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本馆石达开文章总目和链接__纪念、随笔、杂谈、其他

《石达开的末路》是我十六岁那年了解到的陈白尘创作的历史剧作品，那时，我由历史小说转向对历史著作论文的阅读已经颇有些时间，如钟文典的《太平天国人物传》王庆成的《石达开》，苏双碧的《石达开评传》《陈玉成评传》等都已读过数遍了，记得当时正在读丽纯的《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和郭毅生的《太平天国制度初探》，并在写一篇对比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及红军政权的土地政策演变的历史论文。 　　 　　我了解《石达开的末路》，是先看了陈白尘的《大渡河代序》，匡亚明的《陈白尘创作历程》，然后找来陈的作品《大渡河》《金田村》看，还看了同时期的《天国春秋》《李秀成之死》等剧作，最后又读了陈白尘《牛棚日记》。 　　 　　《牛棚日记》里真实地记录了文革时代的种种荒唐与知识分子的苦闷，这些不需多述，但我看到陈白尘因《虞姬》《石达开的末路》，特别是《石达开的末路》而被批得抬不起头来时，虽也慨叹那个时代的荒谬，却也隐隐有种“果报不爽”的感觉，这或许与我当时正对自以为是先进阶级的代言人而对古人今人都居高临下地指手画脚的行为厌恶到极点的缘故。 　　 　　当我对比《牛棚日记》和《大渡河代序》时，总觉得虽然背景不同，但陈白尘在《牛棚日记》中遭受的待遇恰恰是他自己在写《石达开的末路》时给予笔下人物的待遇。当时我觉得一个以先进的“唯物主义文学家”自居的人，却以一种似乎是冥冥中的因果报应的方式承受了以自己曾经加诸于古人身上的相似方式加诸于自己身上的苦果，无论对此人还是其自以为先进的可以领导全人类的信念而言，都实在是种莫大讽刺。 　　 　　以下这段摘自我当时的日记，虽然很多观点未必成熟甚至带有偏激，却是十六岁时的我的真实的思考与感受： 　　 　　 　　我虽然早已看惯了无产阶级史学家的论述方式，并且养成一种自动过滤的习惯，即看历史著作及论文时眼睛只及史实本身的考证及分析，对所有带有意识形态字眼的论述视若不见----不如此，又怎能忍受者着看下去！而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业早已习惯了左派历史学家的论述方式，对于这些意识形态在史学考论中的突出表现及以历史影射政治的史学或文学作品早有免疫力了。我将那归之为“历史局限性”，然后一笑置之。至于为了救国救民的理想而歪曲历史的讽喻现实的人们，从高天梅到欧阳予倩，我不但可以理解，而且是很尊重的。 　　 　　但陈白尘的《石达开的末路》不在其列。因为作为一种完全出于作者个人好恶甚至自我表现欲望的发泄(刚好又他自己批判的项羽形象！)，它从根本上讲不是为了任何一种可以被喻之为正义的目的，而仅仅是因为“原封不动的怀古，是每每不能满足自己的创作欲”“想在历史的脸谱上加上几笔”和“由于对故我的批评，不免对于石公起了反感”，便“有如骂起人的时候一样，尽挑那坏的地方骂，好处全忘个干净。并且根据我的“认识”，不如说是根据我的“好恶”吧，编定了一顶帽子给他戴上，比如自私呀，任性呀，妇人之仁呀，背弃革命呀等等。。。。。。”也许历史剧作家眼里历史剧只是寄托自己思想的媒介，可以随意揉搓，一次尝试失败今后慢慢改进。然而我认为，文艺上的创作是可以慢慢改进的，但对历史的不负责任的态度随着作品本身的定稿流传就也成为了历史，是谈不上改进了。正如一个历史人物无论后来建立多少功业也不能抹煞他曾经犯过的错误，历史是不存在功过相抵的。