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本馆其他太平天国相关文章总目和链接

书中记述史实错误百出，对各种记载随意断章取义，甚至相互嫁接，且90以上不注出处，令人对其说法难以考证。作者作为大学教授，不可能连学术著作注明资料来源，尤其是提出新观点时应注名依据的基本常识都没有。书名《杂说》，其实讲的根本不是太平天国历史，它不过是对历史采取随意的剪接，夸张，甚至歪曲，以达到政治影射目的而已，与文革期间所谓的“李秀成晚节讨论”并无本质区别。大家通过它可以了解到当今知识份子的某些心态，及隐讳在文字间对一些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要通过它来了解太平天国历史，恐怕就错会著作原意了。 　　 　　原作说明是“杂说”，原本就没有以学术著作自居，在史学问题上较真似乎文不对题。但该书作者毕竟以史论的形势抛出了他的这些文章，并且也被大部份的大读者当成了学术论著来读。鉴于其“作为学术著作”的影响极大，名声极响，就其中一些史实问题假以澄清，以在下看来不无必要。 　　 　　本文仅就书中影响比较广泛的一篇讨论太平天国妇女地位的文章《那时，妇女不是人》(又名《天堂的妇女》)，做些简要的驳斥(由于错误实在太多，碍于篇幅，不能一一指明)。 　　 　　文中说，“太平军造反之初，为断绝参加者的后路，财产充公，房屋烧掉，全家参加”。大谬。不要说拜上帝会会众之家属未必全部参加起义，就连拜上帝会的会众也不是都参加起义。例如曾跟随洪秀全一起砸甘王庙的曾玉珍，他的家族多为拜上帝会会员，但很多没有参加团营起义。就连拜上帝会的首领也未必全家参加，例如首义六王之一的翼王石达开，他的姐姐，原配，舅父，就都没有随军参加起义(他家的房子是人走后被地主烧掉的)。如果说这两个例子还不够说明问题，那么我们举一份太平天国的“家册”，也就是户口本来看看： 　　 　　家册 　　 　　後二军 军帅 梁立泰年三十四岁，广西浔州府桂平县白沙墟人。庚戌年七月在金田入营，八月封前营长东两司马，九月升前营旅帅，辛开元年十一月封後二师帅，十二月蒙 　　 　　天父 　　 　　天兄 　　 　　天王 　　 　　东王大开天恩封为后二军军帅。 　　 　　父梁万铸在家升天 　　 　　母胡大妹随营封为後四军女军帅 　　 　　妻廖大妹在绣锦衙 　　 　　妹梁晚妹北殿内贵使 　　 　　子梁小保幼 　　 　　女梁二妹幼 　　 　　以上俱随营 　　 　　兄梁立汉在武宣打仗升天 　　 　　弟梁立海 　　 　　梁立洲在家未随来 　　 　　 　　梁立泰是金田团营时代的“老兄弟”，而他家的户口本上则明确写着其“弟梁立海梁立洲在家未随来”，真实的史料所道出的铁的事实是对所有诬蔑和妄断最有力的反驳，只可惜由于清政府的疯狂销毁，迄今流存的太平天国文书已不及总量的百万分之一，给真相的发掘带来了巨大难度，也成为某些浮躁文人偷懒取巧哗众取宠的借口。 　　 　　说到“家人之间形成连环保，男人出问题找你家女人算账，女人出问题找你家男人算账”，就有些莫名奇妙了，太平天国从来没有亲族株连的条例，这是任何对太平天国历史一定常识的人都知道的。最典型的就是北王韦昌辉，天京事变后，韦昌辉是以谋逆大罪被论处的，他死后被剥夺了爵位，所有太平天国文书不再称“北王”而改称“昌辉”。但是，韦氏一族在天京事变后却得到了保护，并没有被株族，韦昌辉的弟弟恰在这时弃守武昌，却也没被趁机杀掉(此前弃守武昌的国宗石凤魁可是以渎职被处斩的)，相反还擢可以继续带兵，后升五军主将之一。此后韦俊率部投降清军，军中他的子侄也一起投降，成为当时太平天国叛变的最高级别将领，也是太平军倒戈将领中镇压昔日战友最卖力的几位之一。如果说上次韦昌辉的倒行逆施可看做个人行为，那么这次韦氏将领集体叛变，可就是家族集团行为了。但一度留在天京的韦昌辉韦俊的父亲此后仍得以在朝为官，并有加官进爵，死后还得到追封。而1856年天京事变的中除韦昌辉外的另外两位主要责任人秦日纲和陈承容在被处死后其族人也仍得到重用。