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7月，上海市政当局，认为摊贩有碍观瞻，妨害交通，决予取缔。据吴市长12月1日广播：“警局对摊贩之处罚，第一第二两次违章设摊者处以罚款，第三次给予拘押。”又称：“当市府决定取缔摊贩时，亦曾充分顾及彼等（摊贩）之生计问题，故给予8、9、 10三个月之限期，劝令于此时期内，迁地营业，或另谋生计。”在最近三四个月中，一般摊贩，因为政府将予取缔，生活发生问题，大都感觉忧虑不安。 　　11月26日，上海警务当局，开始严格执行命令，拘捕小贩。被拘小贩，据报载约达七八百名；分押黄浦老闸两区分局。适值寒流袭沪，气候骤降。被捕小贩家属，送衣送饭，狃于积习，诸多干格。同时谣传被捕小贩已有数人因饥寒死于拘留所中，群情激愤。 11月30日清晨，被捕小贩家属多人，前往黄浦分局请愿，要求释放其后闻风往者，愈聚愈众。警务当局，运用各种警卫方法，防止弹压。在这激荡的骚动中，若干商店被群众捣毁，全市歇业，交通阻断，警察鸣枪多次，多人受伤。全市陷入极度的混乱、动荡、恐怖、不安；详细情形，业见报载。这次骚动，延续至北小时之久，牵连的地区几占上海全部商业区域。直接参加这次骚动者，约在5万人左右，间接受此次骚动影响者，约在100万人左右，而同情关怀这次骚动者，至少在300万人以上；这些还都是最保守的估计。 　　我们对于这次骚动，默察其间因果趋向，不无感触。第一，这次骚动的性质，不仅仅是经济的，亦复为政治的及社会的。摊贩摆摊，为了生活。市府决心取缔，摊贩设摊如故，此非藐视政令，实为生计所迫。市府虽然“给予 8、9．10三个月之限期，劝令于此时期内，迁地营业，或另谋生计”，但“迁地”一节，当局迄未指定地点；同时摊贩经营，全靠闹区，如果迁他地，是否仍有“营业”，亦为问题。至于改业，国内经济萧条如此，遍地失业，空言改业，谈何容易。摆摊的人数所以越来越多，殆足说明找寻职业之不易；走此一着，聊以糊口；市府虽宽以时限，但政府给予摊贩的，只是改业的“时间”，而非改业的“职业”。政府若能解决摊贩的职业问题，则摊贩何乐而不改就他业？这种由摊贩事件所反映的广大的失业问题，牵涉到政治不安，币值不定，工商濒危，百业萧条；时论已多发挥，此处不赘。但此次骚动，除了经济意义以外，还包含有政治及社会的意义。就政治意义言之，今日人人需要和平，而内战烽火遍地，一切人力财力，都用以维持少数人的权力利益，竟将绝大多数人民的死活，置之不顾。政府官吏，发威作福，仗势弄权，贪污百出，无人过问，独子了小民，摆一个摊子，混一口饭吃，亦所不许，严为限制，人孰得平？据党部当局报告，骚乱群众中有呼“为什么不让我们做生意”，“为什么不让我们吃饭”等口号者。此说果确，则这些口号无不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同时在这次骚动中，亦流露着阶级的意识。大商店的被打，跳舞场电影院的被打，过路汽车的被打，都是出于一种贫者仇视富者的心理。然而凡此现象，未尝不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就后者论，贫富阶级的悬殊本不合理，贫民阶级开始了解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并以行动表示其意志，足以说明中国社会已有进步。就前者论，我们一向认为120年来国民党的“训政”，无甚成绩可言，而现在一般民众居然敢公开抗议“为什么不要我们吃饭”，国民党当局亦大可引以为骄，因为“训政”的目的，乃在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识，行使政权，而人民所以要取得政权的目的，终其极无非是为了要保障人民的权利与幸福。现在一般人民，受了20年的“训政”，终于能提出“为什么不要我们吃饭”，我们竟因此不得不承认国民党训政刀年，非一无成绩可言者。 　　第二，地方党政当局，都将此次骚动，归之于“异党”的阴谋。我们始终认为，这一次骚动，完全是逼出来的。在这次骚动的后期，是否有外力参加，我们没有充分根据，可作论断；但这次骚动的发生，完全是自发的。党政当局认为，骚动的第一天（11月30日），摊贩即已释放，则此事件应已过去，而第二天（12月1日）骚动的程度和范围，反较第一天为烈为广，显有“暴徒”从中阴谋煽动。我们以为若就群众心理来观察，此亦事理之常。因为群众的感情一旦掀起，这种感情必须达到最高点，始能下降。骚乱的第一天，群众的情感刚被掀起，群众感情一被掀起，感情的发扬即愈来愈高，所以第二天的骚动情势，较之第一天反更严重。在第二天的傍晚，一方面地方当局采取了最严厉的处置即(“格杀不贷”），同时群众的感情，已因经过三四十小时的宣泄，达到高潮，所以自第三天（12月2日）起，全部骚动，更然而止。我们很怀疑，假如这次骚动，确是有‘听党”在后面作严密而大规模的发动，这样一个严重的局面，是不是能在一夜之间，从最高潮一一下子回复到原来的平静局面。以常情推测，在政争如此剧烈的今日，在任何社会骚动中。“异党”之插入，事属难免。