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本馆石达开文章总目和链接__事迹、考证、讨论、感评

(一) 　　 　　太平天国在1853年3月攻克天京后，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有点错估了形式，乐观过头了。因为从武昌到金陵，长驱一千二百里(又说一千八百里)，连克名城重镇，所过之处几乎望风归附，实在太顺利了。大约以为真有天父天兄在帮忙，可以无往不力，所以对近在城下的江南大营不屑一顾，以总共十来万的有限兵力，投入扫北，西征，天京，镇江--扬州--瓜洲四个战场，以为用了多久就可以象从武昌东下金陵那样顺利地“扫穴犁庭”和打下江南半壁。---- 这种盲目乐观和极端自负的情绪在太平天国发布的《建天京于金陵论》(论文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洪秀全的“上帝次子”身份，杨秀清的“天父传言”，本来自己很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不过到这时候似乎不那么清楚了，真以为自己代表天意了。一个政权的领导人在口头上怎么宣传不说，但如果心里面真以为自己一举一动都可以代表天意的话，那这种自负肯定会坏事。所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不但军事上盲目乐观，制定了和实力不相称的战略目标(后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政治上也强行推行自认为代表天意的一套政策----这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天朝田亩制度》：拆散家庭，编成男馆女馆，用军队的方式管理民众，强迫民众从事国家指定的劳动，将所有私有财产收归圣库，然后平均分发粮，油，盐，乃至禽类，将土地全部收为国有，拟平均分配，而生产所得也全部上交，取消商业店铺和私营手工业，全部由国家包揽。。。。。。 　　　　 　　　　应该说太平天国会推行这种政策并不奇怪，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在农民向来很有号召力，太平天国既觉得自己胜利在望，又认为自己顺应了天情故得天助，那推行起这些政策来自然也就心安理得理所当然，用现在的话说，大有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架式。 　　　　 　　　　只有一点政策和绝对平均主义无观，这就是拆散家庭。关于这一点，我不赞同所谓太平天国领导人没有人性等说法，虽然不排除他们有私心(比如可以为自己选美，建宫殿)，但主要是因为过份乐观地估计了形势。因为他们洪杨相信可以在一年半载内打下北京，所以要求大家再等一年半载，毕竟军事化管理的简单划一有其独特的优点，减少了很多行政问题。这种想法不能说是完全不讲理的(当然，搞特权化，自己妻妾成群不让别人团圆是应该批判的，“男行女行”政策执行时也失之过苛。)后来当杨秀清确定不可能断情内完成扫北任务后便着手恢复家庭了。 　　　　 　　　　以上种种政策遭反对是消说的，并且其严重打击生产积极性，导致生产力发展近乎停滞，也是不问可知的。根据潜伏在天京的清军间谍头子张继庚给江南大营头子向荣的《上向帅书》的报告，天京建都之时(1853年3月中)圣库中存银1800万两，至1853年10月，也就是后面要说的石达开离开天京主持“安庆易制”之后1个月时，只剩下800多万两，这种严重的入不敷出就是恶果。 　　　　 　　　　为什么这里特别提一下石达开离开的时间呢？一方面是为了强调“安庆易制”的背景，另一方面是因为石达开从金田起义时期起就一直兼管财政，换句话说，他是圣库制度的执行负责人。