回归参知政事的职责。所以到南宋又恢复了参知政事官名。而丞相官名尚書左、右僕射（常兼中书侍郎）到孝宗时干脆改为了左右丞相。钱对宋代中枢的体系似乎不太了解，起码是在本书中犯了错。 　　　　钱宾四说“宋代财政，掌握在三个司……独立起来掌管着全国的财政” 　　　　——这在王安石变法前当然是这样的，但是在元丰时，三司被撤，财政又重归户部等机关，也就是重归三省管了，以后再也没有了三司。约200年的无三司的制度，在钱书中竟没提，不能说不是大遗漏。 　　　　 　　　　钱说“各边防守，全须派中央禁军去。但亦不让其久戍，譬如今年戍河北的，隔一年调中央，又隔些时再调到山西。……因此宋代虽连年不打仗，而经费上则等于年年动员，年年打仗。军队老是在路上跑，并且又把将官和军队分开了，军队一批批调防，将官还是在那里不动。如是则兵不习将，将不喜兵。” 　　　　——宋初太祖的确让禁军不久戍，经常在路上跑。但实际上这在仁宗时就有有所改变了，到王安石变法时，行系将法，军队基本就是常驻某地，不是在路上跑了，只有大规模军事行动时，才长途调动，如平方腊、征辽等。完事后，基本又返回原地。到南宋时，军队基本可以说是都常驻某地的。其原因在于，宋代是募兵制，家属随军，总是调动驻地，财政根本支持不了。而将官是没有规定要常驻某地，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调动是很常见的。还有，钱比较不重视南宋与北宋的不同，实际上在南宋，军队的各级军官和士兵的联系是很紧密的，还记得余玠传里的举代法吗？ 　　　　 　　　　钱说“与马相关联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 　　　　——这显然有误。辽东铁矿的大规模开发，始于近代。从汉唐乃至明，从没有把辽东铁矿作为一项重要资源，在北宋的控制区内的铁的生产足够当时使用，且在宋神宗时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 　　 　　 　　 　　 　　作者：冒名顶替的老幺　回复日期：2003-10-30　0:20:31 　　　　赵兄这话过于武断了吧。两河流域在公元前10000到公元前4000的时候降水量应该是比较丰富的。不然空中花园就是能建成，上面也没花啊。 　　　　 　　　　美国佬的一部《再现古文明》里面提到当时的人可能用螺旋式水车来运输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种水车的发明比目前公认的阿基米德还要早上许多。 　　 　　 　　作者：阿五　回复日期：2003-10-30　1:02:24 　　　　颇有收获，多谢楼主，多谢各位论道高人。 　　 　　 　　作者：赵丰年　回复日期：2003-10-30　23:42:11 　　　　老幺兄，我哪句话太武断了？是阿拉伯地区降雨量的事情？ 　　　　 　　　　两河流域的水源不是降雨，而是河水。从苏美尔文明开始，那里不断建设灌溉系统。由于有河流，地下水位也高，打井容易出水。 　　　　 　　　　古代文明发源地，都是沿着河流开始的。而且土壤必须是沙质，不能是黏土，降雨量不能大，否则长出茂密的树木，无论砍伐或者开荒都太费劲。概因文明之处金属铸造也不发达，只能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从事农业生产。看看两河文明，埃及尼罗河文明，黄河文明和三星堆等最除的古文明的都是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后来农具发展了，才可能在降水量大、或者森林茂密的地区开荒。 　　　　 　　　　所以在文明开始发展时，最适合耕种的不是降雨量大的森林地区，而是降雨量少但是有河流经过的草原地区。黄仁宇不去思考，就凭空相信文明和野蛮地区的分界线是15英寸等降雨线，那才是武断。中国北方地区有不适合耕种的地区，但是有很多河水流域完全适合耕种。成吉思汗的部落出自森林地区，更说明水源非常丰富，土地比我国大多少地区都肥沃。阿拉伯地区比漠南漠北更干旱，也不是没有有农业。干旱地区不适合养马，只能养骆驼。阿拉伯地区比漠南漠北更干旱，也不是没有有农业。凡是马能生存的地区，都可以有农业生产。但是如果那里马贼太多，那么一年辛苦的农业生产马上就会被抢走，自然就没有农业生产了。 　　　　 　　　　把游牧民族抢劫归因于降水量太少，等於凭空武断地说凡是社会犯罪分子都是因为太贫穷，没有其它办法生存，进而批判社会腐败等等，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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