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1909—1966年)，江苏宜兴人，是我国著名的新闻出版家。一九三二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新闻系，毕业前后就曾出版了政论集《中国问题与名家论见》、短篇小说集《说谎集》等著作。后曾在报纸副刊任过编辑。一九三六年至三八年到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系留学。抗战爆发后，储提前回国，出任过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大学研究员和迁至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多家报纸主笔和编辑等职务。 　　抗战胜利后，又在重庆短暂地主编过一段《客观》周刊，该刊停刊后，继续主办、主编后来名噪一时的《新观察》杂志的前身《观察》周刊。因种种原因，这位资深的在中国现代新闻史和出版史上绝对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却长期湮没无闻。笔者在他曾兼职任教过的复旦大学，找到了他主编出版的《观察》周刊一至六卷。当笔者翻动着这些远隔时代、用劣质纸张印刷、由密密麻麻的小五号和六号印刷字体组成的泛黄书页，笔者的心不由得被编者和作者的浩然长存的一身正气所感动。下面分两个问题，评价一下这个刊物。 　　 　　 办刊背景、缘起和内容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加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入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所遇到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多的读者。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样一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亦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 　　以上是储安平撰写的在创刊号上的发刊词“我们的志趣与态度”一文中的一段话，从中可以看出刊物创刊的背景。而其实，抗战胜利以后，这已不是他办的第一个刊物。一九四五年冬，储安平和几个朋友在一个出版商的支持下，在重庆办过一个十六开的周刊《客观》。按储安平的话讲，“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立言与行事的难与一致”，“看到其事难有前途”，所以办了几期，就戛然放手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他们这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而又对党争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在读者和朋友的惋惜和鼓励下，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态度、水准等，能符合他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的办事机构上也能多少贯彻他们自己的精神，即学者办刊、学者入股、学者撰稿。所以一九四六年一月六日在重庆开了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决定了刊物的名称、缘起及征股简约。当时他们办刊是在两个假定基础上：一、国内拥有极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的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二、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部分都是自由主义思想分子，超然于党争之外的，只要刊物确是无党无派,说话公平,水准尤高，内容充实，则刊物当可获得众多的读者。之后，开始了编辑部的筹备工作，拟定了“拟约撰稿人名单”，然后分别函洽联系,并寄有附件三个：一缘起，二拟约撰稿人名单，三拟就之复信。编辑部认为允任本刊撰稿人的义务是双重的，第一表示愿为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义上支持这个刊物。刊物正式出版后，在每期封面上都登载了包括钱钟书、费孝通等名人在内的七十八位撰稿人名单。 　　《观察》的第一个企图，是要对国事发表意见，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另一重要目标，就是希望对于一般青年思想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他们致言立事的基本立场和办刊同仁共守的信约是“民主、自由、进步和理性”。“只要无背于这四个基本原则，在这一个刊物上面，我们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独立发言的精神。每篇文章各由作者负责。而在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套用胡适先生的一句名言就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 　　一九四六年九月，在经过一个夏天的准备之后，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刊物终于出世了。《观察》的封面非常简陋，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封面，它的封面本身就是目录页，作为刊物支柱的撰稿人名单，期期保留。封面的中上方是一枚以掷铁饼者为图形的刊徽，四周书以英文THE OBSERVER(观察)和INDEPENOENT NON PARTY(独立的，非党派的)，在首页头条文章的上端，再次打出带纹饰的刊号，标出该期撰稿人的学术身分和“储安平主编”五个二号字。 　　《观察》周刊从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创刊，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国民党查封为止，前后共出版五卷一百一十四期。前四卷每卷二十四期，第五卷仅出到第十八期就停刊了。解放以后，经周恩来等人批准，《观察》周刊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复刊，出到二十四期即第六卷出齐后，奉有关部门指示，改组为《新观察》半月刊，主编储安平离开杂志社，到新华书店总店工作。 　　在《观察》周刊上，储安平等人把参政方式分为“干政”与“执政”二种。前者是指“舆论的做法，以舆论影响干预政治决策”，后者是指“组党的做法，以政党参与政治角逐竞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参政方式是前者。这在他们的刊物内容中也充分体现出来。在开设的十多个栏目中以“专论”、“观察通信”最为著名。按储安平自己的话讲，专论部分大体又分为二类，一类为学理性文章。有吴世昌发表的《谁能替人民说话》《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中国需要重建权威》《我们所需要的法治》，杨人螰发表的《自由主义往何处去》，庄智焕发表的《如何走上民主建设之路》《中国政治上的四种矛盾》等约四十多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体现出这样一种思想：即决定中国前途的力量，不仅是国共两党，还有自由主义者和国共两党以外的广大人民，这是第三种力量，也是一种民主的力量。