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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袁鷹文章的兩點意見——致唐寶林 　　 　　梁有根 　　 　　讀到今年第一期《隨筆》上袁鷹先生的文章《陳獨秀·太平軍》，(本刊上期轉載——編者)產生些疑惑，向您求教。袁鷹先生的文章中引有您的大作《聯共檔案揭開中國大革命真相》中的話。所以我估計《陳獨秀·太平軍》那文章是袁先生在讀了您的文章之後有感而發的。袁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說，所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主要是當時共產國際硬加在中國共產黨頭上的結果，“其主要罪責，應該由當時的第三國際(實際上應該是聯共中央)來負的，是他們的錯誤決策和瞎指揮，斷送了中國1925—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我覺得袁先生這裏“罪責”一詞用的似乎過份了。 　　 　　第三國際對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負面的是客觀存在，正面的也是歷史事實。對這樣一個當年工人為階級翻身，為世界革命(姑無計其可能有多少)而組織起來的國際組織的評價，似乎要作得全面。它在革命運動中確有諸多不足，而且隨著檔案的披露，還有更多的不足會被發現，但它畢竟是在資本主義統治的這個地球上謀求創建新社會的。對它的功過應聯繫著歷史背景來評說。這功過的評說，和“罪責”的指認，似乎不是一個層面上的東西。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應該為陳獨秀正名；為陳獨秀正名，似乎不一定要抹黑第三國際，除非有材料證明第三國際自始至終背叛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近有學者著文明白表示聯共黨在後期已離開馬克思，其所述社會已非馬克思原意的社會主義社會。即使這個污點能成立，對於第三國際在中國所起作用似乎也得一分為二，評論功過，似不宜指認“罪責”。 　　 　　隨便再說一下袁鷹先生所講的另一個觀點，就是對太平天國(袁先生稱之為太平軍——我的歷史知識少，不知究竟應怎樣稱呼洪秀全他們)的完全抹殺。袁先生說他是讀了潘旭瀾先生的《太平雜說》之後，動搖了自己原來的觀念，認識到太平軍原來是一個邪教組織，對國家對人民之害，大之矣。袁先生說當時的歷史狀況是“社會急待發展經濟，增強國力，百姓渴求安居樂業”，而清政府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奮圖強的情緒”。這一切是“被太平軍的造反打亂了、中斷了”的。袁鷹先生從這個發展經濟的角度認識到了太平軍的罪過，而我卻由他的話陷入迷惘，如果當時的百姓確如袁先生所說那麼渴望安居樂業而不思變，那，太平軍又怎麼會興起?又怎麼能那麼快地刮過半壁江山?如果當時的清政府確有奮發之意，而為什麼幾次改良都夭折，其自身終於還是被推翻?我是一直認為十九世紀中葉的清政府是走到了盡頭的。為維護它的統治所作的各種努力都不能成功，證明它的存在已經是社會發展的羈絆了。在這種情況下，一切動搖這個封建王朝的行為，似乎都該說是對社會發展有(一定)正面作用的。雖然馬克思有話，批評太平軍，我卻仍以為太平天國對五十年後民國的成立有催生作用，不宜抹殺。 　　 　　這兩個問題，我所以一併提給您，是因為我覺得時下一些對歷史人物、事件的議論，常常從此一端跳入另一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不講歷史條件，不講歷史過程，以今人水平去要求古人，視歷史事件為離開必然的一團團偶然。這麼一種現象，我以為似乎是不利於認識歷史真實，也無益於正視當前的。以上我這些話都沒有新材料作根據，只是憑原有的一點點知識作推動，也許恰恰違背治史的科學精神，有以論代史的遺毒。真心盼望指教，也極望多得一些史料，以匡正自己的有偏頗。(2月28日) 　　 　　歷史不承認假設，但允許反思 　　 　　——答梁有根先生談袁鷹文章的信 　　 　　唐寶林 　　 　　敬悉“2·28”來函，本來已安排在上期轉載袁鷹大作《陳獨秀·太平軍》時一起發表，因稿擠臨時撤下，延至本期。對不起，讓您久等了。您又來信，擔心我們故意壓制不同意見。這一點請您放心：一是袁鷹先生雖然是一個名人（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曾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而且與我們的關係也不錯，但是我們為真理而鬥爭，決不唯名，也不唯親。二是我們本身是一言堂的受害者之一，是反對思想壓制，堅決執行百家爭鳴、相容並包方針的，特別歡迎不同意見（包括批評我們、甚至罵我們的言論）。這一點，我們自信比起那些口喊擁護“雙百方針”，實際害迫不同意見的人開放得多。況且，陳獨秀在五雷轟頂、最惡毒的罵聲中還能為真理不懈奮鬥，我們這些研究陳獨秀、學習陳獨秀精神的後輩小子，難道聽聽不同意見的氣量都沒有嗎！關於您的信，我先回答有關我能回答的幾點意見，然後轉給袁鷹同志，聽聽他的意見，如果有必要，可以在下期公開發表。 　　 　　一、 共產國際（實為聯共中央史達林）的“錯誤決策和瞎指揮斷送了中國1925-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用“罪責”一詞，是不是過分？