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生活 　　 　　储安平是江苏宜兴人，1909年出生。储家是宜兴的望族。对于他的家世，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一份文字材料还是储安平自己写的一篇散文，这是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题目是《母亲》（《真美善》杂志7卷1号，第101页）.从这篇文字中我们知道储安平是在他伯父家中长大的，他的伯父就是储南强先生，储南强早年肄业江阴南菁书院，与黄炎培同学，清末曾做过南通知县，后在家乡兴学，兴办水利，建设宜兴市政，修筑古迹。50岁以后，致力于整修善卷、庚桑两洞，直到抗战爆发，储南强先生1959年去世。储安平从小是在一个特殊家庭中长大的，对于他的这位伯父，他一生都心存感激。 　　 　　 二、光华大学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光华大学已是很陌生了，但在过去她是很有名气的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被取消了，她的几个学院被拆散到了其它大学，要是不很严格地看，我们可以说今天上海华东师大的前身就是光华大学，而光华大学的前身是著名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那时的光华是一所自由空气很浓的大学，他的校长是张寿镛先生，文学院长是张东荪，中国文学系系主任是钱基博，政治学系系主任是罗隆基，教育系系主任是廖世承，社会学系系主任是潘光旦，其它名教授阵容是胡适、徐志摩、吴梅、卢前、蒋维乔、黄任之、江问渔、吕思勉、王造时、彭文应等。可以这么说，二三十年代中国活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几个主要人物一时都集中在了光华大学，储安平的大学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的，他后来成为胡适之后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与他早年在光华大学的经历不分不开的。储安平大学时代正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活跃的时期，那时《新月》刚刚由罗隆基主政，不久就引发了著名的人权与约法的论战，虽然当时储安平没有在这次论战中留下什么文字，但可以说《新月》的精神和气质影响了他，他是“新月派”的后起之秀，差不多十五年之后，这位沐浴着《新月》阳光成长起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终于接过了他前辈的事业。 　　储安平是1928年进入光华大学的，他的英文也非常好，他在大学时代曾翻译过一些作品，他40年代初写的三本书《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英国和印度》也都是有关英国历史的，这也许和他曾在英国留学有关。 　　 　　 三、早年的文学活动 　　 　　早年储安平主要为人所知的是他的文学活动，也就是说，在30年代即他前往英国留学之前，储安平是以一个新起的文学青年而为人所知的。《鲁迅日记》1929年6月21日有一条记载：“寄安平信并稿”。这个安平就是储安平，这是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的有关储安平文学活动记载的资料，那时鲁迅在上海主编《奔流》，储安平可能给这本杂志投过稿，所以鲁迅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但查阅《奔流》杂志，没有储安平的作品，《北新》上有几篇储安平的文章，最早一篇是《布洛克及其名著——〈十二个〉》，是一篇介绍性的文字，文章的末尾署写作日期为“二八之春，某日下午”。这期《北新》是1928年5月16日出版的，当时储安平还不到20岁。我们大体上可以说40年代以前储安平还只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但那时他对政治已有兴趣，1931年10月他就编过一册《中日问题各家论见》，书中所收的文章没有一篇是作家写的，而多是当时知名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如左舜生、胡俞之、俞颂华、武育干、罗隆基、陈独秀、汪精卫、樊仲云、陶希圣、王造时、陈启天、张东荪、萨孟武、张其昀、梁漱溟、高永晋等，当时储安平只有21岁，可以想见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而40年代以后储安平就不单纯是一个作家了，他的文学活动只可以说是早年生活的一个侧面。储安平的文学活动开始于他在光华大学读书时期，比储安平晚一届后来成为知名小说家的穆时英在《光华文人志》中说：“他很努力，时常写东西。”（转引自陈子善《“新月派”的后起之秀》）储安平早年的文学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光华时期，即他在光华读书期间和毕业之后的一段时间，一个是《新月》时期。光华时期以小说为主，而《新月》时期则以散文为主。总体上观察，储安平早年的文学活动以散文的成就为高，而小说的写作只是一个人文学青春时代的产物。虽然储安平出版过小说集，而没有出版过散文集，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为世人认可的还是他的散文。关于自己的文学写作活动，储安平在他的小说集《说谎者》的自序中曾说过：“我最初是学习散文的。但是人的年纪太轻，人的感情太浮，这使人觉得自己还没有写散文的才气。我这一点不能数的年龄，我这一点不够掂量的人生体验，能够容许我写得出什么深含哲理的东西？我这一点芜杂的思绪，我这一点浮泛的感情，又能容许我写得出什么郁葱旷远的文品？