除了韦氏一族以外，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1852年年底，清朝钦差大臣赛尚阿遣叛徒周锡能带朱八、陈五回永安州作内应，图行刺太平天国领导人员，朱八是监军朱锡琨的叔父，入城后极力劝说朱锡琨倒戈，为后者所拒。但朱锡琨并没有立即禀报此事。周锡能等人回城后的一切行动，均在东王杨秀清掌握之中，不久，杨秀清借天父之名揭穿了周锡能集团的阴谋。朱锡琨作为朱八之侄，且知情不报，但并未因此就被当成妖人一党受株，只被以知情不报罪处以杖责。周锡能集团事件是太平天国初期一次重大阴谋，与之甚有牵连的朱锡琨却并没有从此收到歧视，此后一年多时间里，他不断因功受封，很快晋升为检点，并成为北伐军的主要将领。1853年秋封剿胡侯，成为太平天国最早的几位侯爵之一。后来与北伐主将林凤翔，李开芳，吉文元一起追封为王。类似的例子还有1854年太平天国破获张继庚集团勾结江南大营，谋害天京领导人并献城的事件，此案涉入人员不少，其中包括数十名因中“反间计”而被害的无辜官员，但遍查太平天国方，清官方和私人有关此案的记载，都绝无株连之说。 　　 　　谋逆一向被视为大罪，而谋逆罪中，以谋害国家领导人又一向最为严重。太平天国政权对三次涉及谋害国家主要领导人及献城的集团阴谋事后都未有株连亲族的行为，甚至相关亲族也未受到任何歧视待遇，足见《太平刑律》不事株连，不只是纸面上的文字，而且是切实执行的。取消株连，可以算是太平天国政策较之历代王朝的重大进步，《太平杂说》 　　 　　顺便说一句，作者所竭力推咎于太平天国者，却恰恰是湘军赖以胁迫人民的手段，请看骆秉章的自白： 　　 　　“湖南勇丁所以稍稍可用者，原于未募之初，先择管带，令其各就原籍选募，取据保结而后成军。成军后，严加训练，层层节制。该勇丁均系土著生长之人，有家室妻子之恋，故在营则什长，百长，营官，将领得而治之，遣散归籍，则知县，团总，户长得而察之，遇有私逃，则营官，将领禀知本省得按籍捕之。。。。。。。” 　　 　　湘军正是依靠这种“取保成军”的手段，借助于清廷诛族的严酷刑法，以宗室妻子的生存为要挟，断绝了农民的退路----一但被招募进了湘军，即使逃亡，也将有家不能归，而且可能连累妻子亲族，逼得他们不得不在战场上卖命流血。 　　 　　太平天国与湘军在这一点上哪个更人道，哪个更残忍，谁才是真正的胁迫人民，对比之下自然清楚----《太平杂说》真是颠倒黑白了！ 　　 　　再说”男行女行“的政策。需要指出的是，女馆制度，在定都天京后只在天京全面实施过，外省并从未真正推行，而且自1853年秋杨秀清命石达开出巡安庆主持“易制”后，天京政权实际就已放弃了在天京以外地区强制推行“女馆制度”的尝试。天京虽然是太平天国的首都，但毕竟只是是太平天国先后攻占的600余座城市的一座，而太平天国更曾先后在十几个省建立过地方政权，以天京一城之政策代表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是否属于明显的以偏概全呢？ 　　 　　作者既然已经承认，行军之中男行女行已经必要，又承认了癸好三年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在乙荣五年就解散了女馆，那么他还在这里大段大段痛诉女馆的“罪恶”，不知想证明什么？而女馆制度在天京只执行了二年，天京失守却是解散女馆九年多后的事。难道仅仅在天京一地实行了二年就予以废除的一项政策，就可以代表“太平天国的妇女地位”吗？照此说来，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历史中的比例与女馆政策在天京历史中的比例相仿，而且文革是全国性的，女馆不过是个别行为，难道我们可以用文化大革命来作为全面衡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权”的依据吗？ 　　 　　