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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翼王坪
1853一1854年间,石达开奉命到安庆“抚民”,所谓“易制”一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对这个问题,史学界有过争论。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石达开安庆“易制”篡改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改变了革命的性质,是一种倒退行为。近年来不少同志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们的代表性看法是,石达开安庆“易制”改变了“东贼苛制”,所谓“东贼苛制”, “实际上就是指《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各项制度”。石达开安庆“易制” ‘果断地撇开《天朝田亩制度》”,成为太平天国“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最初提出者和实行者; “易制”不仅不是倒退,而是推进农民革命事业的行之有效的积极行动。 我基本同意第二种意见,但对其中的某些提法持保留态度。我认为,石达开在安庆“易制”,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果断地抛开《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各项制度,而是部分地实行、部分地变更,因时制宜,收取实效。 早在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七月,太平军就在安徽颁发“晓谕”,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要当地百姓“放胆宽心,以勤稼穑”,千万不能“轻信人言,自相恐吓, 背井离乡”,应从速“赴拜天父天兄,恪守天王诏旨”,各“当猛醒回头,痛改前非,安心守业,我天朝断不害尔生灵, 索尔租税,尔等亦不得再交妖官之粮米,再为妖官之仆隶”。这可以看作是太平军在安徽实施《天朝田亩制度》的重要步骤。用罗尔纲先生的说法,即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 “复沿江上取安徽等地段立乡官制度后,便出告示要实行《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田亩国有与农民生产归公的办法”。石达开初到安庆, 也发布了一个《告安徽良民各安生业勿受妖感训谕》,命令各地百姓“须要敬天识主,认实东王, 那时自有天父看顾”。这就说明,一开始石达开并没有“易东贼苛制”,他的做法一仍其旧。 《天朝田亩制度》其实有两方面的内容:它主要包含着一个彻底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的土地方案, 同时也包含着一个可行的基层行政调度一一乡官制度。如果说,前者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一度追求的目标,那么后者显然是农民革命的领袖们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规划的基层行政制度。在阶级社会里,任何形式的国家政权都必须有一定的基层行政制度作基础,石达开在安庆“易制”,并没有撇开《天朝田亩制度》中这一部分的规定。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十月十八日,石达开对安徽贵池“合邑良民”的一份“训渝”说得分明, “谕尔等各村民人一乡知谕,遍传合邑诸耆良民,准宜速急依制举官遵限呈册, 以伍家设一伍长,二十五家公举一两司马,一百家公举一卒长,五百家公举一旅长,二干五百家公举一师帅, 一万二千五百家立军帅。公举各官,须要注明三代履历及该本身岁次、家口若干。至于良家, 亦须注明某姓某名、一户男妇老幼、全家总共几十名,速到限,十一月二十日,历明载册,交与举任卒长、旅帅、师帅等, 亲身戴赴安徽投案”。 在这里, “依制举官”的具体做法,完全符合《天胡田亩制度》的有关规定。石达开的下属也照章办理。癸好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石达开部下殿右捌指挥杨告安徽荻港镇人民的“札谕”就颁发了相同的内容,要求当地人民按“札谕”的具体现定(也就是《天朝田亩制度》的有关规定) “依制”造册举官。 乡官的成分,既有“诸耆良民”,也有大批“无赖”。地主文人的记载说,石达开的标准是“择本地助虐者为乡官,授以伪职”。这些乡官在为太平天国征赋收税,协助开科取士, 缉捕盗贼, 抑制豪强,裕军用、安百姓诸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循名责实,石达开的这些做法,与《天朝田亩制度》中的有关规定是完全吻合的,这也是太平天国当局十多年中一以贯之的政策。 石达开安庆“易制”,主要是变更《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的土地方案。但从“易制”的实质看,很难说石达开的做法完全撇开了《天朝田亩制度》。 “赋税,这是喂养政府的母奶”。1853年夏,太平军开始在安徽营建革命根据地,征收钱粮赋税势在必行, “断不索尔足税”是不可能的:按照所谓的“东贼苛制”的规定: “百姓之田,皆系天父之田,每年所得米粒,全行归于天王收去”。同时, “每月大口给米一担,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之资”。这种征取和配给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然无法实行。地主分子恶意咒骂说: “助彻取民制, 贼乃不谓然。民货皆其货,民田皆其田。谋求猛如虎,蝗过无稍捐”。他们“引领望幽燕”,盼望清兵来给他们“雪冤”。更严重的是当地人民“以太平之宗教法制之不相习,多抗命”。于是,石达开改变了“天下之田皆天王之田,天下之货皆天王之货”的硬性规定, “督民造粮册,按亩输钱米”,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从实质上看,东王杨秀清实行《天部田亩制度》的土地方案,其目的主要在于征收赋税钱粮, 以裕军国之用,同时由太平天国政权保证供给老百烃“养生之资”,有饭同食,人人饱暖。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这样做无法解决“取”与“予”的矛盾,石达开看准了问题的关键,毅然“悉依旧制”征收钱粮, 一方面打击了地主阶级,“抑豪暴”,使之惶惶不可终日,另一方面则“赈恤无告者”,使农民得到了实际利益。这样做尽管不完全符合《天朝田亩制度》,然而从效果上看,办成了在《天朝田亩制度》下无法办到的事。所以不久之后,东王杨清秀要“立在陛下”,与韦昌辉、石达开一起奏请天王批准在安徽、江西“照旧交粮纳税”。东王杨秀清同意石达开“易东贼苛制”.确实耐人寻味. 此外,地主文人对石达开“易制”的评价,从反面印证了石达开没有完全撇开《天朝田亩制度》。 地主阶级对石达开的“易制”非常敌视。他们恶毒咒骂石达开的做法是“假仁义要结民心”,“诡托安民,实资科敛”,从反面证实了石达开“易制”的阶级实质。《金陵癸甲纪事略》的作者谢炳(字介鹤)对石达开“易制”的评价就说得很有分寸:“癸丑五月,安庆再陷。秋,东贼命翼贼往守, 翼贼稍易东贼苛制”。是“稍易”而不是完全撇开!地主阶级的鲜明立场恰恰反映了石达开“易制”的程度和阶级实质。 “一部太平天国史,可以说是太平军开辟根据地与保卫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史”。太平天国戊午八年,洪秀全在《命镇守天浦省诏旨》中曾以一段洗炼的文字概括了太平天国建立和保卫根据地的要旨。 他命令太平天国将士在开辟根据地之后,要团结一心, “实力镇守;安托黎庶,造册举官; 团练乡兵, 以资防堵;征办粮饷,源源解京,鼓励将兵,严密堵剿,毋些疏虞”。对照“安庆易制”的种种做法,石达开正是做了一件开创性的工作。 石达开安庆“易制”,表明他是太干天国“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最初提出者和实行者。 石达开安庆“易制”,不但没有完全撇开《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各项制度,而且为太平天国根据地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实践的参据。这是农民革命的领袖们审时度势,调整既定的政策, “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恩格思《德国农民战争》),为发展形势而作出不懈努力的典型例证。 |
| 原文 发表于《苏州大学学报》 浏览:19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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