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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的彼岸世界(上帝鬼神信仰)
“彼岸”概念当出于佛教。《大般若经》和其他佛教经典反复诵念的“摩诃般若波罗密多”,翻译成汉语,就是“大智慧到彼岸”。佛教所说彼岸,无论是主张湼槃寂静还是主张到天堂佛国,都是一个光明的世界。地狱,是不包括在佛教所说的彼岸之中的。影响所及,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把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当做了宗教的基本特征;进而又把彼岸世界理解为天堂;再进而就把是否追求死后上天堂当作判断是不是宗教的标准。 依据这个标准,儒教不讲天堂地狱,也不把追求天堂当作基本目标,所以认为儒教不是宗教。 在这样一种对宗教的理解中,包含着一系列的不确切。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们忽略了,天堂之美好,首先因为它是神祇所在的地方。所以彼岸的真正含义,乃是指神祇的世界。因此,相信神祇的存在,也就是相信彼岸世界的存在。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向读者描述儒教的神灵系统,也就是描述儒教的彼岸世界。 一 中国上古的神祇观念 国内学者较早探讨中国古代诸神起源的专著,当是朱天顺的《中国古代宗教初探》(1)。其理论基础,主要是万物有灵论。不久,何新《诸神的起源》(2)出版。该书曾经倾动一时,其立论基础,主要是所谓星辰神话学派,认为诸神多起源于对天体、尤其是对太阳的神化。此后对中国古代诸神起源的研究日渐增多,但所据理论,大抵不出国外19世纪以来的宗教理论范围,而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则是认为神祇自始就是一种灵魂的存在。 这种情况表明,以被尊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著名学者泰勒为代表的、在诸神或宗教起源问题上的“万物有灵论”主张,“至今在宗教学者中仍被视为权威,即使那些反对它的人,也必须越过这座高山而去寻找新的道路。”(3)这里所说的“宗教学者”,不仅指的是中国学者,更不仅是指中国大陆学者。泰勒之后那些反对他的学说的学者,虽然在神祇起源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另外的说法,比如星辰神话说、祖灵说、原始一神说等等,但是,在把原始的神看作是“灵”这一点上,则几乎没有异议。也就是说,他们和泰勒争论的,不是原始的神祇是不是灵,而是说,这些灵是从哪里产生的? 当我在做博士论文、涉及到中国古代神祇观念的时候就发现,中国古代所称为神的那些对象,至少并不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灵,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人或兽。所以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曾把古代神祇观念的发展归结为动物神——人神——精灵神三个大的阶段。而在动物神和人神之间,则有变形的动物神和半人半兽神两个小阶段。在精灵神出现之前,无论是动物神或者人神,都不是精灵性质的东西,至少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它们是精灵性质的存在。 此后,类似的材料逐渐增多起来。所以在《中国儒教史》中,我直率地提出了对于“万物有灵论”的批评。这些批评引起了异议,而细审我的批评,由于是写史,偏重叙事,其论述也确有不甚明确之处。在这里,我将较为集中地展示我所得到的、与万物有灵论歧异的材料,并说明我的思想发展过程。 在考察中国古代宗教观念的时候,第一个使我吃惊的材料,是发现了秦和汉初所祭的上帝竟然是黄帝、炎帝等人!这些帝,不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古帝王吗,或者说,是部落首领,怎么能是上帝呢?然而,历史的记载明明白白,汉初祭祀的上帝有五位,他们都是我们所说的上古帝王或者说是部落首领。再往上溯,则秦朝就是把黄帝、炎帝和他们的始祖少昊,当做上帝。 由此很可以推想,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周代以及夏商时代,所祭祀的上帝,应当就是他们的祖先。而所谓“天子”,指的应当就是上帝之子。上帝而称天,应当是因为上帝是住在天上的。 关于上述推想的证明大都写进了我的《中国儒教史》。