这一点说明石达开在最开始和洪秀全杨秀清在绝对平均主义方面的认识没有大的差别----自黄巢以来的起义者们渴望“均平”渴望了近千年，直到太平天国终于有条件实践了，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甚至所有的起义骨干，在这个时候的认识恐怕都差不多。这一方面说明不能用现在的理论认识高度去要求农民起义者们，要理解他们走的弯路(我们新中国不是也走了几十年弯路吗)，另一方面后来的观念转变说明他们是有务实精神和调整政策的勇气的。并且，起义者们大抵都经历了石达开这样的思想转变过程，只不过有快有慢，有主动有被动，所以石达开后来的“易制”才不是一人一地的政策，而是有代表性的，可以成为国策的。 　　　　 　　　　现在看一下定都天京半年后太平天国的政治形势吧： 　　　　 　　　　西征战场：太平军西征仍然采取过去那种跳跃式前进的办法，对城池随占随丢，占领的地方也不设官治理，因为好高骛远，想等天下打下来再考虑治理的问题吧。可是攻南昌三个月不下，走马换将也不成，这时候杨秀清的头脑开始清醒了，认识到自己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形势未必能向期望的那样进展，不能做长期周旋的打算。 　　　　 　　　　天京：上面说了，7个月时间就花了1000万两银子，占天京总圣库存银的一半以上，照这个速度下去，再有半年就得财政枯竭了。而“圣库”还不同于一般国库，全天京老百姓的家财尽收于此，指望着它吃饭过日子呢，这样下去不等“清妖”来，天京老百姓就得起来造太平天国的反了。 　　　　 　　　　我在这里约特别说明的是，这种花费还是在不算太浪费，甚至说，在石达开掌管圣库期间，还是比较节省的，减少得快是因为坐吃山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到这年12月，圣库就只剩下不到100万两银子了，大致计算一下的话，在石达开管圣库这6个月，平均每月净减105万两，之后3个月，平均每月净减370万两，猛增了3.5倍，这说明原先还是比较节省的。正因为如此，也说明光靠节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开源才行。可是太平天国此前的财政来源主要靠攻克城池后夺取库藏，“打先锋”(就是没收地主的浮财)，“科派”(就是向大户摊派)，以及老百姓“进贡”，这都不可能长久，也不是稳定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杨秀清不能再光想着荡平天下，而不得不考虑眼前设官安民，治理地方的问题了。 　　　　 　　　　另外除了圣库的银钱，粮食和日用也开始出现危机，《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份额开始发不下去了，不得不减额，后来竟到了“若资乏粮尽之时，或减半给发，或全不给发。如江宁城中一概吃粥，扬州城中煮皮箱充饥”的地步。 　　　　 　　　　各地民众：套句现在的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是说天父天兄保佑，说自己代表上帝普救世人，可是老百姓连肚子都吃不饱，时间长了还有谁信你呢。其实太平军从武昌东下南京时，总体而言是很受民众欢迎的，甚至有的官吏乡绅都积极“犒迎王师”，砸孔庙等等最多令读书人反感，可是没读过书的农民毕竟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可是《天朝田亩制度》一尝试在各地推行，立刻招来强烈抵制，天京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但杨秀清后来自己公开承认，民间有“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未息”的情况。