至于所谓太平天国强迫妇女劳动----要知道在天京，男人也一样被指定工作，对于这种做法我们可以探讨(要求全民放弃自己的兴趣专长，服从国家的安排，从时间上和普遍性上讲太平天国绝不是历史之最)，这与“妇女地位”何干？！建国以后，因为“革命的需要”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无法团聚的夫妻何其多也！(笔者的亲属中便有因此而被迫分手的)较之他们，太平天国的夫妻们忍受了两年的分离便守得云开见月明，恐怕还算幸福多了。 　　 　　至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什么没有立即实践允许夫妻团聚的承诺，不能想当然而地臆测，历史不是建筑于想象基础之上----刻意从理想的角度去诠释历史当然不可取，但主观地“不吝以恶意估量”古人的动机同样不负责任。根据太平军北伐的兵员配备，西征初期的战略部署，及现存的太平天国文书，包括天京方面颁发的诏旨，诰谕，尤其是太平天国官方用以作为宣传材料的《定都于金陵论》，可以看出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人在定都天京后过份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他们以为在一年半载内便可拿下北京， 夺取江南半壁，其余各省自可传檄而定。也就是说，洪秀全杨秀清以为可以像他们自武昌进军金陵那样顺利地推翻清廷(和过去某些宣传所说的太平天国领导人定都天京后不思进取恰恰相反，他们实在太着急了，以致犯下一连串急功近利的错误，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专门论述文章，不是本文主题，故不详谈)。因此，他们希望全军一鼓作气“扫穴犁庭”， 完成统一，而认为在此时恢复家庭会导致“再而衰，三而竭”。也因此，在劝谕人民遵守这项规定时总会强调这是为了取得胜利而暂时采取的政策，一但打下北京后便可各家团聚。许多事实可以证明，杨秀清等人发布这样的劝谕的确是出自真诚，并非惺惺作态----如果太平天国真能像他们估计的那样，在一年半载内推翻清朝，那么付出一年的分居代价以确保统一事业的迅速完成也还是值得的。我们当然可以说太平天国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盲目乐观，导致其制定了错误政策，却不可以轻率地指责他们“不讲人道”。 　　 　　事实也证明，当北伐和西征双双受挫，尤其是湘军意外崛起之，杨秀清意识到短期内完成统一已很困难时，很快“天父”就命“秀清”负责铺排恢复家庭事宜，时距天京定都一年零六个月。一般来说，“天父”的决定是太平天国的最高决定，杨秀清祭出“天父”旗号宣布恢复家庭，已经明确显示其决心。但这一政策最终拖延至半年后才实行。其原因是什么？考察一下西征战场的军事形势便不难发现，就在“天父”命“秀清”着手恢复家庭之后不久，西征战事便急转直下，太平军在湘军的反扑下节节败退，短短两个多月，湖北全境沦丧，过去赖以为优势的水师船只被毁上万，几乎名存实亡，湘军兵分水陆直逼九江，长江中上游对天京的日常供给线已被切断，曾国藩已经在奏折中向皇帝表示自己收复金陵义不容辞，已在筹划怎样防止收复金陵以后太平军变成流寇四处兹扰了。由于太平天国面临着关系生死存亡的大决战，天京保卫战随时可能展开，使天京政权不得不将全部精力集中在扭转败局上。杨秀清决不愿意“天父传言”的权威受到削弱，因此不可能故意拖延执行“天父”的命令。推迟恢复家庭实在是形势危机下的无奈之举。---- 太平天国乙荣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太平军收复武昌，标志着彻底扭转了西征的不利局面，西征军事走向全胜期，十几天后消息传到天京，杨秀清几乎是立刻(三月十九日)以“天父下凡”名义再次直接下令恢复家庭，随即宣布解散女馆。