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五月，我以福建流亡学生的身份，担任了汕头市特别党部的学运宣传员。同事中有两个福建同乡。一个名叫陈尚友，即陈伯达，一个名叫张余生。后因我坚决不同意陈伯达等人的政治观点，才在何应钦入闽前夕，脱下国民革命军军装，离开了陈伯达、张余生他们，决定去上海找郭沫若(我拥护他关于“革命文学”的观点)，走上文学道路的。 　　一九三O年二月二十五日，我的小说《铁恋》出版了。二十八日，出版《铁恋》的南强书局编辑部叫人送了一封信到宝隆医院内科三等病房给我。原来是钱杏邨约我到南强书局去会面。我好容易才得到主任医师的许可，前去北四川路公益坊38号的南强书局编辑部，在二楼的亭子间里见到这间房子的主人许峨及其爱人冯铿。钱杏邨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了。这次会面决定了我终身的命运。钱杏邨说：现在已经决定成立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希望我参加三月二日召开的成立会。“但是，”他说：“有些事情希望你提供些情况。” 　　“什么事?” 　　“请你谈谈你对《乐群》张资平这些人是怎样看的?” 　　我对钱杏邨说，我是去闽西之前，在厦门把所有习作寄给《乐群月刊》杂志的，因为那时它宣传“提拔新作家”。我回到上海时，《乐群月刊》已发表了我从闽西苏区寄到上海的信，小说也的小说《半打冤从军记》”，因为这篇作品是写一个红军的故事，而且题前注明“献给鲁迅先生”。因为他拒绝发表我的新作，我跟他闹崩了，把所有未发表的短篇小说都要回来了；只因病住院，预支了长篇《处女地》的一部分稿费，这作品被扣押了。所以我说：“我认为张资平是个投机商，他虽然是最初发表我的作品的人，但我确实是受骗的。我跟他没有任何思想上的联系，也没有交往。我正希望有个真正团结的左翼作家联盟；我更希望这个联盟是以鲁迅先生为首的。”最后我笑笑说：“我本来对你们对鲁迅的批评是不同意的；所以我从苏区寄给《乐群月刊》发表的信，其中便有那些‘牢骚话’，这就引起你们的误会吧?放心，我决不是张资平派!” 　　钱杏邨跟我握手说：“这正是我们所热切希望的。说实在的，我们和鲁迅的那些辩论，第一是彼此不了解，其次是我们有宗派情绪。现在大家目标一致了，那都是过去的事，不再提了吧。” 　　这样，由钱杏邨介绍，我参加了“左联”。但是，三月二日德国护士长查病房，不准我请假出院，她说：“住院不是住旅馆。”所以我没有参加三月二日在中华艺大召开的“左联”成立大会，没有当场听到鲁迅先生的讲话，实在是件遗憾的事。可是，我参加了五月二十九日在上海跑马地(现人民广场)边静安西路津门旅店(现华侨饭店)三楼召开的“左联”全体大会，听柔石传达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情况和“土地法大纲”。 　　从此，我便在鲁迅先生感召下，在钱杏邨、李伟森、冯铿同志们的直接栽培下，跟着党走，当了一名左翼文坛的小兵，直到现在。 　　 　　 (原载《左联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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