我实在没有理由不允许我自惭形秽，收拾起我从前对于散文的热望。”（《说谎者》第1页）储安平的这段话很有意思，那时他是把散文看得比小说要难，在他的文学观念中散文的地位好象要高于小说。他最初写小说在1931年春天，他写了一篇名为《春》的小说，1932年的春天他又写了他的第二篇小说《世纪与义务》。这两次偶然的尝试，使他对小说发生了兴趣，在1931──1934年的四年时间中，他大约写了十二三篇小说。对于这些作品，储安平说：“我得承认，在每一次习作的时候，我的心情都是十分认真严穆的。但是我对于文艺上的修养实在太差，所以即使我每一篇小说写成了之后，要修改三四次甚至五六次，但是还是失败的地方居多”。储安平自己认为他在文学上的才能不是很高，而只是有一点兴趣，这倒也不是什么谦虚的话，而是对于自己才能的一种准确判断，证之后来储安平的经历，我们应该说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客观的。他后来放弃文学而选择了政论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1936年开明书店还出版过储安平的一本《给弟弟们的信》，也是一册散文集。在储安平离开中国前往英国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写过一些散文，大体是怀人和抒情的。梁实秋在《新月散文选》的序言中说过：“《新月》的散文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五十年前有一伙人所写的散文就是这个样子。”而储安平就是这一伙人中的一个，虽然比他的前辈徐志摩、梁实秋等写得少了些，但在《新月》晚期，储安平的散文确实是代表了较为典型的《新月》散文的风格的，这一点值得研究中国现代散文的人注意。 　　 　　四、在湘西 　　 　　储安平从英国回来后已是抗战时期，大约1940年他到了湖南，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我们很少见到什么文字材料。那时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负责的是过去光华的教育系主任廖世承先生，他聘了许多光华的毕业生到那里去，储安平的湘西之行可能与此有关。湘西时期，是储安平一生在写作上较有收获的时期，他后来的两本著作《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在《英国采风录》的自序中说：“本书作于自长沙失守至桂林沦陷这几个月近乎逃难的生活之中。在这几个月中，他及他数以百计的同事，大都将整天的精力化费在日常的饮食琐事之上，心情因局势的动荡极不安定。然而在那种混乱、困顿、几乎无所依归的生活中，有时究不能不做一点较为正常的工作，以维持一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的纪律。著作因于离乱之中，每日舒卷濡笔，稍事记述；当他所执教的学院西迁粗绪勉可复课时，他虽随作随辍，终亦写成了十章”。在这之前，他还在俞颂华做总编辑的科学书店出版了一本他根据他在蓝田师院的演讲整理成的书稿《英国与印度》。他在蓝田师院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那时每逢周会，教授们都要轮流演讲，轮到储安平演讲时，据说“连走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排多少次掌。”（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第139页）在蓝田师院时，储安平刚刚32岁，他和许多知名的教授结下了友谊，这些人后来有不少成了《客观》和《观察》杂志的撰稿人，比如钱锺书、高觉敷、邹文海等。 　　 　　 五、 在重庆 　　 　　 储安平在重庆的重要活动要两事可记，那时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做研究员。1940年，政校的一批教授曾组织过一个名为“渝社”的社团，为首的是周子亚教授，他当年在政校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还有经济方面的课程。参加的人有储安平、沈昌焕、黄尧和陈纪滢。最初有一二十人，后来只有六七人了，因为是学术性的，所以他们只重倾谈，而没有大量吸收社员。储安平那时是《中央日报》的主笔，陈纪滢回忆储安平时说“曾留英，人非常聪明能干，而且头脑清晰。”（《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第102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中央政校当时在重庆南温泉，“渝社”的成员曾以“未来中国的前途”为题进行过两次讨论，当时他们对国共两面都有很清晰的评价，那时候他们这批人都在35岁以下，虽然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经验和理论，但天真的想法还是免不了的。陈纪滢多少年后回忆起他当年在重庆的生活时说：“但天真的想法，总不能与事实和发展齐驱。就是对‘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谁又料得到呢？我们只判断日本是败定了，怎么个败法谁也不知道。对于苏俄于战后将怎样对待中共与怎样对待国民政府，我们那时毋宁看它对我政府不会太坏。后来证明事前的看法与事后的距离相隔太远，而且出乎意料的事情往往很多。所以嗣后对于一些政论家的预见，也只能聊备一格，仅作参考而已。”（《三十年代作家直接印象记》第103页）这两次讨论可能储安平都参加了，他后来在办《客观》和《观察》两个周刊时，对于中国未来的前途有过许多想法，这些想法，与当年在“渝社”的争论是有联系的。储安平在重庆时曾参加过文协，那时他在《中央日报》，文协中有他过去的许多朋友，如老舍、张天翼等人（《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3期，邓牛顿文章）孙陵在《我熟悉的三十年代作家》中有一篇“记田汉”，其中说：“田汉这时正在贵阳图书馆，负责照料撤退文化人。