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37号馆文选__清代，近代史及边缘文化文章目录

南北朝以来，儒教与佛、道二教并称为三教。这三教都具有辅助王化、整齐民心的社会功能，都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远在春秋以前，中国早有自己的传统宗教信仰，尚未有固定的名称。儒教的名称是后起的。 　　 　　中华民族自从开始在黄河、长江流域活动之日起，就产生了自己的宗教。这种宗教以部落神、氏族英雄人物为崇拜对象。相传黄帝是发明舟车、宫室、衣服等器物制造的神，还创制了文字。炎帝、神农发明种植、医药，伏羲发明家畜驯化，燧人发明用火，他们是人，也是神。中国古代民族信仰，往往是氏族领袖死后为神，受到本族祀奉，带有氏族、宗族的印记，带有乡土气息，与西欧古代神话传说大不相同。 　　 　　中国古代的祭祀对象，祖先祭祀与天帝信奉相伴相随，纠结在一起。随着地上王国的组织形式日趋完备，上帝的轮廓、形象如影随形，也日趋完整。祭祖先，敬天神，二者紧密纠结胶固，凝为一体，构成中华民族传统信仰的核心，可以归纳为“敬天、法祖”。 　　 　　中华民族活动生息的基本地区以长江、黄河流域为基地。由于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有时向外扩张一些，有时向内收缩一些，但总的范围不出长江、黄河两大流域。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存、栖息的根据地。 　　 　　秦汉以后，以长江、黄河流域两大地区为中心，组成了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这种大国统一的格局保持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由于社会的变革，文化的发展，国内外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个多民族统一大国的政体、组织形式、领导集团有过多次改变。秦汉以来，这个多民族共同组建的统一大国的发展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几千年间，它遭受到内忧外患，政权经过多次更迭，社会经过无数动荡，民族之间以融会协调为基调，也有过暂时的战争。总之，秦汉以后的中国，二千年的经历极不平凡，人民已习惯于在中央高度统一的政权下生活，因为统一大国可以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比如说，国家统一，消灭了内战，老百姓可以百年不见兵戈，安居乐业地过日子；统一大国，可以借国家的力量赈济各种自然灾害，调剂各地岁收丰歉，从而避免人民流离失所；国家统一，可以调动全国人力抵御外来侵略势力；国家统一，可以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物质建设和文化建设，如修长城、开运河、整治大河河道，进行重大项目的文化建设，修纂大的文化典籍，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远非一人或一地的人才所能胜任，要集中全国人才，协同攻关，才能产生第一流的成果。 　　 　　同时还要看到，古代中国是个自然经济结构的小农经济之国，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生产的产品除了供全家消费，所余无几。正是借助统一大国的高度集中，把分散、零星的少量财富集中起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充分发挥大国的综合国力，才能办成几件大事。历史上大国统一，给人民带来了某些不便，但几千年的实践表明，广大人民对统一大国的格局是拥护、支持的，并在思想观念上取得共识，广大人民一直认为统一大国是正常的，分裂、割据是不正常的。即使在某一阶段处于南北分裂时期，割据者也认为应当统一，要求结束不正常的局面。 　　 　　在这样一种总的政治形势下，中国的哲学、文学、史学及宗教，都在各自的思想领域发挥了他们的上层建筑的作用。 　　 　　从秦汉到雅片战争，中国历代王朝都努力加强有效地大一统的政治管理，努力建立完善、合理的社会秩序。他们除调动政治、法律的强力工具外，还要发挥哲学、宗教的教化作用，配合震中，以补充刑罚的不足。只有法治与教化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巩固、完善这个多民族的统一大国。 　　 　　儒教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了几千年的土生土长的宗教。在秦汉以前，已经提出“敬天、法祖”的信仰核心。秦汉以后，国家形式日趋完备，天帝的形象正是地上王国的神光曲折的反射。天神除了司福祸、赏罚，还要监察规范人们的内心活动、行为动机。佛教、道教、儒教都从不同的角度，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制度的合法化、合理化构建理论体系。 　　 　　中国人民接受、支持、维护这个大一统的国家制度。佛、道、儒三教分别从自己的宗教立场论证其合理性。从“三纲”、“五常”的言行中体现天理。宣扬忠孝是出自人流天性。不忠、不孝是违背人的天性，不但不能成佛、成仙、成圣贤，甚至也不足以为人。 　　 　　儒教在古代曾有过功劳，因为它为巩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起过积极作用。古代封建大一统的成就已经证明是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需要。为这个制度服务的儒教的功绩要给予足够的肯定。 　　 　　中国传统宗教的核心信仰是“敬天、法祖”，秦汉一后的中国传统宗教核心信仰是“忠孝”、“三纲”。忠孝、三纲的信仰与“敬天、法祖”的古代信仰一脉相承，只是使敬天法祖的宗教内容更趋完善化，它是宗教信仰，又是政治思想，更能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生存要求。 　　 　　先秦敬天法祖的信仰，与当时中央政权的统治不太集中，中央统摄力还不够强大的政治形势相适应。