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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事和制度 　　 　　28件材料透露出某些过去不知或不详知的关乎太平天国的人事及制度。首先是洪秀全晚期重用了一位过去全不了解的人物 :沈真人。幼天王供 1 8称 ,他即位后 ,“一切朝政系信王洪仁发、勇王洪仁达、幼西王萧有和及安徽歙县人沈桂四人执掌。”又说 ,“那沈桂 ,人称他为沈真人。”供 1 2又说 :“我登大宝后 ,沈桂议封六主帅……”。“真人” ,道教、道家对“修真得道”者的称呼。拜上帝教以反对释、道著 ,而朝中竟出现“真人” ,并且掌权 ,真是奇事。不知何故 ,李秀成和洪仁供都未提到他。此真人在南京城陷时随幼天王等出城 ,“亦于那时被炮子打死”。 　　 　　沈真人议封六主帅 ,看来是实行了。供 1 2 :“沈桂议封六主帅 ,忠王李秀成为大主帅 ,记王黄金爱为副主帅、顾王吴如孝为东方主帅、刘逢亮为南方主帅 ,吉庆元为北方主帅 ,西方主帅记不清是谁人。”但在幼天王另 　　一件亲书材料 1 5中写 :“戴 (王 )黄呈忠　西方主帅”。这样 ,我们知道了太平天国末期封有六主帅及其人选。 　　 　　封六主帅时李秀成在京内守城,他被任为大主帅而在被俘后的供词中完全未提及此事,也许他以为这无实际意义,不值一顾。幼天王出奔,军中有北方主帅养王吉庆元。幼天王供11:“尊王带我从淳化镇到广德,总是养王吉庆元带路。”供12:“未到州时,在半路遇一河,有炮船抵住。尊王、养王、巨王及各王亲率人交战。”但幼天王这些材料称吉为养王,未称为北方主帅。关于吉庆元,今人著作以为到广德州后事迹无考。但据供18,从广德州去江西,兵分三路,吉庆元为一路之首领:“养王吉庆元、堵王黄文金、昭王黄文英各带兵分三路走。”至宁国,黄文金伤病死;吉庆元的名字此后也未再出现。吉庆元虽封为一方主帅,但看来在行军中并不负总责任;论封王的前后和统下的兵力,他也都不及堵王黄文金。“南方主帅”在幼天王一行中有显赫地位。沈桂议封的南方主帅是刘逢亮,其名为前所未知,事迹不详。供12称刘在南京未出,幼天王一行中乃另有南方主帅。洪仁供7:“南方主帅的印是小老虎黄十四的,我们极重此帅印。若未给帅印,虽封王爵,亦无多兵。”幼天王供15:“奉(王)古隆贤　后黄朋厚即小老虎十四”。小老虎黄十四是堵王黄文金之侄,打仗勇敢,封奉王。他做了南方主帅,但此人后来降敌。何以极重南方主帅之印?是否由于军行南方之故?不能确知。据江西巡抚沈葆桢奏,在广丰、玉山间交战时清兵得胜,获“黄缎绣龙靴风帽全套并伪印二颗,一刊御赐统领南方主帅,一刊昭王黄文英各字样”,并说“提验袍靴风帽,绣金盘龙,备极精致,而统领南方主帅伪印非寻常伪酋所有。”①黄十四、黄文英在该处失落印信,为清方所得,沈葆桢曾以为其人已死,故提审时有所讯问,上引供7洪仁之言系答其所问。黄文英供26说:“若我及恤王的印只有双龙,并无双凤。我的印在徽州丢了,这广丰解来印双龙双凤,是刻好未发与我的。”他说,三等以上的王即带兵打仗、掌兵权、掌朝纲的王,其印有双龙双凤纹饰,他本是四等王,原只双龙纹饰。此次奔江西,他成了带兵一路的大将,故王印的体制升了格。可注意的是,在败亡相继的行军中,他们还随时可以刻印,必应有“镌刻衙”随行。据供25,黄文英封昭王,时在太平天国十三年七月三十日,颁到王印已是次年正月十八日。