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本馆石达开文章总目和链接__事迹、考证、讨论、感评

随着极左影响在史学界的逐步清除，石达开的叛徒帽子已基 　　本摘除。而石达开在天京内讧中的责任，还在争论之中。至于石 　　达开在天京内讧中是否有过功劳，则属于一个尚待探讨的问题。 　　 　　以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的《近代中国史稿》为代表，对石达开 　　在天京内讧中的表观作了如下归纳：1．同韦昌辉“相互勾结…… 　　谋杀杨秀清”，“扫清夺权的道路”。2．为报私仇起兵讨韦，并 　　“凶相毕露地威胁”洪秀全，要“班师回朝攻灭天京”。3．“怀 　　着不可告人的野心”回到天京“擅权，破坏对地主阶级的专政”。 　　4．洪秀全“挫败了他的罪恶图谋”“极为不满”，于1857年6 　　月“离开天京，公开分裂革命”。结论：阶级异己分子、两面 　　派、野心家。这是一种最极端的看法，罗列罪名最全面，论证材 　　料也较详尽。打倒四人帮后，这个罪名的尖锐程度有很大缓和，对 　　洪秀全应负的责任，也有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涉及和分析。但石达 　　开参预谋杀杨秀清、以武力威胁“讨灭天京”、大搞分裂主义， 　　则基本上仍为史学界所公认。 　　 　　我个人认为，石达开在天京内讧中，只对分裂主义负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其余罪名则难以成立。首先，说石达开参预谋杀东 　　王，只有《李秀成自述》中的一条孤证。而李的看法，又主要引 　　证于石达开本人于杨被杀事后的态度，提不出具体材料。相反， 　　如从更多的史料来看，石对杨的专横跋扈虽有不满，对其杖责他 　　的老丈人黄玉昆也很可能怀有私怨，难免同韦昌辉在一些事情上 　　产生共鸣，出现“口顺而心怒”的现象。但是，他对杨秀清的 　　态度，同韦昌辉有根本不同。韦“阴柔奸险”，对杨“阳下之而 　　阴欲夺其权”，以至张德坚也准确判断出杨韦“互相猜忌，似不 　　久必有并呑之事”。而同一张德坚，则断言石“尊奉洪杨……若神 　　明”。在洪杨斗争中，石韦政治倾向也颇不同。据在天京住过 　　相当时间的爱尔兰水手肯能说：书系洪的“心腹盟友”，而石则 　　为杨党。别的材料也印证，洪喜韦“爱兄之心诚”，杀杨密诏即 　　赐于韦；杨则时时凌辱防范韦，“分其权”于石。对石虽也猜 　　忌，但“喜其诚意，故屡委以军事”。再则，据石的自述，他当 　　时领兵湖北，“听闻洪秀全们在金陵彼此猜忌”’“闻信，回南 　　京与他们排解”。可见事前于事变并无所知，其立场也颇以洪 　　为不然。所以，仅据李秀成自述中的一言片语，就给石定其预谋 　　杀杨之罪，是失之于武断的。而且，石达开赶回天京时，仅带了 　　几名随员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蓄谋夺权。相反，倘若石同韦一 　　样，接着了洪杀杨的密诏，且也有借机实现个人野心的罪恶目 　　的，那只凭这几个随员，无论如何成不了事，石不可能连这一点 　　都不知道。至于他面对既成事实，承认应杀杨及其兄弟，则同预 　　谋杀杨乃至阴谋夺权，是两码事。 　　 　　“讨灭天京”的说法，来自外国人布列门的报道。石达开 　　本人的奏章，也确有不得韦头，即以武力威胁之意。然而，不能 　　仅以字面来望文生义，石达开的起兵靖难，不属于武装叛乱。当 　　他调集四万部队于泾县，揭起讨伐韦昌辉义旗时，正值皖南宁国 　　府受清军猛烈进攻，石达开立即移师救援宁国，并镇守该处。这 　　种识大体、顾大局、以国事为重的行动，书写了他作为太平天国 　　忠臣的光荣历史。考虑到他当时全家被韦所杀的仇恨和痛苦，考 　　虑到他一度受到天王悬赏命令要他头颅的屈辱，这个行动，就更 　　加难能可贵了。何况他当时还是清朝劝降的重点。这样一个历史 　　事实，比任何史料、任何分析都更有说服力，更有份量。在史学 　　研究中，同样需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则。 　　 　　对石达开分裂主义的错误，我不否认。但是，它并不以天京 　　出走为标志。