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五烈士中，我和胡也频的交往最少，但了解他的生平却最多。原来他是我的福建同乡，解放后我恰在他的家乡福州工作，有机会和他的父亲胡廷玉和他的小兄弟胡也钧接触，有了这个方便，所以掌握到的第一手资料较多。我于1952年就曾写好一篇有关胡也频烈士的材料，现在加以整理发表。 　　其实，“左联”五烈士中，我最早认识的便是胡也频。那是一九二九年的春夏间，我偶然在上海的法租界的一条街上，听见两个福州人在对话，便趋前打招呼；自介我是福建人。这才知其一便是胡也频。那时，他正在编《红黑》月刊，家住萨坡赛路，我住西门路西门里，相距不算远。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那时对于国内新作家只爱看鲁迅、茅盾、蒋光慈等人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诗歌，我还不曾读过胡也频的作品，当然也就没有敬而仰之的念头。 　　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我自己没有发表过一篇小说，自然也还没有起用马宁这个笔名。假如那时他自介便是丁玲的丈夫(那时节还不习惯用“爱人”这个称呼嘛)，那我一定会跟他到他家里去一趟。 　　为什么呢?原来我儿时结拜的义姐张翠君是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崇拜狂，她强迫我看它几遍，还要我表态是林黛玉可爱还是莎菲女士可爱。我的义姐是闽西第一个到大城市上学的女子，正如我们同乡们所说的，她混在男朋友中便忘记了她自己是个女性；她是个真莎菲，活莎菲。她强迫我读几遍《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后，作者丁玲的名字我当然就忘不了。我倒真佩服她能塑造出莎菲这个典型哩。 　　话说回头，我到底和胡也频拉上关系了。一九三O年三月，我们同时参加了“左联”。特别是，他代表“左联”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一事①，确实令我肃然起敬。后来我在李伟森同志领导下，参加《红旗日报》的工农通讯员工作，知道胡也频和柔石他们都是“左联”的工农兵通讯委员会的负责人，我是在他们领导下工作的哩。 　　不幸，我们认识不久，一声霹雳，一九三一年二月八日凌晨，胡也频和柔石、李伟森、殷夫、冯铿诸同志②，同时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龙华塔下，那时也频还不到二十八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 　　为了详实地了解胡也频烈士的生平，一九五〇年我进城不久，便去访问烈士的父亲胡廷玉先生。当时，烈士的弟弟也钧恰巧也在家里。 　　胡廷玉老先生那时(1950年)是七十七岁，他身材细小，脸色灰白，但精神却很饱满，言谈也很爽利，颇有书生气，跟我谈的话我都听得来，不必经过翻译。我只会听福州话，但我学方言很笨拙，一句福州话也讲不好。胡廷玉老先生一提起他的长子胡培基(也频的学名)便喷喷地称赞一番。“这孩子可好咧！从小就惹人喜欢，他善于体会长辈的心意，家里谁都疼他。因为家父是个京剧演员，培基也最敬爱祖父，便常常跟着去戏院看戏(不花钱看戏)，所以培基从小便爱演戏，他常常要模拟当天看到的剧中人的动作，有时还学武打，不管地上脏不脏就打起滚来，有时还会咿咿呀呀地乱唱几句，自家瞎编，随口唱出，惹得全家人为之喷饭。” 　　可是，这样的幸福的日子不久长；辛亥革命那一年，也频才八岁，他的祖父病死了，家道便也中落了，除了有座颇宽大的住宅，没有其他的遗产。好在他生前票友多，大家凑拢了点钱，帮助也频的父亲经营了个戏院。从此，廷玉先生便以包戏为生，生活还算过得去。 　　也频七岁那一年(一九一O年)他祖父亲自送他到国学大师杨国宾先生的私塾里读书。廷玉先生道：“培基聪慧过人，同学有不懂的，国宾先生就有意叫培基教他们，所以同学们都很尊敬培基，无形中他成了个学生头。” 　　可是，随着年龄的长大，也频逐渐厌烦起那种天天闭门背诵四书、五经的呆板生活。祖父死后，他不得父母同意，便自已跑去教会学校崇德小学念书，“因为这种新学校有体操、唱歌等等课目，培基爱热闹，也怪不得他嘛。”廷玉先生笑道。 　　也频十四岁时转入福州乌山师范学校，十七岁时(一九二〇年)他离开福州去天津大沽海军学校，后因直奉战争，校舍被轰毁，这个学校停办了。以后也频就到了上海，进入了交通大学，又因为参加反英运动被校方开除。 　　“后来呢?”我问。 　　也频的弟弟也钧插言道：“忘记是哪一年了。也频回到家里，筹集一些资本到上海创办了一个红黑出版社，开始了他的革命文化事业。” 　　在这次访问中，胡廷玉先生和也频的弟弟也钧都不曾提到也频在一九二O年以前，曾在福州的一个金铺里当三年学徒的事。前几年我曾看到一个材料，说胡也频一九一八到一九二O年的春天是在他舅舅开的金铺里当学徒，“整日里打水送茶、铺床、倒夜壶……”等等。那即是说也频在十五岁到十七岁之间并不曾在福州乌山师范学校读书，而是在一家金铺当学徒。 　　我对这件事有另一种看法。谁都知道。做学徒一般都是三年才出师，而且一般是没有工资的。也频的父亲廷玉先生说过，他父亲死后，他经营了一家戏院，以包戏为生，生活还过得去。