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金门饭店召开的全体大会 　　 　　一九三O年五月二十九日的“左联”全体大会，是在上海市中心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北面的南京西路金门饭店(现在的华侨饭店旧址)召开的。那时，这座饭店的楼面是封闭式的建筑，上楼要乘电梯。电梯门首倚立着一个小黑板，上书“三楼南国社请客。” 　　那天的电梯司机可能是我们的同情者，很负责，没有信号，他不开动，看过证物才让我们上楼。我记得他穿的是白色的制服，中等身材，略胖，庄重而严肃，年纪约四十岁。我们租用的是靠马路边即前面的大厅，有好几张茶桌，足可容纳几十人。桌上有简便的茶点。桌子一个挨着一个，坐下了就不好随便走动。我是跟冯铿、曾锐爪前后入席的。当时人已经到了不少，我们选择了靠马路边的窗口座位，可以俯瞰跑马厅，也能窥探下面的动静。 　　会上，先是柔石简单地介绍了这年四月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①冯铿代表“左联’参加了这个大会的准备会工作。大会召开时，柔石和胡也频代表“左联”出席，他们并在会上宣读了“左联”的祝词。柔石还详细地介绍了这次大会起草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我记得当他讲到中国几亿农民每人将得到自己的土地时，会场一时活跃起来，但因为严守纪律，谁也没有鼓掌。虽然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和有轨电车来往奔驰的咔咔声很是刺耳，柔石同志的声音也不能太大，还要严防隔墙有耳。 　　许多材料都没有提到柔石同志宣读《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这件事，因为我是来自农村的贫农子弟，对此特别敏感，所以记忆犹新。 　　当天到会的有五、六十人。那时鲁迅先生不在上海，所以没有到会。参加那次大会的犬现在活着的不很多了。一九三六年鲁迅先生出殡那天，我在万国殡仪馆碰见过曾锐爪，他就在附近的滨海中学教书；那时他和钱杏邨(阿英)同志有来往。三十年代他有诗歌发表，以后情况不明。 　　 　　 (二)蒋光慈和钱杏邨合编的《拓荒者》 　　 　　一九三O年三月中旬，钱杏邨和蒋光慈到上海派克路宝隆医院内科三等病房看我。这是我首次跟蒋光慈见面，也是最后一次。 　　我没有和蒋光慈见面以前，曾听人家说，他这人很孤傲，不好接近。那天初次见面时，他跟我拉拉手后便不多说话，果然跟传说差不多。我跟他说，我是《少年飘泊者》的爱好者，他只冷漠地笑一笑，也不多话。 　　杏邨说，《拓荒者》是光慈同志德编的。不待他说完，光慈抢着说，“不，应该说是我们两人合编的”。这么看，光慈又并不是孤傲的，还算是谦逊的人。 　　末后，光慈才说，现在就是小说稿子少，希望我为《拓荒者》写一篇。我答应了。好像他嫌病室里的空气不好，推说有事，先走了。 　　我在病床上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西伯利亚》，被发表在《拓荒者》五、六月合刊上。这篇作品是抱病写的，写得非常粗糙；那个俄国红军的名字怪别扭，光慈是留苏的，也不为我改一改。但他总算看得起我，把它一字不改地发表了。 　　当时，杏邨说：我们同住一楼，光慈有胃病，但仍坚持工作。他们两人合编一个大型杂志确是很不容易。杂志的主要联络员只有冯铿一人。我们的稿子都经冯铿转送。冯铿是以南强书局编辑部做掩护的。 　　他们两人合编的大型杂志《拓荒者》，当时是作为“左联”的机关杂志发行的，销路很大，影响深远，起了宣传革命的重大作用。国民党害怕它，不久便扼杀了它。 　　当时，《拓荒者，从出版商现代书局领到的编辑费很少。据杏邨同志说：后来现代书局老板卢芳推托说，刊物被国民党禁止了，书店亏了本，干脆不给编辑费了。事实上，书店发了财，不发财他才不给你印哩。后来，“左联”机关杂志《北斗》等等杂志能够继续出版，原因也在这里。那时我们谁也不是先领了薪金和编辑费，才去编刊物的。 　　现在，我们好些文艺杂志，一个编辑部有好几十人，但是编出的刊物都是小小的一本，不到《拓荒者》的三分之一；因此，在怀念“左联”先烈的丰功伟绩的时候，想到现在我们有那么多的杂志编辑部，使用了那么多的编辑人员，国家在这上头花了大量大量的钱，实在愧对先烈。我想，假如我们印出的杂志，读者不多，销路不大，而又花那么多的人力和资金，不是双浪费吗?为了四个现代化，是不是可以限期走企业化的道路呢?到期不能够企业化的，说明读者仍是不欢迎它，为什么不可以停刊呢?大家转业去干别的工作，不是照样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吗? 　　 　　            (三)“左联”接头处的日常活动 　　 　　“左联”在上海闹市南京路先施公司后面的小街里，租了一座两层小楼做秘密接头处。