在我看来,那些材料应该使人们相信,中国古代的上帝起初就是帝王家的祖先,而上帝之所以称天,乃是因为上帝的住处在天上。由此出发,帝王称天子,司马迁作《史记》把秦以前的世系都追溯到黄帝、后来刘氏皇朝、王莽以及曹丕等也都要把自己的世系追溯到尧、舜,再后的皇帝们要祭祀感生帝,也都是为了表示自己和上帝的血缘关系。由此出发,古代郊庙礼仪的演变,也都得到了顺理成章的说明。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基督教的材料。在《旧约·创世纪》第五章之前,仅仅说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人类,都是他们的后代。然而在第六章,《创世纪》却突然写道: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上帝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后来上帝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第一至第四节) 如果说亚当、夏娃的子女就是上帝的儿孙,那么,“人”从何来?如果说亚当、夏娃不是上帝之子女,那么,上帝之子是谁?这个矛盾,《创世纪》并没有交待。基督教神学家们一定会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这个矛盾,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个矛盾只能说明,基督教的上帝,本来也是一个以色列人的祖先神。这种情况,和宙斯是一个父家长的形象,殷人的上帝是他们的祖先神,情形类似。 上帝的儿子,应当就是神,至少是半神。古希腊神话把英雄或国王看做神的儿子,中国古代把君主看做上帝的儿子,说明古人把英雄或国王看做神或者神之子,乃是普遍的现象。而到了《新约》中,干脆就把亚当经亚伯拉罕直到耶稣,都说成是上帝的嫡派子孙。(4) 那么,依常理而论,这些帝王或部落首领被尊为上帝,应当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已经死去多年,是不必争辩的事实。而《史记·封禅书》上所说的黄帝成仙的神话,我也曾认为不过是方士们诱惑汉武帝的产物。除一心想成仙的汉武帝之外,他人未必相信有这等事。不过,疑惑也是存在的,这肉身成仙上天的黄帝和国家祭祀中的黄帝,应当是同一的。难道汉代人所说的上帝,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住在天上的人吗? 新的材料被发现了,这就是《汉书·王莽传》中说,当赤眉军等农民武装到处起义的时候,王莽曾经用向上帝奉献音乐的方式,企图消灭这些起义队伍。为此他下诏书,援引《紫阁图》,说“太一、黄帝皆仙上天”。黄帝曾经是上古的帝王或部落首领,说他成仙上天尙可理解。太一不过是汉武帝时方士们虚构出来的至上神,或者说最高的上帝,然而,他也被当作是成仙上天的人!如果说这仅仅是方士们的作品,还可以不加理睬,但这是王莽作为国家元首、在发布诏书时引用的,因而就不仅仅是个别的信仰,而是当时社会主流意识的组成部分。 自然,从其他的历史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至少在商代,精灵神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从那时起,上帝,就一般地不应是有血有肉的活人。《尙书·盘庚》篇中能够降福降祸的上帝以及高后、先后;《诗经·大雅·文王》中在天的“三后”以及文王和文王在其左右的上帝,应该也都是精灵神。《墨子·明鬼》篇所说的若隐若现、时隐时现的鬼神;《礼记·祭义》篇对鬼神魂魄的论述,就更是明确的精灵神观念。这说明,早在汉代以前,精灵神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但是,汉代的材料又明白而确凿,不容置疑,当时的人们、至少有相当一批人,仍然把神看作是非常物质性的存在物。这至少说明,在上古的某一时期,这样的神祇观念可能是当时的主流观念。 此外的旁证材料是:方士栾大出海为汉武帝求仙药,他自称看到了自己的仙师,但因为汉武帝派去的监视者什么也没有看见,于是判定栾大为欺骗,处以死刑。另一个方士公孙卿,由于不断援引一个大脚印作为神祇到来的证据,才避免了被杀的命运。这些材料至少说明,当时的人们,还严重残留着非精灵鬼神的观念。 鬼神观念不是一个独立的观念,它与其他观念互相关联。直到东汉,王充还认为,天,是一个和地一样的物质存在。而在他之前的文献中,有上天的树木,有通天的高山。这些虽在今天被称为神话,但在当时,却是被认真相信的事实。上帝生活的地方和通往上帝住处的道路,都是非常物质的东西,那么,可以想像,上帝自身,也不会是纯粹的精灵,否则他就没有必要用那些物质性的东西作为居所和来往之路。 