这一事实印证了上述推断：太平天国本拟在定都天京一年半时便解散女馆，恢复家庭，但由于形势骤变，国家生存受到威胁，方才将这一决定的执行推迟了半年。 　　 　　太平天国禁止休妻，禁止嫖娼和妇女买卖，也就是禁止一切夫妻关系以外的性关系，并且在民间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正因如此，才必须建立起封建王朝所没有的严格的婚姻登记制度。男女结婚前必须报告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登记后，由政府颁发结婚证书，上写男女双方的姓名，年龄，籍贯，参加起义的时间。婚姻关系一经确定，除非双方一方死亡，否则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除。媒官就是负责这一过程的政府公务员，这些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有清楚的记载。不否认太平天国诸王有过“逼取民女”的行为，及太平天国后期在个别地区也确实有将女子分配给有功将士的行为，但将这作为一种普遍政策，用以判定”太平天国妇女的地位”，实在缺乏根据。 　　 　　作者说“这并不意味着全面废止男女隔离的方针，在新占领区仍然实行的”，这就是自暴无知了。他若不是先确定观点，再挑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那就是有意断章取义，误导读者了。太平天国后期有“姊妹馆”，这是很多史料都有记载的。但“姊妹馆”的建立初衷，是因为太平军后期新兵很多，难以约束，在破城之时难保没有趁乱掳掠强奸妇女的行为，因此太平军在破城之初将全城妇女集中起来，设专人保护。一但秩序恢复，姊妹馆即解散，妇女也各自回家。作者竟然把姊妹馆和“男女分居”相提并论，对史料的不求甚解可见一斑。 　　 　　再说作者所举杨宣娇，苏三娘，傅善祥的例子，所谓杨宣娇受训，是来自天父旨意，其时说得很明白，因为她一言一行都很受瞩目，因此务必要教她注意言行在群众中的影响，起到表率作用。天父天兄下凡训示兄弟姐妹是极平常的事，冯云山，洪秀全，韦昌辉都曾多次被天父天兄教训，他们的家人也都一样，至于对普通兄弟就更平常了，杨秀清萧朝贵自己也常常是被训示的对象。在太平天国，只有地位高的人才会经常被天父天兄点名，如1853年天父下凡训示陈承容，秦日纲，黄玉昆等时就曾明确说过，他们没有任何过错，只是他们身居高位，领袖百官，务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杨宣娇的被“教育”何以竟能证明太平军中妇女地位低下？一个地位低下的小女子，劳得着“天父”亲自“下凡”指点吗？说句玩笑话，想被天父打板子也不是人人有资格的吧！----实在令人不解。再说杨宣娇起义前地位重要，主要在于宗教方面的地位，据她和杨秀清萧朝贵一样，可以“神灵附体”，又是与杨萧洪关系特殊，这才有了特殊地位。起义后，她本来就没什么特别表现，又怎谈得到定都天京后如何如何？《贼情汇篡》中提到太平军“素有女将，皆伪王亲属”，可见所谓西王娘是因为“妇女地位低下”而被迫留在西王府不得出门云云的推测，纯属无端臆测，且明显与史实相悖！ 　　 　　再说苏三娘，作者说她被派去“打镇江”，由此得出她地位不重要的结论，不知是何逻辑？主持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南大营主帅向荣曾在奏章中指出“镇江是金陵之咽喉，必应坚守”。太平天国攻取金陵后，立即出兵攻打镇江和扬州，从此建立起“天京，镇江，扬州”三位一体的天京城防体系。后来扬州因兵力不足而弃守，镇江却一直极为看重，一度由江南太平军最出色的将领之一罗大纲驻守。不仅如此，太平天国还在镇江设关，命所有前往太平天国进行商贸活动的外国商人到镇江登记备案。