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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云南哀牢山李文学起义及其蜜滴反清政权的历史，当时的清政府官方文献档案中基本上没有记载，有关地方志书和私人著述虽有提及，也是语焉不详。著名史学家刘尧汉先生于1945一1954年的十年中经过四次深入云南哀牢山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访问，先后收集到了自署南山夏正寅撰《哀牢夷雄列传》残阙手稿一份、署名南山衮撰《爱乐山城夷变纪闻》抄录件一份和记录口述资料30多份。解放初期，刘先生把上述调查结果分三批公诸于世。这些调查材料较全面系统地记录了李文学起义及其密滴政权历史的全貌，它的发表在我国史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从此《哀牢夷雄列传》 (以下简称《列传》)便成了撰写有关李文学起义论著的主要史料根据。 　　 　　彝族农民李文学领导的反清起义，爆发于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起义后建立的以他为首的密滴农民革命政权，确定以“铲尽满清脏官，杀绝汉家庄主”为斗争目标；广泛团结哀牢山地区彝、汉、回、傈僳、白、傣等各族人民，与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建立了相互支援的联盟关系。这次起义活动的中心地区在云南哀牢山脉上段，即今巍山、弥渡、南华、楚雄、双柏、景东、镇沅等七县的大部分或一部分地区，其面积约为三万平方公里，居民人口五十万左右。蜜滴政权的主要领导人李文学在太平军战士王泰阶和李学东两位得力助手的协助下，实行了一系列较为正确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民族政策，促进了哀牢山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它是云南各族人民反清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王泰阶和李学东是李文学起义军及其蜜滴政权中的关键性人物，不仅《列传》为他们立传，而且在已经发现的哀牢山区多块碑刻中(最早的碑刻成于光绪五年，即公元1879年)刻着他们的名字和身份，哀牢山区大大小小数十座李文学“大司藩”庙中的塑像或画像中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在彝族人民中普遍流传着关于他们的传闻和故事，这一切都雄辩地证明王泰阶和李学东是两位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而决不是什么“虚构的传奇”。 　　 　　王泰阶，四川峨嵋汉族，雇农，12岁开始给自豪当童仆。一次富豪失金，硬诬泰阶偷盗，对他酷刑逼供，并禁闭于室。后来他在一位阶级弟兄李学东的营救下，逃出虎口，开始了艰难的流浪生涯。不久，泰阶有幸成为一位“堪舆” (即“地师”，或“地理先生”)的仆从，一年以后，地师不幸被强盗杀害，泰阶决定逃往桂林。李学东，四川西部马边彝族，雇农，因营救王泰阶被主人追究而被迫逃亡，以乞食、佣工谋生，三年后，与泰阶相遇于途中，二人进相约往投太平军。咸丰三年(1853年)秋，他们二人至湘桂间，投于翼王石达开部下。在一次战斗中，学东负重伤，由泰阶侍候，在农家养息，不幸又被清军俘虏，待逃出时，翼王所部已远离月余，于是二人商定本着“促夷起义，应援天国”的抱负，决定前往云南进行反清革命活动。咸丰四年(1854年)冬，学东佯为泰阶徒弟，辗转到达云南哀牢山地区，以“为堪舆朗中” (替人看风水、治病)为掩护， “出入于夷汉贫富之门”，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反清革命宣传和发动组织工作，为举行反清起义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 　　 　　咸丰六年四月七月(1856年5月10日)，李文学在王泰阶、李学东等人的协助下，率领彝众五千多人，在瓦卢村后山的天生营誓师起义，大家一致推举李文学为“夷家兵马大元帅”，李文学任命王泰阶为“参军”， “运筹帷帐”，任命李学东为“上将军”’ “统诸将士，驰骋疆场”。王泰阶为起义军起草的檄文指出： “我哀牢夷民历受汉庄主欺凌，僻居山野，贫苦为生几十世矣！自满贼入主，汉庄主与之狼狈为奸，苛虐我夷汉庶民，食不就口，衣不蔽体……本帅目睹惨状，义愤填膺，爰举义师，驱逐满贼，除汉庄主，望我夷汉庶民共襄义举”。誓师毕，李文学率起义军进驻附近汉族地主聚居的蜜滴树(又名弥底)建立帅府，宣告蜜滴农民革命政权胜利诞生。 　　 　　从李文学起义的准备阶段到蜜滴政权存在的15年期间，王泰阶和李学东的主要活动及作用概述如下： 　　 　　第一、王泰阶和李学东于咸丰四年(1854年)底深入哀牢山上段彝族群众中，做反清的宣传发动工作，为一年多以后的李文学起义的爆发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王、李进入哀牢山上段后，以替人看风水和治病为掩护，进行反清宣传活动。不到一年，他们就熟悉了当地山川地形、豪家内幕、贫户痛苦等情况。瓦卢村彝族雇农李文学家，终年辛勤劳动，仍然缺吃少穿，王、李深为同情文学家的悲惨遭遇，他们对李文学进行启发教育，告诉他“满贼不灭，庄主不除，汝与夷众当生生世世为满贼之奴仆，汉豪强之牛马，”并鼓动他说： “方今之世，哀牢之夷莫不怨庄主，天下生灵莫不恨满贼，苟君能振臂一呼，非仅哀牢诸夷闻风响从，且天下生灵亦必归附。”在王泰阶、李学东的教育、鼓动和全力支持下，李文学毅然挺身而出，于咸丰六年四月七日率领彝族群众五千人在卢村后山天生营誓师起义，揭开了哀牢山各族人民反清起义的序幕。 　　 　　第二，在王泰阶、李学东的坚决劝阻下，李文学“罢称王之议”，既捍卫了蜜滴政权领导集团内部的团结，也维护了与大理政权的联盟关系。杜文秀为了联合李文学起义军共同反清，曾封李文学为“大司藩”。对此，李文学起义军领导人内部意见不一，有的人认为李帅(文学)如此“功高”，而杜帅(文秀)却仅封他为“大司”，“未免小器”，主张李帅自称“哀牢王”’“然后取蒙舍城(今巍山县城)为王宫”。