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本馆石达开文章总目和链接__事迹、考证、讨论、感评

录入：翼王坪 　　 　　安庆易制县太平天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本文想就安庆易制的时间问题，进行一次比较详细的考证。 　　 　　关于安庆易制的时间，人们一向使用的史料是： 　　 　　一、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石达开……癸丑八月奉伪令赴安庆一带安民，十一月回江宁，以伪燕王泰曰(日)纲代之。甲寅八月，官军自岳州水陆下剿，杨贼遣达开援湖北，行至芜湖，官军已克武汉，达开又奉伪旨踞守安庆。” 　　 　　二、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癸丑五月，安庆再陷。秋，东贼命翼贼往守。翼贼稍易东贼苛制，皖民少受害。东贼惧其得皖人心，趣之归，调燕贼秦日纲往替。诡言北贼劳心甚，使翼贼代北贼事，籍分北贼权，使翼贼亦不得专制于皖。”又“十二月，因翼贼得皖人心，加日纲伪号真忠报国顶天侯，使往代翼贼守安庆。” 　　 　　三、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曾国藩等奏复江西近日军情并剿抚石达开方略折》。“石达开……甲寅八月踞守安庆。十一月臣国藩师次九江，石逆与罗大纲同赴湖口救援，官军被挫。乙卯春武汉复陷，该逆往来蕲黄一带提调贼军。” 　　 　　根据以上史料，石达开到安庆“安民”，始于1853年9月（咸丰三尔八月），到了1855年10月上旬，他即离开安庆，亲率大军二万余人西征，转战湖北，经略江西。因此，他在安庆的时间，约为两年左右。但这两年并不等于就是安庆易制的时间，因为根据以上史料，他驻守安庆，有前后两次。 　　 　　第一次：咸丰三年八月至十一月（或十二月），约三个月。 　　 　　第二次：咸丰四年八月至五年八月，约一年。 　　 　　史料中说：石达开在安庆“安民”，不过三个月，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因而引起了杨秀清的疑忌，被召回京。他第二次又去踞守安庆，似乎并不是去“易制”，而是前去督师的。 　　 　　我们知道石达开的安庆易制，并非易安庆一地之制，而是开府安庆。统管天京以上太平天国辖区包括安徽、江西、湖北各地的军民大政，而且要推行一系列的新政策。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是难以奏效的。“达开既至安庆，以诚意相要结，择乡里之有声望音为乡官。缉盗贼，严军旅，使各安其业。更督民造粮册，按亩输钱米。于乡里之豪暴者抑制之，无告者赈恤之。立榷关于星桥，以铁锁巨筏横截江面，阻行舟，征租税，军用裕而百姓安之，颂声大起。”（凌善清《太平天日野史·卷十二》）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取得这样巨大的成绩，令人难以置信。不说别的，只就“督民造粮册，按亩输钱米”一事而言，要在横跨三省的广大地区中做到达一点，也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完成。 　　 　　我们只要举出太平天国本身的一份史料，就能充分说明问题。这份史料是《殿右捌指挥杨告荻港镇人民扎谕》。其中说：“殿右捌指挥杨札谕荻港镇人民知悉：照得我主天王幸天明命，斩妖留正，始终以诛妖安民为念。兹本大臣随同翼王五千岁率师安庆。查得尔荻港镇民人尚未齐来投册。为此札谕该镇，限十一月初九日举齐旅帅，两司马等官，填名造册，赴安徽省呈报本指挥衙，以便发给门牌。”此文发文日期为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即咸丰三年十一月初一。按石达开于八月底九月初到达安庆，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了解情况与制定新政策。所以到十月份才发出限期“填名造册”的公文，限于十一月初九日填齐呈报。荻港距离安庆不过一二百里，要到十一月中才能把名册造好，安徽境内较远的地方与江西、湖北各地，造册的时间自然更要推迟。在名册粮册尚未造好之前，是无法“按亩输钱米”的，然则“军用裕而百姓安之，颂声大起”的成绩又从何而来？因此，笔者认为：石达开第一次到安庆只有三个月，于十一月（或十二月）即被召回天京之说，绝不可信。