由在汉代还残留的观念往上追溯,可以相信,在上古的某个时期,人们所说的神祇,就是非常物质性的、有血有肉的存在物。而这样的材料,记载在被称为“奇书”的《山海经》中。 《山海经》中的帝,应是同一类型的存在。他们不仅仅是人间的君主,而且是自然界的主宰。比如说帝瑞顼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重,一个叫黎。帝曾经命令重“上天”,黎“下地”,并且命令黎的儿子噎,管理日月星辰的运行。而帝俊的妻子叫羲和,或者说叫常羲,曾经生下了十个太阳,十二个月亮,因而是太阳和月亮的母亲。帝俊,自然就是太阳和月亮的父亲。而为大家最熟悉的黄帝,则是海神禺号的父亲,为了讨伐蚩尤,他还命令天女魃下地助战。这样的帝,就不仅是人间的君主,而且是神,是世界的主宰。 然而这些作为世界主宰的帝,却不是个精灵存在。他们要娶妻生子,他们也要死亡。他们的墓地,多在山上。从这一面说,他们又是有血有肉的人,是人间的君主。 据《国语·鲁语下》载,有一次,孔子招待吴国的使者。酒饭之后,客人拿出一根硕大的骨头问道,这骨头为何这么大?孔子回答道: 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 防风氏这尊神,就是有血有肉的人。而这样的观念,即或不是孔子本人所有,也是孔子时代还保留着的观念。 这些材料足以说明,在上古的某一时期,有血有肉的人,曾经被人们尊奉为神。 如果放开眼界,则这种现象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古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不仅有着和人一样的缺点和恶习,而且也娶妻生子,甚至也淫乱嫉妒。这样的神,事实上也是现实的人。(5) 万物有灵论产生之后,宗教人类学的研究又发现了许多新的、以现实的人为神的材料。著名的宗教-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6)一书中指出,古代社会中,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仅把国王当成祭司,而且直接当成神。所以不仅指望他治理好国家,而且希望他能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国王们,也往往自认有这样的能力。不过这样的情况对于国王并非都是好事,因为假如大旱不止,或灾害不停,人们也会归咎于国王,甚至把他杀死。 比如东南非的津巴人就把他们的国王当作神,认为是世上最伟大最好的人。而这位国王也自称只有他才是世上的神,如果老天爷不按他的意思下雨,或天气闷热,他便以箭射天,惩治老天违反了他的意志。 埃及历代国王,在世之日即被尊敬为神,敬献祀品,并有专职祭司在供奉国王神位的寺庙里负责祭祀礼拜。对国王礼拜的隆重使得对神的礼拜有时相形见绌。(7) 当然,被认为是神或神的化身的人并不总是国王或国王的后裔,微贱阶层出身的人也可以被信为是神或神的化身。 比如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恩珮多克利不仅自称是男巫,而且是神。他宣称可以教导他的门徒呼风唤雨,令阳光普照,死者复生,祛病延年。(8)公元307年,德米特利厄斯·波里奥瑟蒂斯恢复了雅典的民主,雅典人民感激他和他的父亲安第哥纳斯,尊敬他俩为救世尊神。那时他和他的父亲都还活着,人们却筑起了神坛,指派了祭司专管对他们的礼拜。人们手持花环香烛祭酒,载歌载舞,迎接自己的救主。他们排列在街头,赞颂他是唯一的真神……。(9) 弗雷泽也援引了许多中国的材料。说“中华帝国所有化身为人的神都录名注册在北京的理藩院。正式取得神的资格的,共一百零六名,其中西藏有幸占三十名,北部蒙古占十九名,南部蒙古得天独厚地占五十七名。”他还谈到1888年广东官员求雨时如何虐待龙王的事和中国打春牛的仪式。 弗雷泽所说的理藩院登记的神,就是藏传佛教的活佛。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印度教和佛教中“六道轮回”中的“天”或“诸天”,就是人神。最近的例子是日本天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天皇还不仅是日本的国家元首,而且是神。1945年日本战败,1946年元旦天皇发布诏书,才委婉地取消了自己的神性。 上述材料足以使我们得出结论说,在人类发展的某一时期,曾经普遍地把现实的人当成神来崇拜。而在人神崇拜之前,人们也不是把什么万物之灵当成神,而是把实实在在的现实的动物当成神来崇拜。那些变了形的动物,那些半人半兽的动物神,不过是动物神到人神转变的中间环节。 灵魂观念大约很早就产生了,但是有了灵魂观念人们未必就会把神想像成精灵性的存在。特别是人未必认为万物都有灵,并且把它们崇拜为神。就中国的情形说,直到春秋时代,人们还怀疑是否人死都能为鬼,(10)更不可能认为万物都有灵魂。