这一种力量的动向，对于中国的前途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类是触及现实的：有储安平发表的《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中国的政局》《读孙科谈话》《大局浮动,学潮如火》《政府利刃，指向<观察>》《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失败的统治》等,有吴世昌发表的《论美军事件》《试论美国的“中韩调查团”及我国的反应》,张东荪发表的《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等。在前五卷两年多的时间里，《观察》发表了近百篇时评文章，涉及当时所有的热点问题，如“和”与“战”问题，物价问题，学生运动问题，政府官员腐败问题，美援问题等等，这些都充分表明了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浓重的参与意识跃然纸上，这种关注已远远不是内心的反省和同仁间的清谈，而是变成了时代的呐喊。 “观察通信”专栏所发表的文章，更是以犀利的笔锋，对政治、军事、经济的焦点问题作了尽可能客观的报道和评论。如《宋子文的政策、政绩、作风、资本》《民族受辱案》《北平学生示威记》《李闻之死》《成都新中国日报被捣详记》《青海的马步芳》《选、打、吃——张群内阁登台后的三件事》《台湾暴动记实》《昌淮失守时局鸟瞰》《徐淮战局的变幻》《热河之战》《陇东之战》《中原战局与最近情形》等约三百多篇。正因为《观察》周刊如此切入政治生活，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发行量也从最初的五千份扩大到十万零五千份，同时也因此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忌恨而终被查封。 刊物读者对象、发行数量和相关成绩 　　 　　　　在编者最初的办刊意图中，刊物的基本编辑方针是给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观看的高级时事政论刊物，中学生不在他们的读者对象之内。但后来的形势发展逾越了他们的意图和想象，成为一个包括学界、政界、工商等许多行业领域都有大量读者群的时事政论性刊物。我们可从下面的图表中看出各卷期具体的发行增长数量情况: 　　 　　刊期/卷次 第1期 第6期 第12期 第18期 第24期 其中直接定户 一卷 5000 9000 9000 9000 8000 2790 二卷 8000 9000 11500 15500 17000 4973 三卷 19000 21000 24000 25000 25000 6732 四卷 24000 30000 36000 48000 50000 16086 五卷 空缺 空缺 空缺 105000（查封） 　　从一至四卷的报告书中看出：直接订户的地域分布不仅包括江浙、华中等上海周围地区，就是较远的四川、云贵、华南、西北、华北、平津等地也同样如此，最多一地如江浙沪占总比例的20％左右，最少的地方如西北、华北也占总比例的5％左右。直接订户的职业分布包括学界、政界、军界、工商银行以及医务等各个行业，以学界为主，比例维持在25％左右，其它各行业不等。另外，从第二卷第十二期发表的储安平所写的“三百二十三位意见的分析与解释”一文中得知：“南京的高级政界，大都订阅《观察》。”“前次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先生认为本刊富有阅读价值，曾派人来社订阅本刊多份，分寄该行上海总行及各地分行的高级干部阅读”,“即在军警界中，本刊亦拥有很多的读者。”这个由第三方面力量主办的刊物，能在国民党统治区拥有如此多且广的读者群，实属不易。在共产党方面拥有多少读者，因资料缺乏而呈未知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家表面属第三方面的刊物却有许多地下党员供稿。比如中共著名女记者解放后曾担任过《人民日报》副主编的杨刚女士，当时就以《大公报》驻美特派记者的身分给《观察》周刊发回多篇“国外来信”，另外一些有名无名的地下共产党员均曾以《观察》特约记者的身分，撰写过许多不署名的“观察通信”，在编辑部内也有一些地下党员在参加日常工作。 　　《观察》周刊在发现起用新人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如从第二卷起每期新增漫画一页，通常都是由解放后著名的漫画家方成先生执笔，而当时方成仅是一个武汉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业余学习漫画，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给刊物投去几张漫画而被储安平发现后起用为固定作者的。笔者还从目录索引中发现解放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蒋学模、著名社会史学家的陈旭麓两位先生的文章各一篇。遥想当年，他们也一定是名不惊人的后生晚辈或无名小卒而已。 以上这些办刊的枝节和侧面均可管中窥豹，看出储安平动用社会各界力量，竭尽全力办刊所取得的成绩。那么，当时社会的客观环境是不是比较好呢?恰恰相反，在《观察》第四卷的报告书中，就社内半年的开支情况叙述到：“排印工及装订工的价格，在六个月内一律上涨百分之二千二百(即22倍)以上，纸的上涨虽然仅达百分之一千六百(即16倍)，但由于发行量的上升，纸在整个成本里所占的比率，愈来愈高，目前纸在每期全部成本中，已占到百分之六十五左右。”“稿费的调整，上涨率为百分之二千(即20倍)。员工薪金的增加，一方面包括待遇的调整，一方面也包括人员的增多，业务既繁，人手势须按比例增添，所以薪金的总开支也跟着增加。至于其它杂项开支，如水、电、电话、煤气、房租、文具、车费等，上涨的百分比也很大。全部开支合拢来算，在这半年之中，增加的百分比当在平均百分之二千以上，而刊物的售价，四卷一期是一千五百元，二十四期是二万元，上涨了百分之一千三百多。”这是物价上涨对刊物的影响，另外是战局的影响，造成发行渠道的不畅，尤其造成批销户几倍、几十倍抬高零售价格，在若干国统区《观察》还遭到禁售等等，这些都已是普遍的事实。 在《观察》出版发行的两年半中，政治上也遇到过几次大的风浪。除了频繁普通的警告之外，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初，因刊载储安平自己撰写的“评蒲立特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一文而引起国民党政府的盛怒，中统采取行动，派特务到寓所逮捕主编储安平，这是一个高潮；一九四八年七月，蒋介石的“御前”会议决定同时查封南京《新民报》《观察》和一家通讯社，这是又一个高潮。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决定迟迟未能执行。据该刊解放后第六卷追记迫害经过中述：“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自身的腐败和矛盾，这家很有影响的刊物在糊里糊涂中一再延拖下来，终于拖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这一天而最终被国民党查封掉了。当警车笛声驰骋于十里洋场，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止。” 　 　　 　　取自:传媒观察（http://www.chuanmei.net）2002-7-211: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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