天京以外就更不必说了，湖北刚进军不久，“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而安徽则“皖省民情顽悍，以太平之宗教法制之不相习也，多抗命”，民众仗着“顽悍”，公开抗命，再发展下去没准哪天就要起义了。 　　　　 　　　　在这种情况下，东王杨秀清决定派他最得力的助手，太平天国公认“文武备足”“谋略深深”的翼王石达开去安徽，其任务是开辟安徽根据地。这又分为两个方面：第一，节制西征，改正原先过于急躁的跳跃式的进军战略，拿下清军临时省会庐州，攻占各军事据点和州县，派兵驻守，并把安庆建设成天京的牢固屏障。第二，平息民众的反抗情绪，恢复社会秩序，组织生产，为太平天国开辟粮源和财源，在经济上支援整个运动。 　　　　 　　　　在这种背景下，杨秀清显然不仅仅是希望石达开打下庐州或者暂时安抚民众，更希望他为太平天国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找到一条可行的出路，所以石达开这次后来被称为“安庆易制”的行动，不仅仅是一人一地的活动，而是开府安庆，节制整个西线(皖赣鄂)军政民政，他是直接代表了天京政府和东王杨秀清。 　　　　 　　　　不过，这时太平军其实只控制了极为有限的几座城池，而石达开的军事任务又主要是开拓安徽，所以，这次易制主要是发生在之后几个月建立起来的安徽根据地。 　　　　 　　　　太平天国“先时数千里所过不留，未尝行设官安民之事”的作风，从这时候起终于开始彻底改变了. 　　 　　(二) 　　 　　1853年9月底，石达开到安庆，开始易制安民，同时分兵攻占长江南北各郡县；(太平天国在1854年占有安徽44个县中的22个，也就是半个安徽省)5个月后，即1854年2月底3月初，石达开奉召回京述职，洪秀全杨秀清听取汇报后决定正式以安庆试行的新政为国策，在天京以外各占领区推行。7月，石达开再返安庆，任务之一是继续主持皖赣鄂三省的易制，特别是秋季粮赋的征收，直到年底前往湖口指挥九江湖口战役，“安庆易制”到此结束。我会比较集中介绍前5个月中新政在安徽的推行，而以其他地区和时间的情况作为补充。 　　　　 　　　　从1853年到1857年，因为石达开是前期诸王中唯一长期负责京外民政的人，所以不难想象他对皖赣鄂省民政的实际影响远超过在京各王，是这三省民政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尤其是在他一手开辟亲自经营的安徽和江西根据地，大多数将领和郡县级首脑都是他的部下，因此这种影响力甚至一直延续到1860年。这就是为什么石达开主政的情况基本可以反应太平天国中前期的民政。(故而曾国藩说“安庆为石逆旧踞之巢穴，江西为石逆新陷之土地”) 　　　　 　　　　~~~~~~~~~~~~~~~~~~~~~~~~~~~~~~~~~~~~~~~~~~~~~ 　　　　 　　　　好啦，关于“安庆易制”的内容，我用这么一段文字来总结： 　　　　 　　　　天国癸好三年八月，达开抵安庆，即行安抚黎庶，慰问疾苦。观其所为，盖于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赈恤之，查户口，造粮册，缉盗贼，严军旅，励农耕，安工商，拔才俊，设乡官，修河堤以卫民田，兴军屯以寓兵于农，坚壁筑垒复开疆拓域也。 　　　　 　　　　 　　　　现在分临时措施和“技术性”措施官及政策性措施(官吏的选拔和作用，商业和手工业政策，土地政策四个方面具体说说)两方面来假以说明。 　　　　 　　　　