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清代，近代史及边缘文化文章目录

利玛窦与礼仪之争 　　 　　在《中国儒教史》里，笔者曾经论述了利玛窦的儒教观。限于体例，其展开的程度很低。这里，我们将较为详细地分析利氏本人的原话，以说明利氏的儒教观。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十章，其标题为《中国人的各种宗教派别》。在这些派别中，利氏首先介绍儒教。他说：“中国的书籍列举世界上只有三种崇拜或宗教信仰的体系，而并不知道别的。这三种是儒教、释迦和老子。”这样的介绍本身，显然是讥笑中国人的孤陋寡闻。然而他也道出了我们在上一节中介绍的事实：中国传统，无论是儒者还是佛道二教学者，可以互争优劣，但都不把对方看作异类。也就是说，中国儒者自始都承认，儒教是和佛教、道教一样性质的教。利玛窦接着说： 　　 　　儒教是中国所固有的，并且是国内最古老的一种。中国人以儒教治国，有着大量的文献，远比其他教派更为著名。…… 　　 　　凡做学问有了名气的人或甚至从事学问研究的人，没有一个是再相信别的教派的。孔子是他们的先师，据他们说，发现了哲学这门学问的乃是孔子。 　　 　　他们不相信偶像崇拜。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偶像。然而，他们却的确相信有一位神在维护着和管理着世上的一切事物。他们也承认别的鬼神，但这些鬼神的统治权要有限得多，所受到的尊敬也差得多。 　　 　　可说利玛窦一上来就抓住了儒教的本质问题：儒者们都信仰有一位至上神，并且还信仰至上神底下的众多鬼神。应该说，利玛窦的认识是正确的，而认为儒者不信神的认识是错误的。 　　 　　接着，利玛窦把儒教和基督教做对比，说儒教不讲创世说，不讲天堂地狱，但是相信报应： 　　 　　他们的信条包括有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学说，但他们似乎只把报应局限于现世，而且只适用于干坏事的人并按他们的功过及于子孙。 　　 　　古代人似乎不大怀疑灵魂不朽，因为人死之后的很长时期，他们还常常谈到死去的人，说他上了天。……较晚近的儒家则教导说，人的肉体一死，灵魂也就不复存在，或者只再存在一个很短的时间。……这一学派教导说，只有正直的人的灵魂才继续存在。他们说一个人的灵魂由于德行而加强并能巩固而持久，但坏人却不是这样，他们的灵魂刚一离开身体就像一股轻烟那样消散了。 　　 　　利玛窦这里的观察也是大体正确的。虽然初期的儒者未必全都认为灵魂不朽，但认为君子死后成神，一般人死后为鬼，坏人死后灵魂消散，则是唐代后期开始、直到利玛窦来华、儒者们逐渐形成的见解。儒者，不仅不是无神论者，无鬼论者（更确切地说，持人死不为鬼论者）也是少数，是儒者中的异端分子。利玛窦继续说： 　　 　　儒教目前最普遍信奉的学说，据我看似乎是来自大约五个世纪以前开始流传的那种崇拜偶像的教派。这种教义肯定整个宇宙是由一种共同的物质所构成的，宇宙的创造者好像是有一个连续体的，与天地、人兽、树木以及四元素共存。而每桩个体事物都是这个连续体的一部分。他们根据物质的这种统一性而推论各个组成部分都应当团结相爱，而且人还可以变得和上帝一样，因为他被创造是和上帝合一的。 　　 　　我们试图驳斥这种哲学，不仅仅是根据道理，而且也根据他们自己古代哲学家的论证，而他们现在的全部哲学都是有负于这些古代哲学家的。 　　 　　这里所说的新学派，显然是宋代理学。所说的“连续体”，应当是理学中所说的气。而所谓由此推论“各个组成部分都应当团结相爱”，显然就是张载根据一气聚散所推论的“民胞物与”思想。所说的“和上帝合一”，显然就是天人合一思想。要注意的是，利玛窦径直把天人合一理解为与上帝合一，天就是上帝，而这个理解是正确的。 　　 　　