杨韦事变后，太平天国残存的军事民主制度破坏殆 　　尽。洪秀全在汲取反面教训基础上，君主瘾膨胀到顶点，“主 　　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收回把持了全部军国大权。“只有 　　臣错无主错”，“遵旨得救逆旨刀”，“一句半句都是旨，认真 　　遵旨万万年”，成为天朝政务中的最高准则。他起用昏庸腐败 　　的安福二王，处处挟制石达开，“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 　　出”，还图谋加害。长此以往，很难说不会出现第二个洪杨事 　　件。而这为自幼就专讲义气的石达开所不屑。佐证他后来虽对洪 　　意见极大，乃至死不回头，却仍尊洪为“圣主”的表现，可知这 　　个推断能够立足。另一方面，庸庸无为，甚至束手待毙，又同样 　　为富有雄才大略、图有作为的石达开所不取。而韬晦自养、等待 　　时机，又和石达开意气用事、个人英雄主义十足的性格所不容。 　　出走也就成了石达开的唯一抉择。故此事的主要责任，还在洪秀 　　全。我们不能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陈腐道德观念，来苛 　　求石达开。为什么洪秀全就应该为所欲为，石达开就必须委屈求 　　全呢?前者又有哪些符合一丝一毫的革命利益?又有哪点有利于 　　维护革命的大局? 　　 　　石达开出走后，不再听中央的节制，并四出贴布告，把内部冲 　　突公开化，从而分散了力量，涣散了军心，这是严重的分裂主义 　　性质的错误。但从1857年6月至1858年冬，他转战赣、浙、闽， 　　未脱离太平军主战场，客观上配合着天朝的军事斗争，战略上也 　　还保持着一定的攻势，如进取浙江，就是一着高棋，给清方以很 　　大的压力。故而这段期间，不能说他就已经完全走上了分裂主义 　　道路。只是到1859年2月，他确定远征四川，与天朝的政治军事 　　斗争完全脱离，并一意孤行，无视洪秀全的悔悟，拒绝部下的告 　　谏，才形成了他的转折和质变。这不仅给太平军带来了无可挽回 　　的巨大损失，也使他自己走上了英雄末路。对太平天国的覆灭， 　　石达开不能辞其咎。。至于分裂主义分子这顶帽子，我个人以为 　　石达开还不够资格，因为不管他有多么严重的错误过失，但他本 　　人，则到死也并未背叛天朝的理想和旗号。 　　 　　在天京内讧中，还须注意的是，石达开有过也有功，杨韦事 　　变后，石达开指令部将“谨守江西”，匆匆急驰回京。面对已经 　　发生的巨变，他一面支持诛杨，以严“君臣有别”，维护了洪 　　秀全的领袖地位；另一面同韦昌辉面对面尖锐斗争，不顾个人生死 　　安危，力斥他“滥杀无辜”的反动政策。这在当时条件下，是能 　　够制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的唯一正确策略。当韦昌辉狰狞面目彻底 　　败露之后，石达开起兵兴讨，也是无可指摘的行动。他严辞劝谏 　　洪秀全，与韦昌辉划清界限，而非不分青红皂白，玉石俱焚，正 　　好展现了他不但是洪姓忠臣，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太平天国 　　忠臣的鲠鲠骨骼。他得到了广大军民的一致拥护，包括天王府在 　　内的天京军民，均“竖伪制翼贼旗，大呼出冲阵，”擒杀了韦昌 　　辉。这生动说明了他的义举，符合历史潮流，代表了太平天国 　　广大群众的力量和意向。 　　 　　杨韦事变后，清政府“乘此机会，设法进兵”。清军克复 　　武昌，夺取舒城、六安、庐江、巢县、无为大片土地，包围九 　　江，反攻句容、溧水，形势极其严重，太平军处于十分被动的局 　　面。石达开回京主持大计，针对敌人的蠢动，他沉着、冷静、全 　　力以赴投入军事斗争，又一次展示了他那光彩夺目的军事天才。 　　他与洪秀全一起，确定了防守为主、进攻为辅的正确方针。他从 　　天京、安庆派出增援部队，固守江西、句容、溧水，并任命陈玉 　　成、李秀成为安徽江北淮南战区主将，发起局部性反攻。这两位 　　青年骁将不负所命，取得了重大战果。陈玉成挺进湖北，迫使敌 　　人分兵九江，慌了手脚。到1857年5月，军事形势已基本稳定， 　　太平军初步夺回了战争主动权。在对内方面，石达开尽量缩小打 　　击面，减少杨韦事变的后患，对韦昌辉部将，包括其弟韦俊不予 　　歧视，连韦的生父也安之若素。