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本馆石达开文章总目和链接__诗词曲赋、小说剧本

(1)你遇国祸与家难 （〖〗中为帮腔） 　　 　　韩宝英： 　　 　　你遇国祸〖与家难〗， 　　宝英闻言心胆寒。 　　天国兴亡在此举， 　　要把利害〖相周全〗。 　　清兵入关〖两百年〗， 　　据我土地毁我衣冠， 　　乱我伦常削我须发， 　　人民苦滚油煎！ 　　天国大旱如云雨， 　　全国人民翘首瞻。 　　河山恢复虽已半， 　　还有难胞亿万千。 　　不幸北韦生内乱， 　　残杀手足揽大权。 　　用心不良人共见，　 　　看起来他要夺天国江山！ 　　殿下发兵来靖难， 　　宝英心中无二言。 　　殿下发兵天京往， 　　为保天国杀韦奸。 　　一不可对天王怀恨怨， 　　免得天朝再生异端。 　　二不可妄杀无辜伤手足， 　　免得天国元气丧失完。 　　殿下呀！ 　　你的仇恨纵然有千万， 　　决不能逞意气不顾大局， 　　把锦绣河山亿万人民抛之在海外天边！！ 　　 　　(2) 雨过天晴到河边， 　　 　　雨过天晴到河边， 　　青山绿水露笑颜， 　　大渡河虽然称天险， 　　天国英雄岂畏难？ 　　历经千辛与万苦， 　　越过万水与千山， 　　如今前军抵北岸， 　　眼看唾手得西川。 　　看来今年端阳节， 　　成都市上与万民同欢。 　　 　　历史剧《宝英传》出台的政治背景 　　 　　 　　Netor网同纪念(http://cn.netor.com) 　　 　　摘子丁抒《人祸》 　　 　　各地主张实行政策的干部纷纷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整肃，「 　　包产到户」的呼声立即沉寂了。但是没出几个月，国民经济迅 　　速恶化，饥馑偏布全国，相当多的干部醒过来，明白继续按毛泽东的 　　左调行事不会有好结果。他们从此不再将毛的指示奉为圣旨，甚至走 　　上了与毛的极左路线对抗的道路。 　　 　　　　清醒过来的首先是刘少奇。一九五八年全党发烧，他的昏话也说 　　了一大筐，同毛泽东比不相上下。他到处去讲话：「我们人多，人多 　　可以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注８：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在北京石 　　景山钢铁厂的谈话。见一机部、北京机械学院、二机部于一九六七年 　　七月合编的《历史的见证》第八十七页。）「现在农村粮食已开始走 　　到『各取所需』了．．．．一九六三年开始，住房子、穿衣都可以做 　　到『各取所需』，这就是共产主义！」（注９：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 　　日接见某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时的谈话，见《历史的见证》第八十八 　　页。）「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 　　英国。这不是假的。」（注１０：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在北京石景 　　山钢铁厂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超过美国也很快，五年到 　　七年就可超过美国了。」（注１１：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上海 　　江南造船厂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他有些话，如「中央有决 　　定，要十五年普及大学教育」，（注１２：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关于 　　教育方面若干问题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则反映了整个中央 　　决策层的热昏。 　　 　　　　刘少奇对于制造大跃进灾难自然有一份责任。在庐山会议助毛反 　　右倾，使灾祸一发不可收拾，他更是罪人之一。但是千万农民饿死后 　　，他似乎醒悟了。一九六○年五月，他说：「庐山会议一开，还要跃 　　进，不跃进就『右倾』。」他大约是从这时开始悔悟的。到了六一年 　　五月，他说：「饿了一年饭，苦了一年，这个教训很深。」（注１３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在其家乡调查时对县委书记等人的讲话，见《 　　历史的见证》第四十七页。）七月间，他又说：「党爬上了领导位置 　　，乱指挥。」「继续这样下去，要下台。」（注１４：一九六一年七 　　月六日在讨论「科学工作十四条」的会议上的讲话，见《历史的见证 　　》第八十九页。）