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本馆石达开文章总目和链接__事迹、考证、讨论、感评

(三) 　　 　　“安庆易制”中政策性的措施 　　　　 　　　　(一)设乡官，拔才俊 　　　　 　　　　先简单说一下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建立情况。 　　　　 　　　　据戴均衡《草矛一得》述咸丰三年兵事说:“贼先时数千里所过不留,未尝行立官安民之事,迨八月复踞安庆,始行此举。”(注：咸丰三年八月为阳历1853年9月) 　　　　 　　　　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后来论太平军安徽统治区时说：““今之贼,自咸丰三年以来,俨然有自王之志。” 　　　　 　　　　1854年初，西征军三克汉阳，汉口，之后全面挺进湖北腹地，以致敌军惊呼湖北“纵横千有余里，遍地皆贼”。但是，攻夺城池过多，与兵力严重不成比例，只好四散据守，不久又分兵入湘，加之武昌未克，湖北的经营力不从心，以致于“建政”的情况参差不齐，有些地方进展顺利，有些地方则严重跟不上。顺利的例子后面再举，李汝昭《镜山野史》则称湖北太平军“动辄掳掠为主，毫无王者举动，全非霸者之经营，不过争地杀人盈野，争城杀人盈城，逞一时之强悍，乱我清代之疆场，虽然，也是天厌本朝奸贪，助逆诛逆耳。”所谓“掳掠”，就是指太平军的“打先锋”，由于建政工作跟不上，这些地区的部队只好依靠吃大户。6月底，武昌克复以国宗石凤魁镇守，不久，石达开以石凤魁恐难胜任，奏荐地官副丞相黄再兴前往武昌，协理军事，主掌湖北民政。8月，黄再兴到任，一个多月后，李汝昭再次在《镜山野史》中作出评价：“是时，武昌南京属管之地，粤人出示安民，开科取试，禁头变服，按例征粮，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俨然有王者风。。。。。。清今受困于粤，与明初受困于清者，势之相出不远矣！危言哉，出乎尔者反乎尔。”将李汝照的前后记载和太平天国方面的人事异动对照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在湖北并非不想全面建立根据地，只是直到攻克武昌后才有此条件。然则此前广占州县便有失策。但这种失策，和全文最开头提到的定都天京后半年间的失策性质相似，主要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安徽的大好形势使杨秀清再次过度乐观，他在调石达开回京的同时改变了石达开稳健的战略，把安徽的兵力大部份抽调到两湖战场，不顾兵力严重不足而急于攻占大片土地，不但使湖北根据地的建设跟不上攻克城池的速度，也给后来的惨败埋下了种子)，而不是太平军在建政思想上出现什么反复。攻克武昌，石达开亲自推荐的黄再兴迅速改变了施政状况，也显示安徽“易制”的成果确被他省所沿袭。 　　　　 　　　　赵烈文所谓太平军自“咸丰三年”起“俨然有自王之志”，所指显然不可能是“数千里所过不留，未尝行立官安民之事”的时期，而是在“迨八月复踞安庆，始行此举”之后。可见太平军在1853年9月的“安庆易制”之后，在统治区的举措一改从前的作风，开始表现出立国施政的长远眼光(虽然在某些地区某些时期内因为技术性的失误影响了这种考虑的实践效果)。而这一切，都始于“立官安民”----只有先选拔任命官吏，才能通过他们推行政策。 　　　　 　　　　在介绍太平天国选拔地方官吏的方法之前，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太平天国的官制。 　　　　 　　　　首先，太平天国采用统一官阶制。官阶由低到高，分别是两司马，卒长，旅帅，师帅，军帅，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丞相，侯，王。(其中还有细分，此处从简)这些名称的含义，相当于历代官员的品级，如“军帅”，代表第七阶官员。仅从官阶是看不出文武或具体职务的，就如同只根据“四品”“五品”无从判断文武和司职一样。知道了这一点，就会明白有人说太平天国官名“名不副实”，有人说太平天国全民军事化，用武将任文官，完全是因为不了解太平天国官阶制度造成的误会。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初，因为没有地方官，所以官员只分为“朝内官”和“军中官”两种。自总制以下为军中官，自将军至丞相为朝内官，王侯则即是官阶也是世袭爵位。所谓军中官顾名思义就是长期在军队中担任的军职，而“朝内官”领兵者一律称为“钦差大臣”，所以太平天国的“钦差大臣”并没有什么特殊权力，只代表这个人不是长年担任军职的，而是朝中据事指派来领兵的，战事结束后还可能调到其它岗位。 　　　　 　　　　