《贼情汇纂》与《金陵癸甲纪事略》的记载是有问题的，值得仔细探讨。下面我们依次探讨石达开第一次到达安庆的时间。从安庆回到天京的时间，第二次到达安庆的时间。至于他第二次离开安庆率师西征的时间，诸家记载大体相同，并无争论，亦合情理，所以不在探讨范围之内。 　　 　　石达开第一次到达安庆“安民”，各种史料的记载且不一致，但是出入不大。这些记载是：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一》：“癸丑八月奉伪令赴安庆一带安民。”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9月25日（八·二十三），翼王石达开率太平军大队到安庆省城（约五六干），即筑楼设防。”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癸丑五月，安庆再陷。秋，东贼命翼贼往守。” 　　 　　同治《太湖县志·卷十四》：九月，伪翼王石达开自江宁回驻安庆。” 　　 　　胡潜甫《风鹤实录》：“九月......贼首伪翼王石达开踞安庆攻集贤关。” 　　 　　《李秀成自述》：“十月之间，即同翼王上安省安民。” 　　 　　各种史料在时间上的小出入是容易理解的。其中说咸丰三年八月的，是指石达开离开天京的时间；说九月的，是指他到达安庆的时间；说秋天的，与八月九月两说都不矛盾，反正这两个月都可以说是秋天。只有李秀成说是十月。他说的当然是天历，不过当年的天历与清历的出入不大，天历十月初一只是清历—十月初五，似乎比别的记载稍迟。这也许是他的回忆有误，也许是他当时并未与石达开同行，而是稍迟才调去跟随石达开的。总之，石达开第一次去“安民”、“易制”，是在咸丰三年之秋。 　　 　　石达开从安庆回到天京的时间，据《贼情汇纂》说是咸丰三年十一月，据《金陵癸甲纪事略》说是十二月，笔者认为：这两说都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一、《天父下凡诏书二》中说：“十一月二十日是礼拜之辰，北王与顶天侯及丞相等官到东府请安。”按秦日纲直至次年四月始封燕王，当时的封爵还是顶天侯。既然他在十一月二十日还住在天京，则《贼情汇纂》说他在十一月已去安庆替回石达开之说不确。 　　 　　二、向荣于咸丰三年十二月初八日自江南大营所发《请饬琦善派队渡江攻剿折》中说：“并有伪顶天侯督阵，被我兵矛刺左臂，负伤遁回。”既然这时秦日纲在天京附近作战负伤，当然就没有去安庆替回石达开。然则不仅《贼情汇纂》之说不确，《金陵癸甲纪事略》说他于十二月去安庆之说也不确。 　　 　　三、咸丰三年十一月初三日清廷上谕中云：“兹据孙铭恩奏，十月十九日，有贼营女船七十余只自金陵上窜安庆，声称伪翼王家属”。此事说明石达开先是单身率军到达安庆，一个多月之后，才把家属接来。如果这时他已得知召回天京的消息，就不会接家属到安庆。 　　 　　四、夏燮《粤氛纪事·卷九》与光绪《黄梅县志·卷十九》都记载着：咸丰四年二月底三月初石达开仍在安庆主持军政事务。因此他奉召回天京的时间，最早当在咸丰四年三月的中下旬。 　　 　　五、《贼情汇纂》中说“石达开……十一月回江宁，以伪燕王秦曰(日)纲代之。”又说“秦日纲……甲寅四月调回江宁封燕王。”两相对照，自相矛盾。既然说“以伪燕王秦日纲代之”。那就应该是咸丰四年四月，而非三年十一月的事。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石达开回到天京的时间应为咸丰四年的三、四月间。 　　 　　石达开第二次到达安庆继续进行“易制”的时间，据《贼情汇纂》说是“甲寅八月，官军自岳州水陆下剿，杨贼遣达开援湖北”，只是因为“官军已克武汉”，石达开才又“奉伪旨踞守安庆”。《曾国藩等奏复江西近日军情并剿抚石达开方略折》中只说：“石达开……甲寅八月据守安庆”，没有说出原因。按《贼情汇纂》的说法是没有理由的。杨秀清既然要石达开去增援湖北，不问武汉是否失守，都应该去增援。武汉既已失守，太平军在鄂东一带苦战，这就更应该去增援，岂有让石达开退保安庆之理！以后的历史事实说明，哪里战事激烈，石达开就到哪里增援，与曾国藩水师激战的湖口之役，九江之役，以及后来增援鄂东。都是如此。其实，石达开第二次去安庆，还是去“易制”而非“增援”，《贼情汇纂》的揣测之辞是错误的。 　　 　　《贼情汇纂》与曾国藩的奏折都言之凿凿，认为石达开第二次去安庆是咸丰四年八月。我们只要举出太平天国本身的一份史料，就可以推翻他们的说法。这份史料是《翼王石达开复秋官又正丞相曾添养岳州战守事宜训谕》。