假如送也频去做学徒，为人打水送茶，倒夜壶等事，不是生活迫于不得已，一般人家的子弟是不肯去干的。况且也频那时已经十五岁，肚子里也已有些墨水，怎么不能在父亲经营的戏院里当个差事呢?卖戏票也总比倒夜壶稍胜一筹。还有一层，这也与封建性的半殖民地福州小市民的思想大相违背。我讲两个例子： 　　有一回，我的一个邻居上街去买几斤米，因为买的米太少，不便拿着在街上走，只好雇人力车坐着回家。不料她刚到家门附近，眼见有客人在门口等她，便急忙叫停了车，打发车夫回头走，米袋也不敢要了，她慌忙奔上前去，推推搡搡地拥着客人走入家门。那人力车夫指着她笑说：“真是死要脸!”他把那小袋米请我代收下，委托我叫她自己拿回去。 　　又有一回，一个旧官吏的妻子捧了一件花贡面子的狐皮旗袍找上我的家门,央求我母亲买下来、我问她为什么不送到信托部去寄售?她说：“唉啊!这怎么行呀!信托部要登记我家的住址，还要记姓写名哩，我宁可少卖一半钱也不能丢我家这个丑！”我的母亲被她纠缠了大半天，只好按她自提的最低价钱买了下来。 　　因此，我认为像胡廷玉先生这样的一个戏院经理，送自己的长子去当学徒，干打水送茶、倒夜壶这样的活儿，不讲一点点面子的事，是不可能的；而且按当时的经济情况也不至于到了这种地步。我为了切实了解情况，还跟胡廷玉先生去参观了他经营的那家戏院。在解放初期，那家戏院还算不坏的，地点又在福州南台闽江大桥附近，桥那边便是高等住宅仓山区，南台又是人口集中地，这家戏院的生意很兴隆，雇了几个勤杂人员。那时，我们还没有搞戏改，对私营戏院还插不上手。 　　假如也频真去当学徒，最多也只是极短的时间，因为做学徒要打水送茶、倒夜壶，年已十五岁的胡也频是决不肯干下去的，所以胡廷玉先生和也频的弟弟也钧都没有提也频当学徒的事，只讲他进入乌山师范学校读书，直到一九二O年春天离开福州去天津时为止，这段历史是可信的。 　　也频的弟弟也钧说也频回家筹款去上海创办红黑出版社，那他回家的日期当是在1928年的11—12月间。因为胡也频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红黑》第49号刊登胡也频写的停刊启事，说明这是最后一期，而胡也频编的《红黑》月刊第一期是1929年1月10日出版的。可是，也钧却说他在1928年的8月间在杭州西湖看到也频和丁玲，当时也频并没有对他说有回福州去筹款创办出版社的事。也钧是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的： 　　“记得是在1928年的8月间，我曾到杭州去找我哥哥，那时他和丁玲住在西湖葛岭山上3号。我找到他住处时，丁玲正坐在门前看书，我听见房子里有人吹洞箫，便猜到那吹箫的一定是我哥哥。可是那时我还不认识丁玲，她便拦着我问：‘你找谁?’我答：‘找胡也频。’丁玲端详了我一会儿，笑道；‘我猜到了，你一定是也频的弟弟。’说完，她就笑着跑进房里去喊道；‘也频，你的弟弟找你来了。’我大哥听说我来了，就马上丢下洞箫跑出来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非常欢喜。他与丁玲细声地商谈了一会儿，便找了几件衣服打了包要出门去。我问：‘你去那里?’我哥哥道：‘你远道来看我，我想出去买点好东西请你吃一顿饭。’我问：‘买东西吃要带这些衣服去干什么?’他笑道：‘上当铺去嘛。’我忙说：‘那又何必呢?’我连忙掏掏衣袋说：‘我这里还有五块大洋你先拿去用吧!’我哥哥笑嘻嘻地道：‘好极了!今天算是你出钱我请客咧!’他便出门去买了许多糖果饼干回来。我们兄弟彼此痛诉分别后的情况，真是欢喜了一阵。” 　　这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的第二年，进步的文化人只得东躲西藏，居处不定，来去神秘。据也钧回忆；他和也频见面以后的第三天，也频就想转回上海。他回忆道： 　　“我哥哥说：‘做个作家不能死呆在一个地方，要时常搬家，易地取材；我明天便要回上海去，不久，我还要去俄国留学。我今天晚上先走，你明天天亮以后走。我在上海盂渊旅馆里等你。’我听了有些莫名其妙。睡至半夜，闻敲门声。一会儿有人入室找我哥哥密语了一阵。不久，他们便收拾行装走了。” 　　依据也频的弟弟也钧的回忆，也频那时便有去俄国留学的设想，这可能是真实的。去俄国不成，但却以《到莫斯科去》为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书完成于1929年5月7日，是他与弟弟见面之后不到一年内脱稿的。 　　也频1928年夏秋间在西湖葛岭居住是不会错的。我查到1928年9月29日《现代评论》第八卷第一百九十九期上，胡也频写的小说《毁灭》，末署：“1928年5月作于葛岭。” 　　奇怪的是，也频既是1928年的8月间在杭州西湖与他弟弟也钧见面，只谈有意去俄国留学的事，并不谈回家筹款办红黑出版社的事，那么，1928年的11—12月间，也频是不是回福州去筹款呢? 　　为了切实搞明白这回事，我前不久特地去访问培鉴的儿子胡少璋，即胡也频的侄儿。他说： 　　“有这么一回事。他回到家里卖去了祖宅，得款一千二百元，只留二百元给家里，自己带走了一千元。这座祖宅原已以八百元代价典押给了人家，这回算是全卖了。” 　　前几天我为此去访问最初与胡也频一起编《红黑》月刊第一期的沈从文同志，他回忆了一会儿说道： 　　“我记不起也频有回福建去筹款的事；我还听说，是丁玲的妈妈给的钱。” 　　胡廷玉老先生和培鉴夫妇已去世，少璋还是1928年以后出生的，这胡也频回家卖去祖宅的事怕是以讹传讹的事，不很可靠。