临时性的措施和“技术性”(与“制度性”相对)的措施包括： 　　　　 　　　　第一 “安抚黎庶，慰问疾苦，于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赈恤之” 　　　　 　　　　 　　　　1853年9月26日，石达开带领五六千太平军，乘着六百艘船抵达安庆，这时西征前线等候接受他节制的著名将领包括春官正丞相胡以晃，检点曾天养，国宗韦俊，石祥祯等，而随行主要官员则包括检点张遂谋，覃炳贤，梁立泰，指挥许宗扬，张潮爵，曾天浩，赖裕新，职同指挥刘承芳等等----呵呵，这些人在当时太平军中大都是赫赫有名举足轻重的，不过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可能一多半没听说过，倒是这里面有两个还没怎么被人注意到的“小人物”你却一定听说过----他们就是在五年之后成为太平天国擎天之柱的陈玉成和李秀成。陈玉成这时还是个“左四军正典圣粮，职同监军”，他一直在前线作战，暂时和“易制”关系不大，李秀成却在从这时候起的两年半时间里一直留在安徽，以平均每年升两级的速度从这时的监军一路被提拔到1856年初时的地官副丞相，跻身高级将领行列。他在后来的自述中回忆这段经历说：“同翼王上安省安民，此时官小，不过听差而已。我在军中，勤劳学练，生性秉直，不辞劳苦，各上司故而见爱。逢轻重苦难不辞，在皖省巡查民务，又兼带兵，修营作寨，无不尽心。。。。。。” 　　　　 　　　　既是“上安省安民”，首先必得安抚流亡。1853年2月太平军从武昌东安徽时，沿途多数民众是“望风归附”的，可是到了这一次回师西征时，却遇到有不少闻风而避，乃至举家迁徙，而且不仅仅是地主官绅，连小民百姓也如是。这种情况让太平军的将领们十分困惑，于是在这年8月29日，西征军的重要将领曾天养在江西发布了一道《晓谕四民放胆宽心以勤稼穑札谕》，其中说： 　　　　 　　　　“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兹我天王合万亿之众，行仁义之师。原以使天下享舜躬之福。尔等轻信人言，自相恐吓，背井离乡，殊不少解。本大臣？？在抱，胞与为怀，特剀晓谕尔等：继自今宜拜天父天兄，恪守天王诏旨，为农为圃，各宜其生，乃积乃仓，毋废厥业。何必奔走四方，辗转沟壑也。且我天朝整旅兴师，南征北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尔等不归之于今，其欲归之于后乎？谕后各当猛省回头。” 　　　　 　　　　第一次读这道札谕时，我想到的是过去从某本书上看到的一段刘邓的某段往事，其中说到有个打仗很英勇的连长，因为对老百姓的态度不满，就大喊声道“我来解放你们的！”----这个连长实在是困惑委屈加不忿：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心全意解救劳苦大众，人家为什么把他当恶人似的防着呢？ 　　　　 　　　　曾天养毕竟是太平军中一员被敌人称为“有谋”的老将，虽然他也对安徽民众面面对自己率领的仁义之师竟然“奔走四方，辗转沟壑”，大惑不解，但到底没有在文告中大发“天威”，只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不要害怕，“为农为圃，各宜其生，乃积乃仓，毋废厥业”“放胆宽心，勤于稼穑”。我觉得这份告示中流露出的困惑是真实的，可以显示太平军并没有沿途杀人放火，故意破坏----一个人倘若不是傻子，那么在跑到人家杀人放火过一次以后，再来时是不会想不通人家为什么要躲起来的。他尽可以在自己的家书日记中故作困惑，甚至可以当着被害人和外人面时装傻，但他恐怕不会特地给被害人写封信来表达自己的困惑--除非他唯恐被害人不会因为忍无可忍而和自己拼命。 　　　　 　　　　安庆的情况比江西还遭些，许多沿江地区的民众迁入深山老林，有的人家只留少数精壮维持生产，谨守门户，且也大有随时走人之势。如果这种情况不能迅速遏止，那么任何政策制度都无从实行，更不要说恢复生产，充裕国库了。 　　　　 　　　　所以石达开到安徽后，断然抛弃了天京的几项弊政： 　　　　 　　　　1 没有大搞排场。