我找到他，则好有两位记者先生在那里，一位是贵阳中央日报储君，一位是大刚报黄君，我们从不认识，他们的热情我永不敢忘记。记者先生是喜欢问名道姓的，一听是我，黄君立即掏腰包，馨其所有赠送了我。我记得是将近三千元法币的样子。储君保管着一笔云南文协汇到的款子，指定专救助桂林退出的文协会员”。（该书第62页）这个储君的经历很像是储安平，因为储安平和田汉也是好友，他曾在《中央日报·文学周刊》写过一篇《记田汉先生》的文章（1935年第38期）。储安平在重庆的第二件事就是他创办了《客观》周刊。 　　 40年代晚期，中国有三家名为《客观》的杂志，分别是上海《客观》半月刊，代表人贾开基。广州《客观》半月刊，发行人兼主编凌维素。重庆《客观》周刊，张稚琴为发行人，主编储安平，编辑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聂绀弩。《客观》周刊的编辑除聂绀弩外，后来都成了《观察》周刊的撰稿人。关于重庆《客观》周刊的由来，储安平曾说：“在三十四年冬天，我们有几个朋友曾在重庆编过一个周刊——《客观》。在精神上，我们未偿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那是一个大型(八开)的周刊，十六面，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需发六万余字的文章。现在回想起来，这不免是一次过分的冒失。因为创刊号于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而我们决定主编，犹为十月八日之事，实际上其间只有三四个星期的筹备时间。”（《观察》第1卷第1期第23页）《客观》周刊一共出了17期。停刊的主要原因据储安平讲是：“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了。”冯英子回忆说：“《中国晨报》停刊的时候，储安平也决心离开重庆，回上海去打天下了。他摆脱了张稚琴合作的《客观》，回上海办一封《观察》，后来曾养甫的弟弟曾宪立告诉我，他当时也在经济上给予储安平以支持。”（《风雨故人来》第14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5月）储安平是1946年春天离开重庆的，他实际上只主编了12期《客观》周刊，从第13期起，改由吴世昌编，所以《客观》周刊的“客观一周”专栏，从13期起即为吴世昌所撰。据储安平在一则告别读者的简讯中说，《客观》原定在重庆出版12期。当时他们以为1946年春天，政局会发生大的变化，估计《客观》出不到12期政治重心即要东移。可事情出乎他们预料，12期出满后，政治局面还在高速变化中，虽然储安平已决定离开重庆，但为不使《客观》中断，所以将编务交给了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吴世昌（《客观》第12期第12页）。给《客观》撰稿的人后来多数成了《观察》的撰稿人，《客观》在当时西南地区很有影响，《观察》后来的许多读者也是由《客观》而来的。以储安平的理想，他希望《客观》能成为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刊物；“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们完全能够对于一个问题作无保留的陈述，而服从多数人所同意的意见，其权仍在作者；其间绝不至引起‘个人的情绪’问题。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客观》第1期第1页）储安平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同时也说明凡在《客观》发表的文字也不一定为编者所同意。储安平的这种风度丝毫未变地带到了《观察》中，《观察》后来所产生的影响和拥有广大的读者，与储安平坚定不移的自由主义立场有极大关系，他是在充分尊重每个人权利的前提下，寻求基本立场的一致性，至于思想的自由，他是充分予以尊重的。储安平回到上海后，很快即投入到《观察》的筹备中。 　　 　　六、储安平的《客观》政论 　　 　　 抗战胜利后，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有过一个短暂的兴奋时期，这时国内出现了很多周刊，充分表明了多数知识分子希望国家能在和平的局面中走上健康的民主道路，他们纷纷创办刊物阐述自己对国事的看法，储安平在张稚琴的帮助下，创办了《客观》周刊。这一时期，他以“安平”署名，为《客观》撰写“客观一周”专栏文章。这些文章是储安平思想成熟时期的产物，他后来为《观察》撰写大量政论文章的思想，都在《客观》专栏文章中流露过，他著名的《中国的政局》一文的思想在《客观》时期已有雏形。综合起来看，储安平《客观》政论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一对国民党的评价，二对共产党的深入分析，三对美国的态度，四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看法，五对内战的批评。 　　七、《观察》时期 　　 　　 作为一个刊物，《观察》时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抓住了在中国最后的一次发展时机。《观察》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刊，16开本，每期6万字。《观察》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刊物来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观察》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参预的价值和作用。