“朝内官”和“军中官”(以及下面将要谈到的“守土乡官”)又各自分为“正职官”和“杂职官”。对于朝中官的正职官而言，官阶和职务没有必然关系，有的是临时指派任务，更有很多另有官职，比如卫国侯黄玉昆，他的官阶是“侯”，职务却是“刑部尚书”。而对于军中官的正职官而言，官阶也是职务，比如“旅帅”就是是统带500人的将官。杂职官也叫“职同官”，因为他们在官阶前加“职同”二字，例如陈玉成曾为“典圣粮，职同监军”，就管粮草的。杂职官通常都有专门的官职和司职，从事一些事务性工作而不参与军政大计，如“典天舆”，就是给天王管轿子的。但也有例外，如各王府的六部尚书也算杂职官，但却参与军国大计。朝中官的“杂职官”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被委任其他司职，如“承宣”是各王府的高级传令官，职同指挥，但东北翼各殿的承宣都有被派到前敌参与领兵作战的。 　　　　 　　　　除此之外，太平天国另有“恩赏官职”，如“恩赏丞相”“恩赏检点”，这是一种虚衔，或者说荣誉称号，就像现在的“名誉XX”。如我们下文提到的赖裕新，他的官阶是“恩赏丞相”，称为“殿前丞相”，但他当时的官阶却是指挥。 　　　　 　　　　最后介绍守土乡官，也就是太平天国的地方官制，这是从“安庆易制”以后才建立起来的。太平天国地方行政分为“省”“郡”“县”三级，改清制之“府”为“郡”，取消“道”一级。如安徽省仍叫安徽省，也称“皖省”，由于省会设在安庆，所以对安庆也称“安庆省”或“安省”，在不发生歧义的情况下，“安庆”和“安徽”有时候通用。在安庆又设“安庆郡”，下辖江北的怀宁、潜山、望江、太湖、宿松、桐城六县而江南的贵池、东流、建德则属池州郡管辖。郡首脑的官阶为“总制”，县首脑的官阶为“监军”，司职就是管辖该郡县军政事务，称为“守土官”。县以下村镇的各级官员称为“乡官”，这是标准的规定，有的记载含混地称为“守土乡官”，还有一些一律称为“乡官”，总之二者都是太平天国的地方官，司职以民政为主，在驻军较少的地方也兼管军事，但军事方面的权力，同级乡官和守土官比军中官低得多，例如军中官的“卒长”在指挥军事时权力高于乡官的“军帅”，守土官由军中官兼任的情况例外。 　　　　 　　　　地方官中也有杂职官，对于他们的称呼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和军中官一样，也是用官阶作为官名。比如“职同军帅”，既是官名，也是官阶，具体司职则从事务性工作到协助守土官和正职乡官处理政务都有。因为杂职乡官很多也参与政事，所以有时候记载中也直接称他们“军帅”“旅帅”。总之，由于现存的太平天国自身文献极少，考查其地方官制不得不借助地方志和私人笔记，而这些记载者自身对太平军的官制也了解得不够清楚，朝中官尚且能分，军中官和守土官乡官就常常被混为一谈，或是不分“正职”和“杂职”，导致细节上的混乱。不过太平天国本身的规定其实是比较清楚的，只是敌对方的记载者不完全了解，也不屑去了解情况罢了。(由于记载混乱，专家一不留神也会弄错，比如有人就曾经指出，罗尔纲先生在《太平天国史 乡官传》中所写的两位传主其实都不是乡官。 　　　　 　　　　因为太平天国采用了一套和历代截然不同的官制，所以从一份记载对官制的了解中就可以大致看出这人深入太平天国的情况。一个人如果自称在太平天国生活了一年以上时间，自称和太平天国的官员很熟悉，对太平天国的政策制度很了解，还做下诸多记载，却“守土乡官”和“军中官”不分，，那他多半是信口雌黄，其“经历”也有可能是凭空捏造或虚构夸张。同样，一个现代人如果要谈论太平天国的体制和政治，他分不清“守土官”和“乡官”还情有可原，犯下官阶和职务不分的低级错误则说明对太平天国的“了解”只是空中楼阁，没有基本的制度常识，他不可能有效地去分析辨别史料和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就如同不了解美国三权分立的具体操作方式却妄谈美国的政治运作乃至评价美国的民主一样。官制是政体即政权组织形式的表现方式，而政体则是国体的体现。对官制缺乏常识的人不可能真正了解政体，更不可能正确分析国体----也就是太平天国的政权性质。 　　　　 　　　　太平天国的官制在细节方面还有争议，但大抵如上，在1853年9月以前只有朝中官和军中官，1853年以后则在选拔任用了大量守土乡官，建立起了地方政权，由此实现了对根据地的管辖和治理。 　　 　　(四) 　　 　　必须强调一下，安庆易制的各项制度虽然是在石达开的主持下最先尝试推行的，但这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决定，他在离开天京前必然曾就一些基本设想同东王杨秀清进行过交流，在易制期间也必然会不断地会就最新进展向杨秀清汇报和请示，只是杨秀清下放了很大的自主权，使石达开能够主导整个易制而已。