刘少奇这时已深刻认识到中共无法再坚持「三面红 　　旗」，加上他本来对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即搞半资本主义半 　　社会主义那一套有兴趣，并不主张搞毛泽东理想中的那个纯而又纯的 　　、大家都吃大锅饭、靠供给制过活的「共产主义」，他的立场从人民 　　公社的「一大二公」后退，成了党内主张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错误 　　的那派人的领袖。 　　 　　　　安徵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是大跃进的积极份子，在农村搞大锅饭 　　，拆村并庄，收缴社员的家禽家畜去办「万猪场」、「万鸡山」，虚 　　报产量，徵购过头粮。一九五八年出现过的荒唐事，除了宣布进入共 　　产主义这一条之外，安徽件件有份。但他似乎是「人在江湖，身不由 　　己」（如办「万猪场」就是中央的指示），内心未必就那么热衷于共 　　产。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等人无端被整，曾希圣即使没有大彻大 　　悟，也半彻半吾了。回到省里，他发牢骚说「庐山气候不对」，使他 　　「不敢讲话」，说反右倾是「一边倒」。省里艺人创作历史剧《宝英 　　传》，叙述太平天国洪秀全与石达开的纷争，他热心参与，从台词到 　　服装设计都亲自研究修改。该剧批评「天王」洪秀全「听信佞言」、 　　「排斥忠信」、「屈煞贤臣」，将身份类似总司令的石达开描绘成「 　　傲慢自负」、「受排挤打击」、「失败了的英雄」。观看预演后，曾 　　希圣特地点明这出戏「在庐山会议后，更有现实意义」，可见他对彭 　　德怀多少有点同情。 　　 　　　　一九六○年初安徽大量饿死人，曾希圣当然应负首要责任，安徽 　　人民恨他也恨得有理。但是不可抹煞的事实是，在那之后，他的确变 　　了。六○年春天，邓小平、彭真、杨尚昆到安徽检查工作，在宿县召 　　开过一个座谈会，会上有提出「现在保命要紧」，要求拿出主意来， 　　改变现状，渡过难关。曾希圣接受了此一主张，八月间在全省的地、 　　县委第一书记会上正式提出搞「保命田」，将土地划出一部份给农民 　　，让农民专种口粮，自种自吃。由于人多地少，平均每人占有耕地只 　　有两亩左右，如果将种口粮的土地分给各户，那么公社的土地至少要 　　分掉一半，公社也就名存实亡了。 　　 　　　　过了不久，曾希圣觉得「保命」二字太难听，又在省委内提出「 　　是不是可以试行『井田制』，井字中间的土地集体耕种，交公粮，井 　　字周围的土地由农民自种自吃」。但是由于在省委内先后有两名书记 　　被整，先是一九五七年李世农当上右派份子，五九年张凯帆又成为右 　　倾机会主义份子，剩下的书记、委员大都心有馀悸、胆小怕事，因此 　　「保命田」也好，「井田制」也好，都等于革公社的命，在省委内就 　　通不过。曾无可奈何，只得提议搞早已有人搞过的「包产到户」，但 　　这也是被毛宣判为「反社会主义」的，他便将其改头换面，挂上个「 　　责任田」的名字，在全省推行起来。此外，他又搞出「借地」一法， 　　公社的田不能分，但可以借，借地种粮食，借地种油料，借地种蔬菜 　　，谁种谁收。 　　 　　　　自一九六○年底至六一年初，安徽成了全国第一个全面推行「三 　　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省份。六一 　　年三月广州会议期间，曾希圣就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不过他汇报 　　的是「责任田」而不是「包产到户」。他在会议中也说，责任田「不 　　同于包产到户」（二者都是分田由个人耕种，区别是前者是田间耕作 　　各尽责任，分配时还是并大锅；包产则是上交所包的定额后，馀粮归 　　个人支配。故农民欲得「包产」不成才退而求次，接受「责任田」制 　　度）。向毛汇报后，他立即打电话回省，说「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 　　搞」。但没过几天，会议尚未结束，他的顶头上司、华东局第一书记 　　柯庆施将他找去，说「责任田」是错误的，要他立即打电话回省，通 　　知下面煞车。但曾不买柯的账，照旧搞他的「责任田」。四、五月间 　　，柯又说那是「方向性错误，不能在全省推广」，可是曾仍坚持认为 　　「没有错」。此时，刘少奇、邓小平直接人赴安徽调查，派去的人回 　　京汇报，当汇报到柯说的「责任田是方向性错误」时，邓小平大为光 　　火，说「华东局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这场纷争决非柯、曾二人的事，实际上这是庐山那场争论的继续 　　，而且由于无数农民饿死的灾难，使这场争执更形尖锐了。是共产党 　　就都赞成搞社会主义，这不成问题；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却是个老 　　而又老、始终未得答案的问题。排队下地，排队上食堂当然是社会主 　　义，但是「田蛤蟆一口饭，癞蛤蟆也一口饭」，「勤快人瞅著懒人气 　　得肚子疼」可说是懒人不劳而获，剥削了勤快人。如果说剥削是资本 　　主义的特徽，公社的大锅饭又像是资本主义了。不过，党的领导人多 　　数更著重实效而不太注意「主义」。