所以,万物有灵观念,在中国,是比较晚近的产物。 从神的形象说,至少到春秋时代,神的形象主要是人的形象。动物神或半人半兽神已经不是神的基本形象,并且还被称为“乱神”(11)。从神的质料说,则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之前,精灵神就逐渐成为神的主流。然而,以现实的动物和人为神的传统还残留着。这些观念,都留给了儒教,要儒者们去决定取舍。 在儒教诞生的时候,人形神已经是神的主流。那么,这些人形神是如何产生的呢?《国语·鲁语上》道: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 夫物,物有其官。……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 至于那些山川、星辰之神,也被认为是由人来充当。(12)这些人,或是君主、官吏,或是贵族、英雄。儒教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并且依据这样的原则来创造自己的神灵。在儒教所创造的神灵中,最重要的神灵自然是至上神上帝。 二 儒教的上帝观念 据秦汉时曾把黄帝、炎帝、少昊、太昊、颛顼等作为上帝一事推断,则所传上古的君主,应该都曾被人尊崇为上帝。这些君主,依皇甫谧《帝王世纪》,则有燧人氏、伏羲氏、女娲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沌氏、皞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此后是神农氏炎帝、有熊氏黄帝和蚩尤氏。再后就是黄帝的子孙:金天氏少昊、高阳氏颛顼、高辛氏帝俈。再后就是陶唐氏帝尧、有虞氏帝舜、夏后氏帝禹。 这个名单的可靠性,自然是十分值得怀疑的,我们也不必把它当做信史。然而,若说他们全无根据,全是向壁虚造,也失之武断。其中许多帝王的名称,都曾在先秦的著作中碰到过。可以相信的是,夏商以前,中国古代社会一定更换了许多君主。而只有一些知名的君主留在后人的记忆中,其中最优秀的几位,被秦汉时代的国家作为上帝加以祭祀。 据唐人赵匡和宋代朱熹的解释,则鲁国禘祭的上帝就是周文王。(13)据此推断,则战国时代许多国家所祭祀的上帝,也当有他们的祖先在内。 据《史记·封禅书》,当时齐国所祭八神中,有天主。后来把基督教的GOD译为“天主”,其辞源于此。天主,就是上帝。魏国祭天,晋即韩国祭五帝,与秦相近。这些至上神,秦汉统一之初都保留了下来,并且允许在京城长安为他们建立了祭坛。只是汉代国家祭祀的乃是秦朝的五帝。 这种情况说明,秦汉国家,还保留着他们以前的传统,即灭人之国,不废人祭祀。甚至他们自己也去祭祀其他诸侯国的神灵,比如秦始皇求仙药到海边,曾经祭祀齐国的八神。 这种情况还说明,秦及汉初的中国人所说的上帝,还不只五位。五位上帝,仅仅是国家正式祭祀的上帝。国家允许其他天主、上帝的存在,说明当时的国家也不否认这些上帝。不过,很显然,这样的情况是不能长期继续下去的。在这种情况下,亳人谬忌创造了太一神: 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史记·封禅书》) 关于这个太一神的来历,其创造的痕迹非常明显。那个谬忌,是个方士,还是个儒生,还是二者兼而有之,也再没有其他的材料。这个问题,我们也只能留给后人了。 太一神的出现,其作用是给诸位上帝找到了一个首领。虽然依理而论,五帝之中位于中央的黄帝就是其中的最尊者,但是,这样的差别,仅仅相当于诸侯联盟的盟主和其他诸侯的差别,还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天子和大臣、诸侯的区别。太一神的出现,把五帝都降为它的辅佐,就等于宣布,汉家天子,是绝对高于其他诸侯的统治者,而不仅仅是一个盟主。对于刚刚平定了七国诸侯的叛乱、又离春秋战国时代不远的汉代王朝来说,这样一尊神的出现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五帝的存在,显然是为诸侯割据、甚至反叛中央政权提供着神学上的依据。在汉文帝时期,淮南王刘长就曾经自称“东帝”(14),此后吴王刘濞又自称“东帝”(15)。 然而,太一神却不见于儒经。虽然汉武帝确定了独尊儒术的政策,而在建立国家祭祀系统这个问题上也独尊儒术,似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上帝之中,五帝,还有太一神,是成仙上天的人,还是已故的人的灵魂,还是和人不同形的存在?从现在所见的材料看来,当时大约三种意见都有。 汉武帝认真相信黄帝“且战且学仙”、而最后骑龙升天,并且为此慨叹道:“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史记·封禅书》)《淮南子·地形训》说,建木是“众帝所自上下”。