而此次换双龙双凤印则不过一两个月,快速多了。这应是以前升封的人多、刻印繁忙之故。 　　 　　太平天国后期滥封王爵,许多论著都引用黄文英已刊的供词,即供26:太平天国的王有五等,共有二千七百多王。这是他在巡抚衙门的供词所言。他在南昌府的供25则说法有些不同,称:“贼中王有四等,这伪干王系一等王;那伪翼王、伪忠王、伪英王及伪恤王均系二等王;小的堂兄黄文金系三等王;小的是四等王。这干王洪仁系王宗,总理朝纲,所以职比伪翼王还大。”供24所说的王爵数亦与供26异:“贼营内的王职,现在约计有千余,多是有职无权的。”究竟有多少王呢?幼天王供12称:“南京有千多王未出。”可见京内聚集诸王众多,但由此似也可推知,王爵总数一千余人之说可能不确。但供24所说的一千多王,未包括无王号的“列王”,因而也许两说都不误。无论何说,王爵之滥是无疑的。据幼天王供12及15,天王的侍卫黄享乾也封作有名号的视王,可见一斑。 　　 　　幼天王写了两份诸王名单,一份是随他从南京出走的王,一份是诸王,总数只写有百余人,但可资考镜之处不少。罗尔纲先生的大著作《太平天国史》(以下简称《史》)②以表、志、传为主,广泛根据太平天国和清方文献记载,编制了太平天国前后期的王爵职官各表,并有各种人物传记,十分详尽,各种爵职表就有400余页。但其时未能利用本文所述20余件新材料,故今可供补充或纠正者亦复不少。据幼天王上述14、15两名单,王爵中颇有《太平天国史》“后期王爵人物表”所不载者,举数例如下: 　　 　　著王许茂才(在《史》中列于“主将人物表”,作“陛卫主将”)、藩王黄万兴(《史》列于“安爵人物表”,作“×天安”)、拥王陈赞明(《史》“前期百官人物表”有陈赞明,为“副典圣库”)、为王侯裕宽(《史》列于“前期百官人物表·王殿同职官人物表”,作东殿户部二尚书)、有王黄盛乾(《史》列于“前期百官人物表·百工衙同职官人物表”,作天朝又正典铅码)、愉王宾福寿(《史》有传,于其履历称:庚申十年封为工部正冬官,后不详)、虔王姚克刚(《史》列于“后期六等爵人物表”二,作“见天安”)。 　　 　　幼天王写出有名姓有王号诸王共95人,此外还有名单未载但在其他供词中述及者数人。《史》表列前后期有姓名有王号者137人,又在叛徒表、奸宄表中列有王号者25人,虽幼天王在囚禁中回忆,数量较少,但他写出的人,有不少是今之研究者所不知的。除上列数人外,还有:式王萧三发,浓王李秀辉,开王赖文扬,模王萧朝兴,依王张兆安,祝王卢文从,颂王张善超,播王练顺孙等,都不见于今之传志,限于篇幅,不一一详列。 　　 　　另有一些王,幼天王所记与《史》表有差异。如幼天王供15中,卫王为洪仁闻,而《史》作杨雄清。我在1986年发表《关于“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和太平天国印书诸问题》①一文曾指出,洪仁著《钦定军次实录》一书的国内常熟本、英国伦敦大学本有在辛酉十一年称赞“主将杨雄清”的话,而剑桥大学藏本则已删去这些字句和杨雄清之名;杨雄清后来可能发生了叛降之类的问题,故《钦定军次实录》后出本内的文字作了删改。杨雄清曾封卫王,而幼天王记卫王为洪仁闻,应即由此。洪仁闻其人无闻,或是洪氏之兄弟辈。又如幼天王记“勤王林始发”,《史》无此人,但有辛酉十一年封的“天义”林世发,而称勤王是对原九江守将林启容的追封。幼天王记“念王”为方营宗,而《史》记“念王”只有“方”姓无名。