所以，安庆易制虽然是石达开政治才干的一次杰出表现，但也是和东王杨秀清的大胆放手，全力支持分不开的。 　　 　　太平天国的乡官体制究竟是如何组建的呢？前文所引的石达开《给贵池人民训谕》的后半部份说道： 　　 　　“谕尔等各村民人一乡知谕，遍传合邑诸耆良民，准宜速急依制举官遵限呈册，以五家设一户伍长，二十五家公举一两司马，一百家公举一卒长，五百家各公举一旅帅，二千五百家公举一师帅，一万二千五百家立军帅。公举各宫，须要注明三代履历及该本身岁次、家口若干，至于良家，亦须注明某姓某名、一户男妇老幼、合家总共几十名，速于到限十一月二十日旦，历明载册，交与举任卒长、旅帅、师帅等，亲身戴赴安徽投案。自谕之后，于贵池该县三十九保，倘有谁保越此治内之限不赴，休怨兴师问罪，剿铲不留。各宜凛道，毋违，切切。” 　　 　　读了这段话就基本可以知道太平军基层政府的组织形式：每5家1伍长，25家1两司马，100家一卒长，500家一旅帅，2500家一师摔，12500家一军帅，这些人就是通常说的“乡官”(关于伍长，太平军军制和乡官任命中都有的，却似不属于“军中官”和“乡官”)，逐层设官管理。注意，这个组织形式表面和军队编制方式一样，实际是不同的。根据《太平军目》的规定，军中每100人另设4卒长，每军104人，以此类推，每军13125人，又有学者考证认为实际编制是每25人就另设卒长，也就是每两26人，每军是13256人，只是因为太平军的编制从来就没满额过(一般每军实际数不超过2000人，北伐援军25个军总人数才7500人)，所以《太平军目》也就暂无修改必要。总之无论哪一种，都和乡官每军12500人的编制方式有所不同，这种细微差别也体现了地方政权的组织形式虽和军队有所相似，其实还是不同的。 　　 　　至于乡官的选拔方式呢？《训谕》中也说明了，采用民间“公举”方式产生。 　　 　　这个“公举”究竟是个什么形式，由于缺乏太平军本身文件的证明，清方史料中又语焉不详，历来史学家们说词不一。经过比照各类记载后，基本达成共识的是100以上的“公举”肯定不是采用一人一票的直选形式，100家以下则似有可能，但也难以肯定。对于卒长以上乡官的公举，有的认为延用了传统“保甲制”的“公举”方式，只是“保甲制”通常只在所谓“士绅”范围内进行，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并无发言权，而“乡官公举”则允许所有“良民”参与，使公举结果能够更广泛地反映民意。另一种则认为，卒长以上乡官可能采用由下层乡官推选上层乡官的方式。《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官员三年一次升降，绩优者升，绩劣者降，因此乡官很有可能也是三年一次公举但无定论。 　　 　　至于公举中要求注明三代履历，则主要是为了便于审查公举过程和结果的合法性，在主观上防止有人钻制度的漏洞把持地方政权，及利于进行监督。比如，太平天国是严格要求从“本地良民”中选举乡官的，因此要避免有外地人通过贿赂，强勒，欺诈等方式混充乡官，而太平天国后期个别地区正是因为没有对乡官做基本的履历审查，竟出现有土豪恶霸混充乡官的。这些人对太平天国守土官和将领竭尽阿谀奉承，在乡里却利用乡官权力欺压良民，而且官官相互，只手遮天。如果相关地区的太平天国将领及守土官对这些人的背景略作了解，也不会对其毫无警惕，任其肆意妄为。还有少数地区的乡官竟由大地主担任，使乡官政权成了地主向农民逼租的机器，完全违背了农民起义的初衷。 　　 　　对于太平天国前期乡官的成份，学者们的观点也是大相径庭，有的认为基本上是农民和无产者，只有少数是地方乡绅，小地主。有的则认为多数都是富绅地主，也就是认为“乡官”政权的公举和封建王朝的“里甲”“保甲”没什么分别。我在这里不想重复进行考证了，认为双方都有各自的依据，也各有偏颇之处：前者过份高估了150年前农民的“阶级意识”，以为他们已经可以用阶级来区分敌我，后者依据的则大多是太平天国后期某几个封建化特别严重的地区的记载，有以偏盖全之嫌。个人认为，《中兴别记》说“石达开既据安庆，张伪榜，假仁义要结民心，收罗无赖充伪乡官”，《太平天国野史》中说““达开既至安庆，以诚意相要结，择村里之有声望者为乡官”，《平定粤匪纪略》中说“择本地助虐者为乡官，授以伪职”，其实各自表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迄今为止发现的数份太平天国自身发布的要求公举乡官的文书中，没有一份限制公举人身份的，仅仅要求为本乡良民即可参与。