1853年春，英国公使文翰在未经支会任何一级太平天国政府及驻军的情况下，乘军舰直闯太平天国领土，当他们闯入镇江时，太平军镇江炮台立即开炮还击，英舰退回上游。数日后，英舰再次闯入镇江防区，再次遭到沿江炮台的炮击，迫使英舰停轮。接着镇江守将向英舰递交抗议信。1855年11月，北王韦昌辉亲自率兵三救镇江，清军也派出江南大营最凶悍的张国梁迎战，三次将其击败，杨秀清迫不得已从西征前线千里调将，他调燕王秦日纲为统帅，又掉了包括陈玉成，李秀成在内的四位丞相，副丞相援救镇江。。。。。。凡此种种，一再证明了太平天国政府对镇江的重视。所以苏三娘被派去镇江参加战斗，何以能证明她不受太平天国政府重视，实在令人费解。她在后来下落不明，可能原因甚多。尤其是太平天国失败后，其文献史料被清王朝毁灭殆尽，现存少量太平天国方的文献是当时访问过太平天国的外国人所流传，或清廷文书中抄录的部份，太平天国高级将领下落不明的不计其数，如《天父天兄圣旨》中出现的金田起义以前的主要人物，多数在后来的历史中踪迹不明，安徽根据地早期独当一面的将领梁立泰，朱凤魁，石达开远征军中地位最仅次于石达开的最高级将领张遂谋，下落都没有任何踪迹可寻。连天京前期地位仅次于天王，东王，北王，翼王，燕王的豫王胡以晃何时，如何死的，都缺乏明确记载。苏三娘的下落不明不过是成百上千下落不明的天国中将领中的一例而已，何以能断定是因为妇女在太平天国被压制的结果？ 　　 　　再说傅善祥，她在太平天国正史中唯一事迹见于一次天父下凡，当时她身为东殿女官，解说“天父”关于肯定历代忠臣孝子及传统文化的地位的传言，“天父”十分满意。另外清方笔记中有关于她是东殿女状元，被杨秀清任命为东王府内簿书，专司代杨批答文书，甚得东王看重的记载。至于什么杨秀清的小老婆云云，和世传很多关于洪宣娇的离奇经历一样，都是稗官野史，猎奇之作，这种东西也可以作准的话，《金瓶梅》也可以拿来当史料了。作者说，虽然不免有失实之处，却和“这个时代”的风貌是符合的。作者举此为例来揭露太平天国时代妇女地位的“实际情况”，又以太平天国时代的妇女的“实际情况”来来论证此例是“可信的”，用论点来论证论据的可信度，实在是本文作者的一大发明。 　　 　　至于那个叫罗孝全的洋人，是西方殖民主义的积极推行者，是西方侵略政策的忠实走狗，太平天国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立场一但被确认无可动摇，他自然不会说太平天国什么好话。此人曾公开声称太平天国官员“当面”杀死了他的男仆，他因愤于太平天国对“人权”的不尊重，才毅然离开对他十分礼重的太平天国。然而，他的那位“可怜的被杀死的男仆”，竟然被人发现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地，并无“人权”受到任何侵害的迹象。此事经海内外数家媒体曝露后，这位罗孝全先生在“太平天国问题”上的权威性也就尽人皆知，举世闻名了。唯独《太平杂说》的作者竟不知此事，还把这位罗先生的话当成金科玉律，实在令人遗憾。 　　 　　作者所谓“这女丞相同男人当丞相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是没啥实权的摆设”，这就不知道是哪里来的结论了。首先，在太平天国，“丞相”本来就是一个职衔，而不是具体职务。既然是“虚衔”，原本就是摆设，“丞相”的实权不如比它低五级的“监军”也完全可能，与‘男女”何干！说这话，只再一次暴露了作者对太平天国的制度缺乏集体常识，连“丞相”是官衔不是实职都不知道。太平天国有影响力的女性高级官员甚少，这是不难理解的。封建时代，女子被三从四德限制，有条件”知书达礼”的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且只读些《烈女传》等书，否则便是不正经。而穷人家的女孩子虽没这么多清规戒律，却很少有条件读书识字。太平天国准女子作官，鼓励女子走出家门，毕竟不可能在三五年内彻底改变这种状况。