至于说这样一个学派乃是“崇拜偶像”的教派，不过是基督教徒指责其他民族宗教的习惯用语。也就是说，在利玛窦看来，宋代开始的理学，不过是儒教的新教派。 　　 　　这里还要补充的一点是，利玛窦曾经嘲笑当时的中国人只知道儒佛道三教，然而欧洲人同样也仅仅把他们自己的基督教认为是真教，其他民族的宗教则统统被认为是偶像崇拜，不是宗教。所以，当我们看到利玛窦否认儒教是教时，我们不应忘记这个大背景。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说到。 　　 　　说完了儒教的神灵和哲学，接着就来叙述儒教的祭祀制度。利玛窦说： 　　 　　虽然这些被称为儒家的人的确承认有一位最高的神祇，他们却并不建造崇奉他的圣殿。没有专门用来崇拜这位神的地方，因此也没有僧侣或祭司来主持祭祀。……祭祀这位最高神和奉献牺牲是皇帝陛下的专职。情形确实是如此，以致如果有人僭越这一权利而自己献祭的话，他就被当作侵犯皇帝的职责并作为公敌而要受到严惩。…… 　　 　　同样的，也只有国中的高级大臣和最高官吏才能向山川和宇宙四方的神灵献祭。这类宗教仪式严禁庶民参加。这种法律的诫命是写在《四书》和“五经”里面的。除了这些书籍而外，便没有别的法典，还有便是对这几部书的解释。 　　 　　信奉儒教的人，上至皇帝下至最低阶层，最普遍举行的是我们所描述过的每年祭祀亡灵的仪式。…… 　　 　　利玛窦对儒教祭祀制度的描述，大体也是正确的。然而我们不能不说，这里也带着严重的基督教眼镜，更确切地说，是当时的基督教的眼镜，以致把不建神殿而建祭坛也当做一个问题。因为根据《旧约》，以色列人起初也是筑坛祭神，只是从所罗门王开始，他们才建立了神殿。对于国家官吏兼任祭司，利玛窦也难以理解。而“被称为儒家的人的确承认有一位最高神祇”，则是这段话中最应该注意的地方。这说明，利玛窦深知，国家官吏都是由儒者担任的。可惜这一条，至今还被一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所忽略。 　　 　　利玛窦也谈到了对孔子的祭祀，说儒者们祭祀孔子，不向孔子祷告，也不请求他降福或给予帮助。然而，据法文版引用鲁尔的考证，当金尼阁出版利玛窦的札记时，关于孔子祭祀问题删除了如下几句话： 　　 　　然而，根据一条古老的法则，在文人荟萃的各大城市中，都建有一座庄严的孔庙以供他的塑像，写着他的姓名和尊号。在每次朔望以及一年四次，文人们都要向他奉献一次祭祀，点燃香烛并供一只已宰杀的牲畜。尽管他们不承认他有任何神性，也丝毫无求于他。所以，这种礼节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祭祀。（《利玛窦中国札记·附录：1978年法文版序言》） 　　 　　法文版序言同意鲁尔的意见，认为这样的改动没有理由，而且歪曲了利玛窦的思想。而在笔者看来，此处的改动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金尼阁认为利玛窦的判断有误。因为实际上，中国文人并不认为孔子没有神性，而且祭祀孔子并非无求于这尊神。至于祭孔典礼，完全是真正的宗教祭祀。 　　 　　关于儒教对待佛、道二教的态度，利玛窦写道： 　　 　　他们既不禁止也不规定人们对于来世应该信仰什么，所以属于这一社会等级的很多人都把另两种教派和他们自己的教派合而为一。 　　 　　也就是说，儒教允许儒者在信仰儒教彼岸世界的同时，也信仰佛教和道教的彼岸世界。这也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三教的实际关系。 　　 　　从儒教自身看，他们有自己信仰的神灵系统，有自己的宗教哲学和祭祀制度，儒者们也都信奉着自己的神灵，祭祀着该由自己祭祀的神灵；从和佛教、道教比较的意义上说，他们不过是不同的教派，这就是利玛窦的儒教观。