既然允许普通民众参与公举，那么自然会有小民百姓成为“乡官”，在以精英自居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观念很强的封建文人看来，自然是“无赖”皆可为官了。而“有声望者”则未必就是缙绅地主，其实当时的民众也不在乎他到底是哪个阶级，只要此人处事公道，民众信得过他即可----其实石达开本人在家乡也算是“有声望者”，因为“读书明理”，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又常为乡人排难解纷，十二三岁便远近多称“相公”而不名，可他却不是士绅，更不是地主。至于《平定粤匪纪略》的说法也没错，太平天国选拔官吏，自然要确定其支持太平天国政权，审查三代履历，也不乏有这方面考虑。(太平天国后期，有些人一边当着太平天国的乡官，一边却和清军将领长期保持联络，出卖太平天国情报，随时准备判变)。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评价太平天国的乡官选拔制度，实在有些无的放矢。 　　 　　太平天国的乡官是否全部由公举产生？这也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个人认为，太平天国的乡官选拔是采用公举与指派结合的方式所产生。如前文所引的告示，明确指出要求“合邑诸耆良民，准宜速急依制举官遵限呈册”，又具体提出25家举一两司马，100家举一卒长等等，而且警告说“谁保越此治内之限不赴，休怨兴师问罪”(前文引述了这份训谕的前半部份，知道贵池民众经安抚说服后已“颇能回心敬天”，表示愿意和政府合作，所以如果再不按期执行，就是阳奉阴违，存心对抗了)，可见这一布告不是走走过场，而是务令照章执行的。但是，有些地区的民众是积极参与乡官公举，选出来的政权也尽心为太平天国效力(后面再谈)，但也有不情愿的，有个地方的方志中记载，因为谁都不愿意出来做乡官，最后竟采取抓阄的方式决定。剔除在被清军克复后推诿责任逃避追究的因素，我想不能否认确实存在有些地区民众有疑虑，不敢出来做乡官的。太平天国政权对这种现象未必毫无察觉，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抓阄选官，还不如直接委任。(套句现在的话说，任何国家的民主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民斗争争取到的，当然也包括承担无可避免的风险。)同样是石达开部所发布的下面这道涉及乡官产生办法的文告，内容就完全不同： 　　 　　“复选于乡孰人士中有才学而公正者举为军帅，师帅，旅帅，分治一邑之事，小民之痛痒何患不能渐闻于朝廷之上而臻郅隆之世也。今显天燕陈大人驾驻该邑，命本军政司遵制官举安民，自今而后彼义和孝义愧非士人之流不能类举，一乡之善士亦尽心焉而已。彼义和孝义二乡才士之菽举所知者夏惠昭一名为军帅，管理二乡事物，又师帅五，旅帅二十有五，皆二乡中才士所为。” 　　 　　这就不是以5家25家为单位公举了，而是由守土官或更高级的首领直接向本地“才士”了解情况，由他们推荐“有才学而公正者”为乡官，然后直接任命，不过不限于缙绅阶层，一般读书人也可以。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乡官就不设旅帅以下的等级了，因为要通过“本地才士”以100家甚至25家为单位举荐“有才学而公正者”为官是不现实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些地方史料中记载乡官任命只记到“旅帅”为止，未尝没有这方面原因。而由“有才学而公正者”去干管理100家或25家的事，也实在是大材小用了。还有一种任命方式，是从本地乡试中举者当中选拔任命，这种情况在后面的科举部份再详说。 　　 　　从这里可以看出，说太平天国政府的乡官都是“流氓无赖”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民众推选官员，难道会挑“流氓诬赖”推选？而太平天国自己指派乡官时，更是通过当地读书人的推荐或考试选拔的。(当然前期不可有能土豪或大地主参选或被选的情况，因为他们是太平天国的重点打击对象，不是逃亡，就是财产充公)。而对于为什么特别强调本地人充乡官这点，上面引的这篇石达开部张贴的文告中有专门阐述： 　　 　　“照得能治斯民，莫善于一乡之士民，有告在迩，可通乎万民之心。缘胡虏之习，千里外使一匹夫口来，于县堂坐听百里政治，无一人可曲成斯民，肉食终年而后去，乡土有士而不得与其事，虽小民之痛痒急欲告而口除者如隔天壤。假令呼之急而声闻之，非贿赂之断断乎不能。” 　　 　　守土官即监军和总制的任命是通过委派，可以由本乡人担任，也可以由外乡人担任。有时由驻军首领临时兼任，事后再行委派。