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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七名脱离翼王“万里回朝”的将领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上奏天王的一道本章,自从吴煦档案中被发现以来,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传统的看法是,这些将领的奏章揭露了翼王在其元宰张遂谋的挑唆甚至主使下,蒙蔽将士、分裂太平军的事实,并且控诉了同时回归、被封为保王的童容海“残忍贪狠”的恶劣品质。 近十几年许多行家的论证已经大体认定,对于翼王的指责,如“亲奉密诏”,“将真圣主官制礼文多所改焉”,以及离开翼王的各部都是“起义出江”等等,都有言过其实甚至杜撰的痕迹,并且指出,作为随翼王远征四、五载方归的吉庆元等人,为了给自己的行为寻找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借口是必要的,出于此动机而不得不杜撰一些事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许多人往往忽视了,吉庆元等上奏这份本章最主要的目的,却是“请准暂居原职共图报效”,理由则是保王童容海品质恶劣且残忍贪婪,惧怕为其所害。由于童容海于半年之后便在安徽广德州叛降湘军,吉庆元等的理由便被后人深信不疑。 但值得怀疑的是,既然吉庆元等为了某些可以理解的目的,而在涉及翼王的一些问题上说了若干不符合事实的话,那么他们难道不可能同样出于一些目的,在保王的问题上掺杂水分? 童容海后来叛降不假,但后来做了叛徒不等于他天生就是奸恶之辈,李能通是太平军佐将中第一个献城投降的,但壬子二年太平军出永安、出桂林、入湖南,他却立了头功;韦俊以右军主将要职而献池州叛降,影响极其恶劣,而早年三打武昌城的忠勇却不能抹杀;奉王古隆贤癸开十三年在皖南叛变,但己未九年,此人却是讨伐叛将韦俊的急先锋。可见,历史是动态的,不能以后来的表现来推论其前期的行文动机。 而在吉庆元等上表的壬戌十二年初(应该是正月),保王并没有心怀携贰的任何迹象,忠王的说法是“童容海乃我部将,一片真心”,此时正和陈炳文镇守杭州。至于其抢功、戕害同袍等,容或有之,但并无实据,且扩天燕彭大顺的后人“世袭天官燕”彭交得一直在童容海部下,却相安无事,包括吉庆元等虽然自云相处不好,但自广西回师至递交本章,将近两年,并无实在矛盾迹象流露给那些无孔不入的清方间谍或文人。 更奇怪的是,他们上奏要求“暂居破忾军原职”,不隶保王,但事后,吉庆元等仍然接受了扶朝天军主将和安爵等爵制,并未推辞。 仔细分析一下后来的动态便可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吉庆元、朱衣点等虽然受职,却仍然跟着忠王直属部队行动,转战苏南、浦东,朱衣点癸开十三年春被俘于常熟,而吉庆元且随忠王进入天京守城并护送幼天王突围至湖州。而保王却率部西进皖南芜湖、宣城一带,脱离忠王势力范围,而和顶王萧朝富、巨王洪和元等天王嫡系比邻。这大约就是《李秀成自述》所提童容海“后被谗惑,背我而逃,此是王次兄之乱奏,欲归其辖,暗放谣言。童容海心变者,因此之由也”的事件,即童容海被洪仁达(其实应该是天王本人)以王爵为诱,脱离了忠王的指挥。 对于天王改政、分割他的军权,忠王一直十分警惕和反感。扶朝天军所部号称二十万,是一支身经百战的劲旅,他当然不甘心就此拱手让给洪氏一党,势必要想方设法,至少控制住这支部队的一部分,为此,他必须找到一个冠冕堂皇,让天王和洪党不便反驳的理由。 终天朝一世,不论前期后期,本章寥寥无几,而身为诸王部将的六爵一级(此次出兵他们甚至还要受陆顺德节制)直接上奏天王,更是匪夷所思。我们只能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得到其主帅忠王的首肯的,如果不是后者直接授意的话。他们以“保王残暴,惧为所害”为借口,的确让天京方面无法辩驳。 上奏的结果(虽然这份本章被清方截获,但当时敌我双方都习惯于重复发送多份相同文件以免不能送达),吉庆元等部名义上归保王所辖,而实际上仍受忠王节制,这次微妙的较量,洪党得到了颜面——成立了不由忠王节制的扶朝天军,而忠王得到了实惠——这支部队的相当大一部分实际上被纳入自己麾下,双方心照不宣,不复多言。而洪秀全的“铁桶江山”也在两党的不断明争暗斗中,一步步走向灭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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