譬如政治局委员，在中央书记处 　　地位仅次于邓小平的彭真，一九六一年三、四月间在京郊怀柔县做调 　　查期间发表的谈话，就很能代表他的思想： 　　 　　　　「集体经济到底有没有优越性，看我们生产搞得怎么样。生产比 　　个体经济搞得好，有优越性，否则无优越性。」（三月三十日） 　　 　　　　「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哪儿？优越是优越，大家劳动就是不积极。 　　个体经济没有优越性，就是大家都积极。」（四月十九日） 　　 　　　　「你说集体经济优越，社员不积极，你说个体经济没有优越性， 　　自留地平整得好，没有坷垃，还夹上篱笆。集体耕种的地，哪一块赶 　　得上？．．．．农民对集体的积极性不及个体的高，是带普遍性的， 　　这不是偶然的，是带有必然性的。」（四月二十六日） 　　 　　　　「你们怀柔县怎么弄我不管，只要你们把地种得像自留地似的． 　　．．．」（日期不详） 　　 　　　　党内有彭真这种不在乎主义、只求将农业生产搞好的思想的人不 　　在少数。总书记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注１５：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工作人员的 　　讲话。）所表达的思想与副总书记彭真大体是一样的（这话最早是安 　　徽干部说的，为邓接受。「白猫黑猫」是误传）。 　　 　　　　一九六一年四、五月间，中共的主要领导人都在乡下搞调查。 　　 　　　　四月底至五月中，周恩来率人在河北农村搞调查，五月七日他打 　　电话给正在上海的毛泽东汇报：「（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全 　　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二）社员不赞 　　成供给制．．．．」 　　 　　　　朱德在陕西、河南、河北调查后，于五月九日给毛写信，说明食 　　堂有「五不好」，并告毛，这三个省的省委均主张开放自由市场。 　　 　　　　五月十日，邓小平、彭真就北京郊区的调查结果向毛写报告，表 　　示基层干部和农民均主张取消供给制。 　　 　　　　五月十一日，刘少奇在湖南老家给毛去信，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 　　。 　　　　五月十三日，邓子恢向中央送去报告，主张停办农食村食堂，扩 　　大分给农民的自留地。 　　 　　　　五月十六日，毛收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报告，该报告建 　　议解散公共食堂，将经济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下放到生产队。 　　 　　　　其实当时毛泽东也知道，食堂这块「社会主义阵地」是守不住了 　　。一九六○年底的一天，他表弟贺晓秋的儿子从湖南来京找他诉苦， 　　当会客室里只剩下他们二人时，贺从一个布袋子里掏出一大堆公共食 　　堂的餐票说：「主席，我想请你到我那里去吃几餐钵子饭。吃食堂饿 　　死人啦，食堂不散我不回去了。」贺显然说出了几亿农民的心里话， 　　毛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现在党内主要同志都明白地用电话、信、报 　　告的方式表达了意见，他便在五月下旬开始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采 　　取守势，作了退让。他承认，「我们有时也是唯心主义的，例如食堂 　　，没有调查．．．．没有听取群众的。」（注１６：一九六一年五月 　　二十三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又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 　　要受惩罚，要检讨。我现在受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 　　『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过去的错误，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 　　负主要责任。」（注１７：一九六一年六月八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 　　 　　　　这次会议终于决定解散全国农村的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结束 　　搞了近三年、害死无数人命的大锅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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