据记载，太平军的船只从9月24日深夜起到9月25日中午陆续停泊在安庆城外，9月25日夜间，石达开率同主要官员及部份士兵进程，未事声张，，并命附近百姓不要逃避。一般人都知道太平天国为诸王“出巡”规定了一套极为夸张的仪仗，例如按规定翼王的仪仗队有一千多号人，出行时沿途人等一律回避，回避不及的要在街旁拜伏于地。而石达开这次“代天巡授”到安庆，却完全没理这一套，将入城选择在夜间，显是不想惊扰百姓。不光这一次，以后石达开到苏皖赣鄂的各个地方，也从来没用过这套仪仗----但这并不只是石达开个人的行为，后面会提到，在他治下的太平军实际上废止了礼制中对各级“军中官”仪仗的铺排(连一个管30人的两司马都要4人抬轿)，安庆的这次入城只是为全军做个表率而已。当主帅的以身作则，各级官兵自然乐于效法。 　　　　2 没有充民财入圣库。(用“征收赋税”代替“圣库制”) 　　　　3 没有拆散家庭。据袁甲三记载，太平军到安庆之初曾“私查户口”，如要解散家庭，将男女分别编入各馆，实行军事化管理，只须按馆造册即可，用不着查户口，更不可能是“私查”----这个“私”字，说明太平军起初是在暗中了解户籍情况，为设官建政做准备。 　　　　4 没有修宫殿，选民女。据记载，石达开直接入住安徽巡抚衙门，只根据太平天国的风俗习惯进行了简单的修改，其后数年也始终未未在安庆修建王府。 　　　　 　　　　担心被太平军解散家庭，没收财产，或强征为役，是安徽民众对定都天京后的太平军有顾虑乃至举家迁避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以上措施则有利于打消民众的顾虑，起到暂时安抚人心的作用----不管怎么说，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翼王五千岁”，自称代表东王而来，在民众心目中基本可以代表天京政府----如此方有可能着手建政。 　　　　 　　　　《中兴别记》说，“石达开既据安庆，张伪榜，假仁义要结民心”，这些伪榜中只有极少数流存至今，其中一张的内容是： 　　　　 　　　　真天命太平天国电师左军主将翼王石 为训谕县良民各安生业，勿受妖惑，惊惶迁徙事：照得天父天兄大开天恩，亲命真主天王宰治天下，又命东王及北王辅佐朝纲，业已建都天京。现下四海归心，万邦向化。今特命本主将前来安徽，抚安黎庶，援救生灵。尔等良民，生逢其时，何其大幸。 　　　　 　　　　兹因四路尚有漏王残妖，未尽诛灭，业经特派大员统兵四出搜捕妖魔。诚恐尔等惑于谣言，擅自迁徙，纵有点点残妖竄入该境，尔等即遵本主将前次颁行训谕，一体严拿，解呈安徽，自有重赏。为此特行训谕，尔等良民要敬天识主，认实东王，那时自有天父看顾也。切不可妄听浮言，须知一经迁徙徒，或丢家也，或丧身命，其害不可胜言。统俟天父大显权能，将四海残妖诛尽，自享永福于无穷也。尔等其各凛遵，毋负本主将训诲殷殷之意也。切切，毋违训谕。 　　　　 　　　　 　　　　所谓“训谕”，就是指翼王的命令，太平天国把东王的命令称为“诰谕”，北王的命令称为“诫谕”，翼王的命令称为“训谕”。太平天国的安民告示大都有些场面话，这篇诰谕也不例外，但它的主旨却在最开头说得很清楚：“为训谕县良民各安生业，勿受妖惑，惊惶迁徙”，训谕除了提醒人们见到清兵要“一体严拿”外，重点有两项：一是再次重申自己的来意：“抚安黎庶，援救生灵”，二是劝告大家千万不要随意迁徙，以免“或丢家也，或丧身命，其害不可胜言。” 　　　　 　　　　“援救生灵”四字在太平军文书中屡见不鲜，因为“诛妖救世”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旗号，但是否诛完了妖就达到“救世”目的了呢？反正他们是每回诛完妖后就走人了----这正是安庆等地民众迁徙的另一重要原因之一。 　　　　 　　　　