这样的儒教观，不是认为儒教是宗教又是什么呢？ 　　 　　诚然，利玛窦不只一次地讲过，儒教与宗教无关，儒教只是一种建立在自然法则基础之上的哲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法文版1978年的序言分析基督教的传统说，奥古斯丁神父在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然理性的基础上重建了基督教的教义，以此为标准，他认为其他民族的传统宗教必然是特殊的，因而也必然是虚假的，所以是伪宗教；只有基督教才是“绝对唯一的真宗教”。假如利玛窦认为儒教也是宗教，那么，儒教就应当和佛教一样，被称为伪宗教或偶像崇拜，而利玛窦也确实曾经用这样的的名称称呼了宋代以来形成的新教派。但是利玛窦要儒服传教，他不能把儒教说成是宗教，尽管他描述的儒教的内容几乎无一不是宗教的特征，但在必须回答儒教是教非教的问题时，只能坚持地说：儒教只是一种哲学，而祭祖祭孔只是一种纪念性的礼仪。 　　 　　然而不仅是金尼阁，利玛窦的后继者几乎都明白，儒者们祭祀孔子，就是把孔子当作神灵；祭祀祖先，就是祭祀祖先的灵魂。而这种祭祀，就是被基督教称为偶像崇拜的东西，所以不能容忍信仰了基督教的人仍然这样做。于是他们认为，是利玛窦破坏了基督教教义的纯洁性，并且由此引发了长达二百余年的“礼仪之争”。这种礼仪之争说明，基督教传教士们非常明白，利玛窦也非常明白，儒教就是宗教。问题仅仅在于，对于这样的宗教，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清末儒者的儒、耶之辨 　　 　　清朝末年，康有为企图仿照基督教的榜样改革儒教，其主要内容为，废除一切淫祠。所谓淫祠，不仅包括一切儒教原有的神庙和民间私建的神庙，也包括佛寺、道观，甚至可能包括基督教的教堂。而在废除这些淫祠之后，要像基督教到处建教堂一样，广泛修建孔庙，使人人都可以祭天、祭孔；而儒者也应仿效基督教士，努力传教，把儒教传到世界各地。康有为还提出孔子创教说，认孔子为儒教教主，进而认为战国诸子都是在创教。他在提倡维新变法的同时，还以基督教为榜样，提出了改革儒教的方案。因而此一时期的儒者对儒教是教非教的自我感受，主要是辨别儒教和基督教的异同。 　　 　　梁启超追随康为有，不仅在自著《西学书目表》中，重复康有为“孔子为教主”之类的说法，而且在他被邀到湖南时务学堂讲学时，也把孔子创教说带到了学堂。在经由他制订的《学约》上，有“传教”一条，其内容为：“吾圣人之教之在今日也，号称受教者四万万……呜呼，及今不思自保，则吾教亡无日矣。”此处所说的“圣人之教”、“吾教”，就是指作为宗教的孔教。为此，自称“汨罗乡人”的湖南某儒者严厉批判梁启超道： 　　 　　圣人，人伦之至也。此四万万人，人有父有君则为圣教中人，无父无君则非圣教中人。西人日日传教，日日启争端。其入中国也，从其教者，大半无赖之徒。官绅膠庠之士间有从者（昔年官绅无从教者，近则粤人有之），则乡里唾骂之，宗族摈斥之。夫使其教而善也，则不待传而自传；教而不善也，则虽如西人之兵力行教而不能化，一土耳其之回教，于中国圣教，有何损益乎？西人教会既多，公费尤为充实。康梁久萌传教之志，利其赀耳。果如彼之附会《公羊》、《孟子》之术以传孔子之教，则孔子又一摩西也，能不为孔教悲乎。（《汨罗乡人学约纠缪》，见《翼教丛编》卷四） 　　 　　汨罗乡人不同意梁启超所谓“吾教将亡”的悲观论调，但在认为儒教和回教、和西人之教同样性质这个问题上，则和梁启超完全一致。也就是说，这位儒者也是把儒教（或称孔教、圣教）和伊斯兰教、基督教同样看待的。 　　 　　梁启超著有《春秋界说》和《孟子界说》。在儒者叶德辉看来，这些著作中混淆了儒教和基督教的差别： 　　 　　梁启超之为教也，宣尼与基督同称，则东西教宗无界；中国与夷狄大同，则内外彼我无界。