我极端排斥那种公众媒介只须对现实中的人和事负责而对历史可以不负责----或曰不负同等责任的观点，即一个人肆意歪曲现世事实和诋毁现实人物，是严重犯罪，而肆意歪曲大量历史事实和有意诋毁历史人物----这和单纯的对历史认知的争议是不同，却只是一个错误----在我看来，后者同样是犯罪，而且甚至更为严重----因为他针对的是已经不能争辩甚至无人能够代之争辩的古人----陈白尘先生在《石达开的末路》中的作为便是如此，从这个角度讲，与他文革中他所遭到的批斗方式简直如出一辙。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反感的绝非《石达开的末路》本身，而是作者的态度。我看《大渡魂代序》时只是觉得有趣，并不觉得生气，但看《牛棚日记》时却反而生气起来了。因为陈公为了因《石达开的末路》遭到批判而委屈不已，觉得自己的人格受了侮辱，自己的忠诚受了怀疑，而同时又认为自己对《石达开的末路》已经做了充分反省。然而他的反省仅仅是“政治路线”的反省和对“文艺创作探索”中曾经走过的一个误区的反省，他似乎直到自己身遭如此境地之时，尚丝毫不觉对一个无法争辩的历史人物仅凭个人好恶甚至欲望而肆意褒贬值非这种行为本身之非，在他看来历史人物根本不是人，他把历史人物当人来写也仅仅是为了作品的生动和接受度及总结历史教训的需要，但他从未把笔下的历史人物当成与自己平等的个体予以起码的尊重----然而他却为了自己不能受到尊重而委屈。这是不是中国的知识份子一惯以来的自我中心的清高呢？----总以为他们对别人的批判是种天职，而关怀则是种恩赐。 　　 　　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大约是至死不肯承认有因果报应的，陈公看来更加不肯，所以我也唯有借用陈公在因《石达开的末路》遭到批判时愤然写下的字句来赠还于《石达开的末路》这部作品及其作者本人了： 　　 　　《牛棚日记》写道：一个人的政治结论，尚要经过本人签字同意，但这样的文章则可以片面地“判决”，而且是“不得上诉”的，真是轻便得很了。然而一个人的历史就可以如此定论么?我不信！ 　　 　　相应地，我也要说，是陈公至少还可以留下他的“日记”以昭后世，只是不能立即公开辩解，实际还有有辩解的机会并且充分利用了了这个机会留下了自己的辩解，而历史剧中的古人不但无法对身后的“判决”上诉，就连这样辩解的机会也是没有的，仅凭作者一时的好恶与欲望就可以片面地“判决”，更是轻便得很！然而一个人的历史就可以如此定论么?我不信！ 　　 　　 　　附：《石达开的末路》相关资料 　　 　　整理录入：翼王坪 　　 　　1 《大渡河》代序----陈白尘 　　 　　那种翻案法的历史剧，如今是没人写了。在一九二七年前后却 　　是历史剧创作上最风行的方法。横竖中国没有一部可靠的历史， 　　你们历史家可以将历史歪曲，文学家难道不可以再说谎么?但 　　“扭直”云者，不过是文学家聊以子慰的说法。我们的史家固 　　然不成，但我们又何尝一定能高过那些史家？所谓“扭直”， 　　老实说，不过是中国文人传统惯技----“翻案”法之一新的动 　　用而已。 “翻案”之法，我们中国读书人是训练有素的。幼年 　　学习作“论”，你的老师便会出个题目，坚弥替已经滚下地狱 　　的古人辩护、开脱，让他升人天堂，或者叫你对那些早登了仙 　　界的人物重加贬责，让他滚下云头来。这些，作为练习思考辩 　　论之一，未为不可。但结果，其影响所及，却大谬不然。上焉 　　者，因能对历史的一鳞半爪予以辩证，下焉者，便去写寿序作 　　讼师了. 　　 　　。。。。。。。象我的《汾河湾》，便是中了“翻 　　案”之毒了。薛仁贵(姑且承认是个人物的存在吧＞的贞操观 　　念，固然不能比我们这代人同意，但薛仁贵生活在唐朗，大概 　　也只有那样的想法，而我偏偏要愤怒赶来，让薛丁山死于薛仁 　　贵的嫉妒。这样一“翻”，于我当然是满足了，但对于读者 　　有什么影响呢?----看惯京戏的观众，根本不相信。看出了这 　　一“翻案”的人，也不过一笑置之： “哦，他是这么翻的” 　　翻的成功或失败，都无所渭。