从1853年2月到9月，太平军此番已是三到安庆，前两次都过而不守，清政府又对其无力管辖，这就是说，安庆在长达7个月的时间内基本处于政治真空，没人能对百姓的死活负责。如果说太平军第一次来还是过境性质，那么第二次是在已经定都天京，而且完全有能力留守的情况下仍旧弃而不顾，势必使百姓大失所望。作为一个沿江重镇，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无人管制，其治安之混乱是可想而知的。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只好躲起来，如果不是因为秋收在际，恐怕会走得更多。 　　　　 　　　　故而这道训谕开宗明义的“安抚黎庶”四字至关重要，它明确告诉安徽民众太平天国这次是要认真治理，不会再说走就走，让老百姓自生自灭去“为农为圃，乃积乃仓”了。然后再告诫大家，乱世之中举家迁徙危害无穷，轻则丢了家园，重则害了性命，所以“勿负本主将训诲殷殷之意”，请大家不要疑神疑鬼，好好在家过日子罢。 　　　　 　　　　当然，光靠贴训谕是远远不够的，数月之前，杨秀清也曾自天京发布安抚四民诰谕，说“士农工商各力其业，自谕之后，尔等务宜安居桑梓，乐守常业”，可是结果却先有 《待百姓条例》，后又《天朝田亩制度》，结果是“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被人骂“民货皆其货，民田皆其田。诛求猛如虎，蝗过无稍捐”。过去半年，已经在“攻而不守”和“各力其业”两个问题上失信于民，再想博取信任，就不那么容易了。为了能让“上命下达”，石达开采取的办法是在派人到占领区一个县一个县，一个村一个村地去做宣传，例如下面这道《给贵池人民训谕》中说 　　　　 　　　　“。。。。。。照得本主将奉天安民，抵此安徽，前于十月初一日饬遣使人四名，颁递训谕，谕尔该城内外人等速宜敬天，依限回禀。讵料我使今止转来二名，据云尔贵池县各耆民人，经读天朝圣书及诰谕、训谕等，颇能回心敬天。。。。 　　　　。。” 　　　　 　　　　一般来说，所谓“颁递训谕”，就是把文稿交给当地驻军，派人誊写后贴下去，任务就算完成了，当地驻军自然会派人，或是从民众中指定读书人把贴的东西读给大家听，而使者则继续到别的地方去颁谕。而这里的则是留在当地，了解“各耆民人”的反应，再把这种反应回馈给安庆方面。进一步推想，他们的任务很有可能还包括直接给民众“讲道理”，以解除民众的疑虑。从这份文告的内容抗，“各耆民人”已“颇能同心敬天”，这个“回心敬天”实际指的并不见得是宗教信仰，而是指改变原来的抵触情绪，愿意和“天朝”政府合作，可见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暂时性的安抚作用。 　　　　 　　　　既然民众的不安与社会秩序的混乱有关，只有恢复秩序才能达到安民目的，于是“于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赈恤之”，打击仗势欺人的地头恶霸和趁火打劫的流氓团伙，赈济生活无着的贫困百姓，这就消除了造成治安混乱的两方面不稳定因素，使安庆(也包括其他新的占领区)的社会暂时安定下来。 　　　　 　　　　 　　　　第二 缉盗贼，严军旅 　　　　 　　　　打击过在明里作恶的恶霸豪强，还需要缉捕暗中为非作歹的犯罪者，这条不必多做解释。 　　　　 　　　　而“严军旅”却是比缉捕盗贼更急迫的任务。 　　　　 　　　　太平军从广西时代起就制定了严明的规定，从《五大纪律》到二十款《太平条规》再到六十二款《太平刑律》，犯律者绝大多数处以斩刑，严格得尽乎于苛刻。如李秀成回忆进天京时，东王曾有命令，严禁私入民居，“左脚踏入民家门口斩左脚，右脚塌入民家门口斩右脚”。靠了以宗教理念为约束(多数“老兄弟”相信上帝无所不在，任何违纪犯法的事都逃不过上帝的眼睛)，也是为了维护宗教理念(对杨秀清而言，如果有过不罚，就会严重影响上帝的威严，从动摇他的地位)，太平军的老部队是真正做到“秋毫无犯”的。