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孱弱的容勉之，为支撑起一个小家庭，为了儿子将来能读上大学，完成自已未竟的愿望，他苦撑苦抵，顽强地在惊涛骇浪中疲于颠簸，总盼望能熬出生天，抵达幸福的彼岸。但是，他命途多舛，行了几年船，患上了严重的胃病，每次航海遇到风浪就晕船，呕吐得厉害，有时连黄胆水也吐出来了。可是，他一咬牙关，又继续坚持甲板上的工作，因为他一停下手，全家就得挨饿了。 　　　　 　　　　有一天，容勉之实在支持不住了，胃腕溃烂穿孔，大量出血，昏倒在地。幸好他有一个好朋友在香港玛丽医院透视室做"大写"(文员)，知道他病危的消息，当天晚上就及时送他到医院动手术，挽救了他的生命。临出院时，医生嘱咐他不能再当船员了，否则生命难保。这个坏消息犹如五雷轰顶，使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在这个人欲横流的社会，人与人之间都是建立在金钱利益的关系上，"人情似纸张张薄"，当轮船公司经理得到容勉之的医生证明之后，立即多付给他一个月的薪金，就让他卷包袱走人了。这样，全家的生活濒于绝境，容勉之终日躲在这间暗无日光的木屋里养病，面对着室内这盏暗淡微弱的孤灯，更加满腹愁肠，茫然不知所措。 　　 　　　　现实生活有时也真奇妙，当年容氏家族被土匪绑票家破人亡后，容家的几个子女被迫离散，重新找寻自已的立身之地，经过十多年的拼搏，各自的境况大不相同．正当容勉之贫于倒悬，他的大哥容光泉(后改名容詹美)却已成为香港影业界的臣子。容光泉到香港之后，因为他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脑袋瓜转得快，颇得美高梅电影公司(美国八大电影公司之一)香港分公司鬼头(大班)的赏识，聘请他为该公司的影片营业部主任。他做了六七年影业，很快熟悉业务和电影界的各种人事关系。有一次，他的姨姐告诉他筲箕湾戏院的业主生意惨淡，准备转让出卖。容兆泉听到这个消息，觉得是一条发财的门路，当即贷款收购这家戏院，于是他利用在美高梅电影公司工作的关系，租借了一批价廉片好的好莱坞影片和首轮放映的西方影片在筲箕湾戏院放映，结果场场爆满，财运亨通。继而他又在人口密集的中环开设力多利戏院和普庆戏院，不断拓展业务，牟取暴利，顿成巨富，成了全港好莱坞影片公司的总代理。他出入坐豪华轿车，寓居高级洋房，与二弟容勉之相比，简直是判若云泥。 　　　 　　　　生活在香港这个殖民地社会，资产阶级可以撕下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这里只有贵族与平民的等级，人们只有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容勉之在病危期间，大哥不但不解囊相助，也不到医院病房瞧一瞧二弟。一天，容勉之因生活所迫，实在没有办法，一瘸一拐地来到中环大哥的写字楼，刚进入总经理室，见大哥正坐在一张沙发上，饶着二郎腿，漫不经心地看一份《星马日报》。 　　　 　　　　"大哥，我来了。"容勉之低声说， 　　　 　　　　容光泉在报纸的上端睥了二弟一眼，觉得他做人一向太过憨直，思想太过激进，所以才有今日的落泊，感到他有失自己的颜面。 　　　 　　　　"兆良，我这里其实没有什么工作适合你做的，念着手足之情，你明天就到戏场做带位吧。"容光泉开门见山地说，又去看他的报纸。 　　　 　　　　容勉之一听，不禁呆了，他满以为大哥会怜悯他体弱，给一份较为轻松也切合他专长的账房工作给他做，没想到却如此这般打发给他一份低微的小工，真是贫富地位，把兄弟之间的亲情也划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可为了生活，容勉之也只好默默地接受。不过，这份工作他没干多久就辞掉了。容勉之天生傲骨，最见不得别人盛气凌人，尤其是对白己大哥的高高在上，到底忍不下这口恶气。