其中说：“翼王石为训谕秋官又正承相曾添养弟知悉：缘于六月二十四日接阅弟等具回禀报，兄已备悉。惟禀称妖魔作怪，难以取胜，恐岳州城池难守等情。兄已将此情由禀奏东王殿下，俟奉到诰谕，再行谕知。”据此文可知石达开在四年六月已在安庆。当时他若在天京，曾天养的禀报就会写明请他转呈杨秀清。这时军情紧急，他也会立刻去向杨秀清请示．不会再搞公文旅行，说什么“已将此情由禀奏东王殿下，俟奉到诰谕，再行谕知”的话。郭廷以的《太平天日史事日志》中说：“电师左军主将翼王石在安庆接得曾天养禀报”。这一记载是正确的。这份史料说明，石达开第二次到安庆继续“易制”的时间不在四年八月，而在四年六月之前。 　　 　　通过以上的探讨，我们就可以大致勾画出石达开在安庆易制时间的轮廓。即： 　　 　　第一次到安庆“安民”、“易制”，是咸丰三年八月。被召回天京的时间，是咸丰四年三、四月间。 　　 　　第二次到安庆继续“易制”，是咸丰四年四、五月间。后来亲率大军西征，则是咸丰五年九月。 　　 　　这样，安庆易制的时间就是从咸丰三年八月别五年八月，前后共约两年，而不是《贼情汇纂》所说的约三个月。在这两年中间，他曾被召回天京一次，时间只有一两个月。这样短的时间，不可能是调职．只可能是述职。 　　 　　可以设想：石达开在三年八月离开天京到达安庆之后，经过一两个月的调查了解，问民疾苦，制定了新政策，开始“督民造粮册，按亩输钱米”。到了年底，准备工作大体完成。次年初，新政策开始试行，收到实效。与此同时，天京粮荒严重，洪秀全下令全城食粥。天京方面于是召石达开回京述职，了解新政策推行的情况。因为易制一事，内容复杂，不是在一纸公文上所能说得清的。杨秀清听了石达开的详细汇报，认为新政策已收实效，可以挽救缺粮的经济危机，同意全面推行。乃联名上奏洪秀全，请求正式批准。这份奏章中说：“小弟杨秀清立在陛下暨小弟韦昌辉石达开跪在陛下，奏为征办米粮以裕国课事：缘蒙天父天兄大开天恩，差我主二兄建部天京，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根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如蒙思准，弟等即颁行诰谕，令该等遵办。”从此，太平天国的英族们就不再坚持那种充满幻想难以实现的《天朝田亩制度》，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新政策，回到脚踏实地切实可行的道路上来。 　　 　　石达开制定的新政策既已得到太平天国中央政府的肯定与批准，就回到安庆，全面推行，并向农民颁发地契。安徽省望江县新发现的两张太平天国地契，也有助于说明安庆易制中的一些史实。两张地契的立契时间，一为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即石达开述职回任之后；一为太平天国丁已七年二月二十日，即石达开率军远征之前。地契中说：“自卖之后，永无异说。今欲有凭，立此为照。”从第一张地契立契的时间看来，也可以推知“照旧交粮纳税”这一新政策被正式批准是甲寅四年匹、五月问的事。石达开只有在得到洪秀全的批示之后，才能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和发给凭证。 　　 　　在天京与全军缺粮之时，不论军情如何紧急，石达开只能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推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新政策上。到了咸丰五年九月，新政策的推行大见成机而且已经巩固，他才放心让张潮爵留守安庆，萧规曹随，自己亲率大军西征。安庆易制成功，前后化了两年时间，绝不是《贼情汇纂》中所说的约三个月。 　　 　　至此，本文澄清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石达开在安庆易制的两年中间被召回天京一次，实际上是应召述职，而非调职。 　　 　　二、石达开回京述职，安庆易制一事即得到杨秀清的肯定与支持。杨石之间并无隔阂，杨秀清疑忌石达开一事只是揣测之辞，不可轻信。“照旧交粮纳税”的新政策已经得到太平天国中央政府的批准，并非石达开自作主张。 　　 　　三、石达开再到安庆，是去继续易制，而非去“援湖北”。 　　 　　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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