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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秀，字云焕，号百香，回族，云南永昌县（今云南省保山）金鸡村人，商贩家庭，廪生出身，村塾教师，为人忠直清廉，素为村民敬仰，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自1843年以来清朝统治者在云南多次挑起汉回民族的械斗和仇杀，回、汉各族人民均遭受惨重灾难。1854年（咸丰二年）永昌汉族地主团练——“香把会”勾结官府又一次制造了永昌残杀回民惨案，回族人民公推杜文秀等为代表赴京，控告地主武装无辜杀害回民的罪行，希望清政府能为回民申冤。然而清朝官吏采用欺骗的手段，不仅没有为回民申冤，反而镇压了大批反抗清朝的回族等人民。杜文秀对清朝统治者的一线希望完全破灭，随即逃往永平、大理、赵州一带，结交当地的回民，积极进行反清宣传和建立武装的活动，开始走上武装反抗清朝统治的道路。 　　 　　　　1856年（咸丰六年）四月，云南屠杀回民的案件越来越严重，云南巡抚舒兴阿等通令全省“各府厅州县聚团杀回，须横直剿灭八百里”，对回民“格杀无论”、“不论良莠男女老幼，悉殄灭之”，①结果激起了云南各地回民大规模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当时活动在大理地区的杜文秀便联合巍山回民马金保、马朝珍，赵州回民马名魁，大理回民杜万荣等人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军很快攻占了大理城，杀死了迤西道林廷禧与太和县令毛玉成，于是年十月在大理建立起各族联合反清政权一大理农民政权，公推杜文秀为“总统兵马大元帅”。 　　 　　　　大理政权建立后，立即消灭了洱海地区的反动地主武装，控制迤西、迤西以南的大部分州县，使大理政权基本站住脚跟。接着大理政权采取了比较坚决的反清宗旨，并采纳了太平天国西王肖朝贵的参谋吕藩的建议，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清朝，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②“时与江南洪秀全通奸”，③使大理政权在形式上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组成部分，大理政权还根据云南长期存在的民族仇杀的情况，始终坚持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清朝反动政府，提出了各民族共同抗清的政策：“安汉反清”、“连回、汉为一体，竖立义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剪除贪污，出民水火”①等斗争口号，这些口号代卷了当时各民族人民反抗清朝统治的愿望，因而使大理政权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大理政权日益巩固。 　　 　　　　大理政权在各民族人民的支持下得到稳定后，继续采取了一些符合各民族人民利益的政策措施：（1）注意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制定了一些保护农业生产的条例。规定严禁军队破坏生产和庄稼，“纵放牲口，践踏田间粮食，或事出无意，得牲口充公，人治罪；若系故意纵放牲畜，践踏田禾者，立斩”。②鼓励人民增加生产，帮助农民挖沟防洪、兴修水利、招民垦荒，杜文秀在一些地区“给耕牛，发籽种，以助农兴”，③发放了部分耕牛农具以帮助贫苦农民发展农业生产；（2）采取了减免赋税轻纳粮的政策，“田赋征粮米，除丁银”，④废除了清朝的丁赋、公件银两、米折、厘谷等苛捐杂税，只收比较轻的实物税，其它课税一律免除，粮税也比清朝少收20—30％；（3）重视手工业的发展。大理政权采取了“兴修道，废制作，以来百工”⑤的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政策，尤其重视纺织业的发展，曾聘请汉族技师教民织布，从缅甸换回棉花为原料，大理十分之七八的农民都从事纺织业，九街十八巷都可闻机抒之声，使大理城的手工纺织业极盛一时。大理政权还开办了许多厂矿和盐并，兰坪开办了银、铅、铜矿，腾冲有铁、锡、铅厂，赵州有石磺矿，乔后和喇鸡有大盐井，乔后盐井称为盐城，年产量达到12—15万担。厂矿和盐井的收入成为大理政权财政的主要支柱；（4）鼓励商人经商。大理政权采取了减轻商税，免除行商小贩的零售税，商人不当兵、不服役等措施以鼓励商业的发展。同时还“建行店，肆市廛，以安商贾”⑥整修道路桥梁，派军队驻守重要商道以保证商人来往安全，还在各地修建商场，货栈给以商贾食宿存货之方便，指派专人与外省的贸易。这些措施大大鼓舞了商人的积极性，当时大理城及附近的许多回、汉、白等民族人民多从事商业，迤东、迤南、德宏和四川、湖南、两广等地的商人都到大理经商，甚至在大理“三月街”上还出现过出售“高丽参”的朝鲜客商，⑦可见大理商业的繁荣盛况；（5）重用各民族知识分子。大理政权不断吸收各民族知识分子参加领导集团，在领导集团中早期有杜万荣、沙国安、张子经等回族知识分子，后来陆续吸收白、汉族知识分子尹健中、李华、张映民等人，他们都曾分别担任过大理政权的总理军机正参军、大参军、大司农等职务。杜文秀甚至还对大理一带的各民族举、贡、生、监等有“功名”的人及其它知识分子都竭力招抚，授以官职。⑧杜文秀还对知识分子给以照顾，规定凡读书为儒之家可以不当兵，不服役，免应门户。这一措施加强了大理政权领导集团的力量；（6）调整了民族关系。