要是也频有一千元来创办红黑出版社，不至于几个月之后他就被迫去济南教书的吧?按现有资料看，《红黑》月刊是1929年7月10日出版了第七期以后停刊的，胡也频当是秋季离开上海的。1930年3月2日他已参加“左联”，那当是1930年春初回到上海的。 　　我想，丁玲同志一定会记得不少情况的，她当可以提供更详确的资料。 　　 　　一九五O年我访问胡也频烈士的父亲胡廷玉先生时，最后我问老人藏有也频烈士的遗物没有?他说：“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张也频和丁玲姐妹的合影。”③老人记不清这张照片是何时寄到家里的；但是，他说：“不很久，便传说也频被国民党杀害了。”我要来了这张珍贵的照片，经过翻拍，放大了一张也频烈士的遗像给他。 　　这是一张六寸棕色照片 　　那个晚上，我见影思人，反复回忆也频的一些事情。仿佛烈士显圣，我的眼前出现了奇迹：我突然发觉这张照片的背面有几层折叠的道林纸，依稀可见淡蓝色的方格子。“啊!这一定是一张原稿纸，也许也频在上面写了什么呢。”我细心地一层又一层的把它摊开，原来这是张上海《生活》书店的原稿纸。在那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也频和丁玲的誓辞，也频的誓辞是： 　　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政府，才是我们的政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频确是没有违背他自己的誓辞，1931年1月17日他被捕后，坚决不肯投降，他是为着实现他心目中的那个“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政府”而斗争而献身的。 　　看了这个誓辞，我估计他寄回这张照片的时期一定是一九三〇年夏秋间。1930年4月，也频和柔石代表“左联”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他有机会和来自全国各地区的苏区代表欢聚一堂，听到许多苏区新生活的故事，理解到只有中华苏维埃政府才是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他原想去俄国留学的事不成，现在自家国内已经有了苏维埃区，工农革命正在发展，他对这种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已有了充分的认识，因此相信这种政府总有一天要出现在东方，所以他在寄回家里的照片上，秘封了这样旗帜鲜明的誓辞是理所必然的。那时，不仅是他，我也曾要求去苏区工作，也曾提出了申请，但我们都没有被批准。胡也频 　　在寄回家里的照片中，附上这样的誓辞的用意很明白，他预料自己可能为了要在中国出现这样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而献身，而坚决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是我们的政府。所以他接着就写《光明在我们前面》。他写上这个誓辞时可能是在1930年的冬天，即也频入党以后的事。胡廷玉老先生说他收到这张照片不很久，便传说也频被国民党杀害了。那么，很肯定，也频宣誓入党之日，便下定决心，要为在祖国大陆上出现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而献身的。现在，事隔五十年，我们还侥幸活着的人，读了也频烈士这样目的性非常明确的誓辞能不感动吗?我们有多少同志为了自己的理想，像也频烈士那样英勇地走上刑场，把自己最后的一滴鲜血也浇洒在祖国大陆上啊！那么，今天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抛弃的呢?我们现在不正生活在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之下吗?饮水思源，怎么还能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得失呢? 　　我在1950年初发现也频烈士的誓辞时，那生活书店的原稿纸因为被掩藏了二十年，已是不很鲜明了，现在时隔五十年，原稿纸已十分苍黄了，只是也频烈士的墨迹还是鲜明的，现特请专家影印出来，使它与也频烈士的英名同垂不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这次大会是上海的党中央和总工会发起召开的。正式大会是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现金召开的。 　　② 依据我亲历的遭遇，我肯定“左联”五烈士及其他十八位烈士是2月8日凌晨壮烈牺牲的。 　　③现已查明，照片中的小女孩不是丁玲的妹妹。 　　 　　 　　(原载《新文学史科》1980年第1期)

原文1980年第1期 发表于《新文学史科》  浏览：1219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10/25 20:0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