这些帝,也应是物质性的存在。王莽时代所见的《紫阁图》又说太一也是成仙上天的人,那么,相信上帝是个物质性的仙人,当是一种相当重要的意见。 第二种,当是《淮南子·天文训》、《淮南子·精神训》和董仲舒为代表的意见。他们说“天人相副”,说什么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象圆,所以人头圆;地象方,所以人足方;天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耳目像日月,头发像星辰,五藏副五行,呼吸副风气等等。(16)这里的天,也就是上帝。而这个上帝,似乎并不具有人的形象,而是整个自然界。不过,这样的上帝观,并非西方的自然神论。西方的自然神论,是把神说成自然界;而汉代的这种把整个自然界当成天,则是把自然界说成是神,并且主宰人事,赏善罚恶。 第三种,是把上帝当作精灵。据《汉书·郊祀志》,王莽曾经改革郊祀制度,并重新确定了太一、五帝的名字。其中太一称“皇天上帝太一”,五帝则分别称“黄灵后土(中央帝)、太昊青灵勾芒(东方帝)、炎帝赤灵祝融(南方帝)、少昊白灵蓐收(西方帝)、颛顼黑灵玄冥(北方帝)”。把五帝称为“灵”,显然表示着这些帝是精灵神。而从这时候起,我们才能把神和灵连在一起,合称神灵。 这三种有关神的观念,可说是同时存在着,但没有发生争论。而是各说各的,各信各的。甚至在一人身上,也时而信这一种,时而信另一种,比如王莽。然而明确认为上帝是灵,并且在国家祭祀中体现出来,是中国古代神祇观念的重要进步。 与关于上帝体质逐渐明确的同时,上帝的名称也逐渐向着儒经确定的方向发展。王莽在太一神前面所加的“皇天上帝”名号,出于《尙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这个称号的出现,表明国家祭祀系统儒教化程度的加深。 大约在皇天上帝名号出现前后,五帝的名号也发生着改变。据颜师古《汉书注·郊祀志》,则五帝的名称分别为:灵威仰(苍、青帝)、赤熛怒(赤帝)、白招(17)矩(白帝)、叶(18)光纪(黑帝)、含枢纽(黄帝)。一说为灵府(苍帝)、文祖(赤帝)、显纪(白帝)、玄矩(黑帝)、神斗(黄帝)。据司马贞《史记索隐·天官书》,灵威仰等名号来自纬书《诗·含神雾》;据现存辑佚而成的纬书,则《河图》类、《春秋》类纬书中,都有灵威仰等帝名的记载。唐代杜佑《通典》卷四十二,在“其感生帝……”下自注道:“郑玄据《春秋纬》说,苍则灵威仰,赤则赤熛怒……”。说明纬书的作者们,已经普遍认可了灵威仰等名称。纬书作者多是儒者,给五帝重新命名,是儒者们在宗教礼仪方面的重要创造。 到了东汉,儒者们对上帝观念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郑众认为,《周礼·大宗伯》中“昊天上帝”的意思是:“昊天,天也;上帝,玄天也。”(郑玄《周礼注》引)唐代贾公彦作《周礼疏》,认为郑众认玄天为上帝,来自《周易·文言传》的“天玄而地黄”。把上帝看作玄天,表明他已经不再认为上帝具有人的形象。 郑玄不同意郑众的意见,他认为昊天上帝,就是冬至于圜丘所祭的天皇大帝。而天皇,就是北极星,名叫耀魄宝。并且,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天上紫微宫中的“皇天上帝”,也是昊天上帝。(参见《周礼》郑玄注、贾公彦疏) 依郑玄的意见,则太一、昊天上帝、天皇大帝、皇天上帝,都是同实异名的概念。而他们的实体,则是北极星。也就是说,上帝,就是北极星。而天上太微垣中五星,也可称上帝。这就是五帝。五帝的名称,分别是灵威仰、赤熛怒等等。 依郑玄说,则上帝有六位,他们分别是北极星和太微垣中的五星。其中以北极星最为尊贵。这就是影响深远的“六天说”。 汉代之后,三国曹魏的儒者王肃反对郑玄,他认为上帝只有一位,五帝,是“五行之神”:“以地有五行,而其精神在上,故亦为帝。”(《孔子家语注·五帝》)但他们只是“佐成天事”(同上),不能和昊天上帝相提并论。而昊天上帝,也是天之灵:“有灵而尊者,莫若于天”(王肃《周易注·震卦》)。 从此以后,上帝只有一位,还是六位,儒者们进行了长期反复的讨论。但上帝是个精神存在,则从王肃开始,已经不再发生异议。葛洪道: 山川草木,井灶洿池,犹皆有精气;人身之中,亦有魂魄,况天地为物之至大者,于理当有精神;有精神则宜赏善而罚恶。但其体大而网疏,不必机发而响应耳。(《抱朴子内篇·微旨》) 这是中国历史文献中第一次出现的、明确的万物有灵论主张。并且认为,天地之神,就是天地这个自然物中的灵。 自从王莽据《尙书》将上帝命名为“皇天上帝太一”之后,东汉继承了王莽的意见,不过去掉了“太一”,仅称上帝为“皇天上帝”。此后三国鼎立,曹魏称上帝为“皇皇帝天”,吴国称上帝为“皇皇后帝”,蜀国自认为是继承汉家天下,所以对上帝仍称“皇天上帝”。晋统一中国,第一次据《周礼》,称上帝为“昊天上帝”。此后,南朝梁武帝曾称上帝为“天皇大帝”,而北朝则多称昊天上帝。隋承北朝制度,唐又承隋,上帝称为“昊天上帝”终于稳固下来。