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本馆石达开文章总目和链接__事迹、考证、讨论、感评

录入：翼王坪 　　 　　贵州咸同大起义，历时二十年，从咸丰年到同治十二年（1854——1847）。参加起义的有汉、苗、侗、水、回等数十支民族起义军，活动遍布贵州全境。其持续时间之久，规模之大，参加民族之多，在贵州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对贵州近代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试就这场大起义与贵州近代民族关系问题作一点探讨。 　　 　　1、贵州咸同大起义促进了贵州各族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和团结，为贵州近代民族关系顺利和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时，贵州地方的汉、苗、侗、布依、水、彝、瑶、仡佬、壮、回等十多个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农民大起义。在每一支民族起义军中都有其它民族参加。如杨元保领导的布依族农民起义军中，就有水、苗、汉族的农民参加；潘新简领导的水族农民起义军中，则有不少汉、苗、布依等农民战士；岩大五的苗族农民军是一支“汉苗杂半”的起义队伍，“苗民为大堂，彝民为二堂，回民为三堂”（注1）；何得胜的号军万余人中“黑苗居半”（注2）；陶新春率领苗族农民军“结仲、苗及汉人千余人，自咸丰十年即据猪拱箐，彝人多附之”（注3）；张凌翔、马河图的回族农民起义军，“贫民（汉族）被胁，黑苗多附之”（注4），并任用汉人景其全、项秉志、徐福寿、易飞熊、龙汝驹、郭四等为指挥，李春浦为元帅府幕僚（注5）；天柱、思州（岑巩）一带的汉族农民“蓄收相从”，踊跃参加张秀眉的苗族农民起义军，汉人杨大和充其军师，为之“铸印、铸钺”（注6）。湘西靖、会、芷、晃一带的边屯汉民也“暗受约束”，松桃、秀山一带的汉民则“皆输金应之”（注7），形成了“纵横千里，同声响应”（注8）的局面。 　　 　　各族农民起义军在斗争中均能在不同程度地互相配合，彼此支援。如，张秀眉苗族农民军曾与汉族号军配合作战，“每出掠、教七苗三，战则倚苗銃为助，得上腴地，则苗徙家耕焉。食匮，则苗输之粮，有小挫，则苗教大出，钲声满山谷”（注9）。活跃于都匀、贵定、平越（福泉）一带的罗光明、潘明杰、何得胜三支农民起义军形成鼎足之势，多次对贵阳发起进攻。对此，官府束手无策，“若右出都匀，则罗光明据其前，名杰袭其后；左出平越，则德胜据其前，光明、三寿袭其后，都难得志；若中出贵定，图麻哈，则名杰据其前，罗、何左右夹击，更难得手”（注10）。岩大五率领的苗族义军尤善于联合各族义军团结作战。在黔西北地区，他常和水城祝万春、安顺黄金印，郎岱赵确嘴等几支苗族义军，活跃于黔北的魏洪收黄号军配合战斗，围攻黔西城，攻占大定府。同治六年（1867）七月，岩大五与赵缺嘴义军合作，在安平芦荻哨大败清军，击毙清军提督赵德光，随后，又联合黄金印、赵缺嘴和布依族起义军贺兴仁部围困安顺城。同治八年（1869）春，又与回族义军配合，一举攻占安南县城（晴隆）。 　　 　　贵州各族人民在战斗中的互相配合彼此支援，加强了互相之间的联系，增进了彼此的友好感情，岩大五、潘名杰的苗族义军重用汉人，尊称汉人为“先生”（注11）；黔西南回族义军亲切地称布依族人民为“本家”（注12）。就我们所见到的资料而言，很少有关于各族义军相互攻杀火并事件的记载（注13）。 　　 　　咸同大起义时期，太平军与贵州各族人民亲切合作、相互支援，也是促进贵州近代民族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咸丰六年（1859）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先后三次进入贵州。 　　 　　太平军进入贵州后、即与贵州各族农民起义军密切联系。曾广依部从黔西南进入贵阳附近时，就和潘名杰苗族义军、何得胜号军配合，先后四次威逼贵阳；经过威宁、毕节时，陶新春领导的苗族义军主动给太平军接济粮饷，并派一千余苗族战士充当太平军的先遣部队，围攻毕节城。