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训政问题 　　 　　这次国大开会的情形很糟，糟到连国民党的党报都不得不出而指责。据我们所看到的京、沪、津各地报纸所载有关国大会场情形的记载，字里行间，大都含讽带讥，印象不好。有人认为国大有二千多人在一起开会，会场秩序不易控制，一切情形难望理想，这是第一次的民主学习，大家应将期望的尺度放宽一点。不过我们应当指出，天下的事情，不像样也有一个不像样的限度，在限度以内，大家可以原谅，超过了某种限度，便使人难于默缄。像这样一个二千多人的会议，要希望每一议事，每一发言，都按规就矩，有条有理，自然未免求之过高。但是动辄起嘘，随便喊打，亦未免失之过分。国大代表来自各地，所受教育，程度不一，我们亦不能希望每个代表的发言礼貌，都能符合水准，但报载居然有人高喊“妈他民的主”，则未免相去更远。本人目睹会场情形，一言不合，四座喊打，意气之徒，直奔讲坛，若无职员劝解，定必扭成一团，偌大一个会场，东一簇，西一簇，乱哄哄，气冲冲，尽管主席嘶哑喉咙，要求维持秩序，可是无人理会，一片喧嚣，一团乱糟，使我们这些旁听之士，除了微微一笑之外，简直无感可想。我们细加分析，造成这种不体面的情形，一部分是知识问题，一部分是修养问题；而两者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教育问题。就知识言，本人亲耳听到一个代表发言，谓“国大有修改宪法之权，如其我们这次不修改宪法，就是我们没有尽我们的责任”。此种逻辑，不知何来。修宪之案，均须三读通过，举行二读会时，有一位代表大嚷，说上次业已通过（所谓“上次”，实际上是一读会），为什么还要讨论？有人告诉他议案须经三读，始能通过，这位代表还是不服。国大代表，不远千里，进京开会，而不肯在事前稍为补充补充自己的知识，严格言之，可谓有亏职守。就修养言，民主政治的原则是讲理，喜欢打的朋友何必竞选国大代表？要讲理就得听反对的意见，不愿意听反对的意见的人何必竞选国大代表？民主国家的会议代表，都应具有某种水准以上的教育素质。我们应维持这种水准，我们应提高代表的素质以符合这种水准，我们不应降低这种水准来迁就代表的素质！ 　　这次国大开会之糟，业已众口一辞。但是大家都在议论国大代表的品质，而很少有人追究这一个失败的国大的责任应由谁负。本人认为这次国大开会情形如此之糟，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国大代表所负的责任小，20年实行训政的国民党应负的责任大。议会的成就如何，就得看议员的素质如何；议员的素质如何又得看选民的素质如何以及国家政治上的风气如何。选民的素质高，产生出来的代表的素质自然也跟着高；国家在政治上的风气好，选举的成绩自然也跟着好。国民党训政前后20年。经过这20年，本来是30岁的人，现在已经50岁了；本来20岁的人，现在40岁了；本来是10岁的孩子，现在也变成为30岁的人了；至于30岁以下的青年，差不多完全是在国民党的训政阶段中长大的。在这次的大选活动中，无论选民或竞选人，大多数都是在20岁至50岁之间的公民，这些选民与竞选人的素质的高下，不能不说与20年来国民党训政的成绩有关。当初中山先生遗教，认为“由国民革命所产生之中华民国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之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生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所以训政的目的，即在训练人民如何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然而我们现在从国大的选举以及这次国大开会的情形来看，国民党训政20年的成绩究竟在什么地方？众所周知，这次国代和立委的选举，弊端百出，弄到发生命案、选官被控、绝食抬棺，笑话之多，开中外古今纪录。选举的成绩如此，国民党对于这20年来“训政”的这段历史，何以交代？再说代表素质，今日国大代表的素质，难道都是理想的吗？难道都够得上国家的水准吗？假如国内还有素质更好的公民，何以那些素质更好的公民无法产生，因之使国家的政治水准得以随之提高？国民党对于此点，有何自解？我们很坦白的说，从这次国大选举和国大开会情形来论，国民党20年的训政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了！国民党要是有勇气，对于这点应当坦白承认。也许他们看到这二十几天来国大的情形，内心里也在惭愧。但惭愧是消快的。过去的虽然过去了，假如国民党能够从过去的失败中得到一种教训，则过去的失败犹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失败。行宪以后，实际上掌握权力的党还是国民党，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拿出良心来，拿出勇气来，全盘改变作风，真正替国家做点事情。只有以国家为第一，才能大公无私；只有大公无私，才能在政治上有所成就；只有有成就的人、团体、党派，才能在这时代的洪流中立脚！ 　　 　　