儒者们据《毛诗》,又对昊天上帝进行了解说: 《毛诗传》云:元气昊大,则称昊天。远视苍苍,则称苍天。此则天以苍昊为体,不入星辰之列。(19) 唐代儒者肯定了《毛诗》对于昊天上帝的解说,就使《毛诗》的这一解说成为儒教上帝观念的定说。宋代初叶,儒者们仍然信奉《毛诗》的上帝观。北宋建国不久于开宝年间制订的《开宝通礼》道:“元气广大则称昊天,据远视之苍然,则称苍天。人之所尊,莫过于帝,托之于天,故称上帝。……天以苍昊为体,不入星辰之列。”(《宋史·礼志》)也就是说,那远视苍苍的浩大元气,就是上帝的体。那么,这广大元气之中,是否存在着灵?《开宝通礼》没有说,或者说,这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宋代著名思想家张载说:“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固有,此鬼神所以体物而不可遗也。”(《正蒙·乾称篇》)神和性,既是气中所固有的。那么,哪里存在着气,哪里也就存在着气中固有的神与性,所以鬼神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而不会有所遗漏。 依张载的说明,理,只是气的存在和运动的条理,不是和气平行的一种存在。但是程氏兄弟则认为,理不仅是和气平行的存在,而且是比气更为根本的存在。气有生灭,而理无生灭。已灭的气,要由理重新产生出来。所谓上帝,就是理。(程颐的上帝鬼神观念将有专文论述) 注释: (1)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该书对文献资料运用的不确,曾遭到王震中的严正批评。 (3)吕大吉《西方宗教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73页。 (4)《新约·路加福音》第三章。 (5)关于古希腊诸神是活人的事,苏联学者托卡列夫的著作《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中也曾提到:“希腊诸神和英雄,无非是备受尊崇的、理想化的人”。人神的唯一区别,就是能否“长生不死”(459页) (6)《金枝》(The Golden Bough),(英)詹·乔·弗雷泽(J.G.Frazer)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北京。 (7)关于以国王或祭司为神的情况,国外许多宗教学著作中都有言及。比如罗伯逊《基督教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中说:“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巫师或术士本身便是最早的神”(5页)。他还推断,从巫师和祭司中分化出了国王。如果国王或巫师年迈,就将被杀掉,于是在新神与旧神间出现了空缺。这时,就出现了一种解释,说是某种精灵从旧神身上转到了新神身上。再进一步,神就发展为精灵性的东西。罗伯逊的解释未必就正确,但可备一说。 (8)关于恩珮多克利自称为神的事,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9)苏联著名文学家高尔基也曾指出:“在古代,神并非一种抽象的概念、一种幻想的东西,而是用某种劳动工具武装着的十分现实的人物。神是某种手艺能手,是人们的教师和同事”。(高尔基《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322页)。 (10)《左传·昭公七年》:“及子产适晋,赵景子问焉。曰:伯有犹能为鬼乎?”按:伯有,郑国贵族。 (11)《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乱神当主要指动物神或半人半兽神。后来,这类神多被人类当成妖怪。 (12)参阅:《左传·昭公元年》、《国语·鲁语下》。 (13)参见《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和朱熹《四书集注·八佾》。 (14)见:高诱《淮南子叙目》。 (15)见《汉书·荆燕吴传》。 (16)参见:《淮南子·天文训》、《淮南子·精神训》、董仲舒《春秋繁露·人副天数》等。 (17)招,一作昭。 (18)叶,同协。或作汁,亦通协。 (19)据《旧唐书》,此话是礼部尙书许敬宗与众礼官于显庆二年的上书;《新唐书》亦如此记载,只是比较简略。据《通典》,则此话是唐初负责制礼的开国功臣、也是著名儒者的长孙无忌于永徽二年所上的奏议。它表明了唐代儒者的上帝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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