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纪念园从《客观》到《观察》：储安平对1947年前后中国政局的观感与析评
张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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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49年是近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国共两党由政争到 对抗、自由主义运动的回光返照、思潮及政潮与政局的互动构成了这一 社会转型期的奇特景观，而美苏两国对中国政治不同程度的介入，又使 上述诸种表像借助战后奇特的"民主"语境显得更加扑朔迷离。更有甚者 ，尘埃落定后的大局又几乎成为当事人和后来学者试图破解的迷思（ myth）。本文旨在通过当时的《客观》和《观察》杂志主笔储安平实时 写下的论政时文，展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对国、共、自由主义阵营三方 和美国政府的观感和析评,以及藉此透递出的政局变迁的信息。 储安平(1909-1966) （一），江苏宜兴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 。1935-1938年入英国伦敦大学，较为系统地接受了当时颇为流行的费 边民主社会主义思想，1938年归国。抗战胜利后，先后在重庆、上海主 编和创办《客观》、《观察》杂志。 （二）《观察》时期是储氏一生事 业的高峰，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舆论力量，尤其在知识界享誉甚高 。储氏所撰写的时论集中在从抗战胜利到南京国民政府翁文灏内阁倒台 这四年特殊时期，反映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眼中的政局情势和对价值认 同的调适。 储氏的经历、学养及其所交游的社会层面赋予他较常人更开阔的视 野和更敏锐的洞察力，使他在当时"两趋极端"的情势下，能从诸多的世 事表像中捕捉出战后中国问题的症结--政治问题（国共问题），并以此 作为自己观感和析评政局的切入点；从纷繁复杂的国共双方冲突和自由 主义运动回光返照的表像中检视三者间的政治品格与优劣得失，并以此 作为判断社会政治变迁走向的标尺。储氏的观察表明：边缘势力逐渐走 向中心、新兴社会阶层的崛起作为社会政治变迁的动力，不仅影响着当 时的实际政治运作，也影响着未来社会政治走向的向度；既是正统衰落 、边缘上升的的表像，也是这一表像的结果。下面即就相关问题具体作 一探讨。 一 1945年8月21日，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沦陷区重要公矿事 业处理办法》及《收复地区土地权利清理办法》。不久，对沦陷区的接 收工作全面展开。然而，这种名为接管日伪全部政治、行政和军事机关 及日伪所拥有之公私财产的"接收"，几乎很快成为洗劫和明抢暗夺的代 名词。重庆各报充斥着对这种混乱情形的报道。《大公报》的评论是：" 仅在短短20余天之内，我们已在京沪两地失去人心"。[1]10月26日， 蒋介石在给新任上海市长钱大钧的电文中谕称："京沪平津地区军政及党 务人员一直生活奢靡，沉溺嫖赌，并假借党政机关名义，强占巨宅大院 ，充作公署。他们无恶不作，不择手段，及至敲诈勒索"。[2]储氏很快 捕捉到其中蕴涵的意义。"在短短的几十天内，那些曾经沦陷七八年的广 大土地，竟复宣告了第二次的沦陷！第一次，那些土地沦陷给中国军事 的敌人，而这次，却沦陷给中国政治的敌人！"[3] 抗战的胜利预示着国民政府获得了一次良好的发展机遇。日本人的 战败投降，国民政府挤身于四强行列，不仅意味着整个国家国际地位的 提高，也意味着政府自抗战后期以来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得到相应的缓解 。一定程度上，这一切又成为民心归附的象征。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 ，希望与失望同在。刷新政治与恢复重建、安定民生既是国民对政府的 期盼，也是政府的不二选择。对国民政府而言，战后复员接收无疑是新 的考验的开始。 在储氏看来，接收这种政治行为必须与平抑物价、救济失业、恢复 生产结合起来，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最先最重。但事实并非如此。由此 透递出的信息是政府官员统治无法形容的"无能缺德"以及民众的"怨声载 道"。时任美国陆军情报部驻华办事处主任的费正清对此有着相同的感受 ："蒋介石和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政府，由于滥发钞票而造成通货膨胀，并 由于通货膨胀而导致更为深化的贪污腐化，已经丧尽民心。对于日军撤 退后的沿海城市，它所从事的接管工作，真是搞得一团糟。"[4] 但这只是民众对政府失去希望和政府威权式微的开端。储氏很快发 现国民政府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是"一团糟"。就经济言之，战后的恢复重 建自是当务之急。然而出乎料想的是"收复区弄得怨声载道，大后方也是 一片紊乱。工业，工业没有办法，到处是停业倒闭，请求救济。经济建 设始终拿不出一个成功的办法；外国工业界的代表，到达重庆后，除交 际外，竟无所事事，不得要领。交通，交通不通。迄今三个月，连长江 航运都未能恢复常态；最初是一片管制，现在则又是一片黑市"[5]就政 治而言，腐败、无能和低效率已经成为国民政府的致命病症。对外战争 具有推陈出新的功能，经过了8年的抗战，国家的政治在技术上是越来 越进步，而在政治的本质上，却是越来越退步，甚至整个行政也陷入了 一种高度腐化和缺乏效率的状态之中。