楼上有两间大房，可作为开会、聚谈的场所。“左联”有七个常委，两个候补委员。可能是因为分工关系，常到接头处的常委是钱杏邨、冯乃超、郑伯奇三人，洪灵菲有时也来。我只是不曾在接头处碰到过鲁迅和沈端先(夏衍)，也不曾见到田汉。候补委员两人中只有周全平常来，而蒋光慈则从未露过面。盟员中冯铿和我是常到的，我们最常碰到的是钱杏邨、周全平、郑伯奇。殷夫和柔石，我只在接头处遇到一次。钱杏邨有会必到，每次都碰到他。他像长辈那样关心我的成长，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另有个女同志来过接头处一次。解放后我曾问钱杏邨同志此人是谁，他也记不很清楚，但说可能是苏菲亚(s．F．A．)，怕就是安娥吧。仿佛他还说过：她是刚从苏联回来的。大家常在接头处交谈创作经验和传阅彼此未发表的新作；有时也发生极友好的争论。 　　有一回，冯铿和周全平两人对我的两部中篇新作《土地快车》和《上海是公共大食堂》(《被忘却的市集》)有过一场争论。周全平说：“《土地快车》很好，我以为有几段虽然太少深刻的描写，但这是马宁所有作品的风格；不过《被忘却的市集》这部小说我却看不大惯，大概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作品吧!”冯铿接下去说道；“《被忘却的市集》整个地是失业工人区的生活，我以为顶好；《土地快车，好固然好，但我总以为有几段应该多描写些，并且也当少写些家庭方面的。”(照抄1932年春作、刊于1937年5月《艺文线}第一期的《冯铿还活着的时候》) 　　有一回，郑伯奇、灵菲、冯铿等人在接头处传阅我试写的几篇工农小说。这是我听从李伟森同志的指导，深入基层写出《人力车夫阿毛的上吊和他上吊以后发生的故事，(参看《革命斗争与创作实践一记李伟森》)以后，又受到柔石同志的书面鼓舞，陆续写出来的《老太婆》、《穷医生》、《前线没有战争》、《新女性》和《最上层的哲学}等篇。郑伯奇十分仔细地看稿，又关心每个人的意见，最后给我以莫大的鼓舞，取《最上层的哲学》为书名，转送姚蓬子去出版。由于白色恐怖的加剧，姚蓬子推说出版有困难，但又不退还原稿，后来他被捕变节，原稿也下落不明。解放后我多次专函询问此事，他竟一个字的回信也不写，可能是仗恃有“神童”的儿子姚文元吧? 　　现在回忆往事，我觉得“左联”接头处这样传阅同志们的新作，各抒己见地、极为友好地、坦白地、热情地自由讨论非常好。那时，只须作品是面向敌人的，大家就不会吹毛求疵，更不会有乱舞棍子的“英雄”；很少有人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作者，也没有人以祖师爷自居，随便砍杀一部作品。解放后，我曾听好多同行说：最怕参加作品讨论会。作者写出一部新作品常常要屈从领导、主编的意见，要按照他们的意见去修改，不然，你就不要想发表、出版。特别是电影剧本创作，据说，导演有权任意处理并非你自己同意的情节；他可以拍出一个远离你的原作的主题和思想的片子。像夏衍同志改编的《祝福》和《林家铺子》那样，忠于原著高于原著的作品太少了。有人愤怒地说；“我发誓不再写电影剧本了1”“我们的作品讨论会好像是公审会。” 　　因此，我回忆起“左联”时代接头处那种彼此传阅作品、互相友好地交换意见的方式，对于繁荣创作，鼓励创作是个很值得推广的经验；我热切地希望各省、各地区有这样的和睦的作家之家! 　　 　　            (四)田汉停演《卡门》与左翼剧团联盟的诞生 　　 　　一九三O年三月二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左翼戏剧家联盟还没有成立。田汉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并被推选为常委，但他一直忙着南国社的活动，没时间参与“左联”的工作。我记得是一九三O年夏，田汉为主的南国社在上海中央戏院公演《卡门》这是南国社首次在大戏院公演，曾轰动一时。但“左联”的不少同志对这次南国社的演出有不同的看法，认为田汉本人既已参加了“左联”，没有演出较有政治内容的话剧，不能作为戏剧界的模范，一定要他按着“左联”的战斗纲领搞话剧运动。为此，“左联”接头处就针对着这件事开了个小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我记得有钱杏邨、周全平、冯铿、冯乃超等人。会上，有人建议由我去找田汉，建议他与艺术剧社合作，结合政治形势演出，不要沿着为艺术而艺术、为演戏而演戏这条路滑下去。因为我曾是南国社大本营南国艺术学院的学员，是田汉的学生，彼此较了解，好谈话。 　　我答应试一试，但心里却一直闹矛盾，认为“左联”同志们对田汉当时的处境不了解；其实就是连田汉搞那样的话剧运动，国民党反动派也要干预，舞台上出现影射暴君的台词不能有，只演小人物的悲剧也打动不了那些贪官污吏的狗肺狼心。而最重要的一点，还是紧跟着田汉的那一批话剧爱好者的吃饭问题，没有演出的收入，大家就要饿饭呢。 　　