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回来的容国团，是秉性谦恭、心地仁厚、温文尔雅、至诚无私的爱国青年，典型的"乖仔"(听话的孩子)，他平时少言寡语，一些人见他昂着头走路，以为他很清高，但与他接触之后，就会觉得他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乐于助人，甚至为一些穷队员解囊。他注意和善于把个人名利、声望摆在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不轻狂，不做作，从不以名流自居，更不爱挤到名流圈子里以示高雅。有的队员受到最高领袖的接见，就激动得流下泪水，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容国团第三次被毛主席接见时，有记者访问他，"容国团，你见到毛主席有何感想？" 　　　　 　　　　"我不是第一次见到他了，有什么感想啊。" 　　　　 　　　　记者被容国团的直率吓了一跳，因为在那个年代，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到了神化境界，容国团说这番话是要犯忌的。 　　　　 　　　　在人群里，容国团反而喜欢与杨荧、谭卓林、郭仲恭这些名气不大的队员结为知己，情同手足。 　　　　 　　　　在容国团获得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冠军后，有一天，他与郭仲恭到北京大华电影院看电影，突然影厅内有几位观众惊喜地指着他说:"容国团来了！"先是附近的观众把目光投向容国团，旋即全场的人都站起来顾盼。大家齐齐向他鼓掌致意，有人挨近他，要求他发表讲话。他彬彬有礼地向观众点头致敬，然后平静地坐下来。放映时间到了，观众仍然站立。影院的经理于是走到他的身边恳求说:"容国团同志，您不讲话电影无法放映。"郭仲恭也在一旁帮着经埋求情:"你好歹讲几句吧。"容国闭感到局促不安，真诚地回答:"我是普通人，我不应在这种场合享受这种待遇。"这句话起先只有少数人听见，但很快传扬开去，大家都能理解他，便都慢慢坐下来了。 　　　　 　　　　1961年冬的一天晚上，容国团和好友廖国蘅在广州羊城宾馆出来，准备到斜对面的中苏友谊大厦的流花音乐厅听音乐。这是一间不对外开放的高级知识分子出入的地方。容国团刚想进去却忘记带高级知识分子证件，被一个门卫挡架了，廖国蘅准备上前向门卫讲明容国团的世界冠军身份，但容国团立即拉住朋友的手说"算了，算了"，说着便转身离去了。 　　　　 　　　　容国团非常注重个人的名誉，但对于随之而来的利益却很淡薄，有功不自恃。从不向组织开口要官要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安贫乐道，把自己处于普通的运动员身份上。他为新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之后，从未向国家要求得到一套舒适的洋房或加薪的待遇。当时他住两房一厅，月薪只有80多元，每月还要扣除大半工资傣养长期患肺病的老母亲。他比起从港澳回来的傅其芳、姜永宁、王锡添他们130多元的工资差了一大截。组织针对他做出的重大贡献，曾研究过为他调一级工资。后来因一些缘故拖延了。可是他在得知后并无半点怨言。他心里想:回国服务是为了奉献。而不是为了索取。他很明白。现在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开口要这要那是一种可鄙的行为。1960年夏，匈牙利队到中国访问比赛，别尔切克故意问容国团:"第25届世乒赛，西多得亚军获得7000多美元奖金，你夺取世界冠军又得了多少奖金呢？" 容国团不假思考地微笑答道:"我们中国运动员搞体育运动是为了身体健康。"正在推销走私手表的别尔切克摇摇头，不相信，觉得这是不可想象的。 　　　　 　　　　有一天，容国团忽然接到香港富翁伯父寄来的贺电和汇款，心情很不平静，勾起了往日一段伤心的往事。孙梅英见容国团沉默不语，走过来问:"容国团，你在看什么呀？" 容国团慢慢抬起头，"哼"了一声说:"过去我在香港当童工的时候，伯父看都不看找，现在我拿到世界冠军了，这么远却打电报和寄钱恭维我。"说完，他很生气地把电报纸撕得粉碎，然后把1000元汇款单退了回去，并且还写信叮嘱老父，今后伯父寄来的物品绝不能收。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患有严重肺病的老母亲曾一度提出要求回香港定居，容国团认为这样做对国家和政府影响不好，三番四次地将母亲说服了，打消了她的去意。但是，他这位年迈体弱的老母亲终因熬不过饥荒，在广州体委疗养院病逝了。容国团仍坚信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战胜困难，把国家建设得富强起来。 　　　　 　　　　容国团为人很有志气。他建立小家庭后，新添了一个女孩，经济开支有困难，老父见月底生活费用不够，就向老友梁焯辉借了七八块钱买米，解"燃眉之急"，准备下个月领取生活费再还给人家。这件事被容国团知道了，觉得父亲在外面丢了他这个世界冠军的面子，很不高兴，埋怨说:"爸，你又向人家借钱啦，太没志气了，不够钱用可以节约一点嘛。"老父觉得很委屈，顶撞了几句就悻悻走出家门。他找到了孙梅英，哭着说:"唉！我的儿子真大脾气，我受不了，回广州住算了。" 　　　　 　　　　"容伯，容国团怎么会得罪你啦？" 孙梅英关心地问。 　　　　 　　　　"容伯，你又不是不知道容国团的脾气，他这个人就是竹筒倒豆－－直来直去!"老人听了孙梅英的话，心情舒缓些子。 　　　　 　　　　