而被委派的人员或为本地有名望的知识份子，或从会试翰林及进士中挑选，或由投降清吏留任，如1854年太平军攻克安徽六安州，原知州宋培之投降，即任之为该地监军。驻军首领持续担任守土官的情况也有，但现在可考来历的守土官基本上都是读过书的人，如安徽和州总制李秀成虽没参加过科举，但是读过书的；湖北蕲州监军李岚谷不确定是否曾参加科举，但他在广西白龙洞留有唱和诗和七言古风，颇具文学造诣，兴国守土官胡万智曾是太平天国育才官(负责选拔保荐才俊之士的官员)；江西以驻军首领兼任守土官的石达开部将朱衣点本身就是会试进士。 　　 　　现在来看一下安徽省“举才俊”的情况。 　　 　　《潜山县志则云：“据省垣(安庆)之伪翼王石达开，亦逼读书人赴省垣应试” 　　 　　关于这个“逼”字，以及同类记载中所谓的“胁”“迫”等字眼是否真是强迫的，我们在后文(特别是经略江西的部份)会不断以事实来说明。在这里只做简单澄清。想举太平天国为“贼”的刘文藻《诗舫存钞》中有一篇诗，记有一个湖口籍的洪秀才，被太平天国征召为官，不但拒不服从，还口出厥词，于是太平军把他送到安庆交石达开处置： 　　 　　翼贼坐堂皇，大义春秋勉：谓尔缪庠生，夷夏胡不辨! 　　秀才曰噫嘻，春秋吾所善，用夷则夷之，用夏夷人选。 　　圣人大义明，尔贼岂能眄？众人请杀之，贼笑曰勿翦， 　　彼固愿死耳，出禁久或转，吾方收士心，否则礼以遣。 　　 　　《太平天国野史》中提到石达开从本地名士中择任官员时则记为：“达开既至安庆，以--诚--意--相--要--结，择村里之有声望者为乡官。” 　　 　　太平军对读书人应试还是有一点“逼”的，如1856年10月4日《华北先驱报》322号上曾刊登一文,说:“有安庆居民云：他们得安庆后，即开科取士，按旧名册迫令士子赴考”。不过，如果坚不赴试，也没什么惩罚，更不致招来杀身之祸，有地方志说，“读书有志者皆不屑为”，注意这里说的不是“读书者皆不愿为”，而是“读书有志者”。什么叫“有志者”呢？我认为就是坚决不为“反贼”做事，不当“反贼”的官的人，在清方人士看来是有志气的。这一记载恰恰说明对这些读书人的“逼”是很有限的，只是用力推动一下，但对坚决不去的，也不会强迫或严惩。 　　 　　太平天国科举原先只有“会试”，就是天试，东试，北试，翼试，至“安庆易制”后始出现乡试。乡试中者无定额，取中者即为举人。榜发后，可在本地授职，担任守土官正职乡官的协理官，或者军中杂职官(多数是充当书手)，个别的还有机会被委派为本地乡官。也可以向守土官报名，发给川资，以舟车送到天京参加会试。(注：这只是前期基本情况，后来又有些变化，但政策精神是一致的) 　　 　　清制规定“凡出身不正，如门子、长随、番役、小马、皂隶、马快、步快、禁卒、仵作、弓兵之子孙，倡、优、奴隶、乐户、丐户、疍户、吹手”等，都不准应试。此外，复，不是本地的人，不准参加考试。而太平天国乡试则彻底打破了这一禁令，由于对应试和出身门第无特殊要求，与试者来自各个行业，各个阶层，而且外省人也可赴试。如上述《华北先驱报》的报道又载：“工商各界皆准应试。有一卖菜者，考中举人而得官职”，甚至“僧、道、巫、觋、卦、卜、星相”出身的也可参考。对于这一政策，不同立场的人看起来感觉也截然不同，在以些以精英自居的士大夫看来，简直是荒唐可笑，尊卑不分，纲常尽乱，而在罗尔纲这样的史学家看来，“文武各官，三百六十行”则恰恰反映了太平天国起义虽然被一些封建文人大加诋毁和贬斥，却广泛赢得了低层民众，尤其是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戴，是其“人民政权”性质的体现。既然是视角问题，我也不做评论，这里只想指出，因为太平天国初期的起义者中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和半文盲，急切需要大批知识份子的加入，所以对但凡能读能写的人不分出身职业，全都竭力网络，乡试录取的标准也因此放得特别的低。换句话说，“乡试”的目的不是举拔学识出众的俊义之士，只是为了填补日益频繁的军政活动中暴露出的巨大人材缺口而已。 　　 　　由于科举实难以将真正出色的人材甄别出来，也无法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材”，太平天国在科举之外又有招贤之制，据传此前天京便已曾出榜招贤，而自“安庆易制”建立郡县级地方政府后，凡太平军“窃居郡县，暨剧贼行兵所至之地，皆署榜于所居门墙及伪官衙前，曰：体国经野，致治必在于兴贤；幼学壮行，怀才必期于见用，况值天命维新之际，正属人文蔚起之时。天朝任官惟贤，需才孔亟，凡属武纬文通之彦，久列于朝，专家典艺之流，不遗于野。但恐采访难周，搜罗未遍，抱璞者耻于自献，徒韫椟而深藏，怀珠者虑其暗投，亦韬光而不市。当知天朝见贤即用，望治维殷，勿以自荐为可羞，即宜乘时而利见。