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松沪警备司令部下令查封文汇、新民、联合三报。令文如下： 　　 　　查该报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本市为戒严地区，应予取缔，依照戒严法规定，着令该报于明日起停刊，毋得违误，此令。 　　 　　这被封的三家报纸，在一般人心目中，都是左翼报纸。所谓左翼报纸，大体上是指这家报纸在思想上比较前进一点，在言论上比较激烈一点。按照出版法规定，报纸的负责人是“发行人”。据我们的看法，这三家报纸的发行人，大都只能算是经营商业的人物，他们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还是如何能够多赚几个钱的问题——进一步，希望多赚几个钱，退一步，至少希望收支平衡，能够维持这一张报纸。若说他们有“颠覆政府”的意图，那真是捧了他们。至于这三家报纸的编辑人员，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大都是些比较进步而有独立意志的民主分子。这是很正常而且很自然的事情。一个国家若想进步，便需要多几个这种分子。假如一个国家的人民，个个都是唯唯诺诺，请问这个国家还有什么生气？我们所以能够抵抗日本，苦战八年，不为暴力屈服，就靠我们国民有这一点独立意志。若说“左”，老实说，这三张报真不够“左”；若说激烈，这三张报亦不够激烈。要是比起南京那位泼妇骂街的反共专家某大炮，文汇新民等两报上的文章简直是“温吞水”。我很坦白的说，我对于文汇新民两报的作风（我不常看《联合晚报》），有许多地方是不敢苟同的。不敢苟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两家报纸的编辑态度不够庄重，言论态度不够严肃；我很少在《文汇报》上读到真有重量的文字。 　　我认为这三家报纸被封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他们的言论，而是由于他们的新闻。这被封的三家报纸都有一个共同的脾气，就是专门喜欢刊载那些为政府当局引为大忌的新闻。他们所登的大都是事实，无奈今日发生于社会各方面的事实，都是政府所不愿让大家知道的。政府所愿让大家知道的事情，统统已归中央社独家发表了；假如这三家报纸专门刊载中央社的消息，我敢拍拍胸脯担保这三家报纸绝不致被封。无奈中央社的消息许多人不要看，而且不要看中央社消息的人愈来愈多，而这三家报纸的编辑部同人，又都不识时务，自以为负有神圣的新闻使命，拼着命要在中央社的新闻眼以外去找新闻。不幸他们所登的新闻，政府越顾忌，读者越要看。政府既无力在根本上防止那些“新闻”的发生，于是只好设法来制止那些“新闻”的发表。 　　这次学潮，当局弄得焦头烂额。查封报馆，而且一封三家，这本来是一种希特勒式的作风，报载中国现在正由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主席领导我们步入民主之路，大概若非走投无路，绝不致走此一着。不过我们不承认这被封的三家报纸有任何“阴谋”要煽动学潮，甚至“意图颠覆政府”。当然，报纸在任何公共生活中都是要发生一种消息传播的功效的，但我们不承认，有了这几张报，就可以掀起学潮，没有这几张报，就可以消饵学潮。据我们所知，《文汇报》屡有查封之说，恐怕还是因为上海幸而有这位开明民主的吴国桢市长，所以《文汇报》至少还能出版至5月24日。这次大概正如 TheEveningPost主笔先生所感觉的：“政府的重要领袖们多少有点孤注一掷的情绪”，而终致出此一着。三报被封的理由是“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及新闻”，对于这个理由，各有各的看法，我们亦无意在此辩论。只是我们要公开宣称：我们在同业的立场上，不能不向被封的文汇、新民、联合三报同人，表示我们最大的同情。查封已经是一个事实，我们希望政府善为补救，设法使上述三报早日复刊，以恢复民主国家新闻事业的常轨。 　　 　　