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本馆石达开文章总目和链接__事迹、考证、讨论、感评

心儿： 　　看了几篇考证，也顺便找了些其他文章，我觉得在这封信的真伪考证中有3点关键吧 　　 　　1 能够证明翼王曾经写信给骆秉章或唐友耕，并不就意味着翼王所写的就是今天流传的这封“石达开致骆秉章书”---- 正如史式所言，也许写的只是简单的谈判要求和条件，甚至一张便条，而后人恰恰是知道了此事，又因原件没有流传(骆秉章说翼王是“乞降”，谈条件的书信是他“欺君妄上‘的铁证，他当然不会留下)，所以伪造了这封信来。 　　 　　2 《石达开致唐友耕书》上的日期是假的，只能证明《石达开致唐友耕书”是伪件，却不能证明没有日期的《石达开致骆秉章书》就是真的。 　　 　　3 肯定此书最大的困难在于为什么唐友耕之子敢将写给骆秉章的信收入他父亲的年谱。 　　 　　“思想情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虽然“思想”是虚的，但也是可以捕捉的。 　　 　　很有意思的是，在翼王远征的最后几年中流传的史料中，凡是那些确定伪造或真伪莫辩的史料中的翼王，几乎都是意气消沉的，灰心的，悲观的，似乎仅仅是迫不得已地转战流窜着的。而可以确定是出自翼王的文书，如《白龙题壁诗》《与苗胞欢宴诗》《翼王石达开告涪州四民训谕》《翼王石达开招募兵壮告示》，却无不激荡着纵横的豪情和壮怀天下的胸襟，把它们和所谓的《石达开自供》《石达开致骆秉章书》以及“石达开在黔遗诗”等等相互比照，无论如何难以置信是出自同一个人，即使是来自清方立场的文书中，记载翼王被俘前后言行的文字，和《石达开致骆秉章书》的思想情感也无论如何对不上号。 　　 　　从确定真实的史料和真伪可疑的史料中勾画出的翼王形象是如此的迥然不同，这虽然不是“硬性”证据，却是否也该成为我们做判断的重要依据呢？ 　　 　　毕竟，历史是活生生的人所演绎的。 　　 　　说到这里想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那首豪情万丈的“五岳抱住擎天柱，吸尽黄河水倒流”诗的写作时间，有1862年5月自贵州向四川进军之时和1862年10月离开四川向贵州进军之时两种可能，简又文先生认为是前一种，理由是“必入川征途中气犹盛、神犹旺之作，断非锑羽南下，志气沮丧时所能吐出之句语也”，顾朴光先生也同意这一看法。但是，镝天豫将史式先生对翼王进军路线的考证和简又文顾朴光对诗歌流传地点的考证综合对比，得出了此诗只可能是做于1862年10月翼王离开四川进入贵州大定地区时所做的结论。简又文顾朴光都是十分崇仰翼王的人，他们都会断然作出那样的错误判断，只能说明翼王的胸襟意志不仅非常人可及，且其心志之明澈，之不以一时成败利钝介怀处，也非常人----特别是那些伪造翼王诗文的人所能想象。 　　 　　最后提个问题，史式先生认为，翼王不可能在短短两三个小时内完成这样一篇出色的骈文，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骈文对熟手而言并非难事，而且天国的文书多由书手代笔，翼王麾下自不乏善写骈文的高手，不知各位对此如何看法？ 　　 　　 　　闻笛： 　　在哪本书里看到说 --此信是翼王手下军师曹伟人（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人呢？）所写，写毕，当天夜里曹就投江自尽了。不过，即使是骈文高手，在当时那样艰苦的环境里要写这么篇对仗工整，而且意义非同寻常的文章，没有长时间的酝酿与修改，是不可能完成的吧？再说，他写完肯定还要请翼王看，翼王还要指出不当之处的，这一来一去的，当时，翼王他们有这么悠闲吗？ 　　 　　 　　镝非： 　　 　　关于代笔书信的问题，书手代写公文固然是平常之事，但私函信件不同于公文，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将领，信函不一定都由人代笔，如《李秀成致赵景贤书》《陈玉成谕马融和书》等等。 　　 　　《石达开致骆秉章书》不同于给土司王千户的训谕，它不是公函，而是一封私信。如果此信真由翼王发出，信的内容涉及到七千将士的生死，也涉及到翼王本人的晚节，而且几乎肯定是翼王留在人间的最后一份文书，对于“文武备足”的翼王而言，亲笔写信应该是较合情理的。何况正如闻笛所言，假如由旁人代笔，也必然要经过翼王过目修改再誊抄，以当时的条件和短短两三小时的时间，完成所有这一切难度极高，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翼王有意发出此信，恐怕也是亲笔写效率更高。 　　 　　更重要的一点是，从信的内容看，正如史式先生所说，虽然洋洋洒洒不少字，但对于谈判条件几乎没有涉及，全文都在大谈自己的思想问题，如“缘达生逢季世，身事天朝，添非谄士，不善媚君，因谗？而出朝，以致东奔西逐；欲建白于当时．不惮盰食宵衣。袛以命薄时乖，故尔事拂人谋，矢忠贞以报国，功竟难成；待平定而归林，愿终莫遂。转觉驰驱天下，徒然劳及军民； 且叹战斗场中，每致伤连鸡犬。带甲经年，人无宁岁，运筹终日，身少闲时，天耶？人耶?劳终无益；时乎？运乎?穷竟不通。阅历十余年，已觉备尝艰苦；统兵数百万，徒为奔走焦劳。每思避迹山林，遂我素志，韬光泉石，卸余仔肩；无如骑虎难下，事不如心，岂知逐鹿空劳，天弗从愿。达思天命如此，人将奈何?”这种带有自白书甚至有忏悔意味的文字，恐怕不是任何代表旁人有资格写的，更不是一个普通的谋士甚或书手代笔公文所宜用的语气。从信的语气和角度看，如果是真品，恐怕只能是翼王的亲笔。 　　 　　