不过象看耍把戏的“翻”筋斗一 　　样，至少叫一声好或者喝个“倒彩”，表示对这一“翻”技 　　术的褒贬。至了“筋斗”水分，却不在“批评”之列。 　　 　　翻案既不相信，干脆来个“惜尸还魂”。 　　 　　“借尸还魂”一名“指桑骂槐”，根本就不管你历史是怎 　　么一回事。项羽是个个人主义的英雄i而个人正义的英雄是该 　　打倒的，于是，虞姬跟一个群众领袖大讲恋爱，唱着“妹妹我爱 　　你”，又高喊“打倒楚霸王”而气死项羽。一肚皮天真的愤怒 　　与热情都借着古人尸体发泄了，但写成的可不是历史，例有点 　　象寓言，可又不是寓言。 　　 　　我的《虞姬》和未发表的《马嵬坡》便是这么创作的。 　　。。。。。。 　　 　　但这种原封不动的怀古，是每每不能满足自己的创作欲 　　的。在我想：翻案、还魂，既然无聊，单纯的怀古，也未免自 　　现其才拙。所以，总想在那历史的脸谱上多书上两笔。当然， 　　这也不能完全解释做创作欲的。当时的环境既逼使得去写历 　　史，则这历史之写出，被要求加进一点新的东西，也似乎是种 　　天真而纯朴的企图。 　　 　　我在这时候完成了《石达开的末路》。 　　 　　。。。。。。 　　 　　我起初是以英雄崇拜的心情去写他的．但到执笔之顷， 　　 　　一来出于我的企图，希望加添一些什么新的东西进去， 　　二来是之石达开这人物身上，实在也找出了一个大的破绽。 　　那就是他的如川，对整个革命政权实际上确实是个严重等 　　锗误。好，抓住了这一点，我可有文章做了：石达开在太 　　平天国里是唯一的知识分子，他在革命遭受打击的时候， 　　飘招引去，这是动摇的知识分子之背叛革命！ 　　 　　一腔对于石达开的热爱顿变成憎恨了。这一恨就恨 　　到底，在《石达开的末路》里，简直把他写成个婆婆妈妈 　　的“妇人之仁”的窝囊废。而这，似乎就是我对于历史所 　　加进去的东西了。 　　 　　。。。。。。 　　 　　当时我爱石达开，爱他的才华，爱他的气概， “忍令上国 　　衣，冠沦为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和“人头作酒 　　杯，饮尽雠仇血”。成为不离口的词句。而慷慨好义，落拓不 　　羁，英雄而才子的风度，当然更是心向往之的了。于是爱呀爱 　　呀，爱得发迷。但后来发现他这些可爱之处，全在他起义前后。 　　等到杨韦内江，率兵入川，置天国安危于不顾的时候，不独不 　　很可爱，而且觉得不顾全大局得可恨了。当然，稍稍有了两岁 　　年纪，觉得过去天真的崇拜里面，是含有不少不纯的感情的。 　　比如对于英雄的惺惺相惜，便是自己先中了封建文人意识的毒 　　素。由于对故我的批评，不免对于石公起了反感，也是一个原 　　因。但因此，对他恨呀恨呀也恨得要死。有如骂起人的时候一 　　样，尽挑那坏的地方骂，好处全忘个干净。并且根据我的“认 　　识”，不如说是根据我的“好恶”吧，编定了一顶帽子给他 　　戴上，比如自私呀，任性呀，妇人之仁呀，背弃革命呀等等。 　　这就是我的《石达开的末路》。 　　 　　2 《陈白尘创作历程》--匡亚明 　　 　　早在起义之初，他(石达开--引者注)就对“拜上帝”的宗教 　　室传表示不满，“应该行仁义之政以取天下，何必以神教惑 　　众呢？”并搬出儒家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为武器。看起来他 　　比洪秀全、冯云山更明智，其实是无视当时群众思想水平 　　现实际状况 (匡亚明《陈白尘创作历程论》) 　　。。。。。。 　　但是，《石达开的末路》在对石达开这个人物的认识、 　　评价和描写上却存在着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影响了作品的 　　历史真实性。当作者作为一个“石达开迷”时，他崇拜这位 　　农民革命的英雄，向往他那文武双全、英勇善战、慷慨好 　　义的气概。