容国团曾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使他形成了独特的性格，他风骨铮铮，不媚俗，不趋炎附势，敢于直面人生，对世态常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三反"、"五反"运动中，社会上盲目涌动着一股过激的热潮，认为西装草履、留分头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甚至强制女同志裤管要超过6寸半，男同志裤管要超过7寸半。容国团很看不惯，认为生活方式是个人生活的自由，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活爱好和追求，不能将一种复杂的政治观念强加在他人身上。在一个周末，容国团穿着一件很合度的花衬衫，正要去赴女朋友的约会，刚出门就挨了一位领导的批评: 　　　　 　　　　"容国团，说你多少次啦，要注意影响啊。" 　　　　 　　　　"都是香港带回来的，不穿不就浪费了吗?"容国团满心不高兴，冷不丁地迸出一句不服气的话。因为这件事，他打电话告知女朋友，说心里闷，不约会了。不久，容国团还是挨了这位领导在大会上不点名的公开批评。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对女朋友说:"人，应该有爱美的权利。"正由于他这种憨直的性格。所以在当时遭到一些人的非议。 　　　　 　　　　一天晚上，上面组织球员去看话剧《槐树庄》，剧情从开始到大结局都充满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艺术内容极之乏味苍白。他想:建国之后，剥削阶级不是已经消灭了吗？怎么会有这么多激烈的阶级斗争呢?他看了一会儿，就垂下头来思考，坐在旁边的庄则栋，见他兴味索然，好奇地问："今晚这个戏怎么样？" 容国团轻轻地摇了摇头，既像回答又像自言自语地嘟哝:"这本来是娱乐的时间，竟然又给上了一节阶级斗争教育课。"庄则栋一伸舌头，不敢再问了。 　　　　 　　　　1965年秋，容国团随队员下放农村劳动一个月，进行"世界观改造"。劳动艰苦。伙食很差，影响了队员的身体素质。一位来插队体验生活的《体育报》漫画记者法乃光，闲得无聊，就在一间集体宿舍里画了一幅水果画。画中都是一些冰淇淋、葡萄、香蕉、草莓，给队员作精神会餐。容国团朝画里瞟了一眼，漫不经心地说:"队员们，我们在农村劳动完以后，就可以回北京吃一顿烤鸭了。"几个队员经过数日的煎熬，听他这么一说，立即拍掌称好。谁知他说了这句极普通的话也闯了祸，受到了严厉批评，什么"怕艰苦劳动"、"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等等。由于他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他的入党问题一直给搁置着。 　　　　 　　　　其实容国团自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一直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他在志愿书写道:"我志愿入团是希望能够得到团的教育，提高政治觉悟，树立革命人生观的崇高品质，更好地成为我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接班人。"他曾被评为广州市"优秀青年团员"，当选为广东省第二、三届政协委员。贺龙副总理曾经找他谈话，要求他申请入党。但他有个人的看法，认为加入共产党就得名副其实，党员的标准并不是要一个人在组织上入党。最重要是看他行动上是不是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如果身为党员，表现却不像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岂不是给党抹黑吗?所以他仍感到自己条件未成熟，暂且做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朝着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目标努力，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党组织代表了一种意念，在某种情况下，它能划分一个青年的足音与时下的潮流和取向是否合拍。简而言之，就是在当时的气候下，被党组织拒之门外的人就是落后分子，起码不是一个要求上进的有为青年。 　　　　 　　　　女队翻身仗打胜了，容国团觉得自己再不提出申请入党，自已将会陷于一个的境地，他想找党组织谈谈自己的想法，但心里又有些犹豫，觉得自己可能未够条件。不久，教练员傅其芳光荣加入共产党，他忽然羡慕起来了。 　　　　 　　　　"傅指导呀，你现在可是又红又专啦，我要向你学习。" 　　　　 　　　　"容国团，你也应该加入共产党嘛。"傅其芳笑着说。容国团受到傅其芳的鼓励，立即向党组织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1966年初夏的一天，中国乒乓球队的一位领导来到容国团的家里，面对面地同他谈了入党的事情，容国团以他一贯的作风表态说:"请党组织考验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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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1/5/14 18:1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