幼天王记“奏　苗沛霖　后封赖世就”,《史》作“奏王赖世就”,又“奸宄表”记“奏王苗沛霖”。对奏王,幼天王所记,首尾似较清楚:先封苗沛霖,苗叛后改以奏王封赖世就。据供2,有赖王赖桂芳,而《史》赖桂芳作莱王。供15,有从王陈得隆,《史》记有得隆、德隆两说而从后说。供15,有享王刘蔚鸠,《史》作裕鸠。供15记启王为蓝成春,祜王的姓名空;《史》启王作梁成富,祜王为蓝成春。供15觐王黄秉忠,《史》作黄为正。以上有关启、祜、觐王的记载,幼天王可能有误记,似应以《史》为是。供15写出服、事、恭、学、欣、赓、歌、讴、捧、喜、如、是、云、劝诸王,但有王号,未写出人名。《史》表没有这些王。另外,恤王洪仁政供21称曾帮同韦十二即韦志俊出征湖北,并与其弟韦十四同攻武昌,并记陈玉成带领萧照山、杜日兴分兵攻德安。韦志俊、陈玉成手下的韦十四及萧、杜等留名人物,事迹均待查考。 　　 　　较重要的有追封罗大纲等的问题。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写条询问诸问题,中有“曾天养、罗大纲何以未追封王爵”一问,曾的幕僚庞际云记录李的答辞:“其事甚乱,无可说处。”李的答辞似肯定了曾、罗未追封王爵这一前提。但幼天王亲书诸王名单有:“肺　罗大纲　死九江”,“腑　朱锡坤”。罗大纲,前期战功最著,只因非拜上帝会老兄弟,不得封侯;曾国藩等还以为死后也未追封为王。幼天王记北伐主将林凤祥、李开芳追封为请王、求王、王号均与其他记载一致;其所记罗大纲和另一北伐大将朱锡坤的追封王号,自值得重视,由此,似应重新考虑庞际云记李秀成答辞的含义———应该不是肯定曾、罗未追封,而只是说其事几句话说不清楚。太平天国所封王号的字义似都有联系,如李开芳、林凤祥、卢文从、卢六的王号为请、求、祝、嘏四字;陈荣、陈志书、罗大纲、朱锡坤的王号为感、、肺、腑四字,这种字义上的联系,特别是肺、腑二字本身具有的联系,增加了罗大纲等曾被追封为王的这一记载的可信性。罗大纲战死于何处,记载纷纭,有在江宁、江北、芜湖等各说,幼天王明确记死于九江,有助于澄清清方的上述各种含糊不清的报道。 　　 　　在人名事迹方面,较重要的还有佑王李远继的结局问题。佑王,幼天王有时写作“”王,是幼天王等奔江西途中的大将,在洪仁和幼天王的供词中多次提到他。其时任广西布政使的刘坤一在当年十月有致友人函,谓席宝田给他去信提及有李远继等来投之事,所述颇具体。但幼天王等的供词所说却不同。洪仁供6说,他和幼天王等被俘的前夜,“黄十四在前开路,伪佑王李远继保护伪幼天王行走,小的断后。”知李远继是同幼天王在一起的。幼天王供12:“佑王李远继在杨家牌被官兵杀了。”供18又称:“我在杨家牌冲散之时,佑王被官兵杀了。”幼天王的供词对李远继之死是说得明确的。沈葆桢《席军剪除湖逆搜获伪酋折》称:“席宝田提讯群酋,咸称佑逆已殒于阵。”又洪仁供2记,席宝田对他说:“今捉一人,不肯认为佑王,予既杀之”。这是说,他杀了一名他认为是佑王的人。这些材料,特别是幼天王的供词,似应肯定李远继已死。而刘坤一记席宝田之言如此不同,则李远继的结局似以暂时存疑为宜。 　　 　　还有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据这些新发现供词可以澄清一些被清方记载欺瞒而造成的重要错误。如幼西王萧有和,李秀成称为后期朝中的第一当权人物者,城陷时随同幼天王出南京。