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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翼王坪
一百二十年前,太平天国的杰出领袖石达开曾率部转战在湘川滇黔一带。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军事指挥上的失误,他们在入川的一次战投中陷入绝境,四万义军壮烈牺牲在大渡河畔,石达开等主要将领也在成都慷慨就义……。顾汶光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渡魂》(载《创作》1983年第2期),就艺术地展现了天国运动史上这极为悲壮的一幕。 从内容上看,《大渡魂》无疑是《天国恨》的姊妹篇。作者曾经说过,《天国恨》是一部有三百余万字的长卷,计划写出太平天国由兴及衰的历史过程。到了天国的后期,因为内讧的缘故,石达开部队已经被迫从太平天国中分离出去,成了另一支独立的队伍,《天图恨》中很难腾出笔墨来描写它的战斗活动。另一方面,这支队伍又始终高举太平天国的义旗,英勇转战,可歌可泣,是整个革命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都分,不能不予以应有的表现。于是,作者以单卷本的形式,谱写了这曲石达开的英雄颂歌。 再队艺术表现上看,由于题材有范围大小的差异,《大渡魂》比诸《天国恨》因而就有了自身的一些特色。它笔力遒劲,集中紧凑,感情色彩浓烈,艺术描摹充分,从而具有较强的魅力。这里,我们想就作品思想意义的深度、艺术表现的得失等问题.对《大渡魂》作一初步探讨。 一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构真正动力,革命则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这就为作家处理历史题材提供了科学的原则。从一般意义上说,达到这样一个基本要求并不很难。我们的许多历史小说都能从唯物史现出发,正确表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是很好的证明。但是,历史小说创作要真正掌握好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即既要忠实于历史真实,又要通过高度的艺术概括揭示出历史生活的某些本质和趋势,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却又绝非易事。应当说,《大渡魂》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努力。它反映历史,又力求使立足点站得更高一些。具体体现在作品的叙写中,则是做到了“悲”与“壮”的结合。 首先,《大渡魂》真实地述说了一个历史的悲剧。 据当时与义军对阵的四川布政使刘蓉给上司的报告说,石达开“此次分遣伪宰辅李福猷窜踞滇黔之交,时窥叙、綦一带,希图分我兵力;伪宰辅赖裕新率中旗,自建郡乘虚先入,该逆大队继进……”而主力则“由冕宁小路直趋紫打地……三面阻水,四面被困,势已穷蹙。射书王应元营中,许给银两、马匹,经王应元斥回;复向岭承恩买路,亦未应允。连日河水陡涨至二三丈.无处掠取粮米,至摘桑叶、掘草根、杀马为食,犹思拼死冲突,为困兽之斗”“仅剩七,八干人,夺路奔至老鸦漩住扎”。这里虽有谩骂义军、吹嘘自我之辞,军情报导则完全属实。 《大渡魂》的故事正是按照这样的轨迹渐次展开的。从孤军深入到峨江暴涨、王应元毁约,从杀王培淦至义军受困,从舍身救军、妻儿投江到押解成都、凌迟处死,都有历史的真凭实据。 不仅主要情节是这样,就是许多看似细微未节的地方,作者也力求采诸史料,与史实相契。如小说写石达开率部到达大渡河畔之后,有这样一段介绍性文字:“紫打地是彝族土司王应元的辖地,地形极其险恶。它北临大渡河,西靠松林小河,东依老鸦漩,三面临水;河深流急,舟楫不通;南面是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陡壑拔耸,只有一条羊肠曲径可以出入,是兵家所谓的‘死地’。”查阅一下有关资料,地形与历史地图所标毫无二致。因为这是史实发生的地理位置,决不可有丝毫的夸饰。再如写石达开临刑时视死如归,谈笑自若,忍巨痛而不哼一声,也都是有史为证的。有关史料有确凿记载,他“临刑之际,神色怡然”,“无一毫畏缩态”,遭极刑而“默然无声”的种种情状。 对历史事实采取这种严谨的科学的态度,我以为正是历史小说创作所应遵循的一条根本原则。历史须祟尚信实。历史小说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创作,自然不能悖乎基本史实而凭臆想去加以改造。