倘有一技之长，仰即报名投效，自贡所长，或由管长具禀保荐入朝，量才录用，家口厚给资粮，不致失所，俾免内顾之忧，以慰从公之志。”(《贼情汇纂》) 很多自谓高才之士，或不屑于被各色人等一同录取，或怕走科举之路难以得到重用，故而宁走招贤一途。由于史料有限，绝大多数太平天国前期文官的出身很难确定，但地方志中还是为我们留下了一则“安庆易制”期间毛遂自荐而受到重用的记载----这就是安徽望江县捐纳国学生潘含孚，自负有高才，而大半生始终郁郁不得志，于是在1853年到石达开处毛遂自荐，一年以后他跟随石达开前往西征前线再次路过家乡时，已经是翼殿尚书，职同指挥了。 　　 　　以上就是太平天国自“安庆易制”以后建立起来的地方人材选拔任用机制，以下是部份有关太平天国前期这方面活动的记载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有太平天国1853年颁行的石达开给青阳县人民代表的赠书《旧遗诏圣书》所附谕凭：“十月二十二日，刘悔庵等三十三人赴安徽进贡，翼王五千岁比给诰谕、训谕及 旨准颁行共十三部。又奉丞相赖大人给发翼王谕凭，回传十七都图速口举官造册呈报。 　　 　　《殿右捌指挥杨告繁昌荻港镇人民扎谕》：“兹本大臣随同翼王五千岁率师安庆。查得尔荻港镇民人尚未齐来投册。为此札谕该镇，限十一月初九日举齐旅帅，两司马等官，填名造册，赴安徽省呈报本指挥衙，以便发给门牌。” 　　 　　不久发布的另一份《殿右捌指挥杨札谕》：“该省各郡州县已投册者请领门牌。” 　　 　　《潜山县志》记载:“立伪职曰乡官,有军帅、师帅、旅帅等名,给木印,敛亩费,理名词。……外设一异乡人综县事,曰监军。” 　　 　　《皖樵纪实》记太平天国在潜山设“6军帅、18师帅、72旅帅。军帅穿红袍,余穿红鞋,俱戴红帽,树红旗。3月,潜城监军侯万里视事,如知县。” 　　 　　《贵池县志》记： “设官分职，勒民呈册，征收钱漕。” 　　 　　《太湖县志》记：“九月，伪翼王石达开自江宁回驻安庆，分扰属县，设伪监军等官，奸民导之胁取钱粮” 　　 　　《贼情汇纂 伪守土官乡官表》记载：“每一州县分三军五军不等。”又记有部份太平天国守土官姓名，如：“罗忠球：功勋土正土一戊一监军，曾踞东流县；李名玉：繁昌县监军；黄振钧：潜山县监军；黄振兴：铜陵县监军；万成桂：青阳县监军。” 　　 　　《英山县志》记载：咸丰三年十二月“贼目何开贵踞城，树伪职，贴伪示，伪号真天命太平天国，逼造伪册，分军、师、破、 本．伍伪职。” 　　 　　《湖口县志》记载：“九月(1853/10)，檄胁湖民造册，编立军、师、旅帅等伪官。” 　　 　　《备志纪年》咸丰三年记事：“由是煽惑人心，假托周宫，倡为军、师、旅帅、两司马、百卒、伍长等职，索民间造册许结散门牌，以安百姓。凡称名，男呼兄弟，女呼姐妹，无老少，无等卑。” 　　 　　。。。。。。 　　 　　现存的安徽，江西，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六省(即太平天国曾经建立根据地的地区)的文献中，均有太平天国选拔任命乡官和守土官，及开科举试的的记载，其中既包括太平天国自身发布的告示，也包括地方志私人笔记中的记载，足见这一机制在太平天国占领区内得到了持续而广泛的运作。 　　 　　关于乡官的具体职能和运作效果，下面再介绍。这里想就太平天国科举和招贤再说两句。从现存的许多史料看来，没有理由否认太平天国政权对知识份子的渴求，很多军队和机关中甚至给予知识份子在起居饮食方面的特别有待。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很好地尊重了知识份子，发挥了他们的作用。相反地，由于宗教政策，将领素质和地域偏见方面的原因，太平天国在对人材的甄别的任用方面出现过很多失策，例如科举中选拔出来的人，多数是充当书手，至多不过是主考官，乡官，守土官，又如招贤方面，上文虽提到有个望江生员投奔石达开后得到重用，但同年另一个望江生员被保举到天京后，洪秀全却将他“送入诏书衙学习”，令其改造思想，“并未擢受伪职”。洪仁(王干)算是见过世面，文化教高的人了，但知容闳之材竟不能用，李秀成向有爱读书人之名，有名的才子王韬想向他投书却不得其门而入。。。。。。这些都大大影响了对知识份子的争取。另外，太平天国前期科举考试题与四书五经无关，答卷也不得引四书五经的内容，都是什么“独一真神皇上帝--皇上帝乃真皇帝”，什么“真命天子福命将”，像“四海之内有东王”就算难得现实点的题目了。这样的考题和限制自然让士子们无所适从，绝大多数人只能以空论空，游戏文字，很难表达什么深刻思想，故而凡是文理通顺下笔能成章的就可以录取了。(会试中成绩出色者应是认真研读过太平天国出版物的，但这类人毕竟是少数。)