由于《观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超然态度创办的，所以它能够在具体政治具体态势的评价中，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地进行畅所欲言的自由评说，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事业之外对社会的关心。对于《观察》的诞生，储安平说：“但在《客观》出版的时候，我们获得各方面的鼓励。特别是许多前辈，他们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他们鼓励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许多朋友和读者也一致惋惜《客观》的夭折，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这种鼓励下，我们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态度、水准等，能符合我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机构在办事上也能多少贯彻我们的精神。”（《观察》第1卷第1期第24页）从储安平的叙述中我们能够大致想象到未来《观察》的基本风格。 　　1946年1月6日，《观察》的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在重庆召开。会上决定了刊物的名称，缘起及征股简约。对于这个刊物生命能否维持，当时储安平他们笼统地建立在两个基本假定之上。一、国内拥有极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而当时国内却还没有这样一个带有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假如自己能够确是不偏不倚，秉公论政，取稿严格，做事认真，则能获得各方面的支持。二、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多数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的，只要刊物确是无党无派，说话公平，水准优高，内容充实，刊物可以获得众多的读者。储安平在筹备《观察》之前所做的这个基本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的，特别是他认为中国的知识阶级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这一判断，可以说为《观察》日后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论坛作了力量上的估计。另外，储安平一直认为今日中国极需要有这样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话要说而又无适当说话地方的自由思想学人，得到一个说话的地方，有了这样一个刊物，就可鼓励一般自由知识分子出面说话，而他们所以要提供这样一个说话的场所，正是因为他们深信，真正的自由思想分子的意见，对于中国的言论界有一种稳定的力量，而这种稳定的力量正是当时中国所迫切需要的。《观察》是纯粹的同人刊物，资金集股汇成。有些作者和工作人员也是股东。股东每年分红，还赠送股份给一些对刊物有较大贡献的作者和职工。在中国现代史上，《观察》差不多可以说是最后的同人刊物，在《现察》之后，似乎再没有这样允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创办刊物，自由议论国家生活的事了，同人刊物在中国的消失是一件至今还在牵动知识分子的大事。由于《观察》是同人刊物，是一群怀有强烈理想主义精神的人在支撑，所以，它一创刊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观察》的最高发行量达到了105000份。每份刊物平均总有几个读者，据估计它的实际读者约在百万人以上。费孝通曾说：“《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新观察》35周年纪念册）冯英子说：“《观察》已经在上海出版了 ，而且很快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应当说，从《观察》的出版到后来的被迫停刊，这个刊物一直是办得比较成功的 。”（《编辑记者100百人》第41页，上海学林出版）作为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储安平，深深懂得一份刊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的重要作用。在1946年的环境中，储安平能够把《观察》设计为一个周刊，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不仅是周刊，而且储安平要让这份刊物成为全国一个有影响的论坛。当时广州、武汉、昆明、重庆、西安、北平、台湾等地均有航空版。发行深入到广大的内地城市，乡镇直至边疆省份的辽远部落。《观察》每周六出版，一到发行的时候，上海的报摊前就有读者排长队购买。它的读者阶层，主要是大中学校的教师、学生、公务人员，文艺工作者、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军队里的将领士兵及蒋政权里的高级官员，当时立法院长孙科便是长期订户。 　　《观察》的成功与储安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储安平在办《观察》的时候有这样几个特点很值得今天办刊物的人深思。第一，储安平把《观察》的宗旨定的非常明确，把读者对象也想的非常具体。《观察》是代表自由思想分子的刊物，它的读者就是知识分子，储安平还明确说过，中学生不在《观察》的读者考虑之内。