二、总统问题 　　 　　关于总统问题，我们要分几点来议论。 　　第一，在现实政治里，第一任总统是蒋主席，几乎成为一个不移之局。4月4日蒋主席正式表示不愿出任总统，一笔惊人，于是各方揣测丛生，有的认为这是一种姿态，有的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表示。据我们所知，蒋主席这一着绝对不是一种“姿态”，这也不但不是一种消极的表示，而且相反，正是一种最最积极的做法。这是一着棋，一种政策，绝不是“姿态”，而是一种“决定”。何以言之？原来在政协时代，大家制宪，都以蒋主席为对象，想用各种方法来限制他的权力，因为当初大家假定，将来的总统一定是蒋主席。蒋主席宣布不出任总统，这是一种战略，企图使围扑他的人扑了一个空。据说这是蒋主席在枯岭静思以后的决定。蒋主席是喜欢负责任的人，宪法给总统的权力加上种种限制，这一点，就蒋主席的性格来说，是他受不了的。同时，至少在蒋主席看来，在目前的政治局面下，仍须由他来主持，总统既无权，他只好改任有权的职位，这就是早在一个月以前，本刊4卷4期所载蒋主席可能不做总统，改做行政院长这一报告的根据。所以，不做总统做行政院长，绝不是消极的表示，而是十分积极的决定。无奈国民党的党人不了解他这一政策，这一谋略，还是哭哭啼啼的认为要是他们的蒋总裁不出任总统，他们的党就完了。听说蒋主席这次非常生气，认为他的党人不仅不能帮他的忙，甚至还不能了解他。但是结果呢，各种实际形势，仍然要求非由蒋主席出任总统不可，而其救济的办法是通过“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授总统以非常的大权。蒋主席不愿出任总统，本来是为了总统的权力太小，现在“权力”的问题既然有了补救办法，蒋主席自然可以“俯顺舆情”，出任总统了。这就是这次总统之选所生的曲折的一个最客观最正确的分析。而在这个分析之中，我们应可得到一个结论：蒋主席不拟出任总统，改长行政院，这多少还近于“人迁就制度”的精神；现在，为了要蒋主席出任总统，通过“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授以大权，则就又走着“制度迁就人”的老路了。 　　第二，大家都说，现在中国，除了蒋主席，还有什么人可以出任总统呢？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着两个问题：一、在现实的国民政府政局里，还有哪一个人能有像蒋主席所有的那种统筹全局的权力呢？二、竞选就是一种比赛，也可以说是一种挑战（challenge）。现在有哪一个人敢起而与蒋主席挑战（竞选）呢（陪选另作别论)?由这两个问题，引起了一个更重要更基本的问题，这一个更重要更基本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进而研究的，即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除了蒋主席之外，竟然没有一个人，在声望和权力方面，可以勉强和蒋主席济与并列的地位呢？十几年来，社会上对于中国的政局有一种笼统的印象，认为当局御人，常采“分而治之”（divideandrule）的办法。我们看，在党务和教育方面，这一面有一个陈立夫，那一面就有一个朱家骅；财政经济方面，这一面有一个孔祥熙，那一面就有一个宋子文；军事方面，这一面有一个何应钦，那一面就有一个陈诚；派系方面，这面有一个CC，那一面就有一个政学系。使各方面都造成一种均势的局面，大家都环绕着一个人，任何方面都再也跳不出第二个全国性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形，据我们所能了解的，对于要真正实行民主政治，实在是一种基本的、十分严重的缺陷。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全国性的领袖必不能仅限于一人。所以我们看，在英国，保守党有保守党的党魁，工党有工党的党魁，两个党魁在个人的才能上容有高下之分，而在国家的活动中，都能保持独立的地位，所以一旦丘吉尔内阁垮台，艾德礼也一样能起而组阁，掌握国家的大舵。在美国，现在正忙大选，我们看，共和党、民主党、第三党，都各拥有全国性的领袖，一旦事势需要，均可起而执政。假如一个国家，只有一个领袖，或者只容许产生一个领袖，这种国家绝对不够条件推行真正的民主政治。现在蒋主席业已当选为总统，我们希望以后政府当局，能多替国家培养几个政治领袖，特别是反对派的领袖。 　　第三，纯粹从政治制度着眼，这次我们选举总统，是很滑稽的。我用“滑稽”两字是因为我想不出其他任何更适当的字眼。总统选举法里虽然规定可以自由签署提名，实际上那是给无党派的独立人士一种机会，以便没有党籍的独立人士亦可竞选总统，至于政党方面，按照各国通例，其候选人仍应由政党提出。这次国民党没有提总统候选人，由签署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也没有发表竞选演说，这些已是出乎常例，而最妙的，国民党里竟然有两个人出来竞选总统。这算什么一回事呢？我们学政治学的人简直没有法子解释。而尤其妙的，居正最初表示竞选总统，其后又说不竞选了。