……（叶德辉《正界篇·自序》） 　　 　　不过在叶德辉看来，梁启超的错误不在于把儒教也看作宗教，而在于梁混淆了中国和夷狄的界限，并且想用自己的教代替孔教： 　　 　　……康梁固自有此似是而非之论，自命为前知之圣人，其意本欲废孔教，以行其佛耶合体之康教。（叶德辉《正界篇》） 　　 　　这位叶德辉，可说是当时批驳康梁最为卖力的儒者之一。湖南人苏舆在百日维新刚刚被镇压下去的戊戌年八月（按公历当是9月），就编刻了《翼教丛编》。其中叶德辉的著作，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书以“翼教”命名，说明在这些儒者的心目中，儒教就是宗教。因为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学人的词典中，教和俗对称时，指的就是宗教，其特指是基督教。 　　 　　在《翼教丛编·序言》中，苏舆追溯了“我朝”之太平盛德，说明当前邪说害人，其祸首就是康有为。而事情起于黄公度为湖南盐法道，劝大吏聘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使人奉康为教宗。康主要邪说，有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其中提倡平等民权，以孔子为纪年。这是妄图以伪六籍灭“圣经”（按：指儒经），讬改制乱成宪，倡平等墮纲常，伸民权无君上，用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所以他汇集了湖南儒者的论说和向朝廷上的奏折：“有关教、学者，都为丛编。命之翼教。”其目的：“专以明教正学为义”。时间则断自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即1998年8月）。并慨叹道：“呜呼，岂有学术不正而足以言经世者乎。” 　　 　　苏舆把教与学明确分开，而叶德辉在《非幼学通议》中，则明确说明了教和学的关系：“生民不可一日无教，教不可一日无学，学不可一日无经。”我们当然不赞同叶的政治立场，但在儒教、儒学和儒经的关系上，则我们和他完全一致，即：儒学是儒教的理论部分，儒经是儒学所绕以旋转的轴心。而文集以“翼教”命名，就说明他们维护的不仅是儒学的是非，而且是儒教的存亡。 　　 　　《翼教丛编》收有《叶焕彬（德辉）吏部明教》篇，是叶德辉说明儒教和其他宗教本质异同的著作，其中说道： 　　 　　泰西之教，魏源《海国图志》考之未详，又不见其《旧约》书，亦为未备。近人宋育仁《采风记》，合《旧约》、《新约》二书辟之，可谓有功名教矣。 　　 　　“名教”，就是儒教。这就是说，一上来，叶就把儒教和“泰西之教”看作一类性质的宗教。然后，他追溯了儒教的起源和演变： 　　 　　予尝反复推求，而知其教之不能自立也。夫中土教之最古者，为巫。迨黄帝正名百物，进草昧而文明，于是尧舜继之以无为为治道，教始萌芽于此矣。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道家宗之。故后世称道教者，必曰黄老。老氏之学，一变而为儒，再变而为法，其入夷狄而为浮屠也，又变而为释。释教盛于身毒，即今之印度也。今西域海西诸教，若回回、若天方、若天主、若耶稣，又本释氏之支流余裔，各以其一鳞一爪纵横于五大洲之间。盖天下古今之教，未有大于道教者。孔子问礼于老聃，见于马迁《史记》（庄子亦屡言之）。 　　 　　但是叶德辉说，孔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使儒教发扬光大，并且说墨子也是出于道家云云。 　　 　　