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国团在东区打球出了名之后，开始被体育界人士所注意。西湾河市场附近一间东区"买手部"(即海鲜批发部)的老板，对容国团的球艺很赏识，他觉得吸收东区这几个打乒乓球的好手加入东头俱乐部，可为东头扬名。于是聘请容国团、戴树荣和陈赐球他们做工和打球，由容国团组建一支东头乒乓球队。香港是商业社会，讲"心"，更讲"金"。类似今天中国大陆某些冠以某企业名号的某某俱乐部和某某足球队，在四五十年代的香港已大行其道。容国团先是童工，然后才是运动员，并不因为球技了得便可免去日常粗重的工作。通常，容国团白天工作，晚上练球。他常常打累了，就睡在球桌上，第二天一早就接着上班。 　　　　 　　　　1953年8月，容国团正式参加香港乒乓球男子单打公开赛。翌年加入香港华雄体育会，并在这一年，他和队友一起参加香港初级组比赛，为东头队夺得团体赛亚军，但是食人而肥的渔行老板并没有因为容国团为他的渔行"买手部"赢得荣耀而恩宠他、造就环境培养他，反而觉得是自己给了容国团机会，使这个几乎沦为街童的小子有工做、有饭吃、有球打、有奖状拿，是大大抬举容国团了。 　　　　 　　　　这个只晓得疼钱不晓得疼人的渔行老板，把容国团安排在球队领队李成开设的香岛号渔行拍卖场做工，但凡抄写、出纳、搬鱼以至东家私事无一不做，但容国团收入异常微薄，每月工资只得60元港币。渔场的工作很不正常，工作大多集中在上午。他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光着脚板跑到渔埠靠岸的渔船收购渔货、帮忙搬鱼拣鱼，跑腿打杂，忙得气都喘不过来。他初时领会不到渔商贩子叫的"支、辰、古、元、让、子、装、除、丈"之类的数字代号，一记错账目，就受到老板的大声训斥:"你这个笨蛋，简直是一个倒米星，再这洋，我就把你丢到大海喂鳖鱼！"容国团为了谋生，只好瞪着眼，忍气吞声。他开始利用晚上业余时间到华商会计夜校，争分夺秒地学习簿记和会计，同时又坚持每天练球，他在自传中写道:由于工作很多，"睡眠时间就很少，精神和体力常常感到不支，影响到身体健康和正常发育，但为了解决生活问题，不得不干下去"。 　　　　 　　　　容国团干渔行这一行，真个是"汗珠落地摔八瓣，豁出四两半斤"。他曾在一次足球比赛时，被对手大脚射来的球伤及腰部，未经医治，又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沉重的经济负担，不久又像母亲一样身体非常孱弱，为日后染上痨病埋下了祸根。 　　　　 　　　　东买俱乐部的会员大多数是纨（衤夸）子弟，容国团生活在这个地方，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常言道:"与恶人交如人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他们那些腐化的生活方式给容国团的思想意识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容国团为排遣忧愁，寻求精神上的刺激，经常以打球、下棋、玩扑克等形式作为赌博。那时，俱乐部为鼓励运动员打球出成绩，多用金钱和特殊化来刺激运动员的积极性。他们常常为一件漂亮的球衣。或一顿丰富的晚餐而拼搏，甚至为做一件小事情或打一次比赛，讲报酬，讨价还价。特殊化的待遇，使到有点成绩的运动员居功自傲，缺乏相懦以沫的精神。容国团也开始滋长骄傲的情绪，觉得渔行老板对他不公平。 　　　　 　　　　正在这个时候，容国团在一次香港工联会举办的乒乓球友谊赛中，认识了工联康乐馆的管理员余骏明，彼此过从甚密，并且通过他结交了一些思想进步的工人，"挨金似金，挨玉似玉"，容国团常到这里和工人叔叔一起唱歌、跳舞、打球，渐渐融入这个群体，改变了一些陋习。 　　　　 　　　　1955年10月1日，香港工联会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周年，在湾仔修顿球场举办了一次乒乓球表演赛。球赛的通告贴出后，附近100多个行业的工会会员都纷纷前来购票观看，非常热闹，连香港高级杯乒乓球准决赛都不曾有过这么盛大的场面。这天，容国团积极报名参赛，他与戴树荣打表演。他们一出场，观众就大声喊着他"小霸王"的绰号。容国团打直拍，戴树荣打横拍，一个狠抽，一个死挡，小小银珠在两块旋风般飞舞的球拍中织成一道道绚丽多彩的光网，响起了一阵阵劈里啪啦的球声。在座的观众不时为他们的精彩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表演结束后，容国团心情格外高兴，他手提网兜，一路哼着国歌返回渔行。他刚进门就撞见了老板。只见老板脸红脖子粗，冲着容国团大发雷霍:"你今天参加‘八字脚’的工会打球有政治问题，快写悔改书，保证以后不再参加这类活动，不然就炒你鱿鱼(解雇)。"容国团平时对老板的呼呼喝喝就十分不满，现在又冷不防被训斥一顿，感到气愤不平，一跺脚反驳说:"我是在这里打工，并没有卖身给你呀，为什么要我写悔改书。爱国无罪，人头落地也不写!"说完，他转身离开了渔行。 　　　　 　　　　容国团回到自己破旧的木屋，躺在床上，憋着一肚子闷气，他很想对父亲说"不干了"，但话涌到嘴边又咽下肚里。容勉之看见容国团咬着嘴唇，沉默不语，两只眼睛红红的，便问:"亚团，今天碰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呀，怎么一点神气也没有？"容国团怕说了和老板吵翻的事会伤父亲的心，轻叹一口气说:"爸，你不要问了，我没什么。"容勉之仍继续追问，容国团见瞒不过父亲，就把事情的原委吐露了出来。容勉之听后，心情十分激动，他觉得儿子很有骨气，鼓动说:"怕什么，你做得对，人穷志不穷，辞掉这份工吧。"容国团听父亲这样说，霍地站起来，顿时来了精神。他没想到父亲不但没有提出对生活问题的忧虑，反而支持他的正义行动。 　　　　 　　　　就这样，容国团决心不为五斗米折腰，跟随父亲来到东头提出辞职，并取回行李。临离开香岛号时，容国团理直气壮地对老板说:"我不就是为国庆打了几场球么，有什么大不了的。今后你管不了我了，我有我的自由。"当时，东头大多数队友都支持、同情容国团，指责东头老板采用强压手段，造成最优秀的球员离开东头球队的举措很失策，都舍不得容国团离开。 　　　　 　　　　其实，容国团早就想离开这个肮脏的地方了:渔行老板既要从他身上沽名钓誉，又要剥削他的劳动成果，最不能容忍的是以他的"恩人"自居。离开渔行，容国团感到一阵莫名的轻松。在后来的自传中，他是这样剖析这次行动的:"这次离职才使我认识到资本家那种蛮横无理、压迫工人之真面目。我并没有由于丢了工作而感到惋惜，说实在的，那时候我已经看不惯那些只有几个铜臭、靠着剥削和放高利贷发财致富的老板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的现象，心里早怀去志，只是找不到出路，在此暂作栖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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