但是，到安徽后，每攻克一地都有大批新兵加入，于是难免出现乱纪行为，即使是个别人，造成的影响也极坏，远甚于盗贼。1855年初，石达开回京述职，顶天侯秦日纲暂代其职，曾对某新占地区颁行札谕，说道： 　　　　 　　　　“本侯恭奉天命，出师安良，凡宫民兵土人等，莫不教导，俾得个个修好练正，化醒心肠。但新投军人兵土甚众，良莠不齐，难保无不法之徒，乱行滋扰，诚非上帝救世之心，我主爱民之道。前翼王颁行训谕，严禁逆徒肆扰在案，至今未见尔等良民举公秉正擒拿，前来送案，是本侯城恐尔等乡民，未能周知，为此特行札谕，仰军民人等知悉。自谕之后，倘有圣营兵士人等，胆敢不遵天命，妄到乡村骚扰者，不论欺勒吾民与不欺勒吾民，准尔等放胆扭拿送案，本侯定将该犯讯明，按天法充治，以儆凶顽，而安良善。” 　　　　 　　　　这道札谕显示不仅石达开早已意识到“新兵扰民”，采取措施严加整肃，他的继任者也继承了这一点。 　　　　 　　　　自此之后，在新占地区号召民众监督部队纪律成为太平军的一贯政策，在江西发现了太平军曾公开张贴的十款“贵谕”，在浙江发现了石达开部将张贴的安民布告中附有军令三十条。如果仅仅为在内部整肃军纪，早有《太平条规》《太平刑律》颁行各营，公开张贴的目的就是让民众可以对照监督，随时举报，比如江西布告中有“凡官兵如有身体不宁者，准雇民夫抬送。其余健壮官兵，非有总制以上各大员印凭经准坐轿，其有贪闲妄捉乡民扛抬者，民宜当即据实扭凛，论罪处斩。”(太平军“军中官”最高级别就是总制，总制以上领兵者均为“朝中官”充“钦差大臣”，所以这一禁令实际针对的是全部军队中的大小干部)，浙江布告中有“私取贡税罪必斩。私办饷银罪必斩。骗民贸易者必斩。拆房作薪者必斩。凡系无令私自下乡搜索者必斩”等等。 　　　　 　　　　因为现存太平天国原始文件极为有限，无法切实考证太平军在安徽有没有这样的举措，但个人以为这种公开军令的方式很可能是太平天国前期维护军纪的惯用手段，而它也在保障新兵纪律方面起到了明显作用，如以下这则安徽泾县的口碑 　　　　 　　　　“记得我在孩提时期，成年人经常以“长毛来了”这句话来吓唬我们这些孩子，因此影响最深。我七岁那年(民国九年)，一位本族八十多岁的孤寡老妪，人喊美奶奶，经常来到我家就餐。有一次傍晚月下，父母命我送她回家。路上我有意无意的问美奶奶说： “长毛来了，你们怕不怕？”老人慢条斯理的答道： “长毛初来，好得很，在簧门坦上上操，我们上街打豆腐，走来走去，他们望都不望，一点也不怕。”(注意这则口碑特别强调了是“长毛初来”，即1856年在泾县的活动，它说明 1 太平军在新占区保持了良好军纪 2 有“初来”就有“后来”，这话言外之意就是后来的军纪不如从前。1861年以后皖南太平军军纪败坏是事实，叙述人只承认“初来”时军纪好，可见没有故意美化，则其所言前期太平军的军纪良好当属可信) 　　　　 　　　　前引《贵池训谕》中提到贵池人民“颇能回心敬天”，而贵池地区也流传着一首歌唱军民情感的民谣，可以相为印证。 　　　　 　　　　喜鹊叫喳喳，天军到我家。没有别的送，请喝一杯谷雨茶。 　　　　 　　　　(注：“太平军”这一称呼普遍见于民国以后，在当时只有两广人有叫“太平军”的，盖其起义之初，旗号“太平”，“太平军”并不是军名，而是象“大顺军”“大西军”一类的叫法。到江南后，他们明确宣布自己的军名是“天军”，所以江南一般是叫“天军”或“长毛”，两广以外地区流传的民谣中如果有叫“太平军”的，绝大多数是后人伪造的民谣，相反，叫“天军”的民谣可信度很高，因为后世民间知道这一点的很少。当然也有例外，例如有后人认为“长毛”是诬蔑，把民谣中的“长毛”自行改成了“太平军”) 　　　　 　　　　第三 便民利民措施 　　　　 　　　　太平天国地方政府在安徽除了推行一般政策法规外，也有许多便民利民举措。