明末清初，当基督教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之后，儒者中曾兴起过“西学中源说”；而此时，儒者又把“西学中源说”发展成了“西教中源说”。 　　 　　叶德辉据此批驳康有为把孔子说成是创教者，但叶氏也和康有为一样，把儒教看作是和回教、基督教等一样性质的宗教。这里要稍做解释的是，在叶德辉的词典中，天主教指基督教旧教，耶稣指基督教新教，“异教”，则泛指其他宗教。称儒教则或用“孔教”，或用“名教”，或用“圣教”。用“圣教”，是表明儒教才是真正的宗教，和基督教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宗教一样的用意。 　　 　　在追溯了儒教的起源之后，叶德辉接着说明了儒教的前途： 　　 　　孔教为天理人心之至公，将来必大行于东西文明之国。 　　 　　人之持异教也愈坚，则人之护圣教也愈力。……泰西之教之盛，无如天主、耶稣。其教蔓延于五洲，又浸淫及于亚洲之内。先识之士，谓孔子之教将寝息百年而再兴。再兴之日，则诸教皆所混一。余则以为不然。夫观孔教之废兴，当观乎人心之利害、彼教之消长、名义之虚实、推行之难易，而后百年内外之局得于今日断之。 　　 　　（中国）非以无形之孔教治之，则篡弑相寻，天下且成为虚器，何有于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也者。 　　 　　况今日西教之中，有所谓卜斯迭尼教者，其人多世家贵胄，以忠孝节义为宗，以尙俭弭杀为戒。又有剖而司登教者，倡君为民首之说，以纠平等之非。天主、耶稣之教，西国未之从者十之二三。自卜斯迭尼教兴，而人心靡然向风，实为通孔教之渐。 　　 　　天主立教本于摩西。摩西十诫，尙不悖于大道。天主离其宗而益之以虚幻。《旧约》书中所载无稽之言，不一而足。 　　 　　自来中国之士攻彼教者，失之诬；尊彼教者，失之媚。故谓西人无伦理者，浅儒也；谓西教胜孔教者，缪种也。（《叶焕彬明教》） 　　 　　叶据此得出结论说：“孔不必悲，教不必保，忠信笃敬，可以达于殊方。”（《叶焕彬明教》）叶对于儒教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叶在这篇文章中一再说明西方的宗教源于佛教，并且痛骂不如此认为的佛教人士是“数典忘祖”。 　　 　　当时主持湖南学政的徐仁铸，仿照张之洞的《輶轩语》作《輶轩今语》，其中追随康有为，认为“诸子之学多与西政西学相合”，“儒者，孔子所立之教也。儒家皆七十子后学也。其余诸子，皆自立一教者也。”叶德辉在参加进士考试时，徐是考官，所以叶说自己是“出其门下”。但叶不能同意徐宣传康有为的主张，遂作《輶轩今语评》。徐说：“诸子之学可与六经相辅而行”。叶评道： 　　 　　西国诸教，所谓彼亦一是非，安能夺我中国杨墨所不能侵、释老所不能蚀之孔教哉。 　　 　　可说时时处处，叶德辉都把儒教和基督教等宗教等量齐观。如《读西学书法书后》，叶逐条批驳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的主张： 　　 　　梁：一当知孔子之为教主。 　　 　　叶：教主谥法，乃泰西教皇凭借威福之所为。 　　 　　梁：当知非孔教之诸子皆欲改制创教。 　　 　　叶：作者欲进诸子与孔子比权量力，使孔教不得独尊。 　　 　　梁：当知今之西学，周秦诸子多能道之。 　　 　　叶：案周秦诸子分为九流。自婆罗门教引之西行，实为泰西学教之鼻祖……。 　　 　　叶把诸子看做是婆罗门教的鼻祖，进而又看做是“泰西学教之鼻祖”，说明他也和康梁一样认为，诸子之说，是一种宗教。 　　 　　梁启超著有《幼学通议》，在叶德辉看来，这是败坏青少年的著作，所以他著《非幼学通议》加以批驳。梁启超主张让青少年在经史诸子之外，也可读“说部”之书。