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所有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非政府代表的一个重要进言 　　 　　政治协商会议开过以后，政府殆将进行改组；改组的方式和程度，尚不详知，我愿就此事，对所有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非政府代表，进重要之一言。 　　我认为在未来的政府改组中，所有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非政府代表，能竭力避免参加政府（特别是行政部门），为最上策。这有几个理由： 　　第一，中国社会上有一种传统的观念：以为在野的人物批评政府，其目的即在“做了’。这一种观念当然是不正确的。一则所谓“做官”，就是参加政府；参加政府是对国家的一种服役，并不是一件坏事。二则批评政府的人，并不一定只是为了想“做官’，自亦有人确以国事为襟怀，以民生为痛痒，作为放言发论的目佩但这种观念虽不正确，而却极普遍。并且不幸在中国，做官虽非坏事，而做官人的德行，则常不为人民听器重崇服。假如现在这些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在野党派领袖，在政府改组时，立刻参加政府，问此一事实，极易被人民误解，以为这一批人之所以高喊民主，其目的即在“做官”，使向为一般人民所有的那种虽不正确而却极普遍的传统怀疑，得到了新的证实。而且，许多内心反对民主的人，借此亦可大事宣传：“你们看，这一批人今天民主，明天民主，结果还不是想做官？”这种误解和破坏，其不足取，固元待论，然而对于整个的民主运动，却将发生极不利的影响。今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非政府代表，都是以实现达到民主政治为任务的，为了“民主政治”的前途，他们似乎应当考虑他们的出处，务使不要因他们之参加政府而使民主运动遭受误解与打击。 　　第二，从事政党活动的是一种人才，从事实际行政的又是一种人才。前一种人才的条件是头脑敏捷，口才伶俐，文笔锋锐，行为果敢；后一种人才的条件是精细周详，宁静任怨，有条理，有效率，有操守。这两种才干可以兼长于一人，但不一定为人人所兼有。故今日之从事政党活动者，以之司组织，策纵横，事宣传，感绰然有余，如一旦身负实际行政责任，是否能有条不乱，洁身自持，尚难断言。国事体大，从政者幸而成功，国家人民向受其赐，不幸失败，国家人民向受其累。我们从事民主运动，其最高目的是希望将国家弄好，因之我们每人在有机会参加政府时，仍不得不慎审自省，自问其行政才干是否胜任；其立身操守能否自持，而勿眩于功名，贸然决定。我们总当以国家的得失为前提，视一己的富贵如浮云。 　　第三，一年以来，我们若从另一角度来看，我们不能不平心承认，今日之非国民党员，其言论实较之一般国民党党员为自由。这有两大原因：一、一般国民党党员未必对本党执政的成绩感到满意，譬如前年湘桂战役的失败，以及去年接收人员的不法等等荦荦大端，都使一般国民党党员无法为其本党作正面的辩议；二、国民党党员在党内种种环境及顾忌下，反不能自由发言，不论此项发言是批评本党或攻击敌党。倒是在野党派或超党派的人，可以对现局自由评论。可是政府一旦政组以后，这种情形便将发生改变。再说实际参加政府，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单纯。要具备许多条件，参加以后，始有成功之望。就今日在野党派言，恐怕只有共产党推举出来的人，参加政府以后，较有站得住的把握，因为共产党在组织、群众及主义三者，均有根基。在组织、群众及主义三事上没有根基的人，一旦参加政府，则向之处于主动地位者，必一瞬间而处于被动地位；向之批评他人者，恐不数日即将成为被人批评之对象。若无把握，与其进，不如不进。此中机微，似直镇市而熟虑之。 　　但是，平时要求政府改组，政府真正改组了，又辞而不入，言之似难成理。因此，我有一个较为具体的建议，即各党派如决定参加政府，可由今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党派代表，就他们本党或党外，推荐他们所熟知或钦佩的贤能，参加政府。果能如此，则一，仍达到了各党派参加政府的目的，二，推选出来的人才必定更为客观，三，各代表虽替国家开了“民主之门”，而自己并不走进这扇门去，亦大足表示吾人平时批评政府，要求政治进步的胸怀。