秦汉以后，地上王国势力强大了，上帝的统摄范围也扩大了，不但山川、日月，连人们的内心活动、一念善恶也要受宗教神学的管束。 　　 　　秦汉以来，由皇帝直接管理天下的郡县，参与管理的有丞相、三公。但皇帝经常受到大臣、权臣的干扰，甚至发生宫廷政变，皇权有时遭到篡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社会秩序，宋朝以后，加强了儒教的教化作用。宋以后，有权臣而没有篡臣。儒教以教化力量巩固了中央集权，使它更趋稳定。曹操在唐以前有能臣的形象，宋以后，曹操成为奸臣；唐以前，扬雄在思想界有较好的声望，宋以后，由于扬雄做过王莽的官，声望下降。特别是明清两代，以科举取士，官方用考试制度强力推行儒教思想，以宋儒程朱思想体系作为取士的准绳，等于用行政命令强化普及儒教信仰。科举考试是明清两代读书人仕进的必由之路，凡是走这条路的士人都要系统地接受儒教思想培训，这对儒教的普及起了有力的作用。 　　 　　中国的儒教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高度的政教合一，政教不分，政教一体。皇帝兼任教皇，或称教皇兼皇帝。神权、政权融为一体。儒教的教义得以政府政令的方式下达。朝廷的“圣谕广训”是圣旨，等同于教皇的敕书。中世纪欧洲的国王即位，要教皇加冕，才算取得上帝的认可。中国皇帝即位，只要自己向天下发布诏书就行了。诏书开首必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始，皇帝的诏书同时具有教皇敕令的权威。 　　 　　儒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宗教，凡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包括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如北方的辽、金、元、西夏及清，历代王朝都以儒教为国教，孔子为教主。（这是孔子生前没有料到的，正如老子被道教奉为教主没有被老子料到一样） 　　 　　儒、佛、道三教同为古代传统宗教。唯有儒教利用政教结合的优势得以成为国教，儒教的神权与皇权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一旦皇权制度被废除，儒教也随着皇权制度一同雕谢。行政命令打不倒宗教，早为历史所证明。但政权是可以更迭的。儒教与皇权融为一体，所以才随着皇权的废除而消亡。反过来看佛、道二教，当初没有儒教那么显赫，它们与皇权配合而没有结为一体。但皇权消亡后，佛、道还能继续存在。可见，宗教存在有其长期性。儒教中“敬天法祖”的宗教核心部分，今天还在中国人思想中有影响，而“三纲”思想今天存在的地盘大大缩小，消失殆尽。 　　 　　按儒教发展进程，大致可以分作以下几个阶段： 　　 　　（1）前儒教时期——秦汉以前； 　　 　　（2）准儒教时期——两汉； 　　 　　（3）三教并立时期——魏晋、隋唐； 　　 　　（4）儒教形成时期——北宋（张、程）； 　　 　　（5）儒教完成时期——南宋（朱熹）； 　　 　　（6）儒教凝固时期——明清。 　　 　　我很高兴地看过李申同志所写的《中国儒教史》（上卷）的稿本，这部书稿为研究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打开了一堵墙。这堵墙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挡住了我们的视野。 　　 　　我们正面临开放的新时代，中华民族正满怀信心地走向世界，我们有吸收外来有价值的文化充实自己的优良传统，也有固步自封的保守习惯。民族主义瑰宝黏附着污垢。创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大厦，先要清理好我们古老的地基。我们长期封闭，一旦接触到先后涌来的五光十色的外来文化，难免应接不暇。对中国自己的古老文化，也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审慎评估。“五四”以来，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唯独对影响中华民族的伦理观、价值观、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家庭生活的儒教，没有认真清理，以致有许多本来找到说明的道理，看不明白，说不清楚。不研究儒教，就无法正确认识古代和当前的中国社会。 　　 　　李申同志好学深思，研究儒教有年。他这部书稿的出版，必将为中国宗教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条新思路。 　　 　　思想体系是一个民族全部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的一面镜子。儒教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也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但道教没有成为国教。道教影响也很深远，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即使在它极盛的时期，势力还不及佛教，更不能与宋明以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儒教相比。只有摸透儒教的存在这个事实，进而充分研究儒教的许多分支部门，才能有效地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增添一些建筑材料。 　　 　　李申同志的这部著作只能算作关于儒教探索的第一步，难免有开辟新领域经常遇到的困难和不周到的地方。如能引起更多学者关注，必将有大量丰硕的成果在学术界涌现。抛砖引玉，我们在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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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6/17 23:39:01