这方面的民间传说不少，但多数传说真伪难辨，此处皆不用，只举两个史料中有记载的例子 　　　　 　　　　一是在安徽和州发现的太阳河牛路码头船规条碑----该码头与长江东岸采石矶相对，是当时长江两岸的一个交通要道。由于一直以来码头船户，任情讹索严重，于是太平军在占领和州以后，就颁布了新的码头交通条例，严厉地取讹索旅客的行为。碑刻中有如下字句： 　　　　 　　　　“太阳河牛路一带码头系□□往来客商之要路，设舟对渡原以利民，有行人唤渡者毋容滞，有急务催行者不可迟延。码头船户任情讹索恐于行旅有亏，腰间富有自能放艇而行，手内空虚未免临江而叹。为此晓谕码头船户人等知悉：自今以后□于远近往来客商对渡务宜随到随行，无谕车子肩挑发及牛骡驴马猪羊等物悉遵已定之章同□不刊之款。倘若仍蹈前辙，贪诈存心一经查出定按天法究治，决不宽。凛之，慎之，毋贻后悔！特此晓谕。 　　　　 　　　　计开所定规列后： 　　　　 　　　　凡车身人出钱贰拾文。 　　　　凡挑担人出钱四拾文。 　　　　凡牛骡驴马每条出钱贰百文。 　　　　凡羊每只出钱拾文。 　　　　凡无钱之人，有紧急事怀，务宜飞渡，虽系一人，亦须送去。 　　　　 　　　　这一条规，明确要求船户，对“远近往来”的乘客必须“随到随行”，不准拒载，，不准以人数不够这类理由拖延时间。并且“凡无钱之人，有紧急事怀，务宜飞渡，虽系一人，亦须送去。”” 　　　　 　　　　二是文献中记载有石达开在安庆期间曾组织“修河堤，卫民田”，可惜没有指明具体的时间地点，不过民间口碑中流传有太平军监军(相当于县令)朱陆1858年在舒城杭埠河筑河堤的事迹。据说杭埠河每年5-8月都发水灾，但因为上下游的人彼此不和，始终无法建筑河堤。朱陆到任后，说服了上下游的民众，发动了六万人，以两个月时间修筑河堤七里，使杭埠河上下十里在此后四五十年都没再闹水灾。地方志中虽然没有记得这么详细，但光绪《续修舒城县志》的“舆地志”和“沟渠志”中记载此事的人名，时间，地点与口碑完全符合，说明口碑基本可信。 　　　　 　　　　虽然太平天国失败后47年间清政府大肆销毁各种对其有利的文物史迹和文字资料，但馆中窥豹，可见一斑，太平天国地方政府的这些便民利民措施，驳斥了那种认为他们只是破坏一切，没有意图治理一方也没有能力建立真正的政府的说法。 　　　　 　　　　 　　　　 　　　　如前所述，石达开“安庆易制”所易不是安庆一地之制，所辖的也不是安徽一地的军政，而是整个西征战区。因此上述各措施虽以安徽为主，但也不同程度地在湖北和江西的占领地推行。补充一点：1853年太平军曾攻占湖北数地，其中不少很快弃守，但这是因为太平军此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故意做出进攻武昌的姿态，吸引清廷注意，然后突然回师，攻打庐州。这一策略是有效的，但是连江忠源都以为太平军意在武昌，等太平军突然进攻庐州时被措手不及，终至城破身亡。等1854年西征军再次进军湖北时，便不再随占随弃，而是派兵驻守，设官建政了。 　　　　 　　　　到了1854年3月，石达开离开安庆的前后，在清礼部右侍郎湖北学政的奏折中出现了这样的内容： 　　　　 　　　　“臣屡派探报到逆营，揭来伪示三张，实堪痛恨，其悖语逆词，原不可以上达辰听。然事关重大，南--数--省--人--心--已--被--摇--惑--将--半，若不将此情据实陈明，恐九重之上，尚以为无足重轻之事” 　　　　 　　　　清朝的官吏既然说“摇惑将半”，实际情况肯定远不及此，只是不能显得朝廷太过无能，所以不得不如此说尔。这道奏折清楚地显示，太平军已在“南数省”中渡过信誉危机，他们的“伪示”又可以有效地“摇惑”人心了。倒过来说，既然民众愿意再次相信太平天国的告示，就说明他们基本能够说到做到，我们也就可以拿这些文告来考察他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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