叶批驳道： 　　 　　说部书为唐人所尙，宋元以降，流为传奇，其为风俗人心之害，亦已久矣。……世俗好事之士，往往乐刻善书。如惠栋注《太上感应篇》，彭希涑《廿二史感应录》及《廿四孝图》、《地狱变相》之类，何尝不家有其书，编氓妇女亦何尝不资观感？ 　　 　　在叶德辉这位儒者看来，天堂地狱之说，善恶报应之论，也是儒教教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教育普通群众的好教材。 　　 　　叶德辉还谈到儒教和基督教的差别： 　　 　　盖圣人之教，先之以人伦，而以神道辅其不及；耶稣之教，先慑之以鬼神，而又专主一祀，抑伦理于后。其间次第浅深，地球开通之时自有定论。（《叶吏部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 　　 　　如果说利玛窦认为儒者们信鬼神，还是西方人的意见；那么，叶德辉的儒耶之辨，却是儒者的自我剖白。这段剖白，可以供今天仍然认为儒家不信鬼神的学者们参考。 　　 　　在《叶吏部与俞恪士观察书》中，叶德辉一面严厉批驳“谈时务者”倡言“通教以保教”；一面继续论述儒教和基督教的异同： 　　 　　中西异教，近今不无强弱之分。《劝学篇》言保国即以保教，国强而教自存。此激励士夫之词。其实孔教之存亡，并不系此。大抵地球之势，君主兴则孔教昌，民主兴则耶教盛。迩来泰西立国，民主之制居多。摩西立诫，以敬天、孝亲、爱人为宗。希腊、天主、耶稣三教本之。其于忠君爱国，无明约也。彼书偶亦有之，乃其教士得见儒书以后所增，非彼经原文如此也。故俄罗斯、英吉利之乱民，时时倡民主之议。所以然者，敬天孝亲爱人之理，中西所同，独忠君为孔教特立之义，西教不及知也。 　　 　　故路得之创复原教，因循英主去后之意，而得大行。异日孔子之教，安知不因申君臣之义而亦大行乎！尝闻天主教士之言曰：天主是天，孔子是人。意固抑孔而尊天；不知孔子敬天，而所敬非天主也。又闻耶稣教士之言：孔子是圣人，耶稣是善人。此则持平之论。…… 　　 　　在叶德辉看来，儒教最重要的原则是“忠君”。其他原则，如敬天啊，孝亲啊，爱人啊，基督教有，儒教也有，这不是他们的特点。只有忠君，才是儒教的特点，也是儒教的最高道德。而使当时儒者们不能容忍的，也是慈禧太后等所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康有为要求开设议院，讲民主、平等。并认为这就是曾经被孟子严厉批驳的、杨墨的无父无君之论。而无父无君者，在儒家看来，则如同禽兽一般，是不可以为人的。而且当时持这种意见的，不是叶氏一家之私言，而是除却康梁之外、其他儒者们的普遍认识，也是至少自孟子以降儒者们的普遍意识。今天人们看待儒家，多强调儒家的仁爱啊，孝亲啊，等等；古代直到清末儒者们的自我意识，应该是我们看待儒家道德和儒教基本精神的重要参考。 　　 　　今天的学者否认儒教是教，另一重要原因是：孔子是人，不是神。而在叶德辉看来，这乃是基督教人士对儒教的贬抑之言，而孔子，和耶稣同样性质，并且孔子是圣人，而耶稣只能算个善人。如果说古代就有释迦、老子和孔子均圣论，那么，此时还应加上耶稣，加上穆罕默德。而且这样的意识，还不仅是中国其他宗教的认识，也是儒者们的自我意识。 　　 　　《翼教丛编》所收，还有朱一新、洪良品、安维峻、许应揆、文悌、孙家鼐、张之洞、王仁俊、屠仁守、梁鼎芬、王先谦等人的文章。这些人，有的是封疆大吏，有的是朝廷重臣，有的是学官。虽然职务不同，但都是当时重要的儒者。他们从不同角度批驳了康梁的改政、改教的主张，但在认为儒教和基督教、回教一样是教这一点上，则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欲保教应先保国、把儒教看做和基督教、婆罗门教等一样的宗教；在由他主持制订的《学务纲要》中，把学校读经看做是和基督教读经一样的宗教教育，我们在《中国儒教史》中已经加以介绍。