第二，储安平有强烈的在中国传播自由思想的理想主义倾向和克敬职守的敬业精神。他能多次设法求得象胡适、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这样一些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健将的支持，而且能够团结和他年令相仿的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观察》的78位撰稿人中，有相当一批是和储安平年令相仿的同时代人，这是需要一点胸怀的。第三，储安平作为刊物主编，目标远大，视野开阔，在《观察》的撰稿人中，除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外，还有一批象任鸿隽、戴文赛、陈维稷这样一些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专家。第四，储安平同时也能注意求得当时政府内一些文职官员的帮助，让他们来撰写介绍国家有关方面情况的文章。在读《观察》的时候，今天的读者除了为《观察》所倡守的客观、理性、公平、自由等基本精神所倾倒外，对于储安平对刊物的认真态度也肃然起敬。在《观察》前5卷中，每到出满24期，储安平都要亲自执笔详细撰写一篇一年来《观察》的总结报告，这种总结报告从刊物宗旨、水平、作者、读者直到经营发行情况，都非常详细。 　　1948年12月24日，《观察》遭遇不幸。从12月21日起，关于查封《观察》的消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具体，《大公报》一天三次询问《观察》是否已经收到查封命令。23日，一家夜报终于以“《观察》封门”的标题发表了第二天由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上海市警察局、社会局派人送来的国民党内政部的查封命令：“查《观察》周刊，言论态度，一贯反对政府，同情共匪，曾经本部予以警告处分在案。乃查该刊竟变本加厉，继续攻击政府，讥评国事，为匪宣传，扰乱人心，实已违反动员勘乱政策，应按照总动员法第二十二条及出版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予以永久停 刊处分。相应电请查照办理，饬缴原领登记证送部注销” 当时储安平已离沪赴北平，找一些知识分子商量《观察》今后的命运了，在沪照料《观察》事宜的是林元、雷柏龄和笪移今。此次查封《观察》的由头是1948年10月出版的《观察》上发表了一篇南京特约记者的军事通讯《徐淮战局的变化》。这篇文章的内容是阐述战争进行中的变化因素和所谓国军“大捷”、“共军”溃退的喜讯，报道了国军统帅部在这一战中的战术改变和新武器的大量使用，因而造成共军的“大量伤亡”以及“听说美国方面曾向当局作‘调用日本兵来应争的建议’，飞虎将陈纳德的请缨”；以及“分析陈布雷之死与翁文灏之拖”等等。蒋介石认为这篇通迅泄漏了军事秘密，以致国军在淮海战役大败，于是下令查封《观察》杂志社，追捕那个“《观察》南京特约记者。”至此，《观察》杂志被迫停刊，1992年当事人唐宝璋曾撰文详细回忆了《观察》被查封的情况，他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披露了当时那位南京特约军事记者的真实情况。这个人名叫张今钤，山东东平人。年轻时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后去广东参加革命，在黄浦军样任教官，与周恩来相识。曾在冯玉祥部下做官，一生反将。曾随周恩来到延安，在抗大任教，后到新四军叶挺教导队，皖南事变前离开。抗战胜利前他在昆明担任东南亚盟军心理作战部顾问，对于军事问题颇有研究。储安平因当时读者非常希望了解国共战争形势发展的真实情况，听说张今钤对军事很有研究，观察深刻，所以就请他来给《观察》写军事通迅。张今钤对储安平说：“你约我写稿，如内容份量重一些，你敢登吗？”储安平回答：“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登！”可见储安平那时的气魄。张今钤给《观察》写军事通迅的时间并不长，但因为掌握大量实际情况，分析在理，很受读者欢迎。（《上海滩》1992年第7期第44页）关于这次查封《观察》周刊的详细情况，当时在南京出版的《大学评论》第2卷第第10期上曾发表过一篇“本刊记者”撰写的《〈观察〉七同仁被捕记──访问观察社》，所述情况和唐宝璋先生事后的回忆相同，这期的《大学评论》还在首篇发表《抗议当局迫害民主人士》的呼吁，“要求释放《观察》社被捕七同仁！”“恢复该社未被捕同仁的自由！” 　　 　　 八、 储安平和《观察》的复刊 　　 　　《观察》的复刊工作在1949年5月23日以后，当时林元和雷柏龄从南京出狱回到上海，并和储安平联系商量《观察》的复刊工作。这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了北平，所以储安平决定留在北平筹备《观察》的复刊工作。据林元回忆，当时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代表中共的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等人。1949年5月以后，储安平曾向中共请求复刊《观察》，胡乔木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请示汇报，周恩来的意思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以复刊。这样《观察》在1949年11月1日复刊了，并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复刊后的《观察》出至1950年5月16日的第14期后，奉命改为《新观察》，是为《观察》第6卷。复刊后的《观察》编辑部设在北京交道口北吉祥胡同。《新观察》的第一位主编是黎澍、第二位主编是杨赓，来自四野新华总社。