虽然太平天国在甲寅四年杨秀清借“天父下凡”宣布古书中有很多道理，不可毁之过甚，从而不再像之前那样全面禁毁民间书籍，但囿于一贯以来的宗教理念，也不可能公开承认这些书的合法性，只好由太平天国政府组织人对这些书进行“删改”，剔除与宗教信仰不合的字句(例如把孔子都改成孔某)后出版，才算正式的合法读物。在此之前，国家的各级科举考试当然只能以正式承认的合法读物的内容为准。后期太平天国武科考试中出现了《武略》(即《五经七书》的删改本)，还有学者考证认为《诗经》也完成了删改出版，成为合法读物，但尚无定论。 　　 　　 　　只是我不赞同对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一棒打死：他们留下了很多教训，但也取得过一些成功，比如科举制度确实为太平天国吸收了一大批有一定文化的人员，没有他们，这个政权不可能在那么广泛的领域内维持那么长时间的有效运作。太平天国也有一部份将领是比较善于争取知识份子的，如前期的石达开，后期的李秀成，陈玉成，洪仁(王干)，他们虽不能代表整个太平天国，容易造成“人去政息”的局面，但因居于高位，在他们各自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地区，还是校正了许多不当做法的。仍以石达开为例，前期受他节制的地区包括皖赣鄂三省，其中他在湖北省的时间不长，故而影响有限，但对前期安徽和江西统治区的民政却起了主导作用，如在安徽，“郡县士大夫多充伪职”，“民与贼久无分别”。又如太平天国任用高级官员及将领时虽有重两广，轻三江两湖，重武士，轻儒将的明显倾向，但是石达开的部下却有大批来自三江两湖的知识份子得到重要，翼殿尚书除上文提到的潘含浮外，还有天试翰林湖北人杨在田和湖北人周北顺，只有一个“粗通文字”的广西人韦尔编“并无大权”，将领方面，萧寿鐄(湖南湘乡秀才)，朱衣点(太平天国进士)，周竹岐，李岚谷都是三江两湖出身的知识份子在石达开部下担任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的例子。所有这些情况对于太平天国的知识份子政策的评价而言显然不是无关的 　　 　　毕竟在人治社会里，领导人自身素质对政策的影响力往往是决定性的，不能因为“人亡政息”就否定这种影响力，更不能因为太平天国的许多失策和教训就全盘否定他们为吸引人材而付出的努力。 　　 　　(五) 　　 　　在说完太平天国地方官制，选拔和任用制度后，最后该说说守土官和乡官的具体主要职责了。 　　　　 　　　　乡官的主要责任包括 　　　　 　　　　1 编户口册，并颁发门牌，相当于今天的户口本。主要目的是区别刁顽之徒与良民，在人口流动很多的战乱时期起到杜奸宄、保闾阎的作用，便于维护治安和清查奸细。 　　　　2 编粮册，征田赋。即统计土地数量，在辖区征收田赋。 　　　　3 维护治安，稳定辖区秩序。 　　　　4 受理诉讼。 　　　　 　　　　各级乡官对上级乡官负责，军帅总管轄下一应事务，对监军负责，监军的地位相当于清廷的知州，但权力更大。而军帅，监军共同对总制负责。所谓“各军刑政由军帅议定，乃禀监军以达于总制”，“狱讼钱粮，由军帅、监军区画，而取成于总制”。 　　　　 　　　　在诉讼方面，乡官有权裁夺辖下争讼，有权处置辖下乡官。对诉讼结果不满的，可以逐层向上申告，直至总制，总制有权裁决死刑。(《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可以再向上申诉直至丞相，侯，王，军师，直到天王，但总制以上的诉讼情况不详，从情理上估计，操作起来恐怕比较困难) 　　　　 　　　　太平天国有登闻鼓制，天京各王府外都立登闻鼓以受理申诉，地方政权建立后，在各郡县长官公署外也都立登闻鼓。类似制度历朝都有，但通常凡民告官者，以下告上者，即使胜诉也判有罪，可判流放，革职，甚至死刑。太平天国无此例制，并且规定，凡登闻鼓响，必须立即受理，不得迟误，连天王洪秀全也不例外。1858夏年因战事紧急，李秀成曾在天朝门外击登闻鼓，迫使洪秀全升殿议事。从这点可以看出登闻鼓制度的严格执行。直到1861年，地主文人写的《避寇日记》中还记载了太平天国地方官“钟长毛出告示，听治狱讼，凡民间有冤抑不伸吝，于三、八日期至辕门击鼓，审断曲直，平反冤狱”的情况，所以英国人呤俐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说，“我们首先要加以颂扬的论题就是太平天国的法庭”“太平天国的法厅有一种特殊的习惯，大门走廊内置大鼓两面，要求首长主持公道”“有钱有势的人决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段胜过穷人”。(当然，太平天国末期政令不行，纲纪紊乱，诉讼公正性必然也随之大打折扣) 　　　　 　　　　守土官除了针对乡官的汇报处理民政外，还负责发给各种政府凭证，路凭，田凭，纳粮执照，工业照凭，商店执照，等等。