为此太平军授予陶新春“太平天国统兵元帅”的官衔和印信，并留下周国瑞做陶新春的军师。同治八年（1869），李文彩率部进入黔南，曾联合柳天成、金干干等苗族义军大败贵州提督张文德，使其“所部三十余营全行溃没，兵勇十亡八、九”，还打死总兵、参将、都司七、八人。同治九年（1870），李文彩部转移雷公山，与张秀眉苗族义军密切合作，重创湘军。同治十年（1871）以后，贵州各族农民起义进入尾声，李文彩面对这种“知难复振”的严重局势，遂建议张秀眉“广采苗船，乘春水帐发，引众浮清水江东走，径指洪江，下趋常德，以扰湖南腹地”（注14）。虽然这一远见未被张秀眉采纳，但李文彩部仍然同张秀眉苗族义军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直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四月壮烈牺牲。 　　 　　贵州各族农民起义军中，与太平军关系最密切、受太平军影响最深的当推陶新春领导的猪拱箐苗族农民军。 　　 　　咸丰十一年（1861年）五月，太平军曾广依部进抵大定、毕节，陶新春苗族义军主动与之配合，围攻毕节城长达70天之久。太平军采用传统的地道战术，“雇苗之善挖煤者于南门外民房内掘进，已抵小校场城角，尅期举火”，开沟引响水河水入城，“城中汹惧”（注15）。后来，在保卫猪拱箐的战斗中，苗族义军就效仿太平军这种挖沟掘渠、引水灌壕的办法，打破了岑毓英企图用地道爆炸起义军营垒的阴谋。 　　 　　太平军还向苗族义军传授“击刺”、“号令虚实”等办法，并帮助他们制造武器。同治二年（1863）五月，太平军李福猷部三万余人由川南经滇东北进入黔西北，受到陶新春苗族义军的热烈欢迎。太平军送给苗族义军一大批枪炮，并留下一千多人协助义军构筑工事，装备炮队，他们还根据猪拱箐的地形，设制一种杀伤力极强的名叫“石火轮”的炸弹。同治六年（1867），清军围攻猪拱箐，义军使用（石火轮）仅两天时间，就摧毁清军营垒二十余座，炸死清军官兵四、五百人。 　　 　　此外，苗族义军还学会了太平军的防御战术。根据地形，在猪拱箐险要处设兵居守，留小道与海马姑据点相通。外以二龙关、大丫口、小丫口三隘为门户，”悉置坚垒“。每一战略要地则留一人家看守，“家东南者守西北，家西北者守东南，互相牵制，莫敢贰心。”“每日惟卯酉二时燃炮为号，留一人守十弓地，余听各归家餐饭，饭后各趋守如前”（注16）。从此义军守备严密，布置得当，攻退居守，操纵自如。若非间谍告密，清军很难将猪拱箐根据地攻占。 　　 　　苗族义军通过与太平军的密切合作，互相学习，其作战经验和作战技术大有提高。当时，清军曾惊叹，苗族义军“自伙发逆（太平军）后，狡悍异常”（注17），“每官名初至，常示弱以诱其深入，前后皆伏悍苗以迎敌，而断归路”（注18）。 　　 　　注1 《镇宁县志》卷一，《前事志》 　　注2 民国《修文县志》卷三，《前事志》 　　注3 注16 注20 《贵州通志.前事志》32，第14页；31，第49页；40，第121页 　　注4 注5 注10 《平黔纪略》卷六，第132页；卷十，第230页；卷十，第229～230页 　　注6 注7 注8 注14 徐家干《苗疆闻见录》第18、25、29、33页 　　注9 王定安《湘军记》卷十四，《平黔篇》 　　注11 注18 《贵州咸同军事史》第三编下，第76章；第132页 　　注12 民国《普安县志》卷五，《苗蛮志》 　　注13 据张亮基奏称，潘名杰苗族义军曾与下游苗族“日寻干戈”，是他对下游苗民实行“给以厚赏，奖以功脾”的离间收买阴谋使然。这是目前发现起义军不合的唯一史料。见《贵州通志.前事志》38 　　注15 注17 余昭《平定猪拱箐苗匪始末记》，见《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第三界年会会刊》第176、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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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5/31 12:5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