我認為考慮到“四一二”、“七一五”失敗時犧牲那麼多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用“罪責”一詞並不過分，不過多了一點“感情色彩”。用平和冷靜的心態去處理，叫它“錯誤”，似乎也可以，以使更多的人能夠接受。 　　 　　您說對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要全面評價，有功有過，應當一分為二。“為陳獨秀正名，似乎不一定要抹黑第三國際”。這是我同意的。我一貫認為，1920-1921年幫助中國建黨、1922-1923年幫助中共確立國共合作政策、1935-1945年支持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確立領導地位、西安事變中幫助中共確立和平解決方針、解放戰爭中幫助中共打敗蔣介石、抗美援朝中支援中國，以及五十年代的工業現代化建設中給予的援助，都是共產國際和蘇聯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功績，雖然這些援助都是有條件的，但是，沒有這些援助，中共的成立和中國革命的成功，可能會走更漫長更曲折的道路。可是，全面評價共產國際的功過與檢討在某一問題（如大革命失敗問題上對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搞文過飾非，使陳獨秀蒙受幾十年的冤屈）上的錯誤，是不同的兩個問題。楊奎松教授單單敍述“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就用了52萬字（臺灣出版），袁鷹同志對陳獨秀右機問題在讀了我的文章後寫了一千多字的一點感想，怎麼可能要求他對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功過作全面評價呢。本人拙作《聯共檔案揭開中國革命真相》以及其他為陳獨秀某個不實之詞作的辯誣文章，也各有主題，側重某一方面，不可能全面評價共產國際的功過和陳獨秀的一生功過。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辯誣者認為“陳獨秀一切都是對的，沒有任何錯誤”。如果用這種無理的指責來干擾我們為陳獨秀正名的工作，我們應該保持清醒頭腦。 　　 　　對太平天國怎麼著，我沒有研究，無資格發言，而且這裏至少有兩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如何看待群眾運動，如何看待改良主義——結合古今中外的歷史把它說清楚，需要巨著鴻篇，三言兩語是說不清的。袁先生讀了潘旭瀾專家的著作，全面否定太平軍，對於我們這些受過歌頌農民起義傳統觀念薰陶的人，的確難以接受。但是，這種觀點現在能夠發表，卻說明瞭現在學術民主的進步，應該歡迎，正像您為“左派”二刊“自裁”鳴不平一樣，只要沒有違犯憲法、沒有顛覆現政權的嫌疑，應該最大限度地允許不同意見發表和爭鳴。同時，我也注意到現在在“與時俱進”中有一個不好的苗頭，即違背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不考察具體的歷史條件及這個條件下出現的進步事件（事物），如您所說完全“以今人水平去要求古人”。我認為這有走向“歷史虛無主義”的危險，是應該注意的。這些人的動機可能是好的，不希望歷史上出現那麼多醜惡。假設沒有那麼多冤假錯案多好啊，假設沒有那些戰爭多好啊，等等。但是，歷史不承認假設。那麼多醜惡本身是人類文明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歷史卻允許反思，“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寫《資治通鑒》，就是這個意思吧，為的是使後人不要重演歷史悲劇。在這個視角上來讀袁鷹同志的文章，是否會受到益處呢。 　　 　　一般來說，人老了，再加盛名之累，往往趨向保守，有人甚至利用職權，肆意壓迫進步的新生力量。年屆八旬的袁鷹，願意重新考慮原來十分信仰、十分堅持的觀念，參加到不斷進取、與時俱進的隊伍中來，這種精神是多麼的可貴啊！茫茫人海中，您能找出幾個這樣的老人名人來？我說的“歷史虛無主義”現在只是個苗頭，要注意，現在的主要傾向還是維護錯誤傳統觀念的勢力太大。20多年來為陳獨秀正名之路如此艱難，就是一個證明。不過我們堅信，進步者必勝，否則我們還有什麼希望呢！ 　　 　　二、 幾年來，在為陳獨秀正名的隊伍中，走進了不少像袁鷹這樣的文學家、散文家、記者等非歷史工作者。中國的文史從來是一家，這是好傳統。作為歷史工作者應該歡迎，而不應該像水泊梁山上的王倫那樣，搞中國的“門羅主義”。當然，二者畢竟各有特點。文學家重于故事與情感，歷史家重於學術與理性。文學家在寫歷史題材的作品時，往往用合理想像和形象思維，有時可能會出現與歷史事實不符的缺點（歷史家有時也難免）和歷史家難以接受的思維邏輯（有人如果用文學家的某些歷史題材的作品，來衡量一門歷史學科的研究水平，乃是一個笑話）。缺點錯誤可以熱情幫助，不同的思維邏輯也可以互相討論切磋。我要說的是我們應該特別學習文學家的優點： 　　 　　一是要學習“史情並茂”的寫作方法。有人總是批評研究陳獨秀的論著、特別是為陳獨秀正名的文章感情色彩太濃。如果以情害文，違背史實，拔高地位，那是應該糾正的。如果不是這樣，卻是應該鼓勵的。因為世界上哪有不帶“感情色彩”的史學論著？。國寶《史記》就是一部史情並茂的歷史巨著。學術大師季羨林說：“《史記》中的許多列傳，本來都是敍事的，但是，在字裏行間，洋溢著一片悲憤之情。”