我记得几件事，可以说明田汉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那是一九二九年，田汉住在上海金神父路新新街日晖里的时候。他家里长期住着好些爱好话剧运动的、既无职业又无家可归的人。有一天，他接到一封感谢信，这封信是在南京的一个穷学生寄来的。信里说，他到上海找田汉，目的是想跟他搞话剧运动，可是他在田汉家里眼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而田汉却又不让客人挨饿，一直使他感到十分难过；他住了一星期只好回南京了。信里还说；“不知现在是谁占有他那个破长沙发了?”田汉看了这封信大为惊讶，他问我们：“他真的在我的长沙发上睡了一星期吗?我怎么记不得了?!”因为田汉家的那个破旧的长沙发一直是临时客人的床铺，而找他的话剧运动爱好者很多，谁来他都接待，一向不会让人吃闭门羹。所以，一个陌生人在他家里混上一星期他不以为意，过后就忘记了。这虽是一件小事，却深深地感动了我。 　　还有一回，我和好些南国社的老同学在他家里热闹了一整天。田老太眼见中午时分大家都无走意，米缸里没米这件事，跟田汉讲也没用处。田老太只好偷偷地卷了一个包包溜出门去,走出当铺再到米铺，买回米煮了一大锅莱粥，让大家吃得热乎乎的。有其母必有其子]这件事我一直永记在心。认为田汉老师在对待戏剧事业上确是没有一个私字。有饭大家吃，他不饿你也不会饿。田老太从来不上舞台演戏，但称她是话剧之母也并不过分。 　　谁料我跟田汉谈到“左联”接头处众人的意见时，他却毫不迟疑地说；“既然大家有这些意见，那我就听大家的!” 　　果然，《卡门》只演几天便停演了，不知内幕的人还以为是租界当局连象《卡门》这样的戏也不让上演。 　　后来田汉发表了篇著名的文献《我们自己的批判》，一向以田汉为核心的南国社就自动解散了，跟党领导的艺术剧社合并一起。《卡门》停演不久，左翼剧团联盟便成立了，又不久，左翼戏剧家联盟也产生了。 　　 　　            (五)“铲清文坛上的妖气!” 　　 　　一九三O年四月，我因心脏病住在杭州岳坟湖口八号的汪公祠破庙里休养。忽接冯铿来信，询问我对周毓英这个人有什么看法?据说，他要求参加“左联” 　　提起这个周毓英，我便想起乐群书店老板张资平这个专写多角恋爱的作家来了。他创办的《乐群月刊》，曾发表陈豹隐译的马克思著作，并宣扬提拔新作家；还公开吹捧周毓英的《最后的胜利》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作。由于我的无知，在我去苏区之前，在厦门把全部习作短篇小说和长篇日记体小说《处女地》邮寄给《乐群月刊》，没想到我的习作都被张资平看上，像《挨饿阶级的狗们》这样的小说他也敢于发表。他的左倾投机宣传总算找到了资本。一九二九年终我因病回到上海时，张资平便亲自找我，要我参加《乐群月刊》编委会，说编委会中还有陆一远、周毓英等人。当时被我拒绝了，我旋即参加了“左联”。 　　为什么我坚决不愿与张资平、周毓英这些人合伙呢?原因就在看准了他们不是为了革命文艺，而是为了左倾投机，欺骗读者，发左倾财。其中，周毓英的所谓“革命”小说便最有代表性。 　　因此，我坚决反对“左联”吸收像周毓英这样的“左倾”作家入盟，便于四月十五日在西湖写一封信给钱杏邨，信里说，“左联”这样的团体里面“切不能让机会主义者活动！”最后愤激地提出“铲清文坛上的妖气！”(见《拓荒者9 1930年5、6月合刊《马宁的信》)我认为像周毓英这样的人是人妖。这是我从鲁迅先生的“左联”成立会上的演说辞：“‘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警告所得到的启示，并从具体的人身上嗅出人妖味来的结论。 　　鲁迅先生的警告是伟大的，英明的。周毓英后来果然是混进来的人妖。后来“左联”五烈士之死，正是“左联”叛徒向敌人提供了线索而被捕的。 　　鲁迅先生三十年代初向我们提出的警告，就是现在我仍认为是应当引以为戒的。难道我们队伍中没有形“左”实右的人吗?江青身上的妖气不会借活尸还魂吗?你用遮眼术我也看得一清二楚。因为“左联”五烈士的血迹仍然不断警惕着我们，鲁迅先生在三十年代向我们提出的警告仍然记忆犹新！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1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正式召开 　　的。上海的这次会是在上海的党中央和总工会发起的，各地苏区派代表出席。福建苏区的代表是我的同乡郭谪人(代表党)、陈品山(代表共青团)。冯铿带他们来找我，并要他们谈苏区的生活与斗争。冯铿后来发表的一些日记体作品，多是那天他们讲的故事。

原文1980年第1期 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浏览：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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