(难道为了显示妇女地位的崇高硬捧一大群能力不足的妇女干部出来对国家人民是好事么？)再说如前所述，太平天国自身文献几乎毁灭殆尽，清王朝方面记太平天国人物又以高级军事将领为主，因此关于太平天国女官的记载甚少，也是很正常的。从现存史料看，太平天国无论前期后期都有不少女丞相，女检点，女监军等，而且也都有女将参战，至于她们姓名不著，与其说是太平天国方面的问题，倒毋宁说是清廷方面的问题吧。(民间传说中涉及太平天国女官女将的很多，笔杆子握在当官的手里，老百姓记载历史的方法，就只有传说故事了)。不要说太平天国了，辛亥革命的资料大都完好地保存下来，请问辛亥革命中又有多大比例的女性高级官员？国民党大陆政权的高级官员中情况又如何？甚至今日之中国，政府及军队中真正有实权有影响，值得名垂青史(值得150年后的人们还记得的)女性政府官员又有多少？(扣除家族势力庞大，或丈夫是著名人物且成名于嫁人后的)。国共两党的政权中，没有任何裙带或家族关系，凭自身实力成为有实权的高级军政人员的女性尚如此有限，何况150年前，国祚仅仅十四年，又不曾统一过全中国的太平天国呢？太平天国封了很多女官，与其说是指望她们真正发挥作用，毋宁说是一种对女子走出深闺，走入社会的鼓励罢。 　　 　　作者引《幼学诗》作为考据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依据。必须承认，太平天国远远没有做到彻底的“妇女解放”和完全的“男女平等”，别说150年前的太平天国，就是今天，大城市里也远未做到真正的男女平等。即使经过文革那样的岁月，在占中国人口2/3的广大农村，男女地位也仍极端不平等。但太平天国仍存在男女不不平等现象以及思想，与太平天国对当时妇女地位的解放和提高并不矛盾。就在《幼学诗》连续颁布的三年中同时，辛开元年《太平礼制》中明确了对“女丞相，女检点，女指挥，女监军”的称呼，再次肯定了女子作官的权力及女官的地位，壬子二年《永安突围诏》鼓励“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癸好三年《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女子在分土地等一切国家分发财产的时候享有和男子完全相同的权力，即肯定女子和男子平等的经济地位。作者引用“幼学诗”中的几个句子来作为全面评价太平天国妇女政策的标准，实在太过片面。几句与行政司法都毫无挂隔的诗和《太平礼制》《天朝田亩制度》这些由国家政权正式推行的法规政策，哪个实际影响力更大，哪个更能代表太平天国的政策？ 　　 　　《天父诗》涉及女子行为规范的部份，全是洪秀全写给他自己后妃的教材，这是基本常识。在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新历卷首所列旨准颁行诏书总目(收录了全部太平天国的政策性典籍，包括法令，圣经，官修政治历史教材等)共有二十九种，特地将原先曾列入这一范围的书目中的《天父诗》剔除，无疑是太平天国中央政府对此著作地位所做的一次公开正式的澄清和表态，即《天父诗》是私人著作，不代表太平天国政府立场，更不是要求全国国民都遵守学习的红头文件。作者视太平天国政府这次特别澄清于不见，拿它来评价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又是一个令人遗憾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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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4/24 1:3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