（《二十世紀中國著名作家散文經典·代序》）從司馬遷到梁啟超，都主張“筆端常帶感情”。陳獨秀也有詩曰：“筆底寒潮撼星斗”。所以，史學著作，特別是人物傳記，不可能沒有感情色彩，關鍵是這種感情健康不健康。衡量的標準無非是二條：一，是否符合歷史事實；二，是否站在正義和進步的一邊。說到底是一個立場問題。過去動不動說“階級立場”，現在吃不開了，但站在正義和進步的一邊，還是站在非正義和保守落後的一邊，總是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標準吧！另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場和感情，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寫同一個人物，如《毛澤東傳》或《蔣介石傳》，不可能寫出一樣的感情來。這也不必非要“統一”，世界本來是豐富多彩的。至於感情的表達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有的義正詞嚴，慷慨激昂；有的發發牢騷，說說怪話。不必大驚小怪。一般說來，發牢騷、說怪話者，都是正義的弱小者在受到強權者無理壓制時，所作的無奈而微弱的抗爭（如果他有權勢改變現狀，決不會採取這種方式）。一般有良知的人，應該給予同情。如果連這樣的表示都不允許，是不是要回到那茶館的牆上張貼“莫談國事”的年代。 　　 　　二是要學習文學家對人性的關懷。文學作品的魅力在於它滲透著對人性的關懷。過去，把這一點視為文學家的專利，好象現代歷史家都是只知道理性和學術、沒有感情和人性的“冷血動物”（陳獨秀的冤假錯案如此深重，除了主要是政治原因之外，與歷史家的這種人性弱點，不無關係）。所以寫出來的歷史論著總是味同嚼臘（像《史記》那樣的著作太少太少），讀者寥寥，影響力自然就小。有的“為虎作倀”就更讓人瞧不起了。袁鷹同志寫過幾篇為陳獨秀正名的散文，情況就不一樣。為什麼？就是他們更關照人類的良知和人性。如他在為趙蘅女士的畫冊《拾回的歐洲畫頁》所寫序中所說，文學藝術家的根本任務“是加深人類的良知，對真善美的維護和對假醜惡的憎恨”，“是對人類命運和尊嚴的訴求”。正是出於這樣的本性，袁鷹並不因自己名大位高而失去對弱小的無辜者的同情心。他總是為他們大聲呐喊：“正直和平的普通人民何辜，天真純潔的孩子何辜，冷戰的鐵幕竟給他們善良人性以如此深遠的無聲傷害。全人類有識之士，難道不應該制止這種 害人性的愚蠢和罪惡嗎？”為了美好的未來，“真切地希望那種種不幸的事永遠不要再來。我想……對一個有良知的人，這應該是最低的願望、最起碼的要求吧”。 　　 　　這種聲音表示了袁先生扶正壓邪的鮮明立場。可是有些人卻總是自覺不自覺地站在強權者一邊，對正義弱小者的無奈而微弱的抗爭進行打擊，這就有點太那個了。（2002年6月9日） 　　 　　 　　附： 　　世纪回眸的匡正 (《光明日报书摘》) 　　 　　袁鹰 　　　世纪回眸，温故知新，匡正谬误，迎接未来。这个题目太宏大，太凝重，应该是理论家、政治家和学者的大手笔，我却只想谈一点个人不成熟的感受心得，同这么大的题目很不相称。不过，对我来说，西窗夜读之中，游目骋怀之际，能在世纪结束以前走出一些长时期来思想观念上的误区，迷途知返，解开几个一直悬在心上的闷葫芦，无论如何该是心怀欢快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我很服膺这句古训的积极达观精神。这里举两件事为例。 　　 　　　　一件事是对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陈独秀的认识。陈独秀担任过从党的“一大”到“五大”五任总书记，“五四”时期创办《新青年》杂志，奔走呼号，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强烈呼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像盗火者那样将马克思主义引进黑夜沉沉的中国，从此在这古老的大地上点燃了星星之火。当时盛称“南陈北李”，而“北李”的李大钊却对“南陈”推崇有加，毛泽东也曾一再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是他的老师，“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对这样一位伟大人物，我们这一代或者加上比我们年轻的一代人，多年以来，从书本上读到的，只肯定他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功绩和影响那是绝不能低估的，只提他的《新青年宣言》和《文学革命论》那也是无法否定的。历史翻到了二十年代，他的名字就逐渐变了颜色，被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甚至成为中国革命的共产党的罪人。我长大后读现代史、读党史，陈独秀的名字便同“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紧紧相连，贯彻始终，后来，又加上“托派”、“汉奸”、“叛徒”等等吓人的大帽子。于是几十年来，铁案如山，成为一代代革命者和共产党员从未动摇的观念。 　　 　　　　然而，这会不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桩冤假错案呢？ 　　 　　　　