有网友说，对于熟手而言，几小时内写篇骈文出来并不困难。然而翼王虽人娴于诗文，是否是古文高手，尤其，是否擅长骈文？对于后一个问题，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知道，翼王是自少年时便立志不读考清朝试，不做清朝官，对于“八股”毫无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的古文写得很好，恐怕也不会对骈文熟悉到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那样短暂的时间内就能写出《石达开致骆秉章书》的地步。至于翼王麾下，自不乏古文老手，但他们却又不太可能代替翼王大做“天耶？人耶?劳终无益；时乎？运乎?穷竟不通。阅历十余年，已觉备尝艰苦；统兵数百万，徒为奔走焦劳”这种思想检查，如果说这类句子偶尔出现还可以说是翼王后来加上的，问题是这一类文字占了《石达开致骆秉章书》至少一半篇幅，构成了信件主体。 　　 　　 　　关于曹伟人，石达开诈降说是唯一的根据是许亮儒的《擒石野史》，此书作者是松林土司王应元的记室，曾经参加过大渡河一战，了解不少内情。但他的记载至少有以下疑点： 　　 　　第一，“诈降”应该是极秘密的事，身为石达开的敌人，他怎么可能知道？ 　　 　　第二，据他自己说，“诈降”说来自从紫打地脱险，后又被擒的刘王娘，这种说法死无对证，但的确可以解释他是如何知道石达开的“诈降意图”的，然而此说又引出新的疑点，即他记载说石达开身边有位“军师”叫曹伟人，而且是石达开身边最重要的谋士。我们都知道太平天国以军师掌国，“军师”是极为崇高的职位，石达开本人都没资格加“军师”头衔，他怎么可能任命手下为“军师”？如果说许亮儒只知道石达开身边有这么位重要人物，而不知道其具体职务，含糊地称为“军师”，也并非不可能，但他既然是从刘王娘口中听到的经过，刘王娘当不至糊涂到把石达开身边最重要的谋士的职务弄成“军师”吧？ 　　 　　 　　第三，清军曾经派王松林，杨应刚进入太平军与石达开谈判，也正是由此进一步达成的“舍命全军”的协议，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不少人都知道。而《擒石野史》中却完全没有提到这两个人的行为，试想，他连石达开诈降这么机密的计划都知道了，还知道他的“军师”曹伟人劝阻的事，却不知道清军中有人公开进入太平军劝降，这不是有点奇怪吗？当然，对于这一点，也许可以解释为，石达开死后，骆秉章篡改石达开供词，在供词中填上了“因想真心投降，或可免死”一句，显得石达开是上门投降的，因此就不得不在一切公开文报中抹煞是他们主动曾经派人上门与石达开进行谈判这一不光彩又欺君的行为，许亮儒也许是迫于压力才不敢写这一段。 　　 　　第四，野史中的“军师曹伟人”看来似乎是他身边最重要的谋士，可是不但此前一切涉及太平军的双方的文报中从无涉及，而且连他担任的是什么官职都不知道，实在蹊跷！罗尔纲先生曾经在某份1860年的史料中见到曹伟人的名字，是个有些墨水的文人，于是就断定许亮儒的记载是可信的。我认为这一考证未免粗疏！且不说1860年春的“白龙洞题壁”中和后来的“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中都没有提到此人，完全存在这种可能，即许亮儒本人认为石达开是诈降,又不敢写清军派人向石达开劝降的情节，需要另造一个情节来说明石达开何以决定向清军诈降，而他又通过某种渠道看到了曹伟人的事迹，认为这个留名而不出名，来历下落皆不降的人物刚好适于他的故事，所以就使用了曹伟人的名字。把假的历史放在真实的人物身上以取信后世，这种例子自古以来的善意或恶意的史家曾无数次的使用，太平天国史中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罗尔纲先生自己，也曾经考证出很多，例如有的著作说钱江曾参加太平天国并出谋划策，实际钱江不但从未对太平天国献策，而且投身江南大营与太平军为敌。更相似的例子是所谓《太平天国战史》，著作据说改编子韦昌辉的后人韦以成的《天国志》，而广西韦昌辉家的家谱上的确记有韦以成的名字，能否就认为《太平天国战史》的作者真的见到了那本《天国志》呢？不行！罗先生自己就说，估计是那个伪作者偶然见到了韦昌辉的家谱或者通过某种渠道了解到他有位后人叫韦以成，于是就借此人的名字编造历史。为什么到了曹伟人的问题上就如此轻率呢？韦昌辉的嫡子和石达开的“军师”比，哪个的身份不为清廷上下所知更不合理呢？ 　　 　　至于“诈降”之说待考，因为按《擒石野史》的说法，刘王娘离开在先，曾仕和献计在后，则即使许亮儒真从刘王娘口中得知太平军之事，刘王娘也不可能知道诈降之谋。然则如此机密许亮儒如何得知？令人怀疑。当然也有可能是石达开被俘后曾对人说提及此事而后传入许亮儒之耳，但倘真如此，为何不在书中道出依据以证其信，而要伪托于刘王娘之口？所以我想这应该只是许亮儒的猜测而已吧。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许亮儒有意借此代石达开澄清清政府对其“投诚乞活”的诬蔑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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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8/26 9:5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