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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九日② （1860年12月20日） 　　 　　自上海发，十八日（29日）到热河行在 　　 　　 　　 　　伏查江苏军兴八载，良将劲卒战殁甚多，而赃氛仍炽，兹则至於糜烂不堪。苏省兵勇积习已深，溃逃是其惯技，民团尤不足恃。议者多谓：必须另筹良策救民水火之中，庶免愈久而愈难收拾。本年春夏之交，苏省官绅众口同声欲借■■两国夷兵剿贼。臣初不谓然，缘其时■■心正叵测，又嗜利无厌，後患不可胜穷，故不与闲其事。兹俄罗斯使臣伊格那替业幅愿由该国拨兵在水路会同中国陆路重兵进剿发逆，■郎西亦有此请，是出於该使臣等之抒忱自请，与由中国向其商助不同。外夷所贪在利，兵费必钜，然江苏南北两粮台支放军饷，从前每年约用银一千馀万两，时历八年而金陵迄未攻拔，是俄■兵费虽钜，若地方早得肃清，则所省转不可胜计。且新定条约，江宁一口於匪徒剿灭後，准■国前往通商，正可以此明谕■酋，使其早灭此贼，早日贸易。如是则俄■由水陆而进，先取金陵，以此廓清江路，我即可收长江之利以瞻陆路之军，饷充则兵自得力。若该酋等能派陆兵由旱路会剿，再由京师拣派精兵数队前来，不但发逆即可立除，即各路土匪亦必不敢窃发。况俄罗斯乃海外之雄，向为■所深畏，若联络俄国收为我用，则■夷自必戢其骄心，不至与发逆勾结为害，此又以夷制夷之法也。 　　 　　论者又谓：夷人深入内地恐不相宜。然■国和约中本有内地游历通商一条，即使不借夷兵之力，亦不能禁该夷之不入内地也。第贼势蔓延甚广，长江地方辽阔，俄兵即使骁勇，断非三四百人所能为力。且夷兵不可令其与贼久持，久则恐生他变，此又不可不虑者也。臣愚以为，该酋如果助顺出于至诚，必须厚集兵力一鼓成功，方无他虑，且可节费。查咸丰八年（1858年），■酋■尔金以火轮兵船五只驶赴湖北，路过金陵，为发逆击坏二只。今声罪讨贼，船非数十只不可，兵非数千名不可，但得夷兵厚集，会同俄① 兵水陆并进，可期所向有功，不致顾此失彼。惟祝逆贼早平，诚如圣训，我之元气亦可渐复。从此饷可裕，兵可壮，伏莽固可渐消，即外国诸夷见我兵精粮足，亦可以慑服其心，而弭未萌之患，似又不仅为救急之方已也。臣与各司道连日悉心体察，系属利多害少。如蒙谕旨准行，应请敕下恭亲王奕② 等照会俄■二国使臣，迅速赶办，并将如何议给经费之处，酌议章程，两执为信，遵照办理，实於殄贼柔远皆有裨益。 　　 　　至代运南漕一节，臣与司道再四思维，殊多窒礙。除苏省无从办理新漕缘由，另摺奏闻外。该酋所称领价采办台米洋米运津等语，恐此端一关，将来即藉口漕粮须归其办运，按年勒索银两采买。如不遂其欲，即阻南漕北上，贪婪之性势所必然，不如慎之於始，勿令其於条约外稍存觊觎。查咸丰八年（1858年），大学士桂① 等在上海与■■咪三国议定通商税则均载：米谷等粮不论何处进口者；皆不准运出外国，惟淮夷商从此口运至彼口，仍完出口税银。现值南漕缺运，似可令其照约自行贩运天津，官为收买，照时定价，不必预给价银采瓣。夷商唯利是图，一闻天津收买米石，则贩运必多，偶遇停运之时，暂藉夷商所运以实京仓。至漕粮充裕无需借资夷贩，应听其运赴他口售卖，则其权操之自我，不致为所挟制，而京师亦不息无米矣。 　　 　　谨就臣愚昧之见分别覆陈，缮摺由驿六百里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件事关紧要，钦奉谕旨迅速具奏，臣不及与会② 等往返函商，以免迟误，仍一面钞录摺稿，咨会会等查照，合并陈明。谨奏。 　　 　　再，俄■助顺剿贼，克复地方後，所得贼赃，亦应与该使臣等先为议明。如攻复金陵等处，贼赃必多，应以五成归中国充公，以五成分赏中外兵勇。其应赏兵勇之五成，当以中国二成、外国三成为断。相应请旨饬恭亲王等一并与俄■使臣预为议定，以免中国资财尽流出③ 於外洋，亦开源节流之一法也。合并附片陈明，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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