而根据清方资料而写的传记,说他“突围至湖熟镇牺牲”。但带同他一起出奔的幼天王供12说,到广德后,“到有几天,幼西王萧有和亦病死。”供18亦同。可知根本没有在湖熟牺牲之事。王长兄信王洪仁发,据供12,是在出南京时“在西门跳水死”,其长子巨王洪和元到广德州后,“自己愁他父亲,乃吞烟死。”这与今之传记说洪和元在湖熟镇牺牲也毫不相干。顺王李春发,是后期朝中的显要人物,据称他也是“在湖熟镇力拒追兵牺牲”。而据幼天王供10,实际是,“顺王李春发是自己一人在南京逃出来,一路做喑哑到广德州的。”到广德以后的事迹则未见记载。曾国荃军攻破南京,湘军将领忙于抢劫烧杀,李秀成等乘间脱出城外,其时经幕下赵烈文力劝,曾国荃才派出一支队伍追袭,追袭将领回报说,出逃者已全部斩杀。这种材料明明不可深信,今由以上的供词可确知纯属子虚。养王吉庆元之子吉连旺,今之史传未见记其爵职,如上文已述及,他倒是在从南京去广德途中阵亡的。 　　 　　对另一些人事迹也可据这些新材料有所补充。如吴如孝,是参与首义者,后期封顾王。《史》传叙其事至癸开十三年三月,称其后事迹不详。今据幼天王供12、11,吴如孝在末期被封为东方主帅,湘军攻入南京城时,幼天王在楼上看见“顾王吴如孝统兵来敌打不利”,故吴如孝至少是在城陷时仍作战斗者。关于偕王谭体元,洪仁供2、6等都说谭部数千人在威坪兵变投敌,不能渡河,因而只好转至上流而渡,半渡被截,损伤很大。又据幼天王供10,“偕王谭体元因埋银二万两,后变了百姓,想挖银子。”《史》传称谭“剃发潜藏”,投入汪海洋军中,后失败,就义于嘉应州。埋银变百姓之说正是“剃发潜藏”的说明。 　　 　　关于剃发,太平天国以“长毛”著称,是蓄发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剃发以免被敌识破。前述李瑞生供28称,湖坊战败后,幼天王“即剃头装作难民”,即为在失败时装成难民作准备。供18称,他与洪仁失散逃下山时“央人剃了头”。被俘后,沈葆桢“察看该逆顶发翦断,仅留数寸”。这应该是李瑞生供说的原因及下山时又剃头所致。但幼天王供18却称:“我的头发是我父老天王在日叫我剪去,只剩了这些。凡我父面前的人都要一样剪去,不剪要打,究系什么意思,我也不知。”似所说也是实情,尤其是“不剪要打”之句,很符合洪秀全行文说话的习惯。今两录之以供研究。 　　 　　太平天国有自己的历法,称为天历。据沈葆桢在“讯明首逆供情折”中说,洪天贵福“所供尚沿伪朔”。洪天贵福亲书供词中的日期,经核对,都是太平天国天历历法的日期不误。幼天王在供18说,“我所说的日期是我们那边的日子,较之大清的日子要迟十天。”天历迟十天之说,则不确切。此件是在南昌府的供词,作于他被俘的日期天历九月十三日至被处死日期十月六日之间,而此间,天历和清历相差十二至十四日。黄文英供25:“贼中的甲子与清朝不同,贼中的今年二月二十二日,大清的三月初二三。”实际上,太平天国甲子年二月二十二日,应是清历二月二十八日。从黄文英说“三月初二三”这一不确定的说法,和他推算的差误,可了解太平天国中人虽知道两种历法的大致差距,实则不知其详。 　　 　　洪仁供和诗句,自书的日期都是天历。供4、5、6,自称小的,自是清吏录供,供末分署九月二十七日、九月二十八日,应都是清历。供2称,“甲子年重阳日在豫(按:应作赣)省广昌邑南失利,被……擒获受鞫”。他在清历九月初九日夜四更遭突袭失利被擒,故有重阳日被俘之说。