原《观察》社留在《新观察》的编辑只有林元一人。《新观察》筹备时，储安平曾和黎澍碰过几次头，杨赓来了以后，储安平就完全不来了，后来储安平调任出版总署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至此，储安平完全离开了他壮年时期倾其心血创办的《观察》。《观察》在国民党时期维持了将近3年，虽然最终被查封，但《观察》的精神和品格却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 　　1948年月12月《观察》被国民党查封的时候，储安平已经到了北平，储安平也许没想到，他的这次北平之行，会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是一个没有准备的转折，这一选择，对于他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可能在一开始就种下了不详的后果。1949年9月21日，储安平作为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的后补代表参加了新政协，他是当时两个后补代表中的一个，另一个是《文汇报》的徐铸成。徐铸成在他的日记中说：“今天与（储）安平兄谈话，他说《观察》即将复刊，领导上大力支持，但恐群众思想难捉摸，如何办好，毫无把握。他又说，近月曾至东北旅行，写了旅行记二十五万字，材料甚新，胡乔木看了极赞赏，力促早日付梓。他又说，他出发前及回来后，都与领导同志商谈，反复请教云云。甚矣，做事之难，《文汇报》之被歧视，殆即由予之不善应付欤？余如遇事诺诺，唯唯听命，《文汇报》也不会有今日。以本性难移，要我俯守就范，盲目听从指挥，宁死亦不甘也”。（《徐铸成回忆录》第203页，三联书店）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恢复《观察》周刊，是与胡乔木有关的，胡乔木好象对储安平一直比较有好感，1957年储安平能去《光明日报》也是胡乔木的建议。我的一个朋友在写作《常芝青传》时，曾为我留意过有关储安平的材料。1956年6月，王谟给于毅夫的一封信中说：“张际春同志说，一些民主人士对光明日报办得很不满意，是否我们可以退一步，把常芝青同志调出来，由前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接任光明日报的总编辑，这样我们可以更主动一些。际春同志要我把这个意见转告统战部，并征求统战部意见。”可见当时中央是想让徐铸成去，储安平出事以后，常芝青在一份材料上曾说过：“我个人以为，乔木同志对储安平的一些看法与估计（那次谈光明日报问题时说的），看来是未必符合实际的，有一些同志反映，这样些人到光明日报是未必恰当的，我也有同感”。由此可见，储安平能到光明日报确实是胡乔木推荐的。1957年3月26日，于毅夫有一封给中央的信：“乔木、周扬、同志并维汉、徐冰同志： 最近了解储安平准备4月1日去光明日报就总编辑职，日前章伯钧曾约储安平、萨空了谈话，储对去光明日报工作颇有顾虑，曾表示编报方针要放，放到什么程度？大知识分子有意见要不要他们讲出来？要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如果报纸言论还仍旧停留在拥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口号上，发表的文章有谁看？章储都主张要问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章伯钧还主张增加萨空了、常芝青（党员）为副社长，储顾虑到光明日报后人事方面可能有阻力，侧面了解储怕和原来党员总编辑常芝青搞不好。”据说80年代胡乔木还曾想请储安平出来，话说出口，才有人告诉他，储安平早就死了。（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 　　储安平本来是一个对现实政治没有多大兴趣的人，他的志向在于言论界，可是他没有估计到他的这个志向很快就由不得他自己了。储安平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对于办报纸办刊物具有很高的热情，像《观察》这样的刊物，在1949年后居然能够复刊，这本身也是值得深思的。首先储安平及《观察》同人有此愿望；其次当时政府还有这个雅量，但事后回想，人们又会为储安平的选择感到不可思议。《周恩来年谱》在1949年7月12日有一条记载：“约胡乔木在中南海颐年堂请新闻界友人朱启平、高汾、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平、萨空了、胡愈之、刘尊棋、宦乡聚餐，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周恩来年谱》第834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储安平当时提出的问题可能就有《观察》的复刊。林元回忆：“上海解放后，储向党中央请求复刊，乔木同志曾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请示复刊问题，总理说，既然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可以复刊。这样《观察》便于1949年11月1日复刊了。”（《碎布集》第404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虽然都是知名的文化人，但与储安平不同道，以前《观察》从未发表过他们的文章。《观察》撰稿人中有《大公报》许多人，但没有范长江。《观察》复刊后，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发行量一落千丈，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它改为《新观察》。复刊后的《观察》从1949年11月1日起，至50年5月止。