不竞选，且罢了，还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余不揣庸朽，偶听朋友劝告，出而竞选总统。嗣经记者围绕，率作片面谈话，虽曰吹笙引凤，识者已窃笑矣。兹幸经本党全会深切研究，郑重决议，一致恳请总裁出而应选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舆论既有所归，说论衷于一是，余身为党员，应即服从党议，再不作竞选言说，以淆观听。”读了这个声明，简直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居氏身为司法院院长多年，总统之选，何等郑重，而忽竞忽不竞，真是使人迷惑；而结果呢，读者也许不免要捧腹大笑，因为居氏仍旧是竞选了！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说一句话：即今日政治上的人物，是如何的随便！政治如此，安得不使今日一般青年对于政府失望！ 　　第四，这次参加国大的政党，除国民党以外，还有青年党和民社党。这两个党这次都没有人参加竞选总统，这也是奇怪的事情。组织政党的目的何在？曰，希望掌握政权仰可实现本党的政策耳。竞选总统，本党不提候选人，而却去支持他党的领袖，政党史上，事不多见。去年4月，国、民、青三党共同执政，共同拥戴蒋主席，是犹可说，现在行宪，三党各自独立，法理上的立场已变，哪还能承袭三党共同执政时代的作风？曾琦还要发表声明，说什么总统要具五个基本标准，五个附带条件，真可谓“其臭不可闻也”。假如这批臭虫都赶不出中国的政治舞台，请问中国的政治哪有清明进步的一天？ 　　 　　三、副总统问题 　　 　　第一，关于副总统，国民党一党有四位候选人，其不合理，正如国民党一党有二人竞选总统一样，已详前论，此处不赘。严格言之，国民党应当只提一个人出来竞选副总统，现在搁起不管，听他们去自由竞争，无非顾全事实。由此可见，今日中国的政治，一切还是以顾全事实为主，以顾全制度为次。在这种政治作风之下，还谈得上什么实行“宪政”！ 　　第二，关于选举副总统，在国大代表之间，我们最容易听到的一种论调是：“糟糕，这几位候选人都是朋友，叫我到底选了哪一个好呢？”我们愿意告诉代表诸君：“你们错了！人民选举你们，是委托你们，要你们替他们挑选一个最好的副总统，你们不应当从‘朋友交情’的观点来作投票取舍的标准。你们这种话，初听好像没有什么，细加研究，就十分严重，因为这牵涉到你们对于‘代表’职责有无基本的认识了。” 　　 　　四、宪法问题 　　 　　第一，国大一开，就有许多代表要求修改宪法。宪法应不应修改，此处不谈，而会场上所以闹得如此一团糟，归根结底，还是吃了宪法174条的漏洞的亏，宪法174条文云： 　　 　　宪法之修改，应依下列程序之一为之： 　　一、由国民大会代表总额五分之一之提议，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四分之三之决议，得修改之。 　　二、由立法委员四分之一之提议，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之决议，得拟定宪法修正案，提请国民大会复决。此项宪法修正案，应于 国民大会开会前半年公告之。 　　 　　上文第二款，立法院依法议决之修宪案，应于国民大会召开之前半年公告之，这是十分合理的，其目的在使国人注意，有充分讨论之时间，并使国大代表及政府当局都能明白一般舆论的背向。但是同条第一款为什么不作同样的规定呢？这是一个漏洞。宪法是国家大法，绝大多数的公民没有机会表示意见，由二三千个代表一下子便可随便修宪，这是很危险的。假如174条第二款。也规定由国民大会代表总额五分之一所提议的修宪案，应于国大召开前半年公布，至少这次国大召开后，便不致因修宪问题开得“满屋皆嘘”了！ 　　第二，政协时代，按照张君劢的主张，将四权散布于人民，人民直接行使四权，是谓国民大会，即所谓化有形之国大为无形之国大。其后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坚决反对，国民党与非国民党终于妥协，保持国民大会之形式，而减削其权力，使其职权仅限于（一）选举总统副总统，（二）罢免总统副总统，（三）修改宪法，(四）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这次国大召开，总统副总统尚未选出，第二款“罢免”一项自然谈不到；新的立法院尚未成立，第四款复决立法院的修宪案也谈不到；宪法尚未实行，利弊得失尚不可知，一般意见都不主修改，所以真正的任务，乃在选举总统副总统；除了选举总统副总统外，并无其他权力。但国大代表，不甘寂寞，一开会就要求讨论国事，听取施政报告。从法理的立场言之，凡此皆与宪法规定不合；宪法的条文中，国大代表并无此种权力。政府当局宣称，此次召开国大，即为行宪之始，而不料国大一开，国大代表本身即做了破坏宪法的行为，同时政府居然接受国大代表的要求，各部会首长一一到会报告施政，亦即不啻政府也跟在国大代表的后面，从事破坏宪法。所以这次的国民大会，在政府的原意，也许视之为行宪之始，而事实上，这次的国民大会，却变成为毁宪之始，国大代表和政府步伐一致，领导毁宪，这一点是使一切爱护宪法的公民，都引为遗憾的。 　　第三，国大代表要求修改宪法，主要的动机是认为国大的职权大小，要设法增加国大的权力。