恢复家庭后，婚姻登记和发给结婚证书也由守土官负责。在紧急时，守土官可以组织民众对抗清兵，“寓兵于农”。补充一句，守土官的任命须报天京政府即东王杨秀清批准方能正式生效。 　　　　 　　　　经费方面，监军根据太平天国的赋税制度于其所辖地方征收钱米，以所得的三分之一留作本县的办公需用，其余的三分之二上缴。总制则每日从各县监军处收钱二千文，作为行政经费。 　　　　 　　　　在太平天国前期从民间选拔的地方官员中，有不少为太平天国政权誓死尽忠的，如桐城名士澧谟本是清朝秀才，于1854年安庆乡试中考中举人，委任为桐城县乡官。后清将臧纡青统兵突袭桐城，澧谟亲奔安庆告急，太平军援军在挂车河痛击清军，解桐城之围，围攻清军半数以上被歼，臧纡青阵亡。1858年，李续宾陷桐城，澧谟誓不投降，被清军逮捕后五马分尸。湖北兴国守土官胡万智，在战争中身中数刀，犹然不屈高喊“天父东王鸿恩当以死报”。江西龙泉县白发者监生张谦，原是当地庠序领袖，他清军极刑处死前慷慨声言：“大事不成，遗恨千秋，但决不回首！”。。。。。。一定还有许许多多为太平天国尽忠的地方官员在太平天国失败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能够留下姓名和事迹，另外一些人虽然未必能如此守节不屈，但于任职期间一般还是能够尽职府办事的，毕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以一介布衣被太平天国选出委以重任。如据敌方记载，“贼于所得之地，遍立乡官，每乡以致盗魁督领之，就其所习之业，如卖棉纱、布线、钱绳、茶叶之类，予以资本，采四五百旦，限日期回报。……无--不--竭--尽--心--力。此等田间百姓，形色衣履，毫无瑕隙，往来我城池营盘请处，习见不察，诚足虑也”。所以《贼情汇纂》的著者认为“土著生计，丝粟难隐，裹脅逃民，并得稽察。贼之牢笼人士，联络方域，计蓋无谲于此者！” 　　　　 　　　　总之，守土乡官体制的建立和推行，使太平天国能够借以源源不断取得财力、物力及人力的补给，使太平天国许多地区虽处于战乱的总形势下，还能保持相对的安定，“四野耕种得不失时”，例如在潜山，“官兵远隔，逆踞无多，咸丰四、五、六等年，为伪官者，皆坐享太平”，就是说在没有战火袭击的三年间，潜山地方政权一直保持了平稳的运作。又如湖北崇阳，自一八五四年春归入太平天国后，委派曾天爵为监军，就连湘军首领王鑫也不得不承认他“能假仁义”。后来王鑫攻陷崇阳，发现民众对太平天国的拥戴居然“牢不可破”，于是写信给胡林翼说：“州县亲民之官，委任诚宜得人，况逆贼前此所为，多能沽恩市德，若不称职，尤难图治。”就是说，因为太平军此前的治理颇令民众感沛恩德，所以清军虽然夺回了崇阳，如不委任得力官吏，也将很难治理。他甚至在信中说，原本想在收复崇阳后举办捐输，筹集团练费用的，现在只好暂时放弃。曾国藩对湘军“收复湖北”后的情形也描述说：““崇（阳）能（城）两邑……多已蓄发乐为贼用。其旁近州县，如通山，蒲圻、大冶、兴国、咸宁、嘉鱼等属，皆已为贼所踞，官兵到境，无土人为之向导，无油盐可供采买，人心这坏，实堪痛恨！”曾国藩口中的“人心这坏”，当可视为民众心向太军的表现，从反面显示了太平天国地方行政的成效。 　　　　 　　　　 　　　　有关太平天国的中前期的地方行政基本情况大致便是如此了，主要是安徽和湖北的情况，因为江西我想另外单说。太平天国的制度肯定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运行起来也必然有很多问题，但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他们还有极其紧张的战斗任务，另一方面，这是中国历史上起义者第一次真正尝试建立与封建王朝性质不同的政权，虽然有封建王朝的经验可以做参考，但毕竟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所以曲折，反复，错误，都是难免的。但是，他们曾经在苏，皖，赣，鄂，浙，闽的广大地区上进行过这样的努力，他们曾经建立过地方政权的幅员面积及管辖的人口比欧洲的许多国家还要大得多，多得多，我想仅仅就上面的内容，虽然不能立断太平天国的褒贬毁誉，却也足以反驳那种认为太平天国只破不立，只懂军事不懂政治，没有打算也没有能力建立一个国家，甚至只配称之为军不配称之为“国”的说法，且不说为了保卫这些地方政权而战死沙场的中低层太平军官兵，这样的说法又置太平天国统治区内十几万甚至更多的乡官于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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