* * * 　　 　　关于《大公报》对于这次学潮所表现的态度，我们亦愿略加论列。在这次学潮中，《大公报》所表现的态度，实在不孚众望。英大事件和交大事件都是局部问题，姑且不说，就是15、16两日南京中大金大两次饥饿游行的新闻，不编在第二版要闻版中，亦还勉强可以说得过去。可是5月20日南京发生了这样壮烈的惨案，这样震动全国而有强烈政治意义的新闻，《大公报》还不肯编在第二版要闻版中，这是什么编辑态度？（按：21日该报第二版因参政会开幕，新闻确极拥挤，但假如《大公报》重视这次学潮的话，该日该版其他零星新闻，都是可以腾让出来的。）同时，像南京五二O惨案这样一个严重的新闻，《大公报》竟用《首都一不幸事件》这样一个轻描淡写的标题，这是什么编辑技术？至于说到评论，该报5月21日的短评论南京的惨案说：“不幸执行禁令者在方法上未能充分体会在上者爱护青年的本心，卒至演出惨剧。”全国青年听着：你们同意《大公报》的话，承认今日在上者还有一点爱护你们这批青年的意思吗？你们承认，当有人用木棍铁棍在你们头上劈打下来，这就是爱护你们的表现吗？在5月19日的社评中，《大公报》视学生请愿为“暴力的革命”，5月22日的社评中，认为“学生近来的行动”“太天真幼稚”了，认为“青年人太简单了”，认为学生在请愿中“充分表现其行动的儿戏性”，而且甚至认为今日之学潮，直为“小孩玩火”。我读《大公报》前后十几年，实在从来没有看到《大公报》有过这样违反民心的评论。当然，我不能不在这儿提出，这次《大公报》在学潮中所表现的言论，如此灰色，不能领导当前的潮流，亦许与王芸生先生的适有北行有关。假如王芸生先生在上海，在他的主持下，我相信《大公报》的言论决不致摇摆怯弱到如此程度。不过这次《大公报》在上海及南京两地的采访同人，都甚忠实，热忱，前进，此可于他们的报道中见之。他们的努力多少替《大公报》挽回一部分读者的感情。 　　关于《大公报》对于这次文汇、新民、联合三报被封所表现的态度，我们亦不能不出而一言。在5月25日《大公报》第4版上，《大公报》只以三号字的标题，平平淡淡地刊出文汇等三报奉命停刊的消息。《大公报》的编辑先生大概对于电影明星及歌唱明星都是非常发生兴趣的，凡是外国什么一个电影明星有了一点什么新闻，《大公报》照例要加上“花边”登出来（请阅最近数月《大公报》第三版下半面，其事数见）。在《大公报》的编辑标准中，大概像在一个城市中同一大封了三家报纸这样一个消息，其重要性还不如一个电影明星的私人轶事。《大公报》对于文汇等三报的被封，始终未发一言，以示同情。5月25日是星期，该报例刊“星期论文”，但为什么不写一篇短评呢？25日不写短评，为什么26日不写一篇社评呢？今日为28日，文汇等三报已被封四日，《大公报》对于此事始终不置一辞。且不说别的，至少站在同业的立场上，《大公报》也应当写点文字，向当局抗议一下。《大公报》所以默无一言，还是认为文汇等三报应该被封呢？还是吓得不敢说话呢？（《文汇报》被封后，《大公报》对于学潮的新闻，已有改变）。还是幸灾乐祸，坐视不救呢？上述三因，必居其一。我觉得《大公报》这次的措置，显然失态，至可遗憾。 　　最后我不能不声明一二。我和《联合晚报》里的同人，一个都不认识，甚至连他们的姓名我都不知道。《新民晚报》的高级负责人中，有二三位是我的朋友，可是彼此皆忙，虽然同在一地，我和他们已有整整八个月未见过面。《文汇报》里面，我仅和《文汇报》的总主笔徐铸成先生前后见过四次面，都是寒暄。我曾有事写过两封信给徐先生，但是徐先生为人傲慢，吝赐一复。独独《大公报》里面，我的朋友最多。单说在《大公报》编辑部分服务的，就有六位先生是本刊的撰稿人。但是我们今日所检讨的问题，不是任何涉及私人恩怨的问题。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这就是今日我们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 　　5月28日 　　（原载《观察》第 2卷第 14期， 1947年 5月 3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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