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出殡的那一天，我为了表示对他的悼念，就把自己房中唯一的点缀品玻璃镜框取下来，剪贴上当日上海各国报纸上关于鲁迅先生死讯的标题，自己再在这些剪贴上横书一个对子，便是： 　　阿Q的革命——中国农民的革命尚未成功 　　革命的作家——鲁迅先生的同志仍须努力 　　我把这奇特的悼念品绑在脚踏车上亲自送去殡仪馆，不料在途上脚踏车震动过甚，到得殡仪馆门前，镜框上的玻璃已经破裂，阿Q和鲁迅先生的姓名都受了玻璃碎角的擦伤，简直是一个现实的挑战。但我不肯示弱，就去附近的店铺配上新玻璃，因为那天实在身上没有剩钱，就把一顶不算顶好的毡帽权充抵押，约定黄昏时分现金赎还。 　　当我回到殡仪馆时，人可实在挤得很。但我总算在鲁迅先生的灵前依序默念了一会儿，当时只觉得睡在那里的不是一个已经停止了呼吸的鲁迅。 　　使我念念不忘的不是鲁迅已经死了果然死了的问题，倒是在那些没有倒下去的人当中，我看见了现实的可是非常小说化的二件事： 　　在草场上我看到一个警察，很周详地在抄录着各界的挽联悼歌，我站在他身旁观察，看他是否也把哀念者的题名也抄上去。可不，他只是抄录那些人们从肺腑里吐出来的话。我想，他不见得是个坏蛋吧，便问道：“侬也……”： 　　只见他庄重地答道：“死的是鲁迅先生啊……” 　　我当时听了他的话，觉得非常之震动，这比那些报章上歌颂鲁迅先生的长篇大论还更有力量。 　　后来殡仪行列准备出发了，男男女女各自抢着挽联悼歌的轴子，高高地举在头上，但是却遗下一幅挽联没有人去动它一动，我看那挽联不是别人的，原来就是国民党要人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送的。记得维持秩序的先生们曾经请求人家也把这挽联带上，可是人家都不愿意接受，深恶而痛绝之。当时我想，市长吴铁城活该倒霉，在鲁迅先生活着的时候，他竟没有抓到鲁迅先生而且活而埋之，像对付“左联”胡也频、殷夫等五烈士那样地完成了他们的所谓“国民革命”，反而，当鲁迅先生因病逝世之后，市长先生本人却在青天白日之下丢尽体面，并且让上海的市民公然地把市长先生的大名活埋在殡仪馆里，这实在是未免太不合算。 　　然而，我想，这究竟是好现象。谁当给人家爱，谁必受人家恨，这是没有办法通融的。国民党顽固老爷必定完蛋，就在鲁迅先生瞑目那一天已经注定了。 　　你如不相信，等着瞧吧!要是等不得，快去地下问鲁迅先生 　　<原载1946年9月16日星洲《南侨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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