经过现代史界一些有志之士二十多年来的艰苦努力（他们自己说实际上应该是七十二年），披荆斩棘，终于可以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特别是随着苏联解体，原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绝密档案的开放，终于让人们看清原先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并不仅仅是作为总书记陈独秀个人的责任，也是当时整个党中央推行的路线，更主要的是当时共产国际硬加在中国革命者和中国共产党头上的结果。其主要罪责，应该由当时的第三国际实际上应该说是“联共中央”来负的，是他们的错误决策和瞎指挥，断送了中国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这是解密档案中记得清清楚楚，不容置疑地显现了的真实历史。仅举档案中表明的几个简单数字，就足以看出当时究竟是谁在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从１９２３至１９２７年的五年中，联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过１２２次会议，作出过７３８个决议，还不包括同一时期以共产党国际执委会名义作出关于中国革命的许许多多决议和决定。这许多“决议”像雪片一样从遥远的莫斯科飞到上海和广州，指挥中国共产党的一举一动。“从大的决策如令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对待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方针，北伐战略的制订，到小的如何结束省港大罢工，何时发动上海工人暴动，如何向中国派遣在苏留学的中国学生，甚至什么时候找蒋介石谈话，应该找谁一起去谈，谈时要注意什么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引自唐宝林著：《联共档案揭开中国大革命真相》，载《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书，新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出版）试问，在如此事无巨细而且必须遵行的遥控下，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机构，还能有多少作为？ 　　 　　　　而陈独秀作为一个党的总书记，根据许多资料表明，对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种种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错误主张和错误决定，倒是一直采取怀疑态度，并未唯命是从，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和一个现代中国学者追求真理、不苟同、不盲从的求实风格。他在三十年中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抗日战争中出狱，幽居重庆附近的江畔小城江津，直到抑郁以终，既未阿附日本侵略者，也未向国民党反动政权屈膝，黄花晚节，红叶斜阳，使人兴无限慨叹。前两年读《陈独秀诗选》（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４月出版），最感佩的是他１９３４年囚居南京狱中所作总题为《金粉泪》的一组共五十八首七言绝句，抨击揭露反动统治的顸腐朽淋漓尽致，末首云“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诵读再三，不禁肃然良久。 　　 　　　　纠正头脑里一个错误观念要费却多少工夫啊拨乱反正从来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事，回想一下七十年代末期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为平反近些年的冤假错案耗费了多大精力多少心血，就可以想见要恢复陈独秀本来面貌，让他坐在应该坐的位置上，恐怕真比登天登月还要难。但我想，无论时间多么长久，工程多么艰巨，它迟早总是要解决的，因为这是历史，对历史是不能采取玩忽态度的。 　　 　　　　另一件事是对被称为“近代史上伟大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的认识。我是在江浙长大的，从幼年时代就听到“长毛造反”的传说。读了些历史书、听到些有关故事和传说以后，便接受了“太平天国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的认识。他们“太平军的实际行动又向群众证明自己是代表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利益的。”（《中国史稿》，郭沫若主编，第四册。）虽说也一直伴随着许多疑问，比如“拜上帝会”到底是个组织还是宗教？“天父天兄”究竟是迷信还是首领的别称为什么一群出身农村的起义者打下南京以后竟然会那么快就腐败崩溃等等。但是历来总是按同情和肯定农民起义（或曰农民起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个基本认识去理解。认为起义初期用宗教迷信的办法去组织农民也未尝不可，进入繁华城市后眼花缭乱、沉迷酒色也在所难免，最后被强大的清军击败自然是一场悲剧。