但当他落笔刻画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时，正如 　　他自己所说， “简直把他写成个婆婆妈妈的‘妇人之仁”的 　　窝囊废。”作者把石达开失败的悲剧，完全归咎于他的“仁 　　义”(具体表现是反对杀人)。实际上石达开的悲剧有着复杂 　　的历史内容，远非“仁义”二字所能概括和说明。按照剧 　　本的描写，石达开离天京出走是出于“仁义”： “我这回所 　　以离开天京，只因为不肯象天王他们一样杀人！”他一路上 　　节节失利也被说成为“仁义”所致：为了不杀人而避免打仗， 　　步步退让躲避，转战六七省，损兵折将一二十万人。而不 　　纳众言，固执任性，坚决不回天京，直至最后在大渡河边 　　全军覆没，同样也被说成是“仁义”思想造成的：因为他不 　　愿再看见打仗、流血、死人了。这种“妇人之仁”使他糊涂 　　到放过了歼灭曾国藩、曾国荃反动武装的大好时机；这种 　　“妇人之仁”使他偏执顽固、一意孤行到如此令人不能容忍 　　的地步。。。。。。。剧中对这种“妇人之仁”的揭示和批 　　判，随着石达开和韩宝英之间矛盾冲突的发展而不断加强。 　　在第一幕，石、韩的戏剧冲突还仅仅是由于后者对太平军 　　的误解造成的。当石达开澄清谣言澄之以反清大义，拨 　　开她心中的迷雾后，她便以崇拜和感恩的双重心情做了石 　　的义女。到第二幕，冲突就围绕着“仁义”问题而尖锐化 　　了。翼王石达开为了避免在“一次恶战”中大量杀人，不惜 　　养虎遗患，放走了反动头子曾国荃。韩宝英坚决反对他 　　这种“仁义”之举，指出：“满清的天下是不打仗可以夺过 　　来的么？”但石达开却感叹道；“我不愿意再看见别人流血了” 　　。。。。。。。所有这些复杂的历史内容，在《石达开的末路》 　　中却被简单化地归结为“妇人之仁”的窝囊与失败，这是怎样 　　造成的呢?作者自己总结了教训： 　　 　　我起初是以英雄崇拜的心情去写他的．但到执笔之顷， 　　 　　一来出于我的企图，希望加添一些什么新的东西进去， 　　二来是之石达开这人物身上，实在也找出了一个大的破绽。 　　那就是他的如川，对整个革命政权实际上确实是个严重等 　　锗误。好，抓住了这一点，我可有文章做了：石达开在太 　　平天国里是唯一的知识分子，他在革命遭受打击的时候， 　　飘招引去，这是动摇的知识分子之背叛革命！ 　　 　　一腔对于石达开的热爱顿变成憎恨了。这一恨就恨 　　到底，在《石达开的末路》里，简直把他写成个婆婆妈妈 　　的“妇人之仁”的窝囊废。而这，似乎就是我对于历史所 　　加进去的东西了。 　　 　　3 《牛棚日记》----陈白尘 　　 　　1966/9/30 星期五 　　 　　下午4时再去22号看大字报，在中厅走廊里又发现一份关于 　　《石达开的末路》的，极刺目。执笔者咬定说，我是以石达 　　开影射党的领导，并举我在一篇论文中所说的，最初对石如 　　何如何之爱，后来又对石如何如何之恨云云、以证明我对党 　　有刻骨的仇恨。这真是诛心之论！这个作品，在当时是有“ 　　夫子自道”之嫌，颇像以石自况的，主要是想说明放弃军事 　　斗争的错误，革命不能靠儒家的“仁义”来完成而已。 　　却从未想到会被误解到如此程度。 　　 　　1967/4/16 星期二 　　 　　写匡亚明材料。在反省院时他曾和我同处一室．对太平 　　天国的石达开倾倒备至，每为我吟石的诗作，磋叹不已。其 　　实解放后据柳亚子说，石诗多系高天梅伪作，时在辛亥前， 　　借以鼓吹革命也。但因于此我也开始阅读天国史料了。匡欣 　　赏石达开与韩宝英的故事，极怂恿我写成剧本。1935年出狱后， 　　与章泯、张庚等谈及此事，极感兴趣，令我立即写出，并准备 　　排演。待我写成＜石达开的末路＞后，章、张等却隐匿不见， 　　”(此时有谣言，说我拿了巡捕房的津贴，是国民党特务，故 　　左翼剧人立即回避之)后遂以单行本在生活书店出版，列“小 　　型文库”中。