鉴于云南回、汉民族关系紧张的现实，大理政权十分重视回族与汉族及其它民族之间的关系，主张团结各民族人民共同反抗清朝统治，因此在兴师檄文中就明确提出：“窃思滇南上省，回、汉、夷三教杂处，已千百年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尝有畛域之分。”“不忍无辜之回为汉所杀，更不忍无辜之汉被回所伤。爱举义师，以清妖孽，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汉”。①在管理条例中还明文规定各民族之间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凌虐，杜文秀在处理一些案件时，有时还采用“回人犯法从严，汉人犯法从宽”的原则。这些规定和原则暂时协调了回族与汉族和其它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把迤西一带的各民族人民不同程度地团结在大理政权的周围，一些白、汉、纳西等民族参加了大理政权的领导集团，傣、景颇、彝、傈傈等民族的头人或土司还接受了大理政权委任的官职，这对稳定大理政权起了一定的作用，大理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 　　 　　　　大理政权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符合当时云南各民族人民起义反抗清朝统治的目的，因此杜文秀领导的大理政权得到了云南各民族人民起义军的支持。 　　 　　　　1856年（咸丰六年）当杜文秀起义军受到清军围攻时，彝族起义军首领李文学就亲自率部驰援，打败清军，解了杜文秀之围。杜文秀厚礼相待李文学，两位农民起义军领袖还表示要同心协力，并肩作战，驱逐清朝，使回、彝、汉等民族生灵安居。 　　 　　　　1860年（咸丰十年）傈傈族起义军领袖李补、李绍先等人率军1000余人在鹤庆、丽江、剑川一带战斗，积极配合杜文秀在大理地区的战斗，使杜文秀起义军很快占领了鹤庆、丽江、剑川三县。 　　 　　　　大理政权在控制了迤西及迤西南地区后，就积极准备向云南省城昆明进军。杜文秀调集了20万起义军，任命蔡廷栋为大经略，总理军务，又任命十八大司分别率军东征昆明，还向全省各民族人民发布讨清檄文，废除清朝年号，改用甲子纪年。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大理起义军于1867年（同治七年）五月开始东征，沿途攻克许多州县城，直捣昆明。次年二月起义军从西、南、北三面包围昆明城，但由于义军将领指挥失当，战术混乱，又加上清军抽调大量兵力援救昆明，一直到次年初，昆明城仍未攻下。到同年四、五月，清军占了优势，义军首领李芳园、马兴堂被俘，义军又缺乏粮草，结果导致义军内部分裂，大司疆段成功降清，动摇了起义军的军心。 　　 　　　　1870年（同治九年）清军对起义军发起全面进攻，义军溃败，20万大军几乎全部遇难，余部退回大理，据守滇西，已无进攻之力。此后清军调集重兵进攻大理。 　　 　　　　1872年（同治十一年）十一月清军兵临大理城下，云南巡抚岑毓英利用英、法列强的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清军，准备血洗大理生灵。在全城人民面临灭顶之灾的情况下，杜文秀与清军达成协义，以死为代价换取大理全城百姓的生命安全，随即服毒身亡。但镇压云南各民族起义的刽子手岑毓英却背弃诺言，仍然将大理城血洗一空，无辜人民惨遭杀害。杜文秀死后，大理起义军首领大司空李国纶仍在腾越坚持反清斗争，后被清军包围，突围后到乌索，不幸被叛徒出卖，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牺牲。至此，杜文秀领导的大理各民族人民起义完全失败了。 　　 　　　　杜文秀领导的大理农民起义，坚持反清斗争18年之久，一方面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另一方面迤西地区的统一，起义政权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将迤西各民族人民团结在一起，使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得以暂时安居乐业，这些功绩是应予充分肯定的，因此大理各民族人民反清斗争在云南近代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附录：杜文秀复马文龙招降书 　　 　　说明：迤东、迤南回民起义军首领马德新、马如龙投降清朝后，马如龙秉承清政府的意旨写信来劝文秀投降，提出议和后「何处首领即予何处官职」的条件；如不肯和，则「两迤既和，迤西孤立」，「难敌全省之师」为威胁。文秀把他拒绝了。不久，马如龙又派他的亲信参谋马负图同掌教十多人前来大理相劝。马负图对文秀说：「阁下是擎天驾海的英雄，通权达变的豪杰。人贵知几，得风便转。若趁此时具禀归顺，上宪奏明皇上，喜其改过自新，自己与多年随同出力的人得居高位，享厚禄，光宗耀祖，夫贵妻荣，流芳百世，岂不美哉！若一味抗拒，得风不转，得事弄覆，噬脐莫及了」。文秀愤怒地说：「马云峰（案云峰，是马如龙的号）做马云峰的官，我杜文秀造我杜文秀的反。想我杜文秀归顺，除非黄河水清。不然，万万不能！马德新也奉清政府命写信来劝诱文秀。文秀斩钉断铁地覆他信说： 　　 　　官吏反覆无常，前车可鉴，未可信也，且满人夺我中夏，主政二百馀年，今之官吏大都忘其根本。吾三迄，回、汉一心，誓绝满虏，有进无退。况今者太平天国业已克复十有馀省，石达开奉命来滇，将与吾歃血为盟，互相援助，扫尽腥膻，以安吾民，指顾间事耳。愿君少待，幸勿多言！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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