所谓"人要争口气，佛要争炉香"，后来容勉之在回忆时这样说道:"这时，我很有骨气，他(容光泉)狗眼看人低，我偏要争气，心里有一个目标，希望国团将来在乒坛上打出个名堂来。" 　　　 　　　　爸爸再次失业，使容国团面临失学。一天，容国团偷偷背着爸爸，跑去伯父家里，请求伯父资助他继续学业，谁知道又遭到了白眼，容国团幼小的心灵，被冷酷的现实深深刺伤了。容国团合着悲愤的泪水冲了出来，"穷有什么罪，为什么要遭人家的白眼？！"尤其是自已亲伯父的白眼?他愤愤不平，一脚把路边的一个破铁罐踢得远远，"丁零当啷"的声音，划破黑沉沉的夜空， 　　　 　　　　后来，容国团成名了，他的这个伯父也曾来信来电祝贺．并在国内经济困难时期，给容国团家寄钱送物。据伯父称当时在香港不善能待弟弟和侄儿，主要是出自家里人的压力，所谓"妇人头发长见识短"云云，但从前的事情已伤了容国团的心，令容国团久久不能忘怀，所以，成名后的容国团对旧父的祝贺不屑一顾，对送来的钱物更是拒之门外，永断藤葛。 　　　 　　　　容国团回到家里，一推开破烂的木门，就看见爸爸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原来爸爸刚才出门不小心，摔坏右腿踝骨，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容国团忍不住扑到爸爸的身边，声泪俱下:"爸，我不上学了，"容勉之抚摸着儿子的头，不禁一阵悲酸，苦泪盈眶，他回想自己14岁出来当童工的苦难日子，总希望自己的儿子不要再走老路，多读几年书，逃离这个地狱般黑暗的生活，无奈自已长期失业，贫病交加，求生无计。他痛疚地说:"好孩子，爸爸对不起你呀。" 　　　 　　　　就这样，正处在求知欲最旺年龄段的容国团只读了七年书，便离开了学校。开始踏入社会。在广州工作的文恩舅父对容国团的失学深表同情，他不想外甥在香港浪荡，便请他们母子俩到他家里同住。艾恩一有空就带容国团到附近的中华戏院，那里有乒乓球台，教他练习乒乓球基本功，传授这种稳、低、转、攻的削球打法。文思很耐心地一板一板地教，容国团很专心地一板一板地学，进步神速。当舅父上班去了，他就和同屋的几个同龄小朋友一起天天到这里玩球，彼此建立了感情。 　　　 　　　　这是容国团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回国，尽管国内这时的生活水平并不是很高，也要"勒紧裤带过紧日子"，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就是与在香港生活的中国人不一样。内地的人民群众个个精神饱满、朝气蓬勃且集体意识强烈，与香港人为两餐饱饭拼死拼活干事情的疲乏样子有鲜明的区别。容国团很羡慕这些小朋友在社会主义祖国能够有书读，无忧无虑，生活得很舒畅，对比之下，他有一种失落感和自卑感。而且越临近开学，他就越感到不安。小伙伴们很喜欢这个从香港过来的颇重感情的友邻，他们都想和他在一起读书，一起玩乒乓球，遂劝他到他们的学校报考，容国团一时心血来潮，果然以优异成绩考上中学。他知道在大陆读书，学费很低，便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香港的父亲，叫他寄些"咸龙"(即钱)来交学费。容勉之收到儿子这封求学信，心情沉重，家里一贫如洗，怎样供儿子读书呀，他知道文恩舅子生活并不充裕，也不想再麻烦人家了，乃回信叫容国团母子俩回港。 　　　 　　　　这样，容国团依依不舍地离开广州，返回香江，开始过着他颠沛流离的流浪儿生活。他在自传中写道:"父亲的失业，自已的失学，在思想上带来了很大的不安，也很彷徨，感到前途有点茫然。但是，对于体育活动却仍然是十分酷爱，在失学的日子里，不是在乒乓球室，就是在游泳池或足球场上，度过那些空闲的岁月了，也好像觉得只能这样，才能忘记或减轻失学的痛苦和对前途的彷徨不安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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