此后涉猎天国史料便逐渐增多，1936年终于写成 　　＜金田村＞(＜太平天国)三部曲第一部)，1937年上海业余实 　　验剧团演出于卡尔登戏院，成为奠定我剧作生涯的第一个戏。 　　解放前每忆及它们的出世，辄怀念匡公不置。因为他在35年后 　　即去解放区．始终未一见也。但如今＜石达开的末路＞被视为 　　毒草，匡公大概也为之遭到牵连了! 　　 　　1969/11/5 星期三 　　 　　今逐改去401打扫。在过道上遇专案组的张××，问曾国荃 　　与石达开相晤事．更可见是在准备批判文、但除《宋景诗》《 　　鲁迅传》剧外，其他作品哪有什么要害问题呢”不解！ 　　 　　1969/11/6 星期四 　　 　　读《(红旗》上批判欧阳山《一代风流》的文章，联想列专案 　　组似在准备批判我的作品事、再想到张××昨日间话，则意在《 　　石达开的末路》欤？《人民日报》在批判“国防戏剧”时，曾指 　　出＜石＞剧中有关“投降”的一段台词，说是宣传“投降主义” 　　，虽非本意，又如何申辩? 　　 　　1970年5月24日 星期日 　　 　　晚在广播中听到本期《红旗》的目录，有批判《石达开的末路》 　　的文章、这倒是意料中的。但冠以“反共历史剧”的帽子，大吃一 　　惊。作品有错误，我已检查过了，但何致定以“反共”之罪?4年前 　　大字报上虽有此“恶谥”，却总以为是革命群众过火的提法，而今 　　中央党刊的文章也如此相提，实出意外。 　　 　　1970年6月6日 星期六 　　 　　去向阳工地劳动。工休时，T令大家均去工棚集合，原来是派人朗 　　读《红旗》六期上批判《石》剧的文章。未完，仅及半。听时全身沸 　　腾，几欲发狂，但极力镇静自己，未动声色。向T借杂志，拟读完全文 　　，不允。这也“奇货可居”? 　　 　　把石达开的失败说成是影射红军，咒骂红军，这真是罗织人罪！主 　　观唯心主义的批评！ 　　 　　1970年6月7日 星期日 　　 　　向洗宁借阅《红旗》，读完批判文章，心痛欲裂。作为中央的党刊。 　　对一个党员作如此批判，其是有如泰山压顶，是无从分辨的。默然接受 　　这样错吴的批判，置真理于不顾、难道不是对真理的背叛，那算是什么 　　共产党员？申辩，将说我是反对党中央；不申辩，也是欺骗党中央！我 　　将何去何从？ 　　 　　1970年6月10日 星期三 　　 　　奉命读书，但读不进去。去年张慕韩曾告我：“你的问题就看<宋景 　　诗>和＜鲁迅传>二剧，它们没问题，你就没问题了。现在突然又抛出一个《石达开的末路》来狠批，是说明他们在主观上一定要打倒我，一定要把我“批倒批臭”而后已。去年秋冬之际．专案组向天翼等借过《石》剧，陈仲虎也说他们到北图找过此书，更证明是组里几个人搞的了。既然主观上是要打倒我，夫复何言?一个人的政治结论，尚要经过本人签字同意，但这样的文章则可以片面地“判决”，而且是“不得上诉”的，真是轻便得很了。然而一个人的历史就可以如此定论么?我不信！ 　　 　　1970年9月15日 星期二 　　 　　中秋。晚间望月，思乡之情顿浓。而38年前今日，也恰逢中秋，是我被捕的纪念日。当夜施刑后押去家中查抄，途中仰首，见浩月当空，亦有如今夜也。但我当时以“危害民国”罪被国民党监禁了三年，即脱离了苦海。这次文化大革命却以审查历史之故．被“半禁闭”了四年，且至今犹无了期，不禁惘然！这样类比，自然是极不恰当的，可是又怎能令人不去联想呢’1935年出狱后，我总还是追随党、追随革命的，而今竟以一个<石达开的末路＞作为证据，在党刊上宣布我为“反共文人”、“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而又是用“影射”为题以罗织罪名，真是“莫须有”的文字狱啊：思潮澎湃，徒唤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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