《观察》在1949年以前曾发行到10万零五千份，并且出了西北航空版和台湾航空版，直接订户即有一万二千份，如果按每本刊物有10人阅读计算，它的读者约有一百万人左右。而复刊后的《观察》连三千直接订户都不到。 　　 　　 九、 储安平在1957年 　　 　　1957年4月1日，《光明日报》党组撤消，储安平就任总编辑，这次重操旧业，对于储安平来说也是他这一生最后的一次机会。也许是他感觉到了胡乔木对他有好感，也许是他从别处得到了什么判断，他这次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本来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设想，可惜后来发生了变化，他只做了70多天的总编辑就离开了，6月8日，他因为在统战部的发言，而受到批判，他提出了辞职。11月12日，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 　　储安平初到《光明日报》社的时候，精神很快就恢复到了1949年前的状态，也可以说他是压抑了好多年，这回应该出一出气了。他在报社说：“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他还说：“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在1957年的夏天，储安平又一次让人们看到了他那留学英国的教育背景，许多年了，他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这次既然让说，何不说个痛快。他在《光明日报》社就说过：“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他反对报纸报道工作，宣传政策，认为不必管什么政策。他认为：“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就叫新闻纸，它是报道消息的”。“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他一再强调：“搞头条新闻，时间要争，质量可以少一点”。当有人问储安平，对于重大新闻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时，他直率地回答：“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那时储安平还说过：“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子。”说到“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的方针时，储安平多次说过：“这句话说得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储安平是在6月1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做了“党天下”的发言的。“党天下”的说法并不是储安平的创造，30年代罗隆基就用这个说法批评过国民党，“党在国上”这是那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看不过的。储安平的这个发言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很深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有一点要试试看的味道。巴波在一篇文章中说：“储安平其人是善于思考的，又是大知识分子，见多识广。比如，他要在北京买一所房子，他理解北京要改造，要大发展。他问我，这房子要在什么地方才最保险，才不致因改造旧城而拆掉，我答复不出来。他说他买了白塔寺鲁迅故居近邻的一个院子安家。他说，鲁迅故居这个出名的老虎尾巴，决不会拆掉，那么他这个院子也就保险了。殊不知事情偏偏由于这是鲁迅故居而要造鲁迅纪念馆，动迁了他买的院子。而给他的房子条件太差，他心中颇有情绪，但又说不出口。当他握笔写‘党天下’这篇发言稿时，我正好坐在他办公桌对面。他说，他一再犹豫，冒不冒这风险，但他要看一看有没有这个雅量。他是以这种心情发表了他的‘党天下’的言论的。”（《光明日报四十年》第6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1957年为了给储安平加重罪名，曾想把他在统战部上的发言说成是和罗隆基共谋的，但储安平从没有承认过，他只说自己可能受了罗隆基的影响。1957年7月7日，在九三学社一次批判储安平的会上，储安平对于他和罗隆基的关系是这样说的：“5月19日，我去看过罗隆基一次。”这次主要谈了《光明日报》的改版和调整新闻等问题。储安平还和罗隆基谈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如何在《光明日报》上体现出来。就是在这一次，罗隆基说可以给“老和尚”提些意见，希望大家给毛主席提些意见。储安平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也坚持说：“我的发言稿没有送他看。错误应由我自己负责。但是受了他的影响。”（《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5期177页）从这里可以看出储安平的个人品质，在1957年所有的右派检讨中，我注意到储安平的检讨是极少涉及别人的，尤其是他同时代的朋友，对于那时右派的个人检讨，有的人就讲的非常具体，甚至还有细节，而储安平的检讨是抽象的，没有涉及别人。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当然符合他的自由主义理想，但也不是没有和别人商量，从今天已知的材料看，储安平的这个发言，很可能事先和梁漱溟说过。 　　 　　 　　 　　十、储安平之死 　　 　　1957年之后，储安平基本上就结束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涯，因为从此以后他就再没有为人所注意。