其他诸人，在这些问题上，也和张之洞完全一致。而且在他们心目中和口头上，也都把儒教看做“圣教”，而把基督教等看做“异教”。比如《朱侍御（一新）答康有为第三书》道： 　　 　　自顷道术衰息，邪说朋兴，圣学既微，异教遂乘间而入。 　　 　　自伪古文之说行，其毒中于人心，人心中有一六经不可尽信之意……他日自有仇视圣教者为之。 　　 　　这里的“圣教”，就是儒教。又比如《王祭酒（先谦）与吴生学兢书》 　　 　　朝廷之所采者西学也，非命人从西教也。西教流行，势不能禁。……至康梁今日所以惑人，自为一教，并非西教。其言平等，则西国并不平等；言民权，则西主实自持权。康梁谬讬西教，以行其邪说，真中国之巨蠹。 　　 　　和西教相对的“中教”，就是儒教。 　　 　　为了保卫圣教，湖南儒者和康梁在湖南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比如邵阳市就驱逐了追随康梁、成立“南学分会”的樊锥，其《邵阳市民驱逐乱民樊锥告白》道： 　　 　　立驱逐乱民字人邵阳士绅军民等，今因丁酉科拔贡樊锥，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我邑公同会议，于四月十五日齐集学宫大成殿，祷告至圣孔子先师，立将乱民樊锥驱逐出境，永不容其在籍再行倡乱。 　　 　　我们看到，这在孔庙举行的仪式，完全是宗教仪式。而向孔子祷告，和向耶稣祷告，完全一样。笔者在《中国儒教史》中已经说过，孔子不是神，然而释迦、老子、耶稣等也不是神，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自称或被称为神，特别是不妨碍别人把他们“祀为贵神”。 　　 　　为了防止维护圣教，湖南的儒者们制订了《湘省学约》，其中说道： 　　 　　孔子之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乃乾坤所由以不敝者也。始厄于杨墨，孟子辩而距之；继厄于释老，昌黎辞而辟之。……今泰西诸教通行中国，较杨墨释老为尤甚。吾辈服习圣教，惟有惕厉儒修，提倡忠义…… 　　 　　在这些儒者们看来，儒教和基督教、佛教、道教、包括杨墨等诸子的唯一区别是：儒教是圣教，而其他则是异端。 　　 　　无须再列举更多的例证，《翼教丛编》是清末儒者自我意识的典型代表。在这种自我意识中，儒教就是和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婆罗门教等一样性质的宗教。反对康有为变法，在儒者们看来，首先是保卫儒教的保教行为。这从另一面证明了，康有为的变法，不仅是一场政治变革，也是一场宗教变革。 　　 　　在变法失败之前，梁启超和康有为名声相齐，他获得了和其师康有为几乎同样多的赞誉，也受到了和其师几乎同样多的诋毁。变法失败，赞誉没有了，得到的几乎全是诋毁。这个当时尙不到三十岁的青年，开始要和其师划清界限了。于是由他出面，向儒教是教说开了第一枪。或者是看到了康有为等人变法不成，而保教活动又多局限于表面形式，因而难以成功。无论如何，梁启超是主张儒教非教的第一人。此后就是蔡元培、陈独秀。而蔡、陈等反对儒教是教，目的在于反对君主复辟。因为如叶德辉等所说，忠君，是儒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最主要的特点；而袁世凯、张勋、康有为等人的复辟活动又在进行之中。因此，蔡、陈等人否认儒教是教，只能认为是一种政治策略，而不是学术上的正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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