所谓“七实三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不是一个准确的数据概念。当然,作为小说,它可以而且应当生发加工,添枝加叶,然而又必须添加在史实这一主干上,否则也就不成其为历史小说了.《大渡魂》的长处首先就在于它是严格地从历史事实出发的。 其次,在悲剧的行进过程中,作者又着力展现和渲染了义军将士不屈不挠、英勇壮烈的大无畏气概。这在小说中是被表现得很充分、很强烈的。作者一方面对搜集来的大量史料作筛选提取工作,让笔力更多地集中在义军士气、战斗力以及精神状态等的叙写上,使之在全篇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以突出他们的正气坦荡,慷慨悲壮;另一方面又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合理地进行想象、丰富、加土、强化,把战斗场面描述得惊心动魄,将士的思想情绪抒发得酣畅淋漓,使英雄精神具有形象的感召力。因此,起义尽管归于失败,大渡河畔扮演的是一出历史悲剧,然而它决不凄侧悲凉,却反而荡激着一股气贯长虹的豪情。这就说明,忠于史实并不是要求作者拘谨刻板地照搬史料,也不可能束缚住作者艺术创造的手脚。历史记载尽管有些是很丰富很翔实的,甚至会留下不少生动的细节,但就其发展的全过程来看,总还是粗线条的,有许多空缺和缝隙,历史小说作者无疑会有充分展开艺术创造的领地。 正因为悲壮结合是《大渡魂》的创作基调,作品的思想境界显然就提高了一步。它不仅符合历史真实,再现了农民起义的悲壮场面,而且还超越了具体事件的界限,从更深的意义上揭示了我国封建制度末期社会生活的黑暗腐败,阶级矛盾的尖锐激烈,显示了农民起义对于动摇和摧毁封建王朝所具有的磅礴气势和巨大威力。所以说,《大渡魂》做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结合。 四 最后,应当谈谈小说的人物塑造。《大渡魂》的最成功处,我以为正表现在这里。 前面说过,石达开这个历史人物尽管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作为全书的中心人物.一位才智卓越的农民起义领袖,则又写得丰满感人,熠熠生辉。 作者首先以饱蘸感情浓汁的笔触,多视角、多层次地刻划理这一英雄形象。对待敌人,他确实是威武不屈,大义凛然的。即使是在濒临绝境,决意赴难的情况下,他在给四川总督骆秉章的信宁中仍令其“以信服人,不畜诈虞”,并警告说:“首日三千之师,犹足略地争城;今况数万之众,岂能束于待毙乎I”不仅没有丝毫乞求的口吻,简直是又一首铮铮作响的《正气歌》。具体分析一下,他在疆场上、谈判间、公堂上,这种精神尽管是一以贯之的,但表现则又显得各不相同。对于将土、老百姓、妻室儿女,他则又关体体贴,一往情深,内心世界显得极为丰富。以描述石达开流泪的细节为例,就表现了不同层次的感情色彩。在士兵中间,听到他们决心拼死的肺腑之言,噙的是感动的热泪;告别冒险驾舟外出求援的老艺人,洒的是感激羞愧的泪;看着纱幔中熟睡孩子的笑脸,渗出的又是两行伤情之泪……到妻孥投江之时,场面悲壮已极,石达开反而不流眼泪了,因为“他的泪已经流于”(这里如果再写眼泪,就浅薄了,一般化了),这不是更加痛彻心骨了吗?这样写,不仅没有损伤石达开形象的光华,相反,还通过不同生活侧面的透视,将人物的英雄气概和美好情愫很好地结合起来,表现了石达开思想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让人觉得这才是一个真切的、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 其次,作者刻划石达开,还相当注重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开掘。如果说小说前半部分多用奔放遒劲的笔调,着力表现石达开的雄姿,那末,后半部分则更深一层地展现了他的高风亮节,用墨冷峻而细腻。兵败之后,石达开痛悔不已,自责自咎,对仇敌有更加切齿的恨以及对将士有更加深沉的爱,小说里都有具体生动的描述。浓墨抒写的以身殉难之举,固然反映出他对封建王朝所存的一丝幻想,但将这种视死如归的自我牺牲精神写足,则无疑是把人物的思想境界推向了更高的层次。应当指出,小说刻划同一个人物采用了不同的笔调,并步是一种人为的造作,而是随着故事的演化而自然转换的;反过来,也正是有了这种色调的变化对比,小说的悲剧气氛才愈益显得浓重,为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逻辑依据。所以,石达开艺术形象是颇具光彩的,也有着较强的典型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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