重阳日是中国传统节日,与历法无关,但太平天国定天历的九月初九日为“哥降节”,看来并没有重阳节。洪仁供及于重阳日被俘,似乎他在记得天历日期的同时,也知道清历的日期。供4说“本月十三日,小的被官兵擒获”,此十三日则不确,与亲书供词抄件说的重阳日不同,亦与其他清方资料不同;又供6:“重阳日,贼之八月二十九日到石城”,此八月二十九应作二十七。此等处必系书吏录误。 　　 　　太平天国有不少避讳字或特定用字。供词之亲书者大多仍用这些字。如洪仁亲书供词3,“统兵尚游”,“尚”为“上”之避改字;“保荃无事”,“荃”为“全”之避改字。洪天贵福亲书供词11,“宁郭”,“郭”为“国”之避改字;供16,“得升天”,“”为“魂”之自造字。又,数目字多用大写,如“三”作“叁”之类。但亦有不大写者,或遗忘避改者。如洪仁供2,“癸丑”,“丑”本应避改“好”;供3,“乙卯年”,“卯”本应避改“荣”。这些文件中,还有一个过去不常见的“别字”。洪仁亲笔驳李秀成供,述及林绍璋不守不战、私自回京,“又求英王阮其不力”;“阮”似应是“原”的别写。按李秀成供词的影印本有“秉直心阮”、“我心自院”等语,曾国藩改“阮”、“院”为“愿”。从文意看,曾的改动是对的。“原”即是“愿”。李秀成之外,有洪仁亦用“阮”表示“原”,可见并非李秀成写错别字,“阮”可能是太平天国避改字,其原因则不明。 　　 　　附:《太平天国》刊“干王自述”主要错讹校正 　　 　　前文已述,《太平天国》所刊的“干王自述”的原稿,就是本文所列出的供3,刊本较原稿有大小错讹50余处。今就其较重要之处作一校正,以便利用。 　　 　　供3开始,自称“本藩”,首两句为:“本藩洪仁承　列位鞫问起义至今一切情由,姑举大略复问。恭维本藩,自幼读书,至廿八九岁,经考五科不售。”“自幼读书”前之语句,刊本无;而刊本之首句“现年四十三岁,广东花县人”句,亦为供3所无。刊本首句的事实,见于供1:“身是广东花县人,年四十三岁。” 　　 　　刊本“遍游诸洋避祸,实因我主天王庚戌金田起义,各宪严查,不能家居也”句,供3原稿,“我主”二字,“主”前空格。供3原稿中,以下凡“主”“天朝”、“蒙恩”等均空格或提行。 　　 　　“辛亥年游广西,到浔州圩,寓古城侯姓之家”句,“浔州圩”原稿作“浔州蒙圩” 　　 　　洪仁到天京后,天王加封,刊本“念予苦志求名,故不避朝贵,特加殊封”句,“苦志”前原有“自少”二字,“朝贵”原稿作“亲贵”。 　　 　　刊本“章王林绍璋内外阴结而务财用私设,各守疆土”句,原稿作“章王林绍璋内外阴结而务财用私议苏杭归忠王各守疆土”而“苏杭归忠王”五字被勾删,但仍可以看清。不论删去之字是否刊出,断句应在“而务财用”下,“私设”则为“私议”之误。 　　 　　“本藩与老天王原是五服宗港”句,原稿为另起段,“宗港”原作“宗潢”不误。述洪秀全因科场失利吟“龙潜”诗末句“飞腾六合定乾坤”,“乾坤”原稿作“坤乾”。述洪秀全病中魂游天堂,“一位金发黑袍高大老人,赐一剑”句,原稿“一剑”下尚有“一印”二字。述洪秀全病后,“此时匍匐起来卧室”句,原稿作另起段,“卧室”前有“出”字。述洪秀全在龙母庙题诗有句“愚顽何作真?”原稿作“愚顽假作真。”述洪秀全“题日诗”,原稿作“梦日诗”,诗中“蛮契”字样原作“蛮夷”。述金田起义,“天王劳心,即将博白、贵县、象州、金田、花州如来扶主等队,俱立首领,偏以军帅、师帅……等爵”句,“如来扶主”,原稿作“各来扶主”;“偏以……等爵”,原稿作“编以……等爵”。