这对九族株连的封建传统政策和 　　习惯来说，实在是难得有的豁达大度和以国为重，何况他本人有 　　过被韦昌辉“灭家”的血海深仇。石达开不愧是农民阶级中有远 　　见、有抱负、有头脑的大政治家，无怪乎大家要尊他为“义 　　王”。可惜他的这方面才华，没有得到应有的施展。他在天京期 　　间，威望极高，“每论事则党类环绕而听”。一个外国人赞他 　　“英勇侠义，勇敢无畏”，系太平天国“全军的中坚人物”。 　　就连他的死敌曾国藩、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他为“诸贼之冠”， 　　“素得群贼之心，其才智出于诸贼之上……颇以结人心、求人才 　　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是贼之宗主而我之所畏”。的确， 　　杨韦事变后，太平天国无论军事还是政局，都处于极大震荡、岌 　　岌可危的状况。如果没有石达开及其指挥下的将士们的积极努 　　力，天京局势是否能够及时控制，太平天国政权又是否能够迅速稳 　　定，终于重新坚持下来，恐伯是很难设想的。因此，我认为，即 　　使在整个天京内讧中，石达开还是功大于过的。 　　 　　最后，还想谈及一点，就是评价天京内讧中，太平天国前期 　　诸领导人的作用和责任问题时，关键在于弄清这场内讧的性质。 　　它是一次阶级敌人发起的反革命叛乱?还是革命队伍内部的路线 　　斗争激化?抑或是一个偶然性的历史事件?我以为这三者都不 　　是，而是太平天国从农民革命政权转化为封建地主政权的标志和 　　结果。内讧则是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所必然爆发的领导人之间的 　　权力之争。在天京内讧前后，太平天国统治地区，不仅封建土地 　　制在大伤元气后，又逐步得到了承认和恢复，而且封建等级制 　　度、礼仪制度、君主专制制度，也在上层建筑中日益树立和完善 　　起来。政权结构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起义早期的军事共产主 　　义、小农平均主义，已在现实生活中破产，让位给封建政治制度 　　及其观念。农民不代表新兴生产力，提不出新的社会制度，这不 　　以他们主观意志为转移。因而，不管太平天国内部，究竟允许叫 　　一个万岁，还是八个万岁，事实上的万岁爷，却只准定于一尊。 　　洪杨之间的“万岁”冲突，也就不能避免，不可调和。事件爆 　　发于1856年9月，是由于杨秀清胜利冲昏头脑，错估了江北、 　　江南大营溃败后的形势，促成了太平天国命运的过早夭天折。而悲 　　剧的最终酿成，责任则主要在洪秀全，他蔽于个人的私利、君主 　　的淫威，而不顾天朝的兴亡。在他同野心家、阴谋家韦昌辉之 　　间，是互相利用，而决非受骗上当的关系。他们互为工具，在 　　杀害杨秀清及其骨干队伍的残酷事件中，洪秀全系主动而非被 　　动。同样，当时太平天国领导人的争夺权利，已成为一个共同性的 　　严重倾向。杨秀清在这方面，并不比洪秀全差。如果他上台，不过是个更有才略，也更为专制的洪秀全第二。虽对太平天国的实际领导 　　可能更有利一些，但根据当时的条件，他的取而代之，还不能为太 　　平天国广大群众所接受。所以，洪杨二人，谁也不能代表什么革命 　　路线，谁也不能成为评判天京内讧的是非标准。考虑天京内讧时， 　　唯一的出发点，只能是谁对维护太平天国整个政权的利益有益。因 　　为这个政权虽已质变。但他毕竟是农民革命的产物和象征，它的存 　　在本身，及其施行的一系列政策，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反帝反封 　　建的战斗意义。较之清政权，它的进步作用，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而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来评判石达开在天京内讧中功过的主要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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