好在各党派都是济济多士，所网罗的人才，必不仅限于今日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这几个代表，而此种举贤荐能的风气若能形成，则亦大可一扫多年以来争官夺位的现象。我作此进言，容不免有烧冷水之嫌，然其初衷，确是为了爱国家，爱民主；爱人才。若有不以余言为是而急功好利者，则他们将来之得失毁誉，吾人可以拭目待之。 　　 　　内战停止 　　 　　内战终于1月10日宣告停止，化干戈为玉帛，这实在是天字第一号的可庆事？共产党提出无条件立刻停战后，政府曾提出了一个对案，其后共产党又提出了一个对案，凡此报端均有记载，此处不须复述。据传，政府方面对共产党所提出的对案，原拟再提一个对案，但当共产党的对案提出后，中间人即认为已到了可以谈判的程度，所以终于能在7日上午10时，在“重庆东端的石屋”中，由政府及共产党的代表，协同驻华特使，就有关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受降及遗俘等问题，协议讨论。据悉，内战的停止，并不单单依赖命令行之——不单单由冲突双方的司令部下令停战，并且将由美方派人会同双方代表驰赴每—战场，切实执行，使从桌面上的“停止内战”变成真正的“停止内战”。 　　我们真是欣幸内战终能停止。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都反对内战。完全凭借武力来解决政治纠纷的时代，业已过去；此路实不可通。我在本刊第2期“客观一周”里说： 　　“凭借军事究竟能解决得了一切吗？否则打了一半，终出于妥协，则所有死者伤者，以及遭受军灾者，他们所受的苦痛损失，究为何事？岂非天下之大大滑稽？” 　　现在翻读前文，再看到报纸上所载胜利大厦的一片干杯声，真是感慨系之。这次内战总算停止，我们现在应当更进一步，从根本上想法，不使将来中国再有内战。截至8日止，大局趋势虽已极明了确切，而热河方面的战事依然徽烈，甚至有些人认为非进占承德，不足以保军事形势上的需要，只此一端，即可见凭借武力来控制政治的意图，在今日中国，仍极浓厚。今日中国的政治家膻贡献其智慧，替国家打一个千秋万世之基，希望这一次的内战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内战。 　　 　　谈人力车的废止 　　 　　报载交通当局即将废止人力车的通行，拟分10期，至三十七年底，全国禁绝。此一计划，其动机及目的所在，不甚详知。人为车当然是一种不人道的交通制度，所以在原则上，予以禁绝，无人异议。但此事牵涉到许多有关问题。若说为了人道，则今日中国，比人力车还要不人道的制度和情形，恐还不少，假如政府的眼光确已转向到了这一方面，准备—一改善，这自是人民之大福．大可额手称庆。人力车这种交通工具存在东方各国，自有其社会背景。落后的国家缺乏应用机器的能力，依赖人力的交通工具，自然应之而生，同时，欧美人力比较珍贵，东方国家，民生凋敝，生活困难，用人力来拉车，亦即成为一种生活的方法。所以，在国家既一不能负责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二又不能供给人民的交通工具，则人力车的存在，也是一种极为自然的现象，而人力车夫不仅以此解决他们的生活，对社会言，抑不失为一种服务。政府现在既想禁绝人力车，则第一，政府对于这一批失业的人力车夫，应有一种合理的处理。一方面不要使这一批人力车夫因之而生活发生问题，另一方面也不要使这部分有用的劳力，旷费不用。第二，对社会言，政府既想废止人力车，在废止人力车以前，政府应设法供应一种新的交通工具，假如来日城市中的公共交通工具是以电车及公共汽车为主，则政府应负责供给这种公共交通工具，务使这种供给能符合实际上的需要为止；否则，必致引起社会秩序的扰乱，影响人民的工作效率。至于私人的交通工具，政府要是鼓励人民用小汽车，三轮车，或囱行车，则政府应有计划地大量生产这些交通工具，以供应人民的需要，单单在报纸上说以后人民交通工具以自行车等为主，而事实上，人民并无自行车等可购，则不当解除人民所仅有的交通工具，而使他们不能利用交通工具以节省他们因步行而耗费的精力与时间。我是最注重“经济及效率的原则”的，我认为国家应当负责来改进我们的交通工具，使我们可以以最少的时间做最多的工作,但要改进我们的交通工具。乃是提倡并供应比人力车更有效率的交通工具，而非单单消极地废止人力车的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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