“壬子春,弃永安到新回(圩)一路艰险”,原稿“新回”应不误,括改为“新圩”则误。“攻全州下之”及以下“幸得保全无事”,“全”原稿均避讳作“荃”。“甲寅、乙卯大破何钦差”句,原稿于“甲寅、乙卯”侧写:“不记真”三字。述为解天京之围,“忠王三次面×画策”,缺字处原有“求”字。述为忠王所画之策,“必向湖杭虚处力围其背”,“围”,原稿作“攻”。“攻入杭城,惟××城未破”,所缺二字,原稿作“鞑子”。末句“此后×妖买通洋鬼”,所缺一字,原稿作“鞑”。“及取苏杭等郡县后”,原稿作“及取苏常等郡县后”。洪仁晓喻忠王之文有句“谅殿下高才大志”,原稿“志”作“智”;“前数年京内所恃以恐者”,“恐”前原有“无”字。末句“无非力所强为之谋耳”,“无”,原稿作“亦”。 　　 　　除校正主要错误如上外,这里还附带说明这篇供词下半的缺佚问题。《太平天国》已刊的这篇供词,至“此后鞑妖买通洋鬼,交为中国患,无(亦)非力所强为谋之耳”止,编注称“下佚”,并以简又文译自《北华捷报》的干王供词英译文的回译,作为补录刊出。这个“下佚”的供词原文,是否已包括在以上的28件洪仁各供词中?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基本的理由是简又文的回译文,与台北收藏的各篇内容都不相当。关于这篇洪仁亲笔供词之英译文,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2286页有说明:他从《北华捷报》1865年7月8日以后各期连载之供词英译文回译,在《逸经》发表,但该英译文缺供词之末段;后来得到南昌胡氏录寄的该供词原文,该原文缺下半,“余之回译文可补充一部分,而末段仍付阙如,迄今未发现也。”这说明,胡氏旧藏“缺下半”,《北华捷报》所译载者可补胡氏所缺的一部分,但仍缺末段。现存的亲笔供词原稿,至“亦非力所强为谋之耳”止,末有另笔迹“廿七日亲供”字样。“廿七日亲供”五字,从笔迹、文意都应是清吏所写,此“廿七日”亦应是清方历法之廿七日,即九月廿七日,其时洪仁正在南昌府受审。洪仁在南昌府今留有亲书供词一篇,即上述末署“廿七日亲供”者,此外还有“南昌府提讯逆酋供”三篇,一篇末有清吏写“九月二十七日”、两篇末有“九月二十八日”字样。这3篇即本文篇首所列的供4、5、6。廿七日提讯后,他写了一篇亲书供词,二十八日两次提讯后,很可能也写有亲书供词,或者文后也有“廿八日亲供”字样,但这一天写的亲书供词却由于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不知在什么时候佚失了。简先生见到并回译的英译文,应是二十八日亲供的一部分。台北的收藏现既没有这“下半”,已没有这二十八日亲供,其佚失大概已无可挽回。幸而这一“下半”的一部分已有英译之回译文,这是简先生的贡献。但该《北华捷报》何以缺末段,是否当时已经佚失?是否能从刊出英译时的说明看出一些端倪?继简先生之后是否还需要再在西文报刊上作继续的努力?我想,《北华捷报》等当时上海、香港的英文报纸是值得认真仔细地搜检的。我没有做这件事,现在衰病侵寻,恐怕只有寄望于后来的有心人了。　　　〔作者王庆成,1928年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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