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铿最初介绍我认识的党员作家便是李伟森，说他是个“踏踏实实的人”。他在党内名求实，真是名如其人。 　　我是听从冯铿的劝告给党中央《红旗日报》写闽西苏区见闻的。我以《苏维埃随笔》为总题，陆续投稿给《红旗日报》。《红旗日报》把它连载发表。(1957年五、六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一组《红色故乡随笔》便是1930年在《红旗日报》上发表的几篇作品的改写稿。) 　　《苏维埃随笔》在《红旗日报》上发表了一部分后，因为我的心脏病需要静养，医生劝告我去西湖疗养。因此，我中断了这个作品的写作。《红旗日报》在中缝上刊登了启事：要我继续写稿。 　　我从西湖归来，冯铿便介绍我认识《红旗日报》、党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李求实，即参加“左联”的李伟森。就是他登报找我的。李伟森初次跟我见面，便说他、柔石、胡也频是左联工农兵通讯委员会的成员，他主管《红旗日报》的工农通讯小组。我住在法租界，他就叫我参加法南区(法租界和华界南市)的工农通讯小组。 　　李伟森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不随便讲话，但他的话一出口，却有分量。他像个金石匠，惯于把他讲的话，凿在听者的心扉上。这就叫我敬而爱之。 　　李伟森要我参加工农通讯工作，便说写工农通讯对一个作家来说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他说： 　　“写工农通讯是很重要的革命工作。每一个作家应该深入工农群众当中，熟悉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希望、他们的爱憎。每一个作家要学会写工农所关心的问题，写他们爱读、读得懂的文章；但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这却是个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上天可摘星星，下海能捉大鲸，便可达到‘笔若游龙，无施不可’的地步。” 　　李伟森只长我几岁，但他讲话时，风度像个长者，口气很坚定，可也没有丝毫使人感觉到他是装腔作势吓人的。听了他的话叫你耳朵发热，心里痒痒。看他外表真像一位农村小学教师。跟他说话，也就不很拘束。 　　我听李伟森讲话，只能听他讲完，默默地思量一番。我的性格是有话必讲，讲必尽兴，然而，李伟森一点没有厌烦的意思。而李伟森讲完话，却总要等待你的反应，并不急于继续发言。他看我并不是一个不可攻击的保垒，便单刀直入地说： 　　“好吧，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你今天先写一篇工农通讯稿试一试。回头我们共同来研究研究。” 　　李伟森说完，便指着我桌子上的原稿纸，不再理会我了。我摊开一张原稿纸。李伟森则拉开小椅子，背偎着门板，掏出他的笔记本看看，撕下一张，衔在嘴里，像反刍动物那样磨着牙床，最后把它吐在我的当着痰盂用的陶钵里。然后他便架起一条腿，闭目养神了。他昨晚必定睡迟了，困倦了。 　　我的心里可掀起了风浪。他真的是个踏踏实实的人，一点不马虎!他既然发表了我的《苏维埃随笔》，仍然还要当场考我一考，这明显的与我的性格不很相称。然而，李伟森却坦然地打盹了──也许他正在考虑什么问题，或者正盘算下一步跟我谈什么吧? 　　叫我写工农通讯，确是个难题。我周身发热，脑子发胀。我回想起许许多多马路新闻，一件件一幕幕在眼底展现。最后一件见闻吸引了我，我认为这件见闻可以写一篇工农通讯。它的内容是：一个外籍水兵，尾跟着一个中国苦力，挥舞他手里的短鞭，鞭打那个苦力，他像驱赶一条水牛一样的呼喝着。那苦力正推着一辆重载的板车走上坡路，他汗流如注，手不能松，脚不能停，头不可歪，眼不得旁视。然而，熙熙攘攘的市民照样往前走，或者正迎面走来，都装着什么也不曾见到，放快了脚步，仿佛走得越快越好；而那苦力呢，却是怒而不争，一直忍受着鞭打，不过背骨似乎挺得更直，就像他推着的是一座大山，要把它抛到黄浦江里去哩。 　　我把这故事写成一篇工农通讯。 　　李伟森接过稿子看过，沉吟一会儿，拉我挨着床沿坐下，感情地说道： 　　“看了这个通讯，的确令人痛心。这是独夫蒋介石投降国际帝国主义者以后给上海市民带来的灾难，忍耐啊！再忍耐啊！你写的全是事实，在上海到处可见，随地可闻。不过，你是写给工农看的，要写出时间地点。你必须让人知道，某时某日，在众目睽睽中，帝国主义者又欠下中国人民一笔债。但是，”李伟森沉思着，半晌不言，接着才有条有理地往下说：“但是，对客观情况也不能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其实，哪一个市民不像你一样的激愤?像这样的事，不论在谁的身上都可能遭遇到。你一个人能怎么办?你要跟他拚命吗?肯定先吃眼前亏。自然，假如你写当场有人握紧拳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也不能说完全对。这正是暴风雨未采之前的那一瞬吧。在‘新的太阳照耀下’的苏区，像这样的事情就再也不会有了，工农掌握了政权，手里有了武器，帝国主义者就只好伏伏贴贴了——可不是吗?” 　　李伟森说过“可不是吗?”便不再开口，看他那眼色，便猜到他正待我说“同意”或者“不同意”。我心里明白，他是党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是党报《红旗日报》的编者，他不会信口开河的，应该听他的。况且，我确实也找不出他话中有疵可求，也只能默然对之。他看我没有多话，便说他要把稿子带回去，跟别的同志研究研究，发表出来以后，叫我自己多看几遍，若有不同意见，还可提出来“反复研究研究”。 　　我对他说，我全没意见。然而，我跟他说到我住的新新街的客观情况，提到不知有多少人因为《红旗日报》脱了期，便要追上报贩去打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便是其中的一人。我说：“我难免为你担忧。”我还跟他说，龙华的枪声一响，群犬便闻声奔驰而去，抢喝那牺牲者的鲜血，这是当时资本家办的日报上也曾报导过的，因此，我才写了那篇《挨饿阶级的狗们》，来发泄我对阶级敌人的憎恨。李伟森默默地听我说完，唇边略现笑意，说道： 　　“一切工作都是为着革命的需要，因此，随时随地准备牺牲也是为着革命的需要。 　　我写的第一篇工农通讯，被发表在党报第二版偏右下方，被删改不少，大约只剩三分之二左右。自然，这并不算什么工农通讯，它只能算是一篇马路新闻。但正如李伟森所说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着革命的需要”，新闻虽小，但能占党报的一个小小的角落，能让上海的工人兄弟沾上眼，我已感无上光荣了。这工作怕就是李伟森所说的“基础”，它指的必然是生活的实际，作家应当时时刻刻关心你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分析它、研究它，你必须去熟悉它；作家必须把国家的苦难，人民的祸福，一切的一切，都搁在自己的心上，并为着这一切去进行斗争，即使抛出了自己的生命，也是为着革命的需要，不为别的。 　　我永久不会忘记李伟森烈士生前对我的第一次考试！

原文1980年第1期 发表于《新文学史科》  浏览：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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