[6] 这种"一团糟"局面的造成，现存执政党是要负很大责任的。[7]储氏 认为，国民党目前有两大病症，一是腐化，一是党缺乏一种高度的新陈 代谢机制。[8]"人老国不新"，以至那些有能力有朝气有为的青年党员， 竟不易在党内发挥积极的力量，以增强党的活力。 尽管国民党弊端很多，但在储氏看来，政治毕竟是一个现实，国家 政治不能没有重心，而现在中国政治的重心寄落在国民党身上，他还是 希望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至少一半凭借"人心"来进行统治。然而，储氏 却强调他的这种希望并不是基于任何理论或思想上的理由，而是基于现 实的原因。[9] 随着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储氏的这种希望由期待内部自觉逐渐转向 寻求外部的压力。他觉察到对于执政的国民党来说，时下只有共产党和 美国人说话有份量。前者拥有枪杆子，后者拥有飞机大炮和金钱。一个 月后，储氏在他的时论中这样写道："不满国民党的浪潮，现在泛滥全国 ，泛滥各阶层，甚至泛滥于大多数超然于政治以外的人民的心底"。[10] 到了1946年9月，储安平已经毫无犹豫地判断出国民党前后垂20年的 统治是一种失败的统治。20年执政的结果是一般人民的物质生活，愈来 愈难；一般社会的道德生活愈来愈败坏。不仅党的声誉、地位、前途、 日渐衰落，就是国家社会，也弄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11]"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储氏认为，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所采用的维护 其政权的方法--不是靠政绩，而是依赖不断强化消极的 "政治控制"。 [12]其结果必然是失却民心，威权日丧。 1947年初，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愈来愈明显。先是国共双方寻求和 平解决矛盾冲突的尝试失败，终于爆发全面内战，继而是马歇尔调停失 败被迫离华。与此同时，国民党不仅丧失了政治上的优势，在军事上也 没有把握；国统区经济崩溃，民心涣散，一般舆论对政府抨击有加。"南 京显已沦入了暗淡和苦难之中"[13]储氏观察到大局已经到了穷则变的阶 段。在最近几个月中，南京的高级核心人物于心理上已发生了自国民党 执政以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已经明显感觉到大势日非。更为糟糕的是"现 政权业已失去挽回这个颓局的力量，并且已失去了挽回这个颓局的自信 心"。储氏分析道，现阶段，政治上的主动权已转向反对派特别是中共的 一面，国民党始终处于招架的地位。国民大会的召开，可视为国民党争 取政治主动的表现，但是，国大一开，局势大僵，最近渲染改组政府， 闹了几个月也无甚成就。再说军事，2月17日，蒋介石在中枢纪念周上 论及临沂战役时说："不管是共产党自行撤退或国军进攻，总之，现已占 领。"[14]此种语气在蒋介石以往的演说中是前所未有的。在经济上，国 民党政府更是束手无策。"上海的金价跳到960万，南京还在指派人员， 组会研究。出口补贴，令甫10日，即行取消……最近又想抛售救济物资 ，现政权的穷形极相，实已暴露。"[15]至于改组政府之举，储氏对现政 权的人物有没有这幺大的气力也是深表怀疑的。但储氏的这种怀疑，两 月后很快就被证实。"改组后的政府在任何方面尚无任何作为"。[16] 学潮既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又是社会政局变迁的晴雨表。近代中国 的学生运动往往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后来的一二 九运动，其所揭橥的主题，无不集中表现为对民族和国家所面临的内忧 外患危机的忧虑与对当政者的强烈不满，进而对政府当局形成极大的政 治压力。 1947年5月至6月，国统区的学潮以不可遏制之势席卷了许多大中 城市。储氏敏锐地认知到学潮所蕴涵的意义不仅仅在学潮本身，学潮的 底层，都潜伏着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即一般青年学生对于政治腐朽和 黑暗现状的不满。不仅如此，在那些学生的后面，还有着一个更大更不 安全的社会。而正是这种社会的不安，才使当局震颤恐惧。[17]储氏的 言外之意是国民党政权的内战独裁政策已走向了穷途末路。对此，其时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评价可与储氏的话语互为参照。"蒋介石用逮捕、监 禁、殴打、屠杀等项暴力行为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学生运动因而扩大 。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 [18] 民心的向背往往决定着政治与军事冲突双方的最后命运。1948年初 ，国内情势的变化已相当明显。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政权。 储氏着重观察了此一时期民众心理的变化。他发现"不仅一般青年学生越 来越极端，就是一般中年人，心情和思想也都一天天在转向变化：本来 对于政府感觉失望的，慢慢儿的对政府感觉绝望了；本来对于政府感觉 绝望的，终于对于政府不望（不存在什幺希望）了；本来无所谓的人， 现在也一点儿一点儿左倾了；本来稍稍左倾的人，现在也一点儿一点儿 左得厉害了；本来绝对仇视共产党的，现在也在努力了解共产党了；本 来不大喜欢共产党的，现在也渐渐对共产党表示同情了。"[19]在储氏看 来，这种变化是一种没有声音的变化，然而却是一种重大的变化。意味 着民心与国民党政权之间距离越来越远，而同情和倾向共产党则成不可 遏制之势。 