他成为右派之后，一直由九三学社管着，从一般的生活待遇上说还过得去，只是精神上有很大的压力。他成为右派之后，他的长子曾在《文汇报》上发表过和他脱离关系的声明，那时他的婚姻也不幸福，他平时在家，很少和人交往。那时过去的老朋友只有梁漱溟还和他有些来往，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是非常孤独的。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关于储安平的死，现在还是一个谜，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最终结局，我曾和他的女儿说起过这件事，她也说不清楚。有人说他是在北京一个地方跳河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在天津跳海了，也有说他是在青岛跳的海，也有人说他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前几年还有人写文章说他没有死，而是在江苏某地一个山上当了和尚。这些说法，都是传说，没有一点文献材料为证。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说，储安平是不知所终，我个人以储安平的个性和他的经历推断，他是有自杀可能的。他的小儿子，现居奥大利亚的钢琴家储望华在《父亲，你在哪里？》一文中说：“父亲‘失踪’是在1966年9月上旬，那已是8月31日（与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第二次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 到了九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某女士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你父亲有没有到你那里去？’‘你知道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我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9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到了1968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首先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凭他们的权力，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去向有关部门索取，相信不难获得他的照片，却偏偏来向家人索取照片，实在令我疑虑。事后听说这帮‘专案组’的人是有意通过这种试探，来考察我是否和父亲‘划清了界线’。”（台湾《传记文学》第55卷，第2期，第59、60页）据储望华先生回忆，到了1966年秋天，他们寻找父亲的失踪仍然毫无结果，两后之后，又有人来调查储安平的下落，对于这种调查，储安平的家人已完全没有信心了。储望华先生说：“事实上，这是一个‘生死之谜’，如果‘活’着，为什么两年来没有任何活动迹象；如果已‘死’，死亡的时间、地点、方式，又如何得以确证。”储望华先生记得，早在60年代初，储安平曾和他说起过“想要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储安平虽然写过检查，虽然被改造，但他在心里并不以为自己是错的。更不想卑躬屈膝去求得一个“摘帽子”或者“平反”。这不仅是因为他有“脾气强牛”的个人性格，而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些知识分子“可杀不可辱”的气质。面对“抱负”不能实现，屈辱不堪忍受，想到死是很自然的。那时他正在北京郊区石景山模式口“政协工地”进行劳动改造。储望华先生回忆说：“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给他带去些食品衣物，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里黑暗潮湿，充满着霉腐恶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这是储安平在文革中的真实生活处境。储望华先生说，1982年6月，他准备去奥大利亚留学时，单位的一位领导才匆匆拿来一份文件，告诉他：“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正式做出‘死亡结论’”。这时储安平已经失踪16年了，这个结论对他的孩子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一个终身为自由主义理想奋斗的知识分子，最后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人们再想起他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他早已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了。近年来也有材料认为储安平是被红卫兵打死的，湖南余开伟先生就写过相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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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12/6 19:2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