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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9月太平军自新墟突围时,石达开人在哪里?
目前史学界比较公认的说法是,石达开与萧朝贵同为先锋开通前路。 这个说法的依据是突围前不久颁布的茶地移营诏书。诏书中基本明确了五军在行军中的地位,特别是以萧石“开通前路”这一安排,在此后之行军作战中多有体现。因此,认为新墟突围中石达开与萧朝贵共同开通前路的看法,是不无道理的。 但是,这份诏书毕竟是针对弃守紫荆山后的情势所做的移营指示,并非针对新墟突围所进行的部属。诏书中的安排,在今后的行军中也并没有严格地被遵照执行。因此,不排除新墟突围并未完全执行诏书铺排的可能性。 我的怀疑来自于官村大捷的指挥者与时间。此役公认的太平军方之指挥者为萧朝贵冯云山。倘若突围之时,是依诏书之铺排,以萧朝贵石达开所部队为先导,则何以官村大捷不由石达开与萧朝贵指挥,却刻意将负责断后任务的冯云山部调至前路,而将原本在前路的石达开部另调?在强敌追击,临战之际,这种势必十分仓促的“交换阵地”目的何在?又从后来的行军看,凡以萧石并为先锋时,冯云山都与洪杨一道,因而更使新墟突围以萧石为先锋之说显得可疑。 再从时间上看,新墟突围的时间是1851年9月11日深夜。次日,向荣和乌兰泰发现人去营空,乃分头追击。乌兰泰兵分四路,其张敬修一股遭遇太平军伏兵,多有伤亡。乌兰泰自率本军1500人,于黄茅界一带太平军伏兵多次交战。太平军挖断山路,又攻破平山练勇营盘三处,迫使乌兰泰与开隆河,秦定三等当日在黄茅界扎营,未能继续追击太平军主力。13日,萧朝贵冯云山率军进占思旺,向荣前往追击。14日,率领另一路军的洪秀全在大同江发布“舟中诏”。15日,向荣在思旺官村遭遇萧朝贵冯云山所部伏击,大败。同日,乌兰泰自平山拔营,冒雨催军,于16日赶到官村以西,“遥见四处火起”,遂止军不发。 乌兰泰本人求功甚切,当不至故意拖延追击。其未能及时赶到官村参与决战,当是受太平军断后部队截击延误。乌部总人数不下3000人,从太平军 与其交战的情形看,其断后部队不只是几百人的小部队,很可能留有一个军。(考虑到太平军于突围之时已有在官村痛击追兵的打算,则断后部队责任更重----倘若乌部早一日到官村,于两军主力激战正酣时突然挥军介入,后果难以设想。) 假如太平军断后之军系由冯云山率领的,则实难想象12日在黄茅界与乌兰泰周旋了一整天的他竟来得及从向荣处抢得主动,于13日即至思旺布置伏击。而就在冯云山从后路飞速赶来的同时,原与萧朝贵同在前队的石达开却领军另走,去同洪杨会合----这样的安排实在有些不近情理。 综上所述,我认为新墟突围时是由冯云山,而不是石达开,与萧朝贵共同督率前队。当然,这还不能排除石达开本人参与了官村之战,只是敌人战报上未提其名的可能性。有些著述,如苏双碧先生的《石达开评传》中就执此说。但如此一来,率队断后的就只能是韦昌辉部了。按韦部在稍后大旺分军时已暂归前军指挥,《石达开评传》中述韦部在茶地移营时便已调归前军,未明出处。若此说有据,则断后部队只能是石达开部。即便此说缺乏依据,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的整个征战过程来看,韦昌辉虽参与军事,却缺乏独当一面的表现。因而他在此战中与洪杨同行的可能性似仍大于单独断后之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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