二 战后自由知识分子对中共及其所揭橥政治理念的认同有一个相当长 的过程。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他们的价值理念在原则上是与共产 党所揭橥的格格不入的，再则，置身于国民党政治控制之下，也使他们 对共产党及其所揭橥的政治理念缺乏相当的观察和了解，而前苏联在二 三十年代所推行的极权主义政治则相当程度上成为他们认知中共政权的 蓝本。这一特殊史境构成了战后自由知识分子认知中共的逻辑起点。置 身于这一时空语境下的储氏自然也不例外。 储氏敏锐地观察到战后国共冲突的在所难免。抗战胜利后，国共两 党成为拥有各自武力和国际背景的军事政治实体。以正统自居的国民党 政权旨在通过抗战建国的方式，在维护国民党党统、政统的前提下来实 现社会整合与战后重建，而日益壮大的共产党政权则旨在通过抗战救国 的方式来致力于上述目的的达求。在储氏看来，国民党旨在维护它的一 党专政，而共产党则主张建立联合政府（但这只是他们的一个步骤，并 非永远满足这种联合方式）。在具体操作程序上，国民党主张先军队国 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而共产党则主张先政治民主化，然后军队国家 化。在目前这种情形下，无军队即无法生存。故而内战成了国共两党解 决中国政治问题的唯一方式。[20]后来政局的发展也正如储氏所料。先 是国共高层会集于重庆举行和谈，并签订《双十协议》，继而双方由局 部武力冲突演化为全面内战。 对于国共两党诉诸武力作为解决争端的方式，储氏始终持反对的态 度。国共两党的军队问题是中国政治最实质的问题。正如他反对国民党 拥有军队一样，储氏也反对共产党拥有军队。在储氏看来，军队必须与 政党分离，实现军队的国家化，否则将国无宁日。因为"没有人会赞成任 何一个政党可以自蓄军队，从而破坏国家军令的统一，造成分裂割据的 局面。"[21]然而，政治毕竟是一个现实。尽管储氏对国共两党凭借军事 实力解决争端持反对的态度，但是，储氏对中共却抱有相当理解的同情 。他认为，"今日国民党要打共产党，可是请问共产党在中国之有今日， 究竟是谁的责任"。[22]"今日共产党之所以拥有军队，国民党也应负一部 分责任"。储氏承认共产党有革命的权力，但问题是今日中国再也经不起 内战。从实现政治民主化着眼，储氏希望共产党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来党 参与战后政治。他认为，共产党应从原则上来努力限制国民党的权力， 而不宜以自卫为名，自立军队。应努力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 宪政民主，主张军队国家化，由此合法程序来限制军队为国民党所利用 ，提倡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才是根本的做法，这才是一个 大党的做法。[23] 随着马歇尔调停的失败，储氏观察到国共两党都缺乏和平的诚意。" 处于军事冲突中的国共双方一再要求和平，以至双方往往把破坏和平的 责任归结为对方，而局外人士或指责国民党毫无诚意，或指责共产党毫 无诚意。储氏认为国共双方根本无所谓诚意不诚意。他认为只有"顾到自 己，也顾到对方，更顾到国家，这才算是诚意。"[24]理论上言之，储氏 对中共的指责，无可厚非，然而，从现实的角度权衡，和平与不和平远 不是自由主义者和中共所一厢情愿的。 在储氏看来，中共的社会主义主张和它的刻苦精神正是国民党所缺 乏的。储氏并不承认极端的社会主义能适行于中国，但是，他坚信一个 打了折扣的共产党政策，可能相当地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他反问道："假 如能有一个可以使大家有饭吃，大家过得好一点的社会制度，我们为什 幺要反对，为什幺要自私而不乐其成。贫富悬殊的社会终是一个不合理 的社会。"[25]根据间接捕捉的关于中共表现的信息，储氏进一步分析道 ，中共这几年来对于农民生活的改善，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及那种政策 政令的能够自上而下贯彻到底，也还有相当的成绩。在他看来，中国已 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徒依赖那种旧式的仅依靠政治 控制来维持国家局面的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必须以能够改善人民生活 来维持其政权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下，至少就中国情形来看，中共是很 有前途的。[26] 然而对于共产党的民主主张，储氏在相当程度上是担忧的。"坦率地 说，虽然中共如今大声嚷嚷着它的民主，但我们只想知道，就中共的基 本精神而言，它是否真的不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因为从他们的统治精 神来说，共产党与法西斯并无多大区别，两者都想通过严格的组织来控 制民众的意愿。在今日中国的政治斗争中，中共鼓励每一个人都起来反 对国民党的党主，但从中共的真正精神来说，中共倡导的也是党主， 肯定不是民主。没有思想自由就没有民主。自由主义者身受英美传统的 影响，但我们照旧批评英国和美国。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主义者还可 以为自由而斗争，这份自由只是一个"多或少"的问题，但如果中共执政 就会变成一个"有或无"的问题。"[27] 储氏的这种担忧可以说相当程度 上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对中共缺乏了解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一般心态。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