如此这般，仍然长久地保持着同情和惋惜的情绪。六十年代初去南京、苏州，我都写过关于天京西花园和忠王府的散文，抒发追慕怀旧之感。 　　 　　　　实在说，这是一个被虚幻光环罩盖下的误区。有些历史学家虽然对太平军的成败作出比较中肯的分析与研究，对太平军领袖们早期的荒诞和后期的腐败也作过深刻的谴责，但都免不了带着“哀其不幸”惋惜情绪，而且似乎一直成为历史学家们的共识。太平军在南方一些城市的遗址，至今还作为旅游景点保存着。近年被炒作得十分红火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其阵容之浩大，场面之豪华，更充分渲染了英雄人物失败的悲壮，不能不使人发出一个根本性的疑问：“太平天国”果真是这样的吗？ 　　 　　　　两年来，拜读了潘旭澜教授关于太平军的不少文章（他编为《太平杂说》一书，２０００年６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对自己几十年来的观念动摇了。作者不仅内容翔实，有根有据，更重要的是观点鲜明，有胆有识。他努力纠正多少年来人们对太平军的误解，还它以本来面目。比如他首先提出要正名，即只能称为太平军，而不能称之为“太平天国”，因为他们虽然在攻下永安城时就先后称天王，封东、南、西、北诸王，后来也陆续册封丞相、军师等等官职，却始终并未成立一个与清政府抗衡对立的国家，没有固定的疆土，没有自己的政权，没有一套行政体制，那个《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并未实行，所以严格说来并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当时外国政府和在中国的外国人，一律都称之为太平军。他们的著作中，也都称之为“中国的造反者”或《中国人及其叛乱》、《太平军革命亲历记》，译成中文后，才由译者按中国的习惯称呼称之为“太平天国”，而这个名称在原文中是没有的。 　　 　　　　作者特别引用了马克思对太平军的评价，很有震聋发聩作用。马克思在太平军起义开始的１８５３年，确实曾经寄予期望，但到十年之后，即太平军攻下南京，他了解了事实真相后，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便冷峻地写道：“除了改朝换代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马克思认为“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种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这段话，今天我们读来，仍不能不佩服一百五十年前在西欧的马克思对遥远的东方发生的事件能作出如此准确的判断和如此深邃的剖析。马克思说得很对，太平军实际上是“魔鬼的化身”。太平军首领洪秀全、杨秀清们十几年中始终一以贯之的迷惑百姓、推行愚昧、戕害人性、毁灭文化、暴虐专制。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烧炭工人和向往翻身过日子的普通老百姓，糊里糊涂地跟着“天父天兄”走，不知为什么“造反”，大军过处，自然也就不大可能遇到沿途百姓“簟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热烈场面，最后悲壮的失败也是必然的。翼王石达开在风急波翻的大渡河畔全军覆没，更是一支只能使人扼腕长叹的悲怆交响曲。 　　 　　　　如果冷静地回顾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也许会看到那正是一个既有耻辱和愤慨，也有思索和憬悟，既有严重挫败，也有崭新机遇的时代。“师夷长技”的新观念，发奋图强的情绪，不仅在林则徐、魏源这些有识之士身上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于朝廷。社会急待发展经济，增长国力，百姓渴求安居乐业，这一切都被太平军的“造反”打乱了，中断了，十多年战乱，洪秀全、杨秀清除了穷奢极欲享乐腐化之外，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一丝好处，清政府也被弄得焦头烂额，五痨七伤。长江中下游诸省，更是经济凋弊，民不聊生。以前曾流传过一首据说是石达开的诗，末二句云：“我志未酬人亦苦，东南处处有啼痕。”诗未必真是翼王手笔，却反映了一些实情，供我们今天对这场“革命”进行认真的审视、寻觅它的本来面目。 　　 　　　　我们有幸生在二十世纪，且已跨入二十一世纪。二十世纪是个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天翻地覆、雨暴风狂的世纪。许多疑问、许多思索、许多难题，都是一言难尽，需要长久、冷静地思索探索的。但是我们毕竟走出了认识的禁区，丢掉了观念的桎梏，让思想的山泉能够自由流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那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限制不了的。

原文 发表于《陈独秀研究简报》  浏览：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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