另外一些人表示坚决反对李文学称王，不赞成与社文秀争地盘，认为称王和争地盘“非仅力未及，恐伤彝回两家和气，为满贼所乘，殊为不当”，指出：“吾帅为王，草寇王耳，从之者二三；吾帅为帅，为民除暴谋利，无论汉回夷之民莫不争附之，为王为帅，幸吾帅慎择之！”“雪耻之道，不在急于自(称)王，光宗之方，不在得蒙舍、苍洱(按指大理)区区之地，贵在得民，有民何患不王?”对于以上正确意见，李文学表示“当纳之”，遂罢称王之议。 　　 　　第三，蜜滴政权所推行的若干重要制度和政策，多出于王泰阶和李学东的建议。诸如：制订帅府文武职官制度；讲求致富强兵之道，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提倡和推行重视农、牧、纺、猎生产，由帅府总收皮、宅、酵、麻布与汉商交易盐铁；制定发展制造火药、兵器和农义等手工业的经济政策；推行“寓兵于农”制度；实行“庶民原耕庄主之田悉归庶民所有”的土地政策；实行“不别夷汉、夷汉同利”的民族平等政策，团结汉族人民，集中打击一小报汉族“庄主”(地主)阶级；制定并实行“西定即可东进”的军事发展战略，确定以礼社江为屏障，以哀牢山为根基，西图思茅、普洱，然后“全力而东驱满贼”的作战方针。实行以上政策和制度的结果，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保证了反清战争的基本物资需要，使各族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蜜滴农民革命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第四，促成“者干会盟”，争取和团结田四浪领导的哈尼族反清起义队伍。李文学采纳参军王泰阶和副参军杞绍兴的建议，决定争取和团结活动于哀牢山中段的田四浪领导的哈尼族反清起义军。咸丰八年六月二十四日(1858年8月3日)，李文学率王泰阶、李学东、杞绍兴等将领，田四浪率普顺义、何成等将领，前往者干(在今景东县)举行会盟典礼，田四浪被推举为副帅，普顺义被委任为蜜滴政权的八都督之一的安彝都督府都督。根据田四浪的请求，李文学同意将参军王泰阶、都督罗自美、副将军字阿乌等人留在田四浪身边协助工作。者于会盟，把哀牢山地区两支起义军联合起来，壮大了起义军力量，对推动反清革命斗争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团结、争取傣族头人刀成义和白族头人杨承熹领导的武装力量参加起义军的斗争行列。咸丰九年(1859年)傣族头人刀成义率部驻守嘎色一带，“受满贼之惑”，与起义军敌对。在一次与李文学起义军的交战中，战败被擒；后被争取加入起义军行列。李文学遂任命刀为南靖大都督，驻守嘎色等地。同年十月，(元江县属)守将白族头人杨承熹战败被俘获，王泰阶亲解其缚，并奉李文学元帅和田四浪副帅之命，委任他为“扬明大都督”，驻守因远一带。 　　 　　第六，王泰阶和李学东为反清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流尽最后一滴血。王泰阶和李学东作为李文学起义军最重要的文官和武将，一贯忠于反清革命事业，始终不懈地为反清革命事业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战斗。同治九年(1870年)九月，王泰阶率部在通关哨(在今墨江县)保卫战中，同数倍于自己的敌人进行激烈战斗，不幸失利阵亡。李学东在蜜滴沦陷、起义军失败以后继续坚持斗争，抱着必死的决心，准备为反清革命事业斗争到底。光绪二年(1876年)六月，李学东因患痢疾而病逝于镇南州(今南华县)大古木村的大涧洞，为反清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王泰阶和李学东作为李文学起义军中两位最重要的军政领导人，政绩卓著，战功突出，为哀牢山地区各族人民的反清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直至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促夷起义，应援天国，驱逐满贼”的庄严誓言。他们将永远活在云南各族人民的心中。 　　 　　无论是吕藩，或者是王泰阶和李学东，在未到云南之前，他们都只是太平军个一名普通战士，而当他们参加到云南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的斗争行列以后，就成为起义军领导集团中的一员，在斗争实践中，起着重要作用。吕藩作为杜文秀起义军的一位军师，曾经参与了起义期间和大理政权建立初期一系列重大军事、政治活动的决策，特别是经由他把太平天国的若干制度和政策介绍给起义军以资借鉴，起义军正是根据他的这种中介和沟通来认识太平天国和学习太平天国的经验的，从而把自己的事业和太平天国的事业联系起来。王泰阶和李学东，在李文学起义军中，都身负要职，前者是“参军”，位居文官之首，后者是“上将军”，名列武将之冠。他们是起义军统帅李文学的左右手，在各项重大军事政治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李文学蜜滴政权之所以能够制定并实施比较进步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政策和制度，显然部与壬、李二人所起的作用分不开，而李文学起义军正是通过王泰阶和李学东的活动及其作用来接受太平天国的影响。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没有吕藩和王泰阶等人的活动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那么太平天国对大理政权和蜜滴政权的影响肯定不会有实际存在的那样多和那样深。当然，也应该看到，由于吕、王、李等人参加太平军的时间比较暂，他们对太平天国及其政策、制度的认识和理解在深度和广度上必然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因而经由他们所介绍的太平天国的思想和经验，也必然会带有很大随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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