但若谓此事纯为“异党”之阴谋造成，如非失之夸大，亦属有欠公允。至于就“异党”煽动一节而论，我们亦可附带一述我们的感想。我们一向主张民主法治，我们绝不同情任何政党，任何集团，任何个人，从事于破坏社会治安，有损公共福利的行为；凡此皆法所不许。但就政治的观点言，在野党派之借机生事，以与执政党为难，实为事理之常。在野党如不处处与执政党为难，他将永无取得政权之一日。无论英美，莫不皆然。执政党唯一对付的方法，就是励精图治，拼命建设，提高效率，改革政风，以政绩和事实来对付反对派，来赢致人心。即以摊贩事件而论，摊贩要生活，如其政府能有办法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则何来此次的骚动；“异党”纵欲借机生事，亦将无机可借；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所以党政当局，应当将注视此案的重心，转个方向。不要单在消极方面攻击“异党”，应该反躬自问，多在积极方面，做一点建设工作，改善民生；民生改善，社会自可安定，国家自趋太平，而执政党的政权，亦易巩固。 　　第三，在此次骚动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而为其他任何社会骚乱案件所无者，即几谈论此次骚动事件者，大都对政府表示不满。不过我们在此应当说明，“不满政府”与“同情摊贩”应为二事。先就一般人对于摊贩的态度来分析；从正面说，有许多人是同情摊贩的，因为摊贩设摊，无非迫于生计，其情已极可怜。从反面说，在此次的“摊贩事件”中，无一人对于摊贩表示指摘。不仅社会一般舆情如此，就是官方态度也是如此。无论是吴市长的谈话，或市党部、市参议会、江苏监察使署等重要机关主管人对外的谈话，都无直接指摘摊贩的言论。由此可见，大家在良心上都承认着一个原则，即人人总得有饭吃，总不能逼人饿死。因为大家在良。卜上，无法否认此一原则，所以大家不得不想到一个极为实际而又极为严重的问题，即今日中国没饭吃的人实在太多了。目下中国，不知有多少人在饥饿线上挣扎着：寒无衣，饥无食，住无屋，病无药。我们不能不承认，20年来的统治是一个“失败的统治”。无论是国民党员，不是国民党员，看到今日中国的局面，无不叹息焦虑。经济愈来愈近破产，社会愈来愈趋不安，而劳民伤财，人人咒诅的内战，仍在进行。我们相信，凡是尚有一点良心血性的人，对于现在国家的局势，定必感觉苦闷，感觉愤意。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次骚动中，人人不满政府，批评政府。一般人不满政府，批评政府，怜惜摊贩尚在其次，主要的因为我们的国家太不像样，当前的危机大多太危急了。人人在要求着政府能立下决心，拿出办法，来挽救当前国家的危机。 　　此外尚有一点，我们愿意附带一述者，不满政府不一定就是不满市府。一个地方行政长官，他只能在其职权范围以内，尽其职责。若以指责整个政府的理由，指责地方行政长官，或者要求一个地方行政长官负起非一个地方行政长官力量所能办到的责任，均欠公允。就原则上言，这次上海市政府在取缔摊贩一事上，无可非议。而且在这次骚动中，我们对于吴市长的处置，不能不加以公道的称颂。社会应当充分明白，当吴市长全力制止警察当局使用武力对付群众时，他本人也是受着他下属的不满和抗议的。然而有远见的人不能不承认他这种处置，具有高度智慧。在这样一个混乱激荡冲动中的骚动，造成“惨案”，易如反掌；设若如此，其后果城难想象。我们所唯一批评吴市长者，即在这次骚动中，吴市长对于“暴徒”“阴谋”，强调过度，不免有损政治家的风度。关于警察，群情指摘。我们觉得这种指摘，亦属感情太重。一般下级警士巡官，他们也未尝不在自我良心和服从命令之中，感觉苦痛，以他们月入之微，职责之重，社会对于他们的要求不免过高。这一切如众所非议的情形，警察本身，不能全负其责，其中大部牵涉到社会风气及全盘政治的问题。我们现在愿意总结言之，这次上海的群众骚动，实含有极严重的意义；假如这仅仅一种地方事件，我们绝无意思浪费这许多篇幅加以论列。我们认为这次上海的民乱，就是一种国家将要遭遇革命的象征。我们如此看法，其意非谓这个将要来临的革命，将由这次骚动中的人物发难完成，而是说这个将要来临的革命，其客观的社会条件，已五天成熟一天。我们读报，这几个月来，这种大规模的骚动，何止上海一地？广州、福州、杭州、重庆，以及湖南、江西各地，造见不鲜。大公报高唱‘要变不要乱”之论；既然不变，那就势必于乱了。这次上海的民乱，对于当局是一个极其明白重要的教训。当局将因此项教训而加紧其政治控制，抑或反躬自省改进政治，那就得看执政当局的智慧、修养及造化了。 　　12月 9日 　　 　　（原载《观察》第1卷第16期，1946年12月14日出版）

原文1946年12月14日 发表于《观察》第一卷第十六期  浏览：1448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12/17 21:3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