就人情言，他们这种心理我们是极能了解的。可惜国大代表忘了一件事，即他们只站在“国大代表”的角度上看国大，而没有从整个国家制度的角度上看国大。为欧美民主国家上下议院所有的种种职务和权力，在现行宪法上，已分由监察立法两院行使，无需再半空中杀出一个国民大会来分权。这个国民大会在现行宪法中，本来是一个很特殊的组织。为什么有这个组织呢？最初因为中山先生的遗教中，有“国民大会”这一名目。张君劢主张人民直接行使四权，即称之为“国民大会”，其实，人民行使四权，就是人民行使四权，直截了当，还叫什么国民大会不国民大会呢？这无非是为了顾到国民党的面子，保存了中山先生“国民大会”这一个名称。后来因为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反对，故仍使国民大会变为有形，而改变了它的职权。这就是现在“国民大会”的来历。现在许多人，包括国民党和政府里的开明分子，想来想去，还是张君劢的办法高明，即化有形之国大为无形，认为国民大会是不需要的。这次国大代表的选举，已在宪法颁布之后，既然竞选国大代表，理应对于国大代表的权力，有一了解。假如认为国大代表的权力太小，太空，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力，则当初为什么不去竞选立委，而却竞选国大代表？在国家的整个制度中，国民大会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不站在国家整个制度的角度来看，却仅仅站在自身权力的角度来看，闹着要增加国大职权，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是不合理的。 　　第四，国大通过了一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理由是现在是一个“戡乱”时期，应当给予总统以非常的权力。我们对于这种理论，不敢苟同，理由如下：（一）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算不算是宪法的一部分呢？假如认为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是宪法的一部分（4月19日王世杰在国民大会上解释，谓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是一种宪法的补充条文，既称为宪法的补充条文，当然也就构成为宪法的一部分），则我们认为：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这个根本大法理应笼罩到一个国家无论在战时或在平时的一切统治的原则，决不能说，这部宪法，平时可行，战时不可行。美国在最近30年中，两次参加世界大战，我们也没有看到一到战时，美国宪法便要增加补充条文，授总统以特殊的权力。假如认为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不是宪法的一部分，则为什么要由国民大会来通过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欧美各国在非常时期，虽亦有授权行政首领以若干特权，但此种权力，均由立法机关所赋予，国民大会非立法机关，由国民大会来授权行政首领，于制不合。（二）目前政府已把共产党称为“共匪”，动员戡乱。我们现在即从政府的立场来说，则我们认为，政府出兵清剿“共匪”，和政府派一团兵到太湖去剿匪，在性质（nature）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匪”的数目的多或少，“匪”的组织的松或严，至于政府出兵剿“匪”这一行为，其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假如今日政府打“共匪”，要增加什么“临时条款”，授总统以非常之权，则岂不是将来政府要派兵到太湖、洞庭湖、鄱阳湖去围剿湖匪时，也须增加什么“临时条款”，授总统以大权吗？要是这样，则我们的国家也就永远没有回复到平时的可能，我们的宪政也永远不能走上正轨了。所以就纯粹的法理立场，增加“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其理不通。（三）中国今日需要努力者，即是要大家来推动，使这个国家进入于法治境界。要讲法治，即须尽量使制度法律化，人迁就制度，不要制度迁就人，不要因人立制，不要因人授权。假如我们随随便便，今天一个特殊条款，明天一个特种法律，这样下去，我们永远不能达到法治的境界